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香港凤凰电视台“口述历史”栏目找我谈梁漱溟，在翻找各种资料中新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原始材料，这篇梁漱溟1965年7月10日在全国政协直属组学习会上的发言便是其中之一。我是当时的政协直属组学习会的主要记录人员，如今重看这篇记录，不免感慨万分。
　　梁漱溟发言原文第一段：组长（按：指政协直属组召集人于树德和王芸生）上次要我谈谈这一阶段的学习小结，我就谈谈自己的体会。话很长，不知从何说起，今天只说一点，从曹老（按：指曹谷冰，政协直属组同组成员，系《大公报》老报人）的话开头。曹老上次说，1949年在上海已有“听和跟”的话（按：全文为“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50年代后期增加了“走”——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当时他就接受了。我比不上曹老，笨得很，至1950年还不能承认这个话。记得是1950年劳动节（或国庆节），那时候我在天安门城楼，不像现在在观礼台（按：梁漱溟在1953年9月与毛泽东顶撞闹翻之前，重大节日庆祝均站在天安门城楼，而后即降为观礼台———此待遇一直延续到1988年梁漱溟病逝），主席、总理都在我们一起，郭老（沫若）代表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向主席赠旗，旗中间写的一行字是：“我们永远跟着您走”。我也是无党派人士，看了心里直摇头，这话在我口中是说不出来的。同年6月，为通过土改法开会，开了一星期，我偶尔在小组会上讲几句，大会上一直没有发言。有几位朋友关心我，如邵力子、王绍鏊、雷洁琼诸人，说我不应该不发言。我对此不以为然，因为大家说的话都是向领导颂扬一番，我觉得总说这样的话没有意思。自己不说这种话，朋友们关心我，指出不对，仍不以为然，可见自己的固执。当时领导上还没有找我谈话。也是1950年，又开个什么会，头两天我没说话，总理通过徐冰要我发言，我才作了简单发言。这说明自己是拒绝轻易跟着别人走的人，平素不附和，不苟同，不随大流，我就是这个性格，这个脾气。
　　梁漱溟发言的第一句话，即“组长上次要我谈谈这一阶段的学习小结，我就谈谈自己的体会。”看起来十分平常。的确，当时全国政协直属组大体上上半年暑假前、下半年年终每人都要做学习小结。问题是在1965年上半年，政协直属组曾经集中几个月的时间，与梁漱溟“辩论”，即对梁漱溟进行大批判。如果别人是学习小结，而在梁漱溟身上则应该是检讨自己的思想错误。但梁漱溟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大错，因此自己也是做“学习小结”，“谈谈自己的体会”而已。
　　那么，究竟1965年上半年政协直属组对梁漱溟批判什么呢？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于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在北京召开。当时已进入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期。因此众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大会期间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都强调政府各项成绩的取得，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抓了阶级斗争这条红线。梁漱溟对此不敢苟同，又不好公开反对，便遵照自己的理解和思路，冥思苦想地写了一篇发言稿，在小组会上作了发言。
　　梁漱溟发言的中心内容是，认为政府工作成绩之所以显著乃至建国15年建设成就的取得，其重要原因，可概括为八个大字：科学之事、道德之事。他说，科学之事即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全国民众顺应科学规律，道德之事即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用新道德教育了全国民众，使一盘散沙的旧中国变成团结一致的新中国，等等。梁漱溟发言洋洋数千字，就是只字未提“阶级斗争”。
　　梁漱溟的这篇发言，立刻引起了与会领导和委员的注意。大会期间，即有委员驳斥梁漱溟，说梁大谈什么“科学”、“道德”，一字不提阶级斗争，就是否定阶级斗争，反对阶级斗争，贩卖自己的私货。梁漱溟对此未作理会，等到大会临近闭幕那天，政协大会执行主席陈毅在讲话中提及当日发给每个委员一份材料，即与梁漱溟同组的两位委员批判梁漱溟的联合发言，并予以肯定。梁漱溟坐不住了，当场给大会主席团写信，指斥大会执行主席偏听一面之词，不足以服人，要求答辩。次日大会闭幕式上周恩来讲话，说有位委员提出答辩别的委员对他的批评，此事大会期间已来不及，可在大会结束后由政协学习委员会办理。于是，1965年上半年，用了近3个月的时间，每周开会两三次，以梁漱溟所在的政协学委会直属学习组（即政协直属组）为主，与梁漱溟开展“辩论”，全方位把梁漱溟一贯否定阶级斗争的“反动言行”狠狠批判了一通。
　　在这样的背景下，梁漱溟仍然没有认错自责。更严重的是，他竟说什么1950年在天安门城楼上，郭沫若向毛主席献锦旗，上写“我们永远跟着您走”，对此心里直摇头，等等。在1965年阶级斗争这根弦越绷越紧的时候，梁漱溟的这些言论是何等不合时宜。

　　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这是梁漱溟一生言行的写照。他由此讲真话，不讲假话，不附和，不随大流。梁漱溟一生著作甚丰，但我以为，他留给后人影响最大的，正是这种可贵的品格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