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社会差异这么大？
    原因是比较复杂的。中国区域间的差异一直就很大，这可能和中国社会一直是中心形集权的社会有关，资源配置在秦以前由于各国纷争，资源的集中程度没有那么高，秦以后 向毛泽东经常讲，就是中央集权制，无论从各种史书看都可以证明中央集权制是从秦建立的。这种中心性的集权制，这种资源的中心化当然会差异比较大，资源都集中在权力的中心，就产生了中心区域和边缘区域，中心区域获得大量的财富，边缘地区就相对要小一些。换一种方式，如果是一种城邦制的社会强调市场的社会，资源分布是交换型，那它的资源分布不会证明集中。不同学者曾经提出不同的观点，为什么中国社会形成这么集中的现象，有人认为可能与大河治理有关，黄河的治理要求中心，要协调上下游之间的关系。不管怎样，中心型社会就是产生巨大差异的社会。第二个特点是与第一个特点相关的，城乡从来是分野差异极大，我们一般讲户籍制度形成，1958年收紧，1959年严格规定，就形成今天这个现象。这是比较肤浅的理解，并不是指五十年代，中国社会自古就是城乡差异极大的，早年叫国人野人，国人就是能在中心区域居住的人，野人是在边远地区的人。
    城乡分野的事情到1959年以后问题深化了，在过去中国的社会流动率还是比较高的，还可以缓和这种局面。但是1959年国务院规定每年农转非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能超过0.15％ ，这是周恩来总理亲自规定的。从此一直坚持到七十年代末，这样一种城乡控制手段当然使城乡分野非常明显了。但是我们也不要忽视，考察整个中国社会都可以看到，中国城乡分野历来都是严重的。第三中国社会从来就是一个底层大中层欠缺的社会，传统的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形的结构，看它的阶层配置，绝大多数社会都是金字塔结构，在资源不多的情况下，资源被上层把握，绝大多数的底层占用的资源比较小，所以底层比较大。中国社会在金字塔型社会里又显得比较突出，因为它是由这样几个阶层构成，中国传统叫仕农工商，农的概念非常大，社会的绝大部分阶层都归到农，仕阶层相当于今天的中产阶级，中国社会虽然一直都重视仕阶层，但是仕阶层一直都不是很大，仕阶层在社会中起很重要的作用，皇权社会中皇权基本上是通过仕阶层来统治整个社会，仕阶层基本上是靠隋代以后的科举制度产生的仕阶层，以及还有的恩荫制度，贵族还是可以通过祖上的恩荫家族的传递得到封号，产生这样一个官僚阶层。中国的社会结构用传统的理论是解释不通的，中国历来是一个官僚型社会，它不是简单的财产分配，理解这个社会你要从官吏的基础上去理解，它的资源分布，它的两个基本阶级是控制的官员集团，被控制的非官员集团。仕农工商中的商权力不是很大，这个商皇帝是可以查抄的。比如曹雪芹写《红楼梦》也写道，查抄大观园，贾家也被查抄。所以它这个财产的控制并不是通过法律体系而形成的所谓地主阶级等等，它基本上是又政治来控制这个社会的。所以金字塔型的社会，底层社会偏大，中国传统的中间层人数很少但是作用很大，就是仕阶层，不能轻视中国的仕阶层。仕阶层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中国社会的精英群体的作用。因为中国社会很早就发明科举制度，通过竞争而淘汰，尽管这种考试的方法存在着问题，比如过多的重视古经经书的内容，但是不管如何，它是一个智力测验是人文化素质的训练，所以它是可以筛选到一批人的，并且它有一个循环体制，这一点在当时其他各国是没有的，这是占优势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制度是优越的，主要原因就是隋以来，几百年创立的科举制度。其他世界各国还没有国家能超过这个程度，它可以把精英人物都吸收到自己的仕阶层来，所以虽然他是一个中层但是他是人数不多，但力量很大的仕阶层。这个社会结构一直运行到今天，所以到今天为止中国还是一个中层欠缺的社会，金字塔的形状有所变化，但还是一个底层偏大的社会。我们作统计学分析的时候还是能够看出来得。第四个特点就是弹性很大，我们研究贫富分化时经常会被咨询，让我们发现一下，贫富分化会不会出问题？中国社会的弹性很大，它的财产分布一般来说不是一个经济就可以决定的，它是有政治指标的。比如要说中国经济上的紧张时期，60年是最困难的时候，饭都不够吃，无论从数字统计上还是从人们的体验上看当时经济都是非常紧张的。但是当时却没有出现太大的政治上的问题。在有些情况下，你以为形势很好，可恰恰产生很大的危机，所以它不只简单的是一个经济指标能决定社会的结构体制的。总的来看到今天为止我们这个社会的变化还是非常剧烈的，社会结构远远没有稳定，社会的变化没有完成。前一段时间有些学者说中国社会分为十个阶层，我说下定论还为时过早，变化还远远没有完成，过早的把它说出甚至把人口比例说出来，很快就会被人打破。比如1994年我们做中国七个城市的数据以国营职工为主做的，一看是不错，国有职工各方面的数据都不错，包括福利指标收入指标住房医疗等等，到了1996年，突然国营职工出现大的变化。所以到发表文章的时候，所有的数据都已经变化了。换句话，中国这个社会在剧变之中，结构还不能稳定，所以我们试图来描述这个社会往往会失误。
    下面我们回顾一下二十年以来社会发生的重要变化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的历史里，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时期就是从建国一直到改革开放，第二个阶段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从结构角度看发生了重大变化，重大变化在哪里呢？实际上是社会分层的标准发生了变化。这一点变换是致命的，因为其他的变化都可以是渐变的，比如社会阶层的培育，或者是一个社会阶层地位的上升。比如国营企业的职工，九六年发生巨大的变化，大批量的下岗，其中也有政府的关系，主要是银行不给国营企业贷款。所以一直发不出工资，在此之前国营企业也受到过几次冲击，比如破残铁，优化组合，一次次的冲击终于产生了最后的事件，就是下岗。这种变化也是可观测的，这是一个阶层的变化。唯独有一个变化是最主要的变化是最致命的，就是整个分层的标准变了。我一般把它概括为这样的变化：从改革开放以前已身份制定地位的社会改变为以财产来定地位的社会。四九年的革命打碎了土地所有制，打碎了阶级，剥夺了地主的土地。五六年的革命将工商业主的阶级打碎了。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过很多次农民起义但是没有人能做到的。因为农民起义是复制从前的社会，朱元璋当了皇上以后，也要马上开科选仕，于是恢复原来的秩序和体制，才能运转这个社会。惟独四九年的革命是比较彻底的，将阶级体系打碎了，这就出现了一个重大问题，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差异性很大的社会，历来就是通过一定的秩序手段来分配财富的社会。阶级打碎以后，什么才是构成财富的合理体制呢？所有财产都变为公有财产，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要求财产的权力，实际上如果每个人都有要求财产的权力，那么这个社会就无序了。所以我们从五六年以后就逐渐建立一套身份制。比如城乡就是典型的身份制度，比如说你是农民，你居住在农村，你是农村户口，就不能享受城市的利益了；工人干部，干部又分为几级，这就重新建立起来了一个分配财富的办法。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打碎不了这样的体系，当时有一些造反派将领导打倒，当了这个企业的领导，但是你从人事制度上来看，也不敢说他是干部只能说是以工代干，文化大革命以后以工代干还是一个问题，很多工人都当干部了，但是在身份上来说还是工人，只不过暂时代替了干部。曾经放了一些干部指标。可见我们建立的这一套制度体系，对于维持当时的财产分配还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的。这种体制是维持秩序的手段，也没有其他选择，因为当时把阶级打碎了，该怎么分配？于是就造了这样一个体制。那么这套体制和我们今天的这套体制差异在哪里呢？身份制度是靠人们的先天因素来决定人们地位的，比如城乡是指什么？乡是指你生在农村，生在农村就是农民。但是一个人不能决定自己生在哪里呀！这是先天因素所决定的，虽然不是全部但是大部分的是靠这个来决定的，身份制的特点是没有量化的过渡。所有的人类社会都在造一种东西，社会学上叫社会屏蔽；就是人们都想建立一个屏蔽不让别人进来，比如说北大招学生，按分数录取，你不到那个分是不能进北大的，但是一旦到了那个分就可以是北大学生了；另一个人即使差一分，也只能是另一个学校的学生，所以人们都不断在造这样一种社会屏蔽。中国社会对这种社会屏蔽更敏感，在考试制度上，中国比较早的发明科举制度实际上也是在造一种屏蔽，当然屏蔽有很多种方法。从五十年代以后到文革是比较强调身份的， 这种屏蔽最大的特点是有明显质的区别，是和不是界限非常清楚，我们管这个叫质的平等，不存在量的过渡，你是干部就绝对是干部，它的好处在于别人不好进来，比如你当初考北大，进来就是北大的学生，你再强调当初只差一分也没有用处。惟独就是这一分，别人就成了北大学生，最后拿到的文凭是质的不同。所以从这一点上看造的这种体制还是维持了当时的秩序，但是反过来有很大的不公平。公平现在强调几种，一种是程序公平，强调法律，大家受约束的法制是共同的，谁违反了要按照程序受到处罚，那么程序是公平的，谁胜谁败就没有什么纠缠了。比如 大家也攻击辛普森这个案子，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他是按照这套法律程序的，法律程序说由陪审团投票决定，最后陪审团投票说他就是没有罪，所以你从程序上来说没有办法，他就是没有罪。
    还有一种是机会公平，还有一种是结构公平。如果从这样几种公平来看，我们从1949年到七十年代末这套制度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给人民提供机会，而市场最大的公平性就在于它提供的机会更广一些。二十年来的这样变化就是这个社会开始给人们提供机会，当然这只是公平的一方面，叫做起跑点的公平，过去的户口是你是农村的，他是城市的，他已经不要跑就在终点站着了。从机会的角度上来看是极大的不公平，连参与的机会都没有了。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二十年来虽然社会分化严重但是强调了公平，人们逐渐从结构公平转到机会公平。讲公平，从中国人来讲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 觉得公平就应该大家差不多，都一样，但是我们做了三十年的实验，如果取消竞争机制， 比如就粮食分配来说，也不是不能做的公平，比如粮票布票是固定的没有就买不到东西，这是公平了，结果的公平，多需要一点是不合理的。但是人类社会通过这种实验发现，绝对地来分配物很难，不可能做到但是部分分配物可以做到，比如我们做过的实验。我们取消粮票是一九九零年，在后期，粮票只是一个象征物，是城市居民的额外获得，一九八五年粮票可以用来换钱，与农民换鸡蛋换粮食，一九九零年中国所有城市都宣布取消粮票。这至少证明一种物品通过强制的办法是可以做的平均分配的。
    但是问题在哪？我用强制的办法来分配物品的时候，我只好靠强制性来做，实际上是扼杀了每一个人的活动积极性和发展机会，三十年的实验证明我们完全控制不是绝对做不到，而是使得全民没有活力，就象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喂多少就喝多少，然后拿走了就不要喝了，所以人完全没有自己的要求，经过一段时间政府也感到全民没有积极性，于是我们和人家的差距越来越大。人均的GNP值从较低时的三百美元到现在的一千美元，虽然与国际差距还很大，但是上升速度还是很快的。所以我们回顾二十年的变化，我们从过去那种比较注重结果型的公平，身份公平到改革开放二十年造出的市场体制，这个更重要的是给人们创造了机会，机会的结果当然有的人上升快一点有的人上升慢一点有的人完全没有上升有的还可能下降，上升下降均有可能。社会的评价标准从过去比较强调政治，身份向经济评价标准转变。在十五年以前。 一九八五年《中国青年》搞过一个问卷调查，你认为下面哪些是最富有的阶层？选项有工人农民个体户等等，第二个问题是你认为最羡慕的职业或者是认为社会声望最高的，全国寄回了七万份问卷，当时我们有同事帮助分析，结果是，认为收入最高的在当时十种职业里是个体户，而在你认为谁的声望最高时，个体户是最末一位，当时人们认为挣钱是不三不四的，在八十年代，改革刚刚起步，当财富的标准刚刚侵入到社会时，人们很看不上个体户，但是二十年以后社会的财产标准越来越显著了。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三元分层，除了财产还有权利声望，但是毕竟财产的体现是明显的看出来了，包括国统局的分析，中国富裕阶层的评论，都可以看出财产作为分层的标准已经明显了。
这样我们就接着谈到第四个问题，贫富差距问题。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的贫富分化是比较剧烈的，这一点是共识的。早期大家还不太同意，因为早年用国统局的数据，一种是报表统计一种是抽样调查的结果，从这两种数据来看，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贫富分化总是很小。所以我们当时不满足于这样的数据，我们就自己作数据，一九九四年当时的体改委开了一个国际会议，让我写篇文章，我就写了一篇根据1994年数据的文章，在那时我比较早的提出中国的贫富差距， 大概有 0.43 ?C0.44吉尼系数，我在会上讲的时候还有很多反对意见，很多人觉得不真实。因为让国统局来算吉尼系数始终是0.2，我们知道吉尼系数是算贫富差距的一个指标，指只有国王一个人占有全部财富所有的国民都是零财富的时候为1， 绝对平均分配所有财产每个人都平均得到一份时为0 。过去国统局的吉尼系数历来是0.2，这个在世界上看是很低的，在北欧有的国家达到过0.2，北欧强调福利性，国家很小，也只是某些国家时，绝大部分国家是做不到的。这样的话我的数据一下子到0.43-0.44有很多人吃惊，但后来还是接受了。后来为了证明这个现象，我就用结合历史的来算，我也是作调查获得数据，我们知道历史上的数据拿不到，我就让他们回忆家族史，我们定一些容易回忆的年代，本来我还担心大家回忆不起当时的收入，后来发现早年的收入比现在还清楚，因为五十年代的时候人们没有其他收入，就是一个工资，工资是几十年不变的，比如他挣二十块两大毛，二十年都不变，所以他脑子里挤得非常清楚，甚至比现在的工资还清楚，那时候也没有其他附加的奖金，所以我们就可以一代一代的作来了，确实证明从五十年代到一九七九年贫富差距根本没有太大变化，可以说有一点微小的变化，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有一点下降。到了改革开放以后，贫富差距是在拉大了。一开始有人认为改革越改贫富差距越大从逻辑上是讲不同的，但是后来没有人反对了，因为这是个事实。那么为什么？是怎样发生的？对于贫富差距拉大有好多种解释，首先比较典型的是市场理论，市场带来竞争，竞争引起分化，分化当然就有贫有富了，比较典型的解释是用库兹涅斯曲线，人均GNP值与不平等有关，在人均生产值非常低的情况下，贫富差距特别大，差距大是一段时间，大约在五百到两千美元时大，库兹涅四是做经济史的人，他收集了很多国家的数据。曲线是倒U字型，就是在收入很低和很高食品复查就都不是特别大。所以就解释为中国现在还处在上升时期，到了一定时都还会下降。当然这只是描述，从理论上分析是：市场早期不可能规则的完善，任何社会的分配都不可能一次完成，市场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市场讲的是一个竞争的过程，成者王侯败者贼。但只是财富分配的第一个环节，财富分布显然不是一个环节完成的。 比如税收制度就不完善，税收是想调节市场以后的环节，市场分出了谁胜谁败，但是败者也应该有保障救济。 用这种方法来使底层社会得到和谐，从这个角度来看，市场分配不是一个环节能完成的，市场分配需要很多环节的建设。从这几年来看，发展的初期确实漏洞很多，我们不断在改进，从财务金融的建设上看这几年的变化还是很大的，所以从这种理论来解释，有可能到一定程度之后贫富差距有所缩小，但至今还未发现缩小。确实有时也有“马太”效应 ，就是财富越积越富，弱者就越来越落魄。总之二十年以来的贫富分化这一点使没有人否认的。接着我们就要问这样一种贫富分化会不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这是大家关心的。我们来看什么是引起社会不稳定的关键环节？因素很多，我们一般看三个指标。 第一是看通货膨胀率， 是损害所有人的利益，所以通货膨胀发生以后很容易引起大家的不满，我们分析八十年代末的时候社会不稳定很大程度上与通货膨胀有关系，当时银行存款的利率曾经到10%，当时国家也很着急，就提出银行保值，其实银行怎么能够保值呢？我们这几年比较庆幸的是通货膨胀率变得比较低了，银行利率目前也很低。第二个因素是失业率，这也是比较大的问题，我们国家登记失业率不高，约为 3%，比前几年也是上升了，早年只有不到2%，甚至再早的时候都谈不上失业，当时上山下乡也算是安置工作，文化大革命以后就暴露出来了。直到上个世纪以前，就是2000年以前，国家公布的数据始终在百分之三的水平上。现在我们承认超过3％但是我们作研究，学者们一般认为可能达到10%，当然这就要看什么叫失业？下岗，离岗，内退，买断等这一系列的 因素究竟什么叫失业，什么不叫失业？九八年的时候我做过十几个省的失业调查，根据我掌握的数据分析差不多能达到10％，问题是说失业的人难道就没有任何工作么？我觉得不能这么理解，这比较复杂，因为按照国际劳动组织的标准：一周有十五小时以上的有酬劳动就叫就业。按这样的标准我们很多下岗的人都不能算是失业，因为他们也做一些临时的工作。 中国城市里面，未来几年就业始终是头号问题。原因在于劳动力过剩，我们既然要进入市场就要承受来自市场的三种压力，我们推进商业市场时，要通过物价关，当时商品短缺，将价格放开以后当然要物价暴涨，但是中国人创造力比较强，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国人把商品市场竟然解决了。这确实是因为中国人有很强的劳动能力，你只要把物价放开，就有人去生产，去扩大劳动能力，所以现在不是一个商品短缺的社会，而是一个商品过剩的社会。第二个压力就是劳动力市场：我们今天没有闯过的就是劳动力市场这一关，按照过去的想法，把大家都统一起来，来有计划的安排工作不就可以了吗，但是通过实验发现不行，现在就推进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但是我们的基本国情是劳动力不是一般过剩而是大量过剩的国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就不是几年而是几十年的问题。衡量社会稳定不稳定，失业率当然是一个强点，但是通过失业保障可以在城市里缓和。第三是就是贫富差距，这是讲的相对的量，不管在什么国家和社会总会有一部分人富，一部分人穷。美国社会很富裕但是它也一样，，过去0.38-0.39不超过0.4，最近这几年有可能达到0.4，因为这几年它的政策有点偏向于富人，稍微小于中国。我写在文章里时还有很多人惊讶，其实美国的贫富差距小于中国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美国有全民贫困保障线 ，我们中国只在668个城市中有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前一段时间民政部还在测算是不是真正都拿到了，当时看还可以。但是大家不要忘记这不包括全体农民，就是说即使是一个在城里打工的农民也不能享受，所以我们只是实现了城市里的生活保障，更何况中国的劳动力过剩更多的还是在农村，这两种劳动力过剩使我们感到压力很大，贫富差距这几年还在有上升趋势； 但是这三因素达到什么程度，与稳定的必然联系，这还不太清楚。贫富差距的指标还要看这个社会的贫富是怎么形成的，我们叫流动的问题。 如果造成多的上升流动， 社会就稳定，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如果就人们的绝对生活指标来看到是有上升流动；如果有过多的下降流动，当然危机很大了，比如下岗，是典型的下降流动，但是这个上升和下降流动， 绝不仅是一个经济指标，财富的丰富只是一个因素，也可以是政治地位上升，其他因素的上升也是很大一种社会流动。
    中国现在是处于产业衍进型的上升流动，或者叫整体型流动，从第一产业农业，到第二产业制造业为主到第三产业服务业为主以及到更高的信息业，这是世界各国的统一规律，就是当社会上的多数人从蓝领职业转变成白领职业时，社会整体上升流动，这使一个社会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流动都只是相对的。不如中国现在城市里面的白领阶层比较多，这就是整体型的上升。我们现在从税收制度，保护低收入层来解决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甚至人们发现教育可以缩小贫富差距，教育程度提高，流动性提高，空间的流动距离就越远；这个数据有可能与白领产生共同效应，因为教育水平上升可能会引起整个社会的白领层整体的社会上升。当然还有一些办法，比如最近比较重视的惩治贪官污吏，更多的造成贫富差异的是不正当收入，如果大家都是奉公守法的话，税率的制定还是合理的，真是按税率的话，财富的分配也不会出现这么大的差距，还有灰色的收入，黑色收入，贿赂等等，比如打击大税户的偷税漏税现象，腐败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导致贫富差距。所以虽然我们现在在数据上看还不乐观，但是措施是在逐渐的增加。
    最后，我们在分析三个方面的问题，我们看一看社会经过贫富分化以后大体的社会分布状况：无非就是上中下，我们将上层集团叫做精英集团，总的来说中国社会历来是精英在社会上起着极大作用的社会，也可能是因为长期以来全国文化普及程度低，中国是文字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使用象形文字，但是历来的文盲率还是很高的。文化大革命以后扫盲文化普及率应该还是比较高的，但即使这样的话，到九十年代，文盲率高达17％，而且还是自报文盲还不是我们拿着文盲标准去测：国务院的文盲标准是一千五百个汉字和四则运算。曾经有的老师拿这个标准去测，发现文盲比率大大上升。一千五百汉字都能念出的人不是很多，也可能中国的文化不普及与汉字的难度有关，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而是字型，不是说出来就能写出来，我们经常说提笔忘字。总的来看是精英在社会上发挥比较大的作用的社会。大家都关心富人层，我觉得中国当然是形成了一个富人层，这是无可怀疑的；在一九九五年由全国工商联出面将全国私营企业主排队，将前一百名请到北京来，当时我作研究也参加这个会，最初的想法还是鼓励的意思，早年有个词叫光彩事业 ，那时觉得作个体户很丢脸，然后就告诉大家这个事情其实是不丢脸的，是光彩的。而且还让香港帮助排名。那是资产基本上亿，当时他们也都在省里的政协里面，我看每个省基本上十名没有问题，要像广东省就更多了，而且当时给每个人了一个牌子，写着名次，有些人就不满意了，觉得自己报低了，因为当年报的时候还是心有余悸不敢报的太高。但是至少能知道他们的财产其实比这个还有高一些。一个社会产生巨富集团是好还是坏呢？我们知道市场是无情的，就是成者王侯败者贼，确实有的人很容易成功，所以我倒觉得中国历史上的为富不仁，仇富心理的影响。
    如果在一个规则性社会，其实富人集团对社会还是有很多贡献的，我想中国多出几个绍逸夫，以后我们大学里讲课还是会方便一点。我想中华民族的富人集团还是太少。有一本书叫《诚信》，他发现在世界上最大的跨国企业里没有华裔，他发现中国都重视家族，家族就是不相信外人，特别是在财产的传递上不相信外人，而西方社会股份制以后基本解决了信任问题，我敢把家产给一个外人只要你是由能力的人。而中国人特别重视家，所以财产总是富不过几代很难传下去。比如大电脑家王安，八十年代的时候在国际上很有名，而去世后，财产分给几个孩子后，财产就逐渐失散了。大船王鲍玉刚，而今天也是销声匿迹了。中国人叫分家，而不是长子继承制，西方的长子继承制是财产的聚积，将它继续滚大。中国的富翁阶层还是少，关键是流动，谁成为精英，谁是被淘汰的。社会学管他叫精英循环，就是一个社会的精英应该是循环机制，就是有本事的人上去，没有本事的人下来，最后竞争的结果应是不是他爸爸有钱而是他自己由本事的人真正能爬到精英集团，而让那些自己没有本身的人下来。其实并不是在于有没有人富有，而是在于有没有一套机制使真正有能力的人达到顶峰。我们讲精英一般是讲三种精英：经济政治技术精英，我们过去的缺点是政治精英太大，经济精英基本丧失，1956 年时我们没有意识到虽然他是个民族资产阶级，但是他也是个企业家，你让他去经营企业会经营的很好，经济精英是有一套相关的素质，过去我们对经济精英打击太大，最近这几年我们很大的一件事情是在培育经济精英，因为经济精英大了以后是创造财富的，所以对社会有好处。相对来说政治精英不要太大，他像是一个头脑，一个人头太大是不好的，结构不协调，谁都想作指挥，谁去干活呢？应该是一个很小的政治精英和比较庞大的经济精英集团。技术精英是一个常量。第二个大的集团我们现在有人叫中产阶级，在现代社会里绝大多数国家的稳定是因为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产生，所以大家也在希望中国社会出现一个庞大的中产层或者是中间阶层，这个阶层的基本标准是受过比较好的教育，在职业历史白领阶层，生活是稳定的，如果一个社会进入到这个阶层为主的时候，社会当然稳定了。用这个标准看中国里这样的社会还是非常遥远的，我们有几个大的问题没有解决，比如农业问题没有解决，因为户籍制度等种种原因。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还是36％的城市人口和64％的城市人口，不把这个问题解决我们就永远不能形成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结构。当然中国的大城市都首次出现了白领超过蓝领的情况，当然我这里是指当地居民。从中国大城市的演变趋势上看是朝着这个方向的。
    另外从国家的政策上看，我们过去一直一位大学是精英教育，大学是高等人才的教育，所以我们过去并不重视发展大学；最近这几年我们的想法有很大改变，是想普及大学教育，想把大学普及率从成年人中不到5％推进到15％，在十五期间准备完成，我们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推进速度还是非常快的。西方国家一般是超过50％，所以我们离他们距离还很远。如果朝这个方向推进，这个大城市的中产化程度还是要快一点的。
    最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大城市里有一个新中产层 ,它是一个由年轻人集团构成的，传统的收入结构都是刚到工作场所时收入不高，然后到中年时收入提高，到老年时比较低。而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时逐渐上升结构，熬到走的时候收入最高；现在出现倒的的数据，年轻人收入最高，年纪大的反而收入低，不是U形曲线，不是一个人自身的变化，而是说得两代人。也就是中国城市新中产阶级开始形成，他们受过比较好的教育，会外语，会计算机，淘汰率很高。问题是我们现在只是北京上海广州，在中国属于很少量的城市，绝大多数城市显然没有达到这种结构。特别是小城镇还都是传统的结构。所以未来几年里如果中国能不断的培养中间层对社会发展还是有利的。最后就是底层社会了，有一本书，是一位摄影师写的，叫做《另类人生》，作者时赵铁林，大部分都是图片。作者早年经商，后来因为市场残酷垮掉，流浪为生，进入底层社会，体验是真实的。看了以后我也感到触目惊心，在改革开放以前虽然情况很不好，但是也没有分出谁是底层谁不是底层，当时是政治分层社会，地富反坏右应该是底层，但从经济水平上看不一定时底层。但现在问题严重，包括城市贫民窟，有一个问题时“文化传承”，第一代还好办，但是一代一代传下去是可怕的，特别是子女一代，想改造谈何容易！我想中国未来今年还是任重道远，要造比较强的保障体系，才能防止一个被社会抛离的阶层构成很大的裂痕。由于时间关系我就讲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