快速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思潮[1]

刘少杰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继续深入，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越来越深刻的变迁，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各界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化。面对不断呈现新内容、新形式的思想观念，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层出不穷且正在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潮。

一、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兴起与演化

各种纷至沓来的新社会思潮，以其对现实生活的高度敏感，用往往令人耳目一新的语词概念，表达对中国社会结构深刻转型乃至国际社会重大变化的理解、评价和主张。它们不仅能够使抽象的学术观点传播到广泛的社会层面，而且也能使那些在日常生活中生发出来的各种感性意识或情感体验概括为理论表达，因此它们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灵活的传播性。准确而具体地把握正在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潮，是从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两个层面的综合性或交叉性入手，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迁条件下思想观念发展变化的有效途径。

社会思潮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思想潮流。社会思潮的主要特点是：①现实性，社会思潮一定是直接面向社会现实的思想观念，一定是对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社会问题做出某种回答，并且它的回答一定能够引起人们的某种程度的共鸣，否则它就无法广泛传播，也就不能作为社会性的思潮而存在；②动态性，社会思潮是运动变化着的思想观念，虽然其中也包含着不同程度的理论思维，但是它还不是理论化和体系化的思想理论，它的很多思想观点尚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③评价性，社会思潮不同于某些试图以客观原则或价值中立原则对社会现象作出外在性描述的学院式的学说理论，它通常都以鲜明的价值原则对社会生活的利弊得失作出是非善恶的评价，并且明确提出应然性、建构性主张；④综合性，社会思潮是理论思维和感性意识的统一，其中既包含了专家学者的某些理论学说，也表达着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心理体验，所以社会思潮是理论化的意识形态同感性层面的社会心理的统一，是一种综合性的思想意识过程。

社会思潮是一种历史现象，它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演化。中外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思潮将呈现异常活跃的局面。中国的先秦时期和清末民初时期，西方的古希腊罗马时期和文艺复兴运动以及启蒙运动时期，都既是社会制度深刻变迁、社会结构重大转型时期，也是社会思潮呈现非常活跃、非常繁荣时期。事实上，社会思潮的生成变化，本身就是社会制度变迁和社会结构转型的不可忽视的基本内容。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在研究西方经济制度变迁史时深刻指出：“现实的经济变化的发生不仅是因为相对价格的变动对新古典模型产生压力，而且是因为不断演变的意识形态观念使得个人和集体对自身地位的公平性产生相互对立的观点，并使他们按照这些观点而行动。”[2]这就是说，不能仅仅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单纯经济原则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同时也应当看到思想观念或意识形态在经济变迁中的重要作用。

诺斯的观点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得到充分的证明。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建立在邓小平和胡耀邦等人领导的实事求是、突破教条主义束缚的思想解放基础之上，没有超越“两个凡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没有全党上下坚持从实际出发、坚决拥护把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思想共识，中国的改革开放怎么可能进行。同时，也正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的推动下，党内党外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空前深刻、空前广泛的变化，而不断形成的各种社会思潮则是人们思想观念变化的丰富表现。

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思潮的丰富表现，真可谓此起彼伏、目不暇接。择其要者而述之，诸如新启蒙主义思潮、激进主义思潮、全盘西化思潮、利己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新左派思潮、民族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怀疑主义思潮等，这些社会思潮有的是八十年代兴起的，有的是九十年的兴起的，有的是八十年代兴起至今仍在流行的。这些都是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关系并且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思潮。还有一些没有作为社会思潮加以考察论述的思潮，其社会影响也是非常广泛、非常深刻的，例如宗教思潮。暂且不论各种名目繁多的准宗教思潮，仅就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思潮而言，就已经是广泛存在且产生了深刻影响的社会现象，所以这些遍及中国各地的宗教思潮也应当作为社会思潮加以研究。

社会思潮不断兴起，既是人们思想观念活跃、精神文化繁荣的表现，也是社会制度复杂变化和社会结构深刻变迁的反映。面对历数不清的各种社会思潮，不仅应当看到其中的积极因素，也应当看到其中一些不成熟、不确定的消极因素。在当代人类社会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各民族的思想文化都被抛到一个广阔的竞争空间和复杂的整合关系之中。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能否稳定健康地存在与发展，既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安全问题，也是一个民族的国家安全问题，并且是关系到经济、政治甚至军事等方面的深度安全问题。而欲保证民族思想文化的健康稳定，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是明确深入、真实具体地把握对社会生活发生直接影响的各种重要的社会思潮。

准确把握社会思潮同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是明确认识社会思潮基本立场、思想观点和价值原则的重要前提。事实上，任何对社会思潮的认识与评价，都是从一定的意识形态原则和立场出发的。20世纪50至60年代，在极左意识形态的严厉禁锢下，人们的思想观念十分僵化保守，不仅理论宣传工作仅仅停留在对一些陈旧观点或左倾政治口号的教条主义宣传中，而且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一些新的见解也不敢轻易表达，更谈不上有何种社会思潮发生流行。当前各种社会思潮如此活跃，不仅表明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许多新现象、新问题引起了人们的丰富思考，也表明主流意识形态突破了过去左倾教条主义束缚，给学术界和人们的社会生活一个宽松的思想环境，使人们的思想观念日渐活跃。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确立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并且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这就为摆正主流意识形态同各种社会思潮的关系确立了一个明确的基本立场。《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这就是在新形势下摆正主流意识形态和各种社会思潮关系的基本立场，一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另一方面又要承认在社会转型的新形势下人们思想观念的多样性分化，而不是把各种新出现的社会思潮当作异端加以排斥。应当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体系去引领各种社会思潮，以宽阔的胸怀在对话交流中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进而使社会主义文化既能坚持核心价值体系健康稳定地发展，又能在丰富的多样性中充满活力地展开。

本文从当代正在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潮中选出6种做一个概括性评述，这6种社会思潮即新自由主义思潮、新左派思潮、民族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怀疑主义思潮。这6种社会思潮是改革开放以来表现最活跃、影响最广泛、涉及社会问题最深刻的社会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兴起，新左派在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产生的一些后果作出反思批评中形成，民族主义则面对全球化浪潮从中华民族的自身利益和自主发展展开了自己的旗帜，后现代主义承续了西方突破传统、否定现代性的当代思潮，文化保守主义则是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抵制，主张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而怀疑主义思潮则是直接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虚假现象形成的一种消极的否定性思潮。可见，这六种社会思潮从不同角度且相互联系地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表达了在新形势下人们思想观念错综复杂的深刻变化。

二、新自由主义思潮

新自由主义首先是作为学术思潮由西方传入中国。1998年，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越出学术界向社会传播，并且在同新左派的论战中迅速成为当代中国影响最广泛的社会思潮。朱学勤给新自由主义下了一个定义：“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演进理论，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而立；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的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3]

从学术理论上看，新自由主义是西方舶来品，尽管中国新自由主义者赋予其一些新内容，但其主要观点和方法原则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西方学者确立的。

哈耶克的基本理论观点是，人们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每个人头脑中的知识都是特殊的，人与人之间因知识的分立性和所处环境的区别性而难以形成有效沟通和明确共识，所以不应当试图以理性设计来规定经济社会活动，根据理性逻辑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或社会秩序都是不可靠的，只有人们根据自己的感性经验在自发性中生成的制度与秩序才是稳定有效的。据此，哈耶克主张限制政府对经济社会生活的控制，充分肯定人们在市场中的自由竞争，进而保证经济社会生活不被有限的理性作出不合实际的误导。

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秩序是典型的理性错误，计划经济之所以能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是因为人们夸大了理性的能力，过分相信理性设计的有效性，以为理性根据逻辑推论设计出来的制度与秩序就是切实可行的，这既是人们对理性的迷信，也是理性本身致命的自负。新自由主义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证明了哈耶克的论断。哈耶克认为资本主义秩序是自发生成的商业秩序，是人们在感性的实践中逐渐扩展而成的秩序，而不是社会主义者理性设计的秩序，因此它是有真实根基和广泛基础的秩序，所以它是稳定的、持续的。

像哈耶克一样，弗里德曼提倡彻底的经济自由，认为市场经济中的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乃至其他方面自由的基础，只有实行彻底的自由主义原则，社会生活才能保持高效率，才能行稳定持续的发展。弗里德曼认为，只要充分发挥自由市场的作用，市场就可以自发地解决一切经济问题，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国家可以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来影响商品价格，但不可以像凯恩斯主张的那样，由政府采取财政手段，参与投资和干预社会资源分配。应当限制政府的作用，因为以增进公共利益为名义的政府行为可以转变为谋取私利的手段，进而危害市场运行和经济发展。

弗里德曼对中国改革开放十分注意，他试图以新自由主义主张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战略。1988年9月，弗里德曼曾致信中国领导人，明确地以“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几点意见”为标题，建议中国政府全面放开对物价、工资和外汇的控制，代而由自由市场自发的供求关系来决定资源配置，以便“确保能将商品供给最有效地使用它们的人们”，而留给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唯一职能只是“控制货币数量增长率”。他建议中国政府将承包制转变为私有制，在中国实现彻底的私有化，进而以私有制为基础调动每一个人参与市场竞争的积极性，使全社会在充分的自由竞争基础上获得稳定发展。

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承继了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基本观点，自1998年以来，中国新自由主义者大力主张充分发挥市场作用，认为只有突破各种束缚，让人们或企业根据自己的自发选择在市场中自由竞争，尽量避免政府的限制与调控，以此保证市场功能的充分发挥，进而实现市场经济的效益最大化追求。像哈耶克主张的那样，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不仅认为严格的计划经济是无法实现的，而且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政策和体制的原因，解决办法是政府节食、减肥，退出市场，取消垄断。”[4]也就是说，不要依靠政府通过理性筹划和制定政策来调控市场，而应当让市场按照自身的规则运行。

在九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国有企业民营化、金融体制改革、推进市场化进程、更加有效发挥市场运行机制以及某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改革中，新自由主义者都极力强调发挥市场作用，主张减少或限制政府行为。应当说，新自由主义者的这些主张是有广泛的现实基础的。正是在九十年代后期中国加大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市场经济在越来越深入的层面上取得了不断进展，而改革和发展市场经济面临的主要阻力，来自于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僵化保守观念和管理模式。新自由主义者极力主张突破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旧观念和旧模式，有利于促进改革深入发展和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虽然新自由主义有比较复杂的理论论述，其中一些涉及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思想观点，需要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才能形成明确认识，缺乏专门研究的人对新自由主义并不一定有深入了解，但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的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自由竞争与政府调控，这些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面对的最重大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因此新自由主义的某些观点很容易引起从事企业经营、政府行政管理和置身市场经济活动的人们的关注，学术界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讨论通过各种途径影响了一些企业家、市场人士、社会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尤其是一些比较敏感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联系身边的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变迁，对新自由主义的思想观点也做出了积极思考和活跃的讨论。

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也受到了很多批评，主要是指责新自由主义者过分强调自由竞争和市场发展的作用，忽视了因为片面追求效率而产生的社会不公，不关心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利益受损的底层社会成员，对他们的生活疾苦麻木不仁，甚至有人指责新自由主义者坚持了富人原则，奉行的是强者逻辑，助长了巧取豪夺、贪污腐化之风，加剧了社会不公，是一种昧良心、无道德的政治经济主张。对新自由主义者批评最尖锐的是新左派，二者围绕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长期论战。

三、新左派思潮

新左派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中国兴起的一种新社会思潮，它是在同新自由主义的激烈论战中传播开的。新左派同新自由主义的论战发生于1997年，到2000年前后进入高峰，直到今天论战还有余波在持续。

新左派同新自由主义论战的起因是如何认识与评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明显的社会问题。在新左派看来，虽然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有了明显的增长，但是由于片面强调效率而忽视公平，片面强调市场竞争而忽视国家政策调控，进而导致中国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发生了越来越严重的社会不公。这种偏执一端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结果，与新自由主义提倡充分自由竞争、完全依靠市场调节作用的主张在中国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所以应当质疑新自由主义的一系列基本主张，对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战略作出深刻反思。

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徐友渔最近发表一篇文章《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分与合》，可以视作对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论战的一个概括总结。在徐友渔看来，如何认识新左派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自由主义者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新左派不是西方介于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政治派别，而是介于斯大林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政治思想派别；另一种是新左派自己的观点，认为他们是中国的“自由左派”，“理由有二：一，新左派是九十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分化的产物，自由派分化的结果是形成两大阵营，即自由左派和自由右派；二，自由左派的主要倾向实际比较接近当代美国所谓的‘自由派’。”[5]

徐友渔自己给中国新左派的界定是：“新左派思潮是以西方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为基础，以平等与公平为核心价值，把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分化、社会失范与社会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矛盾的体现，并以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选择的社会思潮。其核心问题是反思‘现代性’，强调国家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干预。”[6]徐友渔为新左派做出的这种界定未必能够得到新左派的认同，但是基本上符合新左派的实际情况。

在对新左派做出定性界定基础上，徐友渔对新左派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论战做出了概括性论述，他认为双方的分歧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10个方面：①在个人与国家关系上，自由主义强调自我，而新左派重视国家；②在自由与公正关系上，自由主义强调自由，而新左派重视公正；③在社会不公的产生原因上，自由主义认为是政治改革滞后造成社会不公，新左派认为是市场体制本身造成的；④在程序公正与实质争议的关系上，自由主义强调程序公正，新左派重视实质正义；⑤在民主与自由的关系上，自由主义强调自由，新左派重视民主；⑥在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关系上，自由主义主张间接民主，新左派主张直接民主；⑦在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的关系上，自由主义强调政治民主，新左派重视经济民主；⑧在国情认识上，自由主义认为还未建成完善的市场体制，新左派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市场体制；⑨在全球化问题上，自由主义主张加入这一进程，新左派认为应延缓这一趋势；⑩在对待大跃进、文革态度上，自由主义主张全面反思，新左派则认为应合理借鉴其合理因素。[7]

有人把新左派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论战归结为效率优先同公平优先的分歧，应当说有一定的道理。在同新自由主义的论战中，新左派始终高举“公正”的旗帜，坚决反对自由主义者倡导的完全市场原则，认为应当发挥国家的干预作用，应当关心弱势群体、底层社会的生存状态，对于给基层工人群众带来沉重负担和难以摆脱的生活压力的国有企业民营化等改革，应当从国家的责任、共产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的根本追求等方面做出深刻反省，而不应当仅仅从效率出发作出不负责任的战略选择。

新左派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批评，应当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落后局面，为了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在一些改革政策制定上，确实过多地考虑了经济效率而忽视了社会公平，以致在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不仅出现了数量庞大的弱势群体或贫困人口，而且沿海与内地、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也日趋严重，各种社会矛盾在这种广泛的两极分化中不断复杂化，转而对经济增长也产生了严重的限制。新左派严肃地批评这些现象的发生与存在，提出一些对策主张，这无疑都具有积极意义。但是新左派根据这些问题的存在进而对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提出一些比较严厉的质疑，甚至有人重新拾起过去极左思潮下的一些政治主张或政治手段，这些不合时宜的观念或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混乱，不利于保持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由于新左派的主要注意力在于对现实问题的揭发与批判，所以新左派在思想理论方面的阐述与建构还不够深入，人们一般不清楚新左派的思想来源。有人认为新左派的思想观点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法兰克福学派有直接联系，但是法兰克福学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却不承认这种联系。2001年哈贝马斯访问中国，谈及中国新左派的理论立场和思想来源时，他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同中国新左派并不相近，与其说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理论是中国新左派思想来源，还不如把欧美一些为文化革命辩护的思想理论看作它的思想来源。[8]

四、民族主义思潮

中国早期民族主义思潮兴起于19世纪后期，是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与瓜分中国的严峻形势下，中国知识分子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力图救亡图存、保种兴国而提出的一系列主张，梁启超、章炳麟、孙中山等人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代表。这里讨论的民族主义思潮是指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以及社会各阶层中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人们自发形成的新民族主义，房宁将之称为“民间爱国主义”。

事实上，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从本民族利益出发对全球化的反应，而且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对改革开放有了一定程度发展同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的反应。王小东在《回顾与展望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一文中谈到，是他在1988年7月撰写的一篇文章《激情的阴影》中，掀开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序幕。王小东在这篇文章中批判了当时影响很大的一部政论题材的电视片《河殇》，这部电视片的主题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在农业文明或封建制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保守的黄色文化，而当代西方文明是在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充满活力的蓝色文化，为了推进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应当告别黄色文化而迎接蓝色文化。

也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形成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对80年代一些人主张全盘西化和民族虚无主义的否定。90年代初发表的一些文章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标志，其中一篇是来自海外的署名闻迪的长篇文章《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批判了80年代政治精英们的思想倾向，与此同时，何新发表一系列文章，全面批判了80年代的西化和民族虚无主义倾向。“闻迪与何新，一外一内，揭开了对80年代思潮的再反思的帷幕，并在90年代里逐步发展成了中国青年一代的政治意识中的一种新的倾向。”[9]这种新的政治意识倾向就是中国当代民族主义。

从9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王小东等人从中国的国家安全需求着想，提出了不完全依靠市场调节，而要发挥国家或政府作用，实行超越市场划定的国际分工限制的“赶超型发展战略”，同时还讨论了单纯遵循市场原则或效率原则而简单实行国有企业改革进而引起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使民族主义视角深入到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等领域，同新自由主义思潮和新左派思潮发生了交锋，并由此而扩大了民族主义的影响。

90年代中期，民族主义阵营增加了新的力量，出现了盛洪、蒋庆和康晓光等人主张的文化民族主义。“盛洪的主要观点是和平主义，认为这是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本质不同之处，所谓‘文化民族主义’，就是要弘扬中国文化中的和平哲学，而蒋庆则把这种观点推到了极致。”[10]“康晓光的“文化民族主义”的着重点则在于强调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应走西方的民主化道路，而应当回到儒家的“仁政”、“禅让”，以及社会各阶层“安分止争”上去。”[11]

文化民族主义表现了明显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并且蒋庆和康晓光就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无论民族主义以何种形式出现，它都是一种维护区域性权利或个别民族利益的思潮，必然在权益关系上和文化传播中表现出对其他民族的封闭性甚至排斥性，同时也必然要竭力维护本民族权益与文化传统，因此民族主义的保守性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也不排除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民族主义也可以表现得比较激进，但是同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生活信息化的人类社会发展总体趋势相比较，民族主义的保守性是不可否认的。

可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种层面上都可以看到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表现。无论哪种层面上的民族主义，其核心都是如何在世界全球化、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保持中华民族的自主、自立和自强，而不是简单跟在西方人后面邯郸学步。这种思潮的普遍流行，一方面反映了全球化浪潮确实对中国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影响，中华民族如果不能在全球化浪潮面前保持清醒头脑，自觉维护本民族的自主地位，确有被全球化浪潮吞没的严重威胁；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不可逆转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不可能同席卷世界各个角落的全球化浪潮完全脱离，中国只有立足本国实际，既要承继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秀精华，又要努力地迎接来自其他民族的积极影响，在学习外来经验的同时走出自己持续发展的道路。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有很多实际生活中的表现，特别是近年在同日本的关系上，人们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思潮更为明显。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杀害了数千万中国人，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损失和严重灾难。战后日本利用中国政府的宽容，躲过了严厉的制裁，可是却不能诚恳地承认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滔天罪行，一些极右政治势力甚至拒绝承认罪恶，篡改历史教科书，歪曲犯罪历史。中国各阶层社会成员对此极为反感，通过各种形式向日本政府抗议。2003年，中国民众反对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表现得最为突出：6月，民间组织登上钓鱼岛；8月，上万网民签名反对京沪高速铁路使用日本技术；10月，西北大学爆发了激烈的反日风潮。

应当肯定，当代民族主义中确实包含着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一点应当正确引导，而不应当因为其中的一些偏激情绪而单纯否定。在全球化背景下，各个民族，特别是发展不足或处于发展起步阶段的民族，都应高度重视本民族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自主权力、自身稳定和自我选择问题，否则会不可阻挡地遭遇强势民族在经济上的掠夺、政治上的欺压和文化上的同化。民族主义在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方面的努力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应当肯定其中的爱国主义精神，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积极对之加以正确引导。

但是也应当看到，当代民族主义并未建立在比较深入的理论思维基础上，即便有些民族主义者表达了一些理论观点，也显得不够系统明确。特别是当代民族主义同一些涉外事件发生联系时，往往引发一些过激的言行，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和简单的民族主义冲动，甚至对社会秩序形成冲击。所以，对民族主义也不能完全肯定，对其某些狭隘性和偏激性的言行也应当予以批评。

五、后现代主义思潮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现象，作为学术思潮有多种流派，几乎在人文社会科学的每一个学科中，都有冠以后现代的某种流派，诸如后现代文学、后现代史学、后现代哲学、后现代经济学、后现代政治学和后现代法学等等；作为社会思潮，后现代主义就更是千姿百态、五彩缤纷了，几乎凡是令人感到新奇的一些社会现象，人们都会联想到是否又是某种后现代主义思潮开始流行了。

后现代主义首先作为文学思潮流行于西方，后来逐渐扩展至哲学、史学、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等学科。虽然西方学者给后现代主义学术思潮作出了名目繁多的界定，但是它最根本的标志是对现代性的否定与重建。无论后现代主义以何种学术流派表现自己，也无论它们的思想观念有多少差异，否定现代性，试图重新建立一种新的价值理想、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是所有后现代主义者的共同追求。因此，欲更明确地把握后现代主义的本质特征，就必须首先了解它所反对的现代性。

现代性首先是启蒙运动以来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一种价值理想，其基本内容是通过发展科学和工业生产，把人类从贫穷落后的传统社会推进到富裕先进的现代社会。其次，为了实现这种价值理想，人们确立了以认识自然和控制自然为根本追求的主观与客观对立的思维方式，其典范是自然科学；确立了以征服自然和索取自然为根本目的的主观与客观对立的行为方式，其典范是工业生产。可见，现代性是实现现代化的价值理想和主观与客观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统一，这种统一表明了人类在社会信念、发展目标、思想原则和行为模式等方面的确定性、一致性、功利性和外向性。

正是在这样一种现代性原则的支配下，西方开展了长达二百多年的现代化运动。到了二十世纪中期，西方现代化运动基本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不仅实现了科学高度发展和工业高度发达，而且还实现了经济高度增长和财富高度积累。然而，也正是在为现代化运动总结评功之际，人们越来越清醒地发现，现代性引导的现代化过程，既为人类创造了财富和幸福，也为人类带了灾难和痛苦。工业污染和环境恶化，能源危机和资源枯竭，尤其是工业理性、科学理性、经济理性的极度膨胀，尽管提高了生产与生活的效率，但是人们于其中感受到的却是越来越沉重的压抑。于是人们认识到，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现代性支配下的现代化，带给人类的是财富与灾难并至、效率与压抑并存。

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原则或现代化事业的一些消极后果开展深刻反思而形成的新思潮。在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有许多让人们耳目一新甚至不知所云的概念，如迷失、间隔、断裂、分延、异质、多元、拆构、反讽、平面、叛逆等，并且，这些概念在不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往往被赋予不同的含义。于是，后现代主义给人们带来的印象是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反叛性，后现代主义成了偏激怪诞、离奇虚幻的代名词。事实上，后现代主义作为反思现代性、批判现代化消极后果的思潮，其中不可能没有积极的方面，例如，福柯批判科学理性对人性的压抑，主张构建新理性、解放人性；德里达否定结构本质论或逻辑中心论，主张在扩散变化中注重差异性和个别性；利奥塔反对宏大叙事，提倡具体叙事，主张在新生活的新体验中改写现代性，等等。这些都是后现代主义者给出的拆构中的建构，并由此而表现出为实现人类的和谐发展而做出的积极追求。

当后现代主义思潮于20世纪90年在中国社会快速传播时，正在根据现代性原则努力追求现代化事业的人们，对于后现代主义思潮表达的那些标新立异的新概念和新主张，难免感到莫名其妙、不可思议。还是青年们敏感，他们在后现代主义中找到了一些表达自己思想意愿的概念话语或行为方式。李承柏对当代中国青年中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做了一些具体描述，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影响最直接的是青少年，从年龄的分布看，主要集中在从初中到大学的青少年中的学习落后者、性格偏激者、心理残疾者等弱势群体。从区域上看，主要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其具体表现，从观念上看，主要表现为反传统、反权威、破坏规矩、反理性、公德差。从心理上看，主要表现为追求舒适，寻找感觉，内心焦虑，好发泄。从行为上看，追求时髦，玩世不恭，好表现，强调自由，不愿拘束，甚至触犯刑律。”[12]可见，李承柏在青年一代中看到的仅仅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消极表现。然而，后现代主义思潮中也有许多积极的因素，在青年中也是如此，这是不应当被忽视的。

后现代主义作为社会思潮在西方广泛流行，是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70年代初期开始的，西方发达国家正是在这个时期由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为后现代主义思潮不仅奠定了新的社会基础，而且也为后现代主义思潮提出了新问题。如丹尼尔·贝尔所论，工业社会和前工业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与自然的矛盾，社会的中心任务是人类通过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从自然中获取物质财富；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与人的矛盾，社会的中心任务是通过第三产业为人直接提供服务。[13]在后工业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中心任务发生如此深刻变化的同时，后工业社会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阶级结构、权力结构都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并且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即由主观与客观对立的思维方式转变为主要在人际关系中（亦即在主体间）展开的思维方式。[14]在这种新思维方式中，人们提出的问题，展开的构架，追求的价值乃至使用的概念和表达的方式都发生了变化。

后工业社会以及立足于其上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其深刻而总体性的变化，是局限于工业社会甚至农业社会基础之上、以现代性原则或主观与客观对立思维方式所难于理解的，因此，当一些人面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某些场景时，往往只能看到其中消极性和不可理解性。事实上，在中国青年一代中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也有很多积极的表现，例如，当代中国青年注重人际沟通和社会交往，注重言语交谈和信息交流，注重符号象征和形象展示，注重个人特殊性和具体差异性，注重动态变化性和流动选择性，凡此种种，都是当代中国青年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的新观念和新行为，表明当代中国青年在思想观念、价值追求和行为方式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进步。这些在现实生活中有丰富表现的新变化，与他们接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或者说这些现象本身就是当代中国青年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具体表现。

国内很少有人评述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的积极影响，通常都把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看作是脱离中国实际、盲目效仿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消极表现。这个看法不仅不符合中国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实际，而且也未必符合中国社会生活的实际。尽管现在还不能说中国已经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从工业社会转入后工业社会，但是也不能认为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就没有任何存在的现实基础。事实上，在经济社会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新形势下，世界每一个角落都会不局限于当地某些条件的限制，在较短的时间里接受来自其他地区的新信息和新变化的影响。西方发达国家自60年代后期就已经发生的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在90年后期对中国产生实际影响，这并非是一件不容接受的事实。

就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而言，中国也存在后现代主义思潮流行与发生的现实基础。虽然中国还有广大农村和很多中小城市尚处于农业社会和工业化起步阶段，后工业社会对于这些地区应该还有漫长的道路或遥远的距离，因此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这些地区还谈不到有存在的基础和流行的根基，但是在北京、上海、广州和一些省级中心城市以及沿海发达地区的一些城市中，不仅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已经通过各种途径和各种形式传播开来，而且那里很多同西方没有明显差别的社会生活，本身就具有后工业社会的特点和风格。在北京中关村和上海浦东看到的场景，同在加州、纽约和伦敦等地看到的后工业社会也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区别，并且中关村和浦东的场景在广州、深圳、苏州、武汉、重庆、沈阳、大连、青岛等城市里也能看到。所以，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多元并存的社会，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接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甚至根据自己的体验形成具有中国风格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这并非是望风扑影的空谈。

总之，应当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评价当代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要看到它同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密切联系，其中不仅包含了对现代性传统的否定，也包含了对后工业社会基础上的新价值理想、新思维方式和新行为方式的建构。尽管后现代主义思潮是以新奇甚至怪诞的形式表现自身，但是它无论如何不能仅仅被当作消极现象去嘲讽与贬斥，而应当立足于后工业社会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辩证地认识和评价正在流行的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

六、文化保守主义思潮

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已经延续多年。自“五四”运动举起打倒孔家店的旗帜起，中国传统文化就一直背负着保守落后的罪名，不断遭遇思想批判和政治运动冲击，甚至遇到了文化革命置于死地的浩劫。然而，即便在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不断面临种种厄运之际，中国总有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却能逆势而上，千方百计地保护传统文化免遭灭顶之灾。时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逐渐摆脱厄运，在一片弘扬传统文化的呼声中形成了漫及社会各种层面的广泛的社会思潮。

2004年被认为是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旗帜高高飘扬的一年。这一年，蒋庆编纂了一套《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这套诵本共12册，“从《诗经》、《孝经》，到王阳明的《传习录》，共19部儒家经典，洋洋15万字，832课。对像是3到12岁的孩子。”[15]这套诵本确实引起了很大反响，不仅很多人由此而得知蒋庆是当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而且背诵经文之风在中国很快兴起，很多城市纷纷举办背诵经文比赛。

2006年是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更加风光的一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决定，并且把建设和谐文化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这被文化保守主义者看成复兴传统文化千载难逢的机遇。于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们闻风而动，各种形式的弘扬传统文化的研讨会纷纷举行，一些新儒学者认为构建和谐社会与建设和谐文化，最重要甚至最根本的就是要复兴儒家文化，因为儒家文化的根本就是追求和谐，只有以儒家文化为根基才能建成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

各省市地方政府也争先恐后举办文化节和祭奠先圣先师的仪式，很多省市大兴土木，修缮或新建纪念传统文化的庙宇殿阁，有些高校，如上海师范大学，提倡学生穿汉服。尤其令文化保守主义者兴奋的是，自2004年11月21日韩国建立了第一家孔子学院，到2006年10月，世界已经建立孔子学院一百所。当然这些活动得到了政府的积极支持，而政府之所以热衷于振兴传统文化，与新儒学充分论证儒家文化可以抵制外来文化侵袭、有利于保证中国文化安全是分不开的。

虽然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不仅仅是新儒学，但是新儒学毕竟是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主体，新儒学的一系列复兴传统文化的主张，代表了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立场，所以概括新儒学的基本主张就可以对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有比较清楚地了解。概而言之，新儒学复兴传统文化的基本主张有以下几个方面：

在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同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上，新儒学认为：虽然自鸦片战争以来，大量西方文化以各种形式涌入中国，并且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与社会实践，但是无论西方文化对中国影响到何种程度，都只能是表层的、外在的，作为中国立国之本、育人之根的只能是在中国已经传承了两千多年的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忘记了这一点就是背叛了中华民族的先祖，而且还失去了中国稳定发展的根基。

在对待外来文化的基本立场上，新儒学认为，外来文化在中国大规模的传播，其实质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一直遭受的文化殖民入侵，其后果从长期看，必将导致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被冲淡、淹没或被同化；从近期看，中国社会现实存在的价值观念混乱、道德水平低下、社会信任脆弱、贪污腐化严重等等现象，都是西方市场文化、竞争文化无限制引入的结果。因此，必须以曾经维持中国社会结构长期稳定、使中国社会形成良好道德风尚的传统文化去抵制西方文化。

在判断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功能上，新儒学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和谐文化，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以及仁、义、礼、智、信等等道德原则，不仅可以教化人们信守道德伦理，与人为善地和谐共处，而且还能引导人们保护环境、爱护自然、珍惜资源，并且也能规范经济行为，保持企业内部协调和市场有序竞争。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优于当代西方市场文化，可以把中国传统文化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有效结合起来。

以上是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共识，但是在文化保守主义中也存在一些分歧。李槟于2004年10月发表论文发表文章《蒋庆先生的“读经”运动与鲁迅的文化保守主义》，批评蒋庆等人主张的文化保守主义是右派保守主义，同鲁迅代表的左倾文化保守主义相比是一种消极的文化保守主义。李槟指出：“我重点谈了鲁迅左派文化保守主义的三个特点，首先，对传统文化糟粕的彻底批判，鲁迅对传统文化糟粕的批判不只是为文化而文化，他的批判是与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这又必不可免地将矛头指向封建专制主义。其次，鲁迅继承和发扬了传统文化的精华。与蒋庆先生的寻先王之道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在传统文化中寻找自由主义不同，鲁迅继承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主主义因素。孔孟之道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显然是鲁迅着力批判的，但鲁迅显然看到传统文化中的可以与现代民主精神相结合的因子。再次，作为中国鲁迅左派的创始人和奠基者，鲁迅的传统文化保守主义当然带有“左翼”的特点。”[16]

李槟自称自己属于鲁迅左翼文化保守主义，他认为《原道》主编陈明为代表的“原道”文化保守主义是左翼文化保守主义的真正朋友。他认为：“《原道》的宗旨在于：在中西文化的碰撞对话中强调民族主体性；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强调传统资源的重要性；在儒家传统继承和发展的纠结中强调面向现实的开放性。由此，《原道》企图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提供一个以重视本土资源为底线的交流平台。这一定位，使《原道》在文化保守主义的抬头过程中独树一帜，也因此成为左翼文化保守主义的益友。”[17]

尽管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中存在一些分歧，但是新儒学的主体地位是不可置疑的。新儒学的文化保守主义观点不仅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也引起了政府官员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并且新儒学的一些主张已经得到了政府的认同，在新制定的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中也有一些体现。新儒学的有些文化保守主义主张甚至成为某些人的实际行动。2006年，上海有人举办了私塾馆形式的“孟母堂”，教少年儿童先背诵《三字经》、《千字文》，然后再背诵《四书》、《五经》，深圳、武汉、贵阳等地也有人举办了类似的童子堂、诵经堂。

由蒋庆发起的让少年儿童背诵经文，受到了一些人的指责，前面提到的薛涌批评蒋庆说：“看蒋先生的工程，笔者觉得难以达到振兴中华文化的目的。相反，以笔者看来，以蒋先生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如果得势，我们就会有回到蒙昧之虞。”[18]薛涌的批评受到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反驳，朱国华撰文支持蒋庆提倡背诵经文的主张，他说：“可以说明在少儿期对于经典的背诵有可能将一种传统植入到其个体经验之中，沉积为对他未来发挥作用的文化无意识。可以证明博闻强记是钱锺书、陈寅恪等国学大师取得成就的重要条件。”“对孩子的知识灌输，不可能无条件地屈从于孩子们的意志，总有一些是需要强迫进行的，这只是一个程度、方式和范围的问题。”[19]

中华民族有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传统文化，其中存在很多优秀精华，无论历史怎样发展变迁，中华民族的后人都应当努力承继先辈的文化遗产，这是中华民族能够繁荣昌盛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像某些新儒学者坚持的极端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对在农业文明或封建专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文化，不加鉴别、不做选择地让青少年全文背诵、全面继承，的确不是对待传统文化的积极态度，其结果不仅不能有效地使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在当代中国发扬光大，而且还要妨碍青少年接受新知识、学习新技术，使他们成为同现代文化隔绝的现代社会中的古代儒生，实在有误国误民之嫌。

七、怀疑主义思潮

怀疑主义是一个在中西哲学中都常用的术语，而这里借用这个术语指谓当今在中国广泛流行的怀疑事物真实性的社会思潮，同哲学意义上的怀疑主义有一定的联系，但也有明显区别。

在中国哲学中，一提到怀疑主义，人们首先会想到老子和庄子的怀疑主义思想。老庄的怀疑主义是相对主义不可知论基础上的怀疑主义，他们否认事物的确定性，认为是非善恶没有区分的标准，庄子称为“齐是非”、“齐万物”，意指万物的是非对错都是等同的、无法区分的，所以人们形成的各种认识与感受也都是不可靠的。老庄的这种怀疑主义是一种消极无为的自然主义怀疑主义。

在西方哲学中，怀疑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古希腊的皮浪，近代的笛卡儿、休谟和康德。皮浪的怀疑主义同老庄的怀疑主义很相似，也是一种消极的自然主义的不可知论和相对主义，而近代的怀疑主义则大不相同，笛卡儿、休谟和康德的怀疑主义都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怀疑主义，无论他们各自给出了多么复杂的推论，但最终都是启发人们探究真实、追问真理。所以近代欧洲的怀疑主义是反思人的认识过程、促进科学发展的积极的怀疑主义。

时下在中国社会广泛流行的怀疑主义，是一种缺乏理论思维而直接展开普遍怀疑的社会思潮。2005年12月18日，互联网上有一则朱四倍在央视论坛发表的时评，题目是《公众何以产生怀疑改革的情绪》，内容大意是：“建设部等八部委发布了进一步推进城镇供热体制改革的意见，要求停止由房屋产权单位或职工所在单位统包的福利用热制度，改为由居民采暖用户直接向供热企业交纳采暖费，实行用热商品化。”这则消息刚一发布，网上一片哗然，“公众几乎是一片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有些甚至武断地认为这又是一项可能伤害普通公众利益的改革。并且用‘房改掏空老百姓的腰包，教改难坏家里的二老，医改再给咱们提前送终，社改让老了再喝西北风’之类的话语来类推福利用热制度改革可能的后果。” [20]

朱四倍谈到的群众心态或社会思潮，确实是很普遍的现象。近些年，人们不仅对政府出台的一些改革措施常常持十分警觉的怀疑态度，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往往以不信任的心态对待自己所面的事情，这几乎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但凡遇到什么事情，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又是假的吧？”因为摆在人们面前的假象太多了，假烟假酒、假米假面、假药假医，还有假言假语、假心假意等等，人们对这些假象都已司空见惯了，当人们见不到这些假象时，却常常感到不太正常了。

面对汪洋大海一样的虚假事物，人们无力抵抗，尤其是遭遇制度安排带来的各种风险时，人们更是感到软弱无助，结果只能是在真假难分、善恶难辨的社会风险中产生悲观失望的怀疑主义思潮。这种怀疑主义思潮与人们对社会的认识有关，但它不是对认识能力和认识过程的怀疑，而是对认识对象的怀疑，不是怀疑主义的认识论，而是道德论的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主义直接怀疑面对事物的真实性和价值性，但其展开的关系本质上不是人和物的关系，而是人和人的社会关系，所以这种怀疑主义是社会怀疑主义。

怀疑主义在时下流行，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社会生活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副产品。社会生活信息化和网络化本来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它给人们展开了越来越广阔的交往空间，并且也给人们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然而令人苦恼的是，信息化和网络化也在越来越广阔的程度上使人们面临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和虚拟性的风险社会。人们不仅面对具体事物的不真实风险，而且面对更复杂的并且是铺天盖地而来的虚假广告、虚假品牌、虚假传闻甚至虚假形象，这确实是一种真实存在“不在场”的虚拟世界，其中包含着无法统计也无法鉴别的大量假信息，它们足以使人们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

同全球化浪潮一齐涌来的信息化和网络化浪潮，使处于狭窄境地的人们不禁感到自身渺小无力，而且在无限复杂且爆炸般呈现出来的信息面前，往往产生对信息的畏惧与饥渴。畏惧的是虚假信息的风险与伤害，饥渴的是试图从假信息中寻找到可以信赖的真信息。如果畏惧不可排除，饥渴又无法满足，最简单的建国就是怀疑，不仅怀疑信息与网络，而且也怀疑传播信息和进入网络的他人，并且甚至怀疑自己。怀疑自己的信念，怀疑自己的价值，甚至怀疑自己的生命。在网上看到一些青年用铁钩子穿透皮肤，把自己吊起来的恐怖镜头，恐怕不仅仅是自虐行为，其中是否也包含着对自我存在或自我生命的怀疑。

虽然这种怀疑主义缺乏理论基础和理论概括，但是它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漫及的层面，比那些有深入理论的社会思潮所影响的范围要宽阔的多，并且它如果得不到有效抑制，若是进一步扩展下去的话，将会在全社会产生更加严重的信任缺失，而严重的信任缺失将导致社会效率降低，社会风险升高，社会将因此而失去稳定和谐的根基。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社会信任是当代人类社会稳定运行的本体论基础。在网络化、信息化的当代人类社会，信任缺失比物质财富匮乏给人类带来的威胁还要严重。因为当人们以消极的怀疑心理对待自己面对的各种事物，不仅失去了对社会的信任，而且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的社会运行机制和运行效率也都会受到严重影响，整个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成本也将会大大提高。尤为严重的是，人们普遍怀疑的思潮会殃及对社会制度的信任，最终导致制度调控失效或制度规范失灵，整个社会秩序都要受到冲击。

应当缓解或消除当前仍在蔓延的这种消极的怀疑主义思潮。当然这实非一件易事，但是如果这种怀疑主义思潮的不到缓解，那么给中国社会健康发展带来的损害是非常沉重的。最有效的措施还是从领导做起，如果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像中央一再强调的那样，廉洁奉公、朴实为民，做一个光明正大、秉公执法的清官，那些欺世害民的假物、假事和假信息一定会得到有效遏制，人们的怀疑主义思潮也会得到很大程度的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