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费孝通先生60年前论及的熟人社会概念又常常被人们提起。有人说，市场经济大潮正在引起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重亲情关系和地缘关系的熟人社会即将终结，而以追逐利益为根本目的的陌生社会已经到来；也有人说，妨碍市场发展和社会法制化建设的熟人社会正在以新的形式展开自身，应当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市场和民间的积极作用，努力去瓦解熟人社会。 概言之，不论从哪个角度谈及熟人社会，都蕴含一个共同的价值判断：熟人社会有碍市场发展和社会进步，是一种保守的应当被代替甚至瓦解的社会生活方式或交往行为方式。然而，如果从熟人社会存在的根源看，不加分析地将之归结为保守、落后并试图瓦解之，却显得有些简单、轻率。 费孝通先生认为，熟人社会的根源是以土为本的乡土文明，因为土地不可移动，所以农民世代厮守田园、安居重迁，十分狭小的生活空间使农民长期生活在彼此非常熟悉的环境中，于是，以各种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结成的熟人社会逐渐形成。费孝通先生还指出，熟人社会的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都是以己为中心展开的，而其展开的形式就像扔进湖面上一个石子泛起的一片水波纹，是一个以己为中心的差等有序的格局，而这种差序格局亦即中国熟人社会的制度结构。 时下人们谈及熟人社会存在的根源，通常仅仅想起费孝通先生关于熟人社会或乡土社会以土为本的观点，把熟人社会同农业文明、农民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而忽视了费孝通关于差序格局的制度结构在熟人社会规范作用的论述。如果仅仅记住熟人社会的乡土文明根源，那么不难得出熟人社会正在消退、陌生社会即将到来的结论。因为，市场经济不可否认地扩大了人们的交往空间、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同时城市化进程和农村人口流动，又大规模地把熟人社会或熟人关系变成了陌生社会或陌生关系。但是，这些变化相对于差序格局的制度结构而言，仅仅是一种表层的外在性变化。判断熟人社会的变化，更重要的应当考察那些制约人们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制度结构的变迁。 事实上，当费孝通先生把熟人社会同乡土文明联系起来论述时，揭示了熟人社会的发生根源；而当他论述熟人社会中由亲情原则而形成的差序格局时，其实质是在讨论熟人社会形成后稳定持续的存在根源。应当说，社会现象的发生根源同其持续的存在根源是密切联系的，但是二者又不能等同。一种社会现象可以因为某种因素而生成，但是这种社会现象一旦生成并持续存在，就意味着其中形成了某种制度结构，制约社会行为并稳定社会秩序的制度结构便是社会持续运行的存在根源。同土地连在一起的发生根源可以随着人们远离土地而失去作用，而作为制度结构的存在根源却可持续地运行下去。 差序格局的制度结构不是靠理性思维设计出来的，而是以亲情原则为核心，以习惯、习俗和惯例等感性形式积习而成，作为文化传统，通过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在历史中稳定地传承。熟人社会中的制度结构缺乏清晰的概念体系和严密的逻辑形式，但是因为它以感性形式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由此而具备了超常的稳定性。无论是从认识论和心理学的角度看，还是从日常生活同其他专业化活动之间的关系看，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感性制度都具有理性制度和专业制度无法与之相比的稳定性。 感性制度虽然不像理性制度那样具有明确的外延和清晰的内涵，并且它的作用也得不到组织、政府、国家的强制实现，但是，这些被制度学派称为非正式制度的感性制度，却是同人们的日常生活直接同一的行为规则，它已经深深地内化到人们的心理和身体之中，成为人们自觉与不自觉都会发生作用的行为规则。如果从认识论和实践论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不仅能够肯定感性制度的稳定性，而且还要承认它对纪律法律和规章条令等正式制度的基础性。 感性制度能够形成且长期稳定地发挥作用，一定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注重亲情的行为规则，同人们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熟悉关系是分不开的，而这些关系又是社会生活中永远存在的关系，只要人口繁衍、交往不止、社会延续，这些关系就永远不可祛除。并且正是这些关系中蕴含了人类的原初品质和真实本性，在市场和官场中奔波于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中的人们，无论怎样紧张疲惫，一旦回到亲朋好友之间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熟悉关系中，便会感到轻松与安全，因为在这里人们能够以朴素的方式表达和实现自己的真实情感和原初本性。 肯定了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熟悉关系，也就肯定了熟人社会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又不能在无限制的范围中肯定熟人社会。熟人社会中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熟人关系，起源于未分化的农业社会，持续于不可分化的日常生活世界，但是在专业化领域或组织化领域应当受到限制。由于展开的关系和指向的目的不同，所以日常生活领域中的行为原则或制度规则同专业化领域和组织化领域的也应当有所区别。具体说，不应当把在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熟人关系中合理发挥作用的亲情原则扩展到专业化领域和组织化领域。如果坚持了这一点，就意味着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划分出熟人社会和陌生社会。或者说，日常生活领域应当保持熟人社会的亲情原则，而专业化和组织化领域则应当坚持各种分化开的陌生社会的理性原则。 由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分化程度较低，人们常常淡化各种生活领域的界限与区别，本来在日常生活里域中有效的熟人社会的原则，往往被推及其他专业化和组织化的领域之中，这种做法的结果不仅导致在不同领域中才能有效的制度之间的冲突，而且严重影响社会生活的效率。马克斯·韦伯以社会生活和社会行动有不同类型并遵循不同制度原则为前提，强调在组织中实行严格排斥亲情的科层制度，其主旨便是限制日常生活领域中的感性制度在组织中同理性化制度发生冲突，并以此保证组织效率的实现。 但凡对熟人社会做出的指责与批评，其实质都是从某种专业要求或组织原则发表的议论。然而，人们往往意识不到自己的专业化或组织化立场，所以批评熟人社会时缺乏明确地限制。从专业行为和组织效率来看，确实不应当把展开于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熟悉关系中的亲情原则推及专业领域和组织之中，否则以分化为前提的专业活动和组织效率将受到非专业和非组织的亲情制度的冲击，专业目标和组织效率都难以实现。但是，从日常生活的立场看，熟人社会又有其不可否认的存在根据和适合范围，所以不应彻底否定甚至主张瓦解熟人社会。 熟人社会不仅有其存在根据，而且在日常生活中还有其积极意义。熟人社会作为社会生活存在方式和人们交往方式的统一，虽然可以在社会生活中形成具有一定边界性的圈子效应，圈子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封闭性和排斥性，这似乎是不可否认的消极性。但是，圈子不过是群体，以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熟悉关系为纽带而存在的群体，在社会生活中也有其整合社会、维系人际间感情、保持社会稳定与协调的积极意义。相反，一个否定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熟悉关系的社会，亦即六亲不认的社会，才是真正可怕的消极社会。 熟人社会的消极性不在于它的存在，而在于它同那些专业化领域和组织化领域之间的界限不清，在于它的亲情原则越出日常生活领域去冲击和抵消专业化领域和组织化领域的原则或制度。熟人社会的原则或制度，是源于生活因此是人们最熟悉且最能有效利用的，它可以轻松地被人们扩展到日常生活之外的领域，可以无孔不入地侵袭、弱化甚或取代专业规矩和组织制度，陌生社会由此便无法阻拦地展开熟人化过程，以致私与公、情与理，都被一股脑地搅在了一起，社会公正和社会效率在界线不清、是非不辨的融合中被诋毁和抑制。 应当注意的问题不是熟人社会怎样被消解或取代，而是在什么意义和多大范围承认和限制它的合法性。因此，应当明确认识熟人社会的存在根源和展开范围，既要肯定熟人社会在日常生活领域存在的根据和运行的合理性，又要明确它不能超越日常生活领域而漫及各种专业化领域和组织化领域，否则它存在和运行的合理性就会转变为不合理性。
作者：刘少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