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背景：
　　今天再讲梁漱溟，当然不是因为乡村建设是一个多么重大的事件，也不是因为梁漱溟所做的有多么成功。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当然是归于失败了；而且严格说来，这种失败还不仅仅是因为日本人入侵这个偶然的外在因素。
　　其实早在日本人来以前，山东的乡村建设运动就已经漏洞百出。这场运动过去也就过去了，在中国社会中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社会学家们在探讨强国富民道路的时候，都认识到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村、农业、农民问题。针对这一问题，乡村建设学派提出了一定的农村发展道路。一定意义上说，乡土建设学派是一种立足农村通过乡村内部人、组织和文化的改造而进行的“内发型”的农村发展之路。
    在农村经济和政治双重危机以及两条道路争论的背景下，国民党统治区内不少不满于现状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不赞成中国农村实行资本主义改造，认为这条路在中国走不通；一方面又不赞成或不敢主张采取共产党人激烈的革命方式，消灭农村封建土地占有关系。他们希望通过改良，找到某种折中方式或第三条道路，以挽救农村社会所面临的危机，并以此为基础，挽救整个社会的危机，建立民主政治。
    梁漱溟认为：“国家宪政要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从基础做起，就是从最基层开始做，搞乡村的自治，一村一乡的自治搞好了，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
　　梁漱溟倡导与从事乡村建设实验的主要理论依据，是他所提出的“中国文化与重建理论”。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他通过比较研究，认为现在东西方文化不是在同一个发展层次上，而是体现了人类文化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或路向。
　　第一条路向，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发展为其根本精神；第二条路向，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第三条路向，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

　　一个社会的文化，要以其社会组织构造为骨干，而法制、礼俗最为重要。中国传统社会组织结构，与西洋中古及近代社会皆有不同之处。西洋近代社会是个人本位的社会，阶级对立的社会，而传统的中国社会则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然而，自西洋文化进入以后，中国的这种“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传统社会组织结构被破坏了，但是也没有进入西方的“个人本位”与“阶级对立”的社会，而是陷入一种“旧辙已破，新轨未立”的境地，就是一种文化的失调，整个社会陷入一片混乱状态，社会问题重生。这种文化的失调突出的表现于西洋“都市文明”对中国传统“乡村文明”的破坏上。
　　对如何构建新的社会组织，他认为：“中国如果有一个团体组织的出现，那就是一个中西具体事实的融合，可以说是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长处。……这个团体组织是一个伦理情谊的组织，而以人生向上为前进的目标（这两项很重要，西洋人亦将转变到这里来）。整个组织即是一个中国精神的团体组织，所以说是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长处。”
　　鉴于中国传统的“伦理本位”的组织结构在城市已被摧毁，构建新的社会组织必须从乡村入手。由于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的特点及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必须吸收西洋物质文化的长处，但中国应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即是从农村引发工业，以乡村为本而繁荣都市。若能走这条路，则乡村必然得救，中国必然得救。
　　梁漱溟认为以上构想实现所依靠的力量，在于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的合作。“要研究的是他们以如何方式构合成一力量。那自然就是我们乡村运动这一条道了。”

乡村建设实验：
　　乡村建设是有关农村社会改良的实验，早在清朝末年，米迪刚等人就在其家乡河北定县翟城村从事过“村治”实验。据国民政府内务部报告，到1936年全国大大小小的乡建中心有八百多个。以梁漱溟主持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实验及晏阳初主持的河北定县乡村建设实验最为有名。
　　梁漱溟选择邹平实施乡村建设实验的过程。广东乡治讲习所，河南村治学院，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成立乡村建设研究院的目的在于“研究乡村自治及一切乡村建设问题，并培养乡村自治及乡村服务人才，以期指导本省乡村建设之完成。”
　　研究院主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乡村建设研究部，每年从大学毕业生中招考40人，学习与研究乡村建设理论等课程，两年后分配到各地从事乡村建设的组织与指导工作；第二部分为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该部的任务是招考初高中毕业生开办训练班，每县10－20名，学员花一年时间学习乡村建设理论、农业知识、农村自卫、精神陶炼及武术等科目，结业后，回到各县担任乡村建设的骨干；第三部分即乡村建设实验区，选定邹平，后增加菏泽等。实验县县长、县政府隶属于研究院，其中县长由研究院提名，省政府任命。
　　梁漱溟主持下的邹平乡村建设实验是以组织乡农学校为出发点的。乡农学校的成员，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乡村领袖，二是成年农民，三是研究院结业学生。开办过程为研究院结业学生到农村寻找当地精英组成乡农学校董事会负责具体事宜。
　　后为改造乡村组织，而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在邹平实验县取消原来的乡公所和村公所，将原来的乡农学校改办为乡学和村学。几个村或十几个村有一乡学。乡学设学董会，在各项工作中贯彻乡村建设宗旨，学长，学众，从组织结构看，实际上是政教合一的机构。
　　梁漱溟等取消乡村公所等自治组织而以乡学村学取而代之，并不是不要自治组织，而是要借助乡学村学训练乡下人对团体生活及公共事物的注意力及活动力，培养乡民的新政治习惯，锻炼乡村自治组织的能力。尤其强调应符合中国的传统伦理精神。从情谊出发，以对方为重，在传统“五伦”上加上个人对团体与团体对个人一伦。
　　梁漱溟以“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八个字来概括他在邹平所展开的乡村建设工作。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吸收西洋文化科学技术的长处。

　　梁漱溟强调乡村建设运动与农民革命运动不同，中国社会散漫和平的特质。斗不出结果来，要正面缓慢的培养团结合作。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即从外引发而不是内部自发。处于无序状态，需要建设秩序而不是破坏。改造中国手段的特殊性。中国问题的解决不在于消灭不平等，而在于民族解放，社会改造。

乡村建设学派的局限：
　　从2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乡村建设实验，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基本上结束了。实际上在此之前，乡村建设实验早已困难重重。
　　梁漱溟分析认为：一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府；二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
　　当时的乡建工作过于肤浅，有些工作如抵御外力，整理田赋，改革地权，垦荒殖边，修缮水利及道路等，绝不是单独一县一村所能完成的，必须由中央政府通盘筹划，并督促地方官民进行。重农轻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绝对闭关自守，回避走工业化的道路。
　　定县的工作是美国的金元铸成的。梁漱溟称，他们并不是不反帝反封建，他不同意“以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类公式范畴，加于中国社会史上。”中国此刻的问题不在于阶级间的不平等，而在于缺乏秩序。因此，关键是要使社会从散漫趋于联系，从矛盾转向协调；使社会凝聚于一共同意志；使社会真正有力量。

　　但在我看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并不能只放在乡村重建或乡村工业化的框架中来理解，而应该与他的文化思想合观。而他的文化思想,也还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东西方对立的文化。梁漱溟并不是一个文化相对主义者，他关于东西文化的二元论是被放置在宏大的人类历史叙事中的。也就是说，他所谓的东方化和西方化并不是某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问题，而是世界的问题。因此，他所谓“理智运用直觉”与“直觉运用理智”的对立就绝不仅仅是东西方的对立，而是科学取向与人文取向的对立。

个人认识：
　　西方社会学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封闭的专门领域，而是从许多朴素的社会思考中逐渐诞生出来的。梁漱溟对中国社会学的价值既不在于他提出了什么学说或概念，也不在于他为中国社会找到了一个改造的模式，而在于他的思考和实践，对于我们更朴素地思考中国社会，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尝试。
　　梁漱溟本来是一个研究佛教和中国文化的学者，他之所以从事乡村建设，当然不是为了建立中国的社会学，而是因为他在思考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发现需要从乡村社会的改造出发。
　　梁漱溟从来没有把乡村社会的问题仅仅当成乡村本身的问题，而是认为这个问题关涉到中国文化的总体性命运。他对中国农村的改造，也并不是仅仅为了农村，而是希望以乡学村学的方式改造和更新中国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创造出新的一伦：个人相对团体的一伦。
　　虽然梁漱溟是一个文化守成主义者,并且也没有刻意地用太多西方的东西。但在我们看他对中西文化的思考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觉得，他的这套说法还是有着很深的西方的痕迹。
　　他关于乡村建设的努力并没有成功。但是，中国社会的走向从此成为梁漱溟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而且，他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并不亚于当时任何专业的社会学家。

参考文献：
１、梁漱溟：《乡村建设大意》　梁漱溟全集 　　　山东人民出版社
２、郑杭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 》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阎明：《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　　清华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