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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洁琼
（1905年9月13日—）著名社会学家、社会活动家。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名誉会长。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县。研究领域：社会学、法学、中国人口、妇女、婚姻、家庭、社会保障、老龄问题等。
1924－1931年赴美留学，在南加州大学获社会学硕士学位。
1931－1937年任北平燕京大学教授。
1940－1941年任江西泰和中政大学教授。
1941－1946年任上海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华东大学和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
1946－1952年任燕京大学教授。
1953－1973年任北京政法学院教授兼副教务长。
1973年至今任北京大学教授。
1972－1983年任北京市副市长。
1954年在丹麦参加国际妇女联合会会议。
1956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参加国际法律协会会议。
1978年参加中国妇女代表团去伊拉克进行友好访问。
1980年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委员会成员到瑞士、瑞典、法国、英国、丹麦进行视察工作。
1980年率代表团参加美国全国社会教育会议。
1982年率中国妇女代表团去泰国参加泰王国建都二百周年庆典活动。
1983年率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代表团去澳大利亚、新西兰进行友好访问。
1984年参加全国政协代表团去罗马尼亚进行友好访问。
1985年率中国妇女代表团去巴基斯坦进行友好访问。
1985年去香港出席第二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
1986年参加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制小组，去香港调查研究。
1993年10月率全国人大代表团出席亚洲议员人口与发展论坛第四次大会。
作为社会活动家，1949年后历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主要论著：
《中国家庭问题研究讨论》（1937）；
《妇女问题讲座》（1939－1940年）；
（三十六年来妇女运动的总检讨》（1941年）；
《血溅金陵忆当年》（1982年）；
《中国婚姻家庭问题》（1985年）；
《新中国建立后婚姻家庭制度的变革》（1985年）；
《老龄问题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1986年）；
《社会学与社会改革）（1987年）；
《新中国建立后婚姻家庭制度的改革》（1988年）；
《雷洁琼文集》（1994年）。
“元老级”的社会学家--雷洁琼教授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雷洁琼教授是一个国务活动家，社会名流，而在中国社会学界，雷洁琼教授是大家公认的“元老级”的社会学家。在她长达7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尤其是上
一世纪八十年代社会学在中国大陆重新恢复之后，她为这门学科在中国的成长和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作为她的学生，我们亲身经历的几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她的治学和为人。
“要用资料说话”
1983年7月，由雷洁琼教授担任学术指导的国家哲学与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城市婚姻、家庭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在完成了问卷调查和数据资料的初步处理之后，召开工作会议。那年雷先生已届78岁，仍然兴致勃勃地来到连云港，和我们这些刚进入社会学专业的年轻人一起讨论和分析资料。当时天气十分炎热，而宾馆还没有来得及安装空调，晚上躺在沙发床上真有火烧火燎的感觉。但雷先生却始终情绪饱满，不见倦怠。
有一次小组讨论，我们几个年轻人为中国大城市家庭结构未来的演变趋势发生了争论，相持不下。不知谁说了一句：“别争了，找雷老去，听听雷老怎么说。”雷先生听完后笑着说：“支持我们自己观点的最有力的根据是资料。现在数据不是出来了吗，我们何不用资料来说话呢？”一句话说得大家豁然开朗，这件事被我们牢记在心里。后来，跟雷先生相处久了，才知道“用资料说话”正是雷先生严谨学风的一种体现。作为一个青年时代深受“五四”爱国运动影响的学者，科学与民主可以说是她毕生的追求，正是这样一种科学精神使她终生坚持思想来源于实践这样的学术理念，而且一直对探索周围的世界、探索种种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保持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和浓厚的专业兴趣。在我们更深地了解了雷先生之后，也自然理解了为什么在连云港她精神如此饱满———她把这当成了获得新的知识和思想的好机会啊。
“论文写作要规范”
由于1985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才设立了社会学博士点，所以她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毕业那年，她已经是85岁高龄了。虽然政务繁忙，但是她仍然抽出时间，仔细审阅学生的论文初稿。那年，她的简朴的寓所还未装上空调。她顶着北京的盛暑，逐字逐句认真批阅，发现问题就用铅笔在句子底下划上道，同时在稿纸边上打上问号，以和学生讨论。当她发现学生在论文中使用的学术概念有些没有给出定义和说明时，就很认真地对学生说：“写论文一定要对概念作出界定，如果没有界定，别人就看不出你的概念和你后面内容之间的联系，也不知道你所讨论的问题范围在哪里，理解上就会有歧义。所以，界定概念是论文写作一定要遵守的规范。”
但起初，我们并不完全理解她这一要求背后的深意。直到我们自己当了老师，我们才体会到雷先生的苦心。因为没有学术规范，社会学研究的成果就无法凝聚，知识与思想也不可能累积，社会学的学科体系最终也无法形成。而规范的普及是要落实到人身上并由学校来完成的。雷先生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希望我们把它发扬光大。如今，她这一要求已经融进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术传统。
“社会学要面向中国的实际”
“社会学要面向中国的实际”，这可以说是雷洁琼教授终身不渝的一个理念。她首先是将面向中国实际理解为社会学中国化。1988年，在一次座谈会上她满怀感情地回忆起20世纪三十年代自己和其他老一辈社会学家致力于社会学中国化的往事，并将社会学中国化归结为要理论联系实际，要研究中国社会。
“研究必须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定义出发”。这是她在美国留学时就养成的一种信念，也是她严谨学风的基础。她坚持认为“社会学面向中国的实际”就一定要研究中国社会中的重大现实问题。1987年，她主持“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村婚姻家庭的变化”这一国家哲学与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课题时，是根据自己以往对中国城乡家庭研究所获得的认识，将婚姻家庭作为考察经济体制改革对农村社会影响的一个切入点的。这反映出她开阔的研究视野。而对农村家庭来说，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第一个表现是恢复了农村家庭的生产功能。因此，雷先生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的社会变迁对农村家庭的影响首先体现在恢复农村家庭的生产功能，然后由生产功能的变化导致了家庭的其他功能、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发生变化的观点。大家都觉得这个观点有道理，因此就把它变成了指导研究的一个基本假设。我们当时都从她的这个假设中受到了启发。她的这个假设实际上是为后来的中国农村家庭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是她为创建“中国的”家庭社会学理论所作出的重大努力。
在中国老一代的社会学家中，罕有像雷洁琼教授这样有70多年的学术生命并曾亲眼目睹或亲身参与那么多中国现代历史上重大事件的学者。而且，我们知道，她也一直将自己看成学者。她的言传身教使我们知道了作为一个学者应该如何治学和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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