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大用：转型期危机管理的若干问题 

——岭南大讲坛·巡回论坛第十三期 

　　主讲：洪大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　 

　　主持人：陆庆彪（茂名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时间：4月14日　　地点：茂名市影剧院 

　　主办：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主持人】同志们，按照市委的安排，今天由我来主持这次论坛，首先介绍本次论坛的嘉宾。坐在我左边第一位的是本次论坛的主讲嘉宾，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洪大用教授；左边第二位是主办单位派来的领导，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李旭明同志；同时省里还安排了广东省社科联社科普及办主任陈杰珍、省社科联社团联合部副主任张德馨、省社科联社科普及办唐志勇等同志予以指导本次论坛。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 

　　出席今天论坛的有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同志，市级各单位、市各人民团体、市属有关企事业、中央和省驻茂各单位副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市级机关部分科级干部，共900多人。 

　　危机管理问题被称作当今社会管理的新的重大课题，大家都知道今年春节前，南方地区遇到了五十年一遇的大雪灾，根据统计，仅半个多月的时间内，雪灾造成湖南、湖北、贵州、安徽等十省区3287万人受灾，倒塌房屋3.1万间，因灾直接经济损失62.3亿元，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这次雪灾给我们在危机管理方面上了深刻一课，可以说危机管理问题考量着一个政党执政治国的水平、考量着国家处置社会突发事件的能力、考量着干部处置危机问题的能力，因此加强危机管理是提高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需要，是提升政府处理危机事件效能的需要，是关系到社会安全稳定的大问题，对此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这次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应市委市政府之请，在岭南大讲坛·巡回论坛中安排洪教授为我们讲授危机管理中的若干问题，这是对我们茂名的关心与支持。 

　　洪教授主要从事应用社会学、环境社会学和社会政策的研究，兼任“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社会学组主要成员，民政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学会副秘书长。洪教授曾经连续4年担任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的副主编，独立出版《社会变迁与环境问题》、《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救助》等著作，既是一位学术造诣很深的学者，又是一位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管理专家，论坛机会难得，希望大家聚精会神，认真听好今天的报告。 

　　今天的议程安排，先请李主席讲话，接着洪教授做主题报告。之后会安排十多分钟进行互动，回答大家的提问，整个论坛的时间是两个小时。 

　　下面请省社科联副主席李旭明同志讲话，大家欢迎。 

　　【李旭明】尊敬的洪教授，陆常委，各位领导，同志们下午好！今天很高兴在粤西明珠，美丽的茂名，举办第13期岭南大讲坛·巡回论坛，首先我代表主办单位，对本次论坛主讲嘉宾——中国人民大学洪大用教授，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对承办单位，茂名市委、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对本次论坛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岭南大讲坛是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主办的高品位公益性讲坛，是广东文化大省建设、社会科学理论建设的品牌之一。讲坛的宗旨是“弘扬人文精神、传播和谐文化、普及社科知识、提升社会理性”，到目前为止岭南大讲坛已启动了六大板块。 

　　第一个板块是岭南大讲坛·学术论坛。这个板块每月举办一场，自05年12月启动至今，已经举办了27场。该板块主要邀请我国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专家、学者型的高层领导和海外知名学者等三类专家，内容以学术前沿理论和当前重大时政热点以及海外最新学术资讯为主，听众主要面向来自省内较高知识层次的高校师生、科研人员和党政领导等。 

　　第二个板块是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公众论坛这个板块自06年2月启动以来，每周六上午举办一场，目前已举办了99场。主要邀请省内外知名专家学者跟踪解读公众关心的社会时政热点、难点问题，打造社会科学家与公众沟通的时政平台，听众主要是来自社会各界的，特别是市民阶层。 

　　第三个板块是岭南大讲坛·地市论坛。自06年4月启动以后，得到了全省21个市的高度重视，已陆续启动并开讲。这个板块主要是由各地级市各自举办，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效。 

　　第四个板块是岭南大讲坛·巡回论坛，也就是我们今天下午举行的这个论坛。巡回论坛启动至今已举办了12场，分为两大系列。第一个系列是国情省情讲座，直接面向基层党政干部，介绍我国时事政策热点和解读我省政治经济文化与民情的基本情况。第二个系列是合格公民素质教育讲座，主要邀请一些专家学者不定期到各地巡回讲座，努力让群众了解个人怎样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实现多彩的人生价值。 

　　第五个板块是岭南大讲坛·艺术论坛。主要邀请我省岭南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专家与文化艺术内容为主，坚持“艺术滋养人生、让生活更加精彩”的论坛要求，努力打造广东文化艺术专家与社会公众沟通的动态平台，这个板块也已经举办了27场。 

　　第六个板块是岭南大讲坛·企业论坛。企业论坛启动比较晚，07年11月启动，主要在珠三角范围，每月举办一场，目前举办了5场讲座。这个板块已经邀请省内外知名的经济学家、经济管理专家来解读企业管理者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侧重面向我省中小企业和贴近企业管理者，努力打造我省经济建设、体制改革和企业管理知识经验交流的公众平台。 

　　这六个板块构成的岭南大讲坛启动以来，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好的反响，受到了省委领导、上级部门以及社会广泛关注和欢迎。 

　　茂名市是广东人文重镇，历来重视理论的研究、宣传和普及，学理论、用理论的风气浓厚，据我本人所知，文革时电白县就曾经涌现过农村农民学哲学的重大先进典型，改革开放以后，宣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图说理论系列”也是很著名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也为广东全省理论武装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我希望茂名的各位领导、干部群众能够更多关心和支持岭南大讲坛的活动，也希望给我们这个大讲坛多提宝贵的意见。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的岭南大讲坛·巡回论坛十分荣幸邀请到了中国人民洪教授给我们开讲，刚才陆常委已经介绍了洪教授的一些情况，我就不再重复了。我只讲一点，洪教授这几年来一直都是十分关注、关心广东，对广东的改革开放建设，特别是社科理论建设十分关注，多次来广东调研、讲学，对我们省各方面的工作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和意见。今天他演讲的主题是“转型期危机管理若干问题”，我想这也是当前迫切需要了解和需要掌握的一些理论上的内容。我相信今天的讲座一定会使在座的各位有所启发、有所收获。 

　　最后我再一次代表主办单位对洪教授莅临广东及茂名市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对茂名市委、市委宣传部门市社科联对岭南大讲坛工作的支持，对今天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的热情到会参与，表示衷心的感谢。 

　　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谢谢。 

　　【主持人】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洪教授为我们做主题报告。 

　　【洪大用】首先非常感谢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科联、茂名市委市政府、茂名市社科联的盛情邀请，使我有机会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点个人关于公共危机管理的一些研究的体会。我听说茂名这个地方的文风很盛、思想活跃、人才辈出，大家都是在基层第一线工作的，都有丰富的对危机的认识和管理危机的经验。其实我在这里做报告，只是谈一点研究的体会，也是向大家学习的机会，最后还有一点时间互动，也听取大家的一些意见。 

　　广东省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从上到下都要很好的去总结，广东这三十年来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当然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出现了一些矛盾，所以广东的同志非常注意研究，非常注意探索、积累一些处理危机的经验。在去年3月份受广东省委的邀请，我有幸在广东省委中心组学习会上做了一个报告，关于转型期公共危机的管理。今天我报告的内容，跟上次重复的我就基本上不讲，或者是简单提过，主要是讲一下这一年来我对公共危机管理的一些新体会，包括对公共危机的一些新认识。 

　　我报告的内容分为六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危机、公共危机与公共危机事件，主要是一些基本概念。第二个方面，危机的真实存在与危机文化的诞生。第三个方面，危机管理与管理危机，不是玩文字游戏，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第四个方面，危机中的个人与个人的危机，这里要关注的是公共危机的个人根源。第五个方面，危机管理中的国家与社会，主要强调的是危机管理的多主体问题。第六个方面，制度建设与制度实践。 

　　这六个方面的核心是什么呢？实际上我要讲四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我们所面对的公共危机，一方面是它的客观存在，但同时我们这个社会这么关注危机，关注本身已经是一种文化现象，在西方国家对风险社会的研究当中指出，人类社会进入现代以来，面临各种客观存在的风险，同时对于风险的敏感程度也大大增加，在主观上形成了一种关心、研究、探索这种风险的氛围。所以我在这里要着重阐述的一个观点，就是在中国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公共危机既是客观存在，也是一种主观建构的结果。 

　　第二个观点，要重视公共危机的个体根源，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快速转型的社会当中，个体的不安全感、个体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实际上成为公共危机爆发的潜在根源。我们要防止公共危机，一个很重要的路径就是关注个体的危机，要解决个人面临的困难、危机、心理焦虑等等问题。 

　　第三个观点，要重视危机管理当中的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后面我也会讲到，一般的观点，认为危机管理就是政府这个公共机构运用一些规则、通过一些渠道来防止和化解已经发生的危机，维护社会的稳定。但是理论上的研究和实践上的工作都表明，危机管理的主体不仅仅是政府，我们这个社会在应对危机时高度依赖政府，实际上反映了某一个方面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社会的发育还不是很健全，社会力量不是很强大。 

　　第四个观点，要警惕制度的形式主义和制度的悖论。我会简要回顾一下我们国家从非典以来危机管理的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一个很显然的事实，在这次南方大雪灾中，很多学者已经提出来，我们制订的那些预案，我们颁布的一些法律，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了危机管理的行动指南？事实上，最后是中央亲自抓，全国动员来解决这场危机。这里就有一些问题了，需要我们去反思和思考。 

　　这六个方面，我主要是围绕四个方面的观点去展开。 

一、危机、公共危机与公共危机事件 

　　危机本身它是一个医学上的术语，是指一个人的生命濒临结束，处于病危的状态。后来学者们，包括政府部门的管理者们，把它运用到其他社会领域。比如说经济危机、比如说政治危机、金融危机、社会危机等等。用来表明各种特殊的原因导致一个社会某个领域，比如说政治领域，或者经济领域，出现了这种不确定的、有破坏的、混乱的现象，这种现象甚至会造成巨大的物质上的损失和生命的损失。 

　　那么什么叫公共危机呢？所谓公共危机，它是指威胁到社会大众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乃至生命财产安全的一种事态。这里讲到的危机是一个连续谱，从个人危机到国际性危机，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区间，我们要从这个区间来看公共危机。如果从个人危机的角度来看，个人所面临的，比如说意外事故、生病、失业，或者是家庭变故，都可能导致个人或者家庭陷入危机。一个企业由于经营不善、由于市场波动，也有可能导致企业内部的危机。那么这些在组织范围和家庭范围内发生的危机，一般来说不能叫做公共危机。但是在一定组织范围内发生的危机、在一定家庭范围内发生的危机，和公共危机又有密切的联系，如果由于社会环境的原因、由于市场的原因，导致大批的企业倒闭，导致银行系统的混乱，那么很明显就会出现经济危机或者金融危机。反过来讲一个社会如果出现了公共危机，也会对所有的社会组织、所有的家庭造成一定的影响。这是我们在一端说。 

　　从另一端来说，整个世界越来越一体化，各种各样的国际性危机也越来越多，我们这里讲的公共危机，主要还是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危机，一国之内的危机。跨国的，国际上的危机现象，像世界大战这样的危机，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这是对公共危机的一个基本界定。 

　　公共危机其实它有两种状态，一种就是所谓潜在的状态，我们通常说危机四伏，是指一个社会当中存在着导致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这是一种潜在的状态。另外是显在的状态，危机已经演变为真实的存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公共危机事件，或者说突发性群体事件，或者其他类似的提法，它对社会大众的生命、生活、生产都造成了威胁。 

　　在学术界对于公共危机类型的划分，最基本的就是两种类型，一种是由于人类自身的原因导致的各种公共危机，比如说战争、比如说动乱、比如说恐怖袭击。还有一种是由于自然界本身的原因，导致的各种自然灾害，比如说地震、洪涝灾害等等。但是现在的科学研究表明，这种所谓的天灾和人祸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其实有些学者已经指出，像非典这么一场巨大的危机，它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美国那次大飓风，导致那么大的伤害，跟他们国家的危机管理体制、跟他们的救灾体系也是密切相关的。 

　　即使是我们今年年初面临的大雪灾，它有自然的因素，但是很多学者、很多政府部门的人员在反思的时候，也能看到这中间人为的原因、体制性的原因，特别是体制性的迟钝。其实对于这场雪灾的预警信息很早就有，大雪下一次两次之后已经有很大的危机苗头，但是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我在来广东之前，看到凤凰卫视有一个评论，这个评论有一点极端。它说，在中国这样的体制下，几千万党员只有少数党员，甚至极个别党员在思考，大多数党员都是眼睛朝上等着看的。我觉得这种说法有一点过分，但是我们这种任务分工、权力分层的科层制本身，它容易造成对上负责。尤其是在我们这种权力相对集中的体制下，一旦基层发生什么事情，首先想到的不是妥善处理，而是想着尽量使事态能够压一压、平息下去，实在不行了一级一级上报，信息衰减，反应就会迟钝，最后的结果从上而下全面动员，来缓解一个局部性的危机。最近这几年我们遇到的危机，往往在重复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导致我反思我们的制度建设。当然不仅仅是危机管理的制度建设，很多方面，到底怎么样才能发挥作用？ 

　　最简单的划分就是由于自然原因和由于社会原因导致的。当然了，在社会原因方面还可以区分出更细的，各种导致公共危机的具体原因。比如说由于技术原因所导致的，像核灾难，核电站的泄露、爆炸，像实验室的病毒外传，这些很多是技术性的事故。也有经济原因，比如说金融危机，今年年初新政府组成之后，温家宝总理曾经说过一句话，说今年是我们面临最困难的一年，我想总理这么说，其实他是掌握了很多信息。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朋友之间聊天，都说今年面临着几大问题，一个是金融问题，一个是就业问题，一个是物价问题。股市在去年的疯涨之后，现在是大起大落，带动的是数千万股民的不安和焦虑，带动的是人们对中国经济的未来预期。尤其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国外的金融危机，比如说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有可能影响到中国，美元对人民币的不断贬值，有的人说是一个机会，逼迫中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但是从直观方面看，它是我们财富一个很大的损失。那么这些方面都存在着一些不确定的因素，都有可能导致经济出现一些问题。 

　　也有由于政治原因导致的，我就不详细去说了。 

　　还有由于社会纠纷和冲突导致的。前几年发生了一些突发性的、扩散性的群体性事件，起初都是普通纠纷，或者是利益纠纷引起。2005年安徽池州市出现了群体性骚乱事件，最初就是因为一个司机，当然事情也是比较复杂，司机开车撞了人，下车还打了被撞的人，结果引起那么大的事件。还有万州事件，也是因为打架。还有定州事件，因为征地引起。在快速发展的进程中，我们的利益格局在不断的变化，这种不断变化的利益格局会导致各种摩擦，再加上后面我会讲到的个人面临的各种各样危机，使得很多人心理有一种不平衡，总是要找到机会去发泄。 

　　还有由于文化价值的差异所导致的，由于社会心态所导致的，这样去划分，有一种原因划分出一种类型，有很多，我们就不一一枚举了。 

　　不管哪一种类型的公共危机，其实都有共同的特点，这些共同特点表现为危机的突发性、易变性和危害性。所谓危机的突发性是指危机往往是突如其来的，在人们预想不到的时候、预想不到的地方，以预想不到的方式爆发出来，所以导致我们管理和应对上的慌乱，因为给你反应的时间非常短，如果按照程序处理，按照正常的体制去运作的话，很有可能成为扩大危机的一种因素。但是危机的突发性并不意味着危机没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这种积累的过程是客观存在的。在这个意义来讲，危机也是可以预防的。 

　　公共危机的第二个特点，公共危机的易变性，在危机发展的过程中，容易导致变化，形成新的危机，有学者称之为“连锁反应”。前几天我在北京听到一个政府官员说到北方一个城市，一个污水处理厂的管道爆炸，炸死了人，因为炸死了人所以要停产，因为是生物技术处理污水，停产之后生物就要死了，污水就面临直排造成污染事件，另外由于污水处理厂停产，那些使用中水的单位，比如说用中水冷却、用中水进行绿化的，都面临着缺水的危机。所以在现代社会，容易引起一些次生的灾害或者危机。这次南方大雪灾中，次生灾害问题也提出来了，在人们忙于应付大雪灾、忙于清扫道路、忙于融化积雪时，使用了大量的融雪剂，还有铲雪车。前几天我从九华山下来，看到那里的路被铲成一道一道的，这还是可以修补的，但是大量使用融雪剂，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暂时还是很难评估的，但是这种破坏是存在的。危机的易变性，导致危机管理非常困难，一步没有做好，可能一步步错下去。 

　　危机的第三个特点，危害性，这一点不用多讲，大家都能够明白，凡是危机都有可能造成或大或小的损失，甚至是生命的损失，也有可能造成精神上的伤害。人们反思“9·11”恐怖袭击时，这个事件的意义不仅仅是摧毁那两栋大楼，也不仅仅是那失踪的几千人，还有人们心理的一种创伤，美国人从来没有想到在本土遭遇这么大规模的袭击。危机的损害，是全方位、多层次的，这也带来危机之后恢复重建工作的巨大难度，有形的物质损失是可以弥补的，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补偿，但是一些无形的损害，需要长期细致的工作。 

这是我所讲的第一个方面，有关危机的一些基本概念。 

二、危机的真实存在与危机文化的诞生 

　　第二个方面，涉及到我刚才讲到的四个观点中的一个核心观点，在一个现代社会当中，对于我们国家来说，也就是在快速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当中，各种公共危机既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真实的社会现象，也是我们社会多种主体共同建构的结果，当然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危机具有客观性和主观性。1986年，德国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贝克写了一本书《风险社会》，刚刚出版时没有引起多大的关注，之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再接着英国的疯牛病出现，从而导致整个欧洲社会对于风险高度关注。英国的一些学者就指出，风险不仅仅是指禽流感，是指疯牛病、核爆炸等真实发生的事情，是人类社会正在到来的一种文化氛围，或者文化现象。 

　　当你说到疯牛病的时候，疯牛病在西方人的语汇当中不仅仅是指疾病本身，而是整个社会各种技术、各种制度安排，甚至各种价值，存在的某种危机。所以受到他这种观点的启发，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在快速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一方面确实存在着导致危机发生的各种客观因素。我通常讲中国社会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实际上是面临着一个大的社会转型，我把这种社会转型概括为六个方面。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社会转型 

　　第一个方面，在社会形态上，我们这个社会正在从一种总体控制型的社会向多元开放型的社会转变。我本人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末期，很快进入改革开放，我对小时候的生活还有很多的记忆。在计划经济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是高度整合在一起的，体现为这个社会的组织形式上，典型的比如说农村的人民公社、城市的单位制，比如说一个企业单位，它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它实际上是代理国家来治理社会，这是一种全面整体性的控制。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个人的自由度大大增加，我们现在讲四位一体，实际上意味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在不断的成长，现在需要均衡发展、需要整合，也就意味这我们的社会系统在不断的分化。在这个意义来讲，我们这个社会在走向多元化，或者说分化的社会。 

　　第二个方面，在资源的配置方式上，我们正在经历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当然可能有人说了，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市场经济社会了，其实这个观点也是有争论的，在国际上我们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不断的进行辩护，说我们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但是确确实实，我们的市场经济还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所以我个人认为，还是在一个转变的过程中，这也意味着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和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并存的，但是它经历着转变。 

　　第三个方面，在产业结构上，由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逐步向以工业、服务业为主的社会转变，由此带来就业、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 

　　第四个方面，在城乡结构上，我们经历着从农村为主的社会向城市为主的社会转变。这在广东地区可能更为明显，广东实际上是市场化发育非常充分的地方，是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非常迅速的地方，也是外来人口聚集最多的地方。由此带来了很多方面的变化，下面我也会讲到。 

　　第五个方面，在社会控制方式上，我们原来的社会控制方式主要是行政主导的方式，现在在国家层面上强调依法治国，在一些具体的工作领域我们强调经济的手段、法制的手段、行政的手段，各种手段综合并用，我们的控制方式在多元化。多元化其实有一个后果，多元化如果整合不利，意味着控制失灵。往往当控制失灵的时候，又回到老路上，依赖于行政系统的力量来进行控制。这就是路径依赖啊，我们在很多方面，包括危机管理方面都存在这样的一个现象，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我们进一步的创新。 

　　第六个方面，在价值观念上我们在经历着从集体主义、禁欲主义向个体主义、消费主义的转变。当然我需要澄清的是，我并不是主张这个社会就朝着个体主义、自由主义去发展了，我们依然要强调集体主义，依然要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但是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受各种思潮的影响，确实出现了这么一种价值倾向，由此导致的价值观的变化非常大。 

　　考虑到以上这些变化，如果再考虑到我们国家基本国情，人口多、底子薄。底子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环境基础非常薄弱、资源非常匮乏，我们是地大其实物不博，支撑现代工业体系的重要资源和能源，在我们国家不是那么充裕。还有我们国家几十年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这些都是基本国情。 

　　2.危机的客观存在 

　　由此导致的我们这个社会当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矛盾、摩擦、冲突，特别是由于社会成员利益关系的调整，因为改革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虽然我们可以说在整体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获益了，但是相对来说，有人获益较多，有人获益较少，有人甚至相对受损，有人甚至认为自己是绝对的利益受损者。在这么一个广泛深刻的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由于社会转型导致利益结构深刻变动的基础上，在社会价值观念日益多样化的背景下，矛盾冲突，以及由矛盾冲突诱发的各种危机，它的存在肯定是客观的，是难以避免的，不是在这个地区爆发，就是在那个地区爆发，不是在这个时候爆发就是在那个时候爆发，肯定是会爆发的。在这个层面上来讲，各种各样的公共危机确实有它真实存在的一面。从已经发生的各种危机来看，也是客观的，这几年我们连续经历的像非典这样的公共危机，禽流感、苏丹红，像南方大雪灾、南航飞机事件、西藏骚乱等。 

　　西藏骚乱其实在国际上已经发酵成为对我们整个国家在国际上形象的一个危机了，现在我们国家在做各种各样的努力，向国际社会说明西藏事件真实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平时这些发达国家与我们是多么多么友好，我们对他们是多么多么友好，发展很多合作，但是在关键问题上，声音是一边倒的，整个西欧、整个北美。后面我还会讲到由于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的发达，确确实实他们有一些新闻炒作，至少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但是他们那个社会就迎合这个需要，媒体就拼命制造这种舆论，这对我们举办奥运会带来很大的被动。在今年这个敏感时期，国内一些小事都可能国际化，都可能成为国际社会攻击中国的一种理由。 

　　这是我们讲的危机客观存在的一面，在现代社会，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它自身是有一个不均衡、不同步的过程，当一个社会区分为物质技术层面、制度层面、价值观念层面时，可以看到走向现代社会时，物质技术层面的发展是最快的，制度建设总是滞后于物质技术层面的变化，价值观念的变化更加滞后。由这种滞后差距所造成的各种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即使像西方国家，建立在现代经济和技术基础上的发达社会，它也是很脆弱的。现代社会看上去是非常强大，实际上也是非常脆弱的。比如说一旦能源出现问题，七十年代就有了石油危机，导致了西方社会很大的问题。现在我们习惯使用电了，今年由于大雪灾而导致的停电，对老百姓的生活有多大的影响？！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但是这种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复杂的协调和整合基础上，而这种协调和整合有时候是靠人进行的，那么人一旦出现问题，整个就会混乱。现代社会分工越是细、越是依赖于技术，其实在一定程度上的风险就越大。 

　　刚才我讲到了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所说的，我们社会致力于控制风险，而发展控制风险技术本身就意味着一个风险。要解决能源问题发展核电，核电可能有意外风险，要解决一种疾病，要培育细菌，可能这过程中会产生新的问题。在实验室中，有很多可能自然界没有存在的病毒。这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导致了现代社会看上去很强大，其实非常脆弱。由此，我们从中国社会发展特定阶段，从一个现代社会自身的脆弱性，以及客观发生的危机来看，危机确实是客观存在的，讲危机不是耸人听闻。 

　　3.危机文化的诞生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我们所处的社会和传统社会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社会对危机的认识和反应，也是非常复杂的，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讨论各种危机，我们感觉到危机无处不在，我们对危机充满着恐惧，甚至说谈危色变，这是是一种社会氛围，体现了危机社会建构的一面。 

　　首先我们这个社会与传统社会不同，就在于我们越来越客观的看待各种各样的灾难、各种各样的危机事件。在一个传统社会当中出现天灾人祸，出现大规模的骚乱，往往被认为是一种命运，个人不得不去适应的一种命运，被看作是上帝的一种惩罚。但是在现代社会当中，人们认为应该去发现危机、应该预防危机，应该发展一种制度、一种组织安排有效的管理危机。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人们更加自觉的去关注危机。 

　　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我们这个社会自从近代以来，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近代以来的全球范围现代化进程，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推动了经济发展，推动了社会进步，推动了价值观念的迅速变革，比如互联网技术发展到今天，比如说载人航天技术，这些带来的社会变革是非常巨大的。 

　　在一段时期内，人们对于技术充满着幻想，认为技术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认为科学可以使我们生活变得更加确定，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但是在西方社会当中，其实也不是现在了，六七十年代以来，都在出现一种对于科学和技术的反思。人们认为在今天这个社会当中，科学谁也离不开了，技术谁也离不开。科学对人们的生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人们突然发现科学技术是那么的作用不充分，或者说得不到完全的信任。尤其是风险社会的概念提出来以后，反思科学技术以及与它相关的制度安排、组织安排，这个问题就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一个很显然的事实，我们这个社会当中很多风险，如果不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我们不知道它的存在。比如说全球变暖，我们只是感觉，好像天越来越热，但是没有客观的数据。如果没有科学家的研究，我们怎么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再比如说南极上空的臭氧层空洞，我们有多少人去过南极？我们不都是从科学家的研究当中知道的吗？前些年我做公众环境意识调查，问他们怎么知道环境问题，怎么评价中国的环境状况，他们都回答说环境问题很严重，问他们通过什么渠道知道的，90%都是通过电视、报纸、杂志，当然也有一些是亲身经历的。 

　　科学的研究和发现，暴露或者揭示了人类面临的各种各样风险，同时也扩展了人类未知不确定的领域。我们的知识每一步的增加，也同时意味着我们面临的未知的领域进一步扩大，占有知识就象画圆圈，圆圈越大未知的边界就越大，这时人们开始觉得要反思科学、反思技术，科学技术是不是万能的？但是科学技术作为风险，或者危机建构的一个重要的机制，是客观存在的。 

　　第三个是开放社会。我们这个社会，尤其在中国，从1978年以来，信息控制相对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很多事情强调保密，或者是说封锁各种各样的信息，包括到现在，国外学者都在研究中国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到底饿死了多少人，但是好象没有一个完整的记录，没有一个人知道，说的都是大数。但是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政府对于信息，特别是对于公共危机的信息，越来越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这次对南方大雪灾的报道是非常充分的，但是由于条件的限制，关注的是主干道、主线路，对于边远地区由于进不去，没有办法进行报道。全面的信息报道，是越来越普遍了。 

　　还有基于现代传播技术，一个地区的事件，很快就可以扩散到另外一个地区，造成全球性的影响。比如说今年年初美国纽约州长的性丑闻，比如说艳照门事件，还有以前的南亚海啸等等，如果在一个信息技术非常不发达的社会，怎么可能传播那么快，造成那么大的影响。所以在开放社会当中，借助于媒体、借助于发达的传播技术，危机的影响会迅速扩大。没有经历危机的人也同样认为危机非常严重，客观存在。 

　　第四个就是变迁社会。我们这个社会变化是非常迅速的，西方国家用了一两百年完成的现代化进程，在中国正在以一个很短的时间去努力达成。这种变化的社会带来了很多方面的风险，我后面会讲到角色适应的问题，现代社会什么都在变，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就充满着不确定感，对自己生活的不确定感，对未来的不确定感，这种不确定感就成为一种心理基础，人们容易关注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各种各样的灾难，觉得都有可能跟自己有关。从媒体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个受众群体媒体要捕捉他们的心理，就会传播这样的事情。 

　　我们这个社会还是在整体上迅速走向富裕的社会，以前穷的叮当响，越穷越光荣，危机特别是自然灾害也频繁发生，但是在那个时代，造成的损失就很小了，因为穷所以折腾、因为折腾所以穷，穷则思变，但是富则思安。从整体来讲，特别是人均来讲，人们正在积累财产，走向富裕和小康的生活，大家希望稳定，不要动乱、不要出现危险，那么这种求安的心理反映在很多方面，比如说保险业的发展。我在1990年代初做关于保险意识的社会调查，当时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合作，大家都觉得保险这个概念很晦气，但是现在人们都会很自觉的，无论是从理财，还是从购买风险，把风险作为一种商品来购买时，都是很自然的，由此带动中国保险行业发展很快。由于对平安、安全的追求，也导致了对危机的关注。 

　　在这样的一种社会背景下，危机的建构性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建构危机的主体，包括了我们的专家、我们的传播媒介、我们的政府机构、我们的社会组织以及我们的公众。从专家包括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他们的研究会揭示一些社会的深层矛盾、人类自身的命运、自然环境的变化等等，甚至整个地球在太空中的状况，展示在人们面前的就是各种各样可能的危机以及不确定性。当时南极上空的空洞被拍成照片公布在杂志上，大家一下子觉得这个问题这么严重了，地球上空的保护伞就没有了，才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所以科学的发现，借助专家的研究以及媒体报道，是一个很重要的建构主体。 

　　第二个建构主体是传播媒介，传媒有它非常重要的促进沟通、提供知识、带动社会进步、提升精神文明等等方面的功能，但是传媒对新闻事件的追逐是它很重要的本质，新闻新闻就是新发生的事、稀奇的事。媒体为了自身的读者群，现代媒体是有组织的了，大众媒体和个人之间的传播是不一样的，它是有组织、有策划的，它要寻求读者的兴奋点，它的卖点，就要报道各种各样的事件。当然这种报道，有时候可能反映了一种真实情况，有时候不一定，比如说西方媒体现在对中国西藏事件的报道，前几天在北京开会，一位中央领导说学新闻学的同志，应该好好借助这场事件看看新闻的本质，看看西方新闻工作者是怎么讲客观、真实的？！但是媒体的这种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无论它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会造成很大范围的社会影响。 

　　还有政府，政府在一个现代世俗社会当中，被赋予了保障公众安全的重要职责，政府为了证明他对职责的履行和维护自身的合法性，它对老百姓要提供一个安全的承诺，总要研究、预防各种危机，并向公众宣传各种危机的存在。最后社会组织、民间组织，公众自身也都参与了危机的建构，使得我们这个社会面临着一个大家共同建构出的一种充满风险、充满危机的状况。在这个意义来讲，危机有它主观建构的一面，体现为具有主观特征的文化现象。 

　　4.对待公共危机 要防止两个极端 

　　由于这二点的存在，一方面危机是真实存在，另外一方面危机也是建构的产物，所以我们对待公共危机，其实要防止两个极端。一方面，要防止过于轻视我们社会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各种危机，那是非常危险的。从我们转型期的特殊性，从已经发生的各种危机事件看，我们这个社会确实是矛盾的多发期、危机的多发期，有些危机甚至具有，或者说反映出我们体制上很大的缺陷。如果我们不认真加以反思，进行更深刻的变革，会造成更大的持续发展的灾难。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如果我们这个社会过于夸大危机，把一些局部性、小范围的危机夸大为整体性的、全局性的危机，那其实也是错误的。整体上讲，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确实是出现了各种危机，但是它是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现象，我们对于危机的认识应该不断的增加。 

　　我们要意识到，大家都在关心危机的时候，其实也是危机管理的一种进步。所以有时候，从国外的一些媒体上看，它报道它的一些社会冲突、矛盾等很多，但是真的在那个社会中生活，相对也是比较安定的，也还是比较安全的。比如说美国发生校园枪击案，借助大众传媒，国内很多人都知道了美国发生的校园枪击案，一些学生本来要出国，但是听说美国校园老发生校园枪击案，就不敢去了，但是实际上它的发生概率不一定就是那么高的。我们对于公共危机，应该有一个科学的认识，避免走两个极端。 

三、危机管理与管理危机 

　　第三部分我简单讲一讲，上次我在省委中心组学习会上已经讲过了，我相信省委中心组已经印发了一些材料，我也整理了一篇文章在《南方日报》上发了。这里要讲的危机管理与管理危机其实是两个概念，危机管理实际上强调对于已经发生的危机事件进行有效的管理，而管理危机是指整个社会常态管理工作的一部分，它是预防危机的发生，同时对发生危机进行管理，然后从危机当中吸取教训，进一步的预防危机。也包括了我们社会当中一些正常的工作，消除危机隐患的一些正常工作。 

　　关于公共危机管理的概念，一般来说公共危机管理，特别是公共危机事件管理，是指政府、公共机构建立必要的危机应对机制，采取一系列必要措施，以防范化解危机，恢复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一系列活动。我觉得这个定义，从一般意义上可以接受，但是它过于强调危机管理就是政府的职责。从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看，危机管理当中涉及到政府，涉及到非政府组织，涉及到各种各样的公众参与，是多主体的管理模式，绝对不仅仅是政府的管理。 

　　1.危机管理的“七Ｉ”模式：主意、及时、信息、整合、投入、机构（制度）、洞见和洞察力 

　　关于公共危机的管理是不是存在普遍的模式？上次报告会上我也强调了，很多危机的发生都有它共性的一面，也有它特殊性的一面。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讲，不存在一个普适性的危机管理模式，凡是有助于把危机的负面影响控制到最小程度，化解危机、恢复社会秩序的各种各样管理工作，都应该是有效的管理。但是各种公共危机管理，有几个很重要的共同要素，我当时概括为“七I”模式，也就是七个英文单词的首个字母，包括有主意、及时、信息、整合、投入、机构（制度）、洞见和洞察力。 

　　我今天稍微提两个方面，一个是及时。我总觉得我们国家非常强调危机管理应该在第一现场及时处理，但是事实上这个方面是屡屡做不到，很多反应比较滞后，尤其是今年大雪灾，确实是在反应上有很多的滞后，最后演变为那么大范围的自然灾害，那么多人困在路上，中央领导都非常心急如焚，在全国进行了大量的社会动员工作，然后把这个危机…，当然老天爷作美，慢慢天气好起来。 

　　所以说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作出反应很重要，但是有同志也说了，第一时间、第一现场作出反应这与体制也有关系，现在我们这个体制不能叫集权，但是是权力比较集中的体制，很多在第一线的人不太敢负责任，或者不愿意负直接责任。你看看像吉林石化的爆炸，顺便提一下刚才在路上陆常委讲到的，茂名其实现在也有石化企业，去年的雪灾也对我们造成很大损失，所以茂名市对危机管理也很关注，石化企业一旦出现问题，造成损害会很大。吉林石化爆炸那么长时间没有任何报道，十几天了，没有人直接出来说，大家都知道那是有毒的，会造成很大污染，甚至是不可逆的污染。非典时期，一开始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都亲身经历过，一开始我们有一些信息不掌握，但是从个人感觉上，一开始政府说没有事，但是后来那么大的事，拖延那么长的时间。那次教训不够，吉林石化爆炸，十几天的事，没有任何的报告。这次大雪灾，有的人说可能滞后反应了一两个月，有的说至少滞后反应一二十天，及时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应该通过体制上的变革，来鼓励或者说激励在第一现场的基层的人主动报告。话说回来，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了。像是西藏骚乱，其实也有一个问题，那明显是打砸抢了，还遮遮掩掩不敢公布，很明显后来一公布出来，人们就知道这是什么和平抗议，其实就是暴力事件，打砸抢，很惨。像这些事件处理时，确实跟我们的体制都有关系，有一个滞后。 

　　另外我想强调的就是洞见和洞察力。领导者尤其是在一个长期和平发展时期，有很多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愿意通过学习提升自己的能力，这也是一种现象。其实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由于社会自身在不断发生变化，首先需要掌握这种变化的，就是我们的领导者，各级领导者，要洞察这个社会发展的趋势，洞察这个社会可能的隐患，才能见微知著，防范于未然。现在我们都讲建设服务型政府，其实我觉得建设学习型政府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大学里或者民营企业里都讲学习型的组织，其实政府也应该是不断学习的。没有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前沿知识的把握，没有对于实际工作的全面了解，没有注意对于已经发生危机的深刻总结和反省，很难积累一种洞察力，等、看、跟这样的现象就比较普遍了，这样的一种现象本身就是容易扩大危机的因素。 

　　当然了，我们这种学习型政府的建立，也要跟决策机制的变革相联系，现在我们的决策越来越公开化，也越来越讲民主化，但是有很多决策还是闭门的决策，还是少数人的决策，甚至也可以说一些决策还是拍脑袋的决策，这样就不可避免导致一些问题、一些隐患。 

　　2.管理危机的五个阶段：从预防危机的发生到反思预防危机的循环 

　　管理危机它是一种常态的社会过程，也就是从预防危机的发生到反思预防危机的循环，这个我不详细讲了，有人分为四个阶段，有人分为五个阶段，我觉得五个阶段还是比较好的。这其中一个核心我提一下，就是第四个阶段，评估学习阶段。 

　　有人说，当然这是西方人，也包括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中国人有时候很健忘，过去几年、几十年的事情就忘的光光的，在美国参观访问时，美国人的历史其实非常短，但是非常重视历史，一个小镇都有一个博物馆，几十年上百年的东西都当做珍贵的文物保存起来，但是我们无所谓，什么东西说扔就扔、说换就换。对于危机也是一样的，有很多人其实往往满足于把事情尽快平息下去，别再出事、别再惹麻烦了，缺乏一种从危机中进行学习，对危机进行反思和总结这样的细致过程。 

　　我们刚才讲到了，为什么很多危机屡屡发生，我们的应对模式屡屡是那样呢？前面我讲到贝克理论，他讲到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这也是现代社会很重要的特征，他讲每一个人都在工作，都很急，都在尽职尽责，但是总体来说都是虚耗，没有谁真正的去对这个社会负责。这可能是我们在危机管理中需要重视的。 

　　还有一个社会学理论讲到对突发性的群体性事件进行管理的一些关键环节，我简单提一下。一般来说事件发生有几个必要的条件，每一样条件具备，就意味这危机更会发生，但是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也有可能防止危机的发生。包括环境条件，包括物理的，也包括一定的社会氛围，比如说美国的种族聚集区，就有可能出现种族冲突的问题。包括我国的西藏、新疆等这些地区，民族杂居区，就有可能出现一些冲突，这是特定的情景、特定的环境。第二个因素是结构性的压力，这个社会出现普遍性的经济不景气、失业、种族族群的对立等，长期存在。第三个因素是普遍情绪产生和共同信念的形成，在社会成员互动的基础上，把结构性压力归结为某种原因，比如说政府无能、贪官污吏等。危机如果到了这一步，其实离爆发就不太远了。危机真的爆发还有第四个是诱发因素，总要有一个诱发事件，安徽池州事件、重庆万州事件都有诱发因素，比如说司机开车撞了人，比如说一个人打了另外一个人，还说我是什么什么干部，然后人们说我打的就是干部，弄成那么大的事情。还有就是行为动员，一旦诱发因素出现，特定事件发生之后，有一些人在里面传播消息、煽动情绪，造成一种集体的行为。 

　　即使到这一步，如果说社会的控制能力很强，我们的控制系统、指挥系统非常灵敏、有效，也可以把危机暂时给压下去。但是如果反映迟钝，如果控制失灵，危机就会演变为公开的危机事件。安徽池州事件也是一个例子，其实当时有一些首长没有在现场，对这个事情没有意识到严重性，所以说这是社会学解释一些突发性群体事件时一些的理论，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四、公共危机与个人危机 

　　第四个问题是公共危机与个人危机。个人危机是公共危机的一种原因，或者一种背景，我们防范公共危机、化解公共危机，可以加强政府的作用、可以成立专门的机构、可以加强制度建设等等，但是如果从根本上没有着眼于对于公众生活困难的解决，没有化解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危机，那么也只能说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个危机压下去了，那个危机又可能出来。 

　　1.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个体面临哪些危机？ 

　　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个体面临哪些危机呢？第一个方面的危机是生存危机，虽然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很快，社会财富大量增加，全体老百姓整体受益，但是我们别忘了这个社会还存在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从城市来讲，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是2200万人，这是大数了，农村去年实现了全民低保，大数到目前是3400万人，加起来是5600万人。前天国家透露一个信息，有可能提高国家贫困线，提高到每人每年1300块钱，这样我们国家贫困人口就接近8000万了，当然按照世界银行提出的标准，我们的贫困人口还要多。这些贫困人口其实就是基本生活条件都得不到满足的，与社会成员整体生活改善形成鲜明的对比。还有一些物价上涨因素造成的中低收入者，虽然不是贫困者，也面临着生存很大的压力，去年肉价上涨那么快，原来几块钱一斤的肉，变成十几块一斤，甚至变成二十几元一斤，甚至还有人说有六十几块钱的，涨的那么快，这对中低收入者也是很大压力。还有西部地区生存条件非常恶劣的地区，包括广东的粤北山区等，贫困和环境保护是一对非常突出的矛盾。这是个体面临的生存危机。 

　　第二是个体的生活机会危机。生活机会，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找到一份工作，赚钱养活自己、养活家人、积累财富、发展自己，但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就业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国家公布的失业率百分之四点多。在“十一五”期间城镇新增劳动力要达到五千万个，但是新增就业岗位只有四千万个，就有一千万的缺口了。现在大学生都面临一个很严峻的就业问题，毕业即失业，即使有些夸大，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现实。复员退伍军人由于体制的变革，现在安置也是很困难，复员退伍军人往往也是心理不太平衡，容易引发矛盾的群体。还有农村数以千万计的富余劳动力怎么转移的问题，就业机会有限。 

　　即使就业了，在现在财富分配的体制下，你所获得的收入份额也是有限的。2008年中国社会蓝皮书提到一个数据，我们国家的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从“九五”期末的13.3%下降到“十一五”期初的11%，与之相对应的是企业的赢余，也就是资本的回报率，由原来的20%提高到2006年的30.6%，说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参加工作你的工资水平是有限的，而资本的回报率是比较高的，在整个国民收入当中，劳动者所得是不够高的。比如说美国的劳动者报酬占到56%左右，企业的经营利润占到12%左右，这样就是说，我们生活机会也面临着一些危机。 

　　第三个是生活安全危机，很重要的就是社会保障。我们国家对社会保障非常重视，十七大提出要建立一个更加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我国地区发展非常不均衡，城市和农村发展非常不均衡，要建立一个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问题非常大。我们现在的养老保险是覆盖面最大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也就是覆盖了两亿人，甚至没有覆盖城镇全部从业人员，更谈不上全社会的从业人员，农村的老年人是没有养老保险的，但是在发达地区有一些津贴，比如说广东的东莞，还有苏州的一些地区，给老年人发津贴，但是在全国没有这样的制度。我们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覆盖人数都很有限。所以说在一个国家没有承诺给全体社会成员…，就象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是全面保障，单位保你从生到死，但是现在在变革时期，人们对未来充满着不确定，哪一天失业、哪一天生病了，老了怎么办，这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四个是个人的相对剥夺感与精神焦虑。刚才我们讲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人民整体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是有的人获得多、有的人获得少，有的人获得的与自己付出不相称，所以导致这个社会相对剥夺感非常强烈。很多人虽然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可能有人说这个人不知道感恩，但是确实也是有一些不满的情绪。2007年一项调查表明，中国城乡居民认为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居于中层的比例只有39.6%，这个比例低于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巴西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当多的人认为是属于中下阶层。特别是一些弱势群体，比如说进城务工的农民、下岗失业者、效益不好的企业困难职工、退休的人，这些人的相对剥夺感更为强烈，在石家庄的一个调查中，大概都有超过70%的人认为自己各个方面是不满意的。 

　　第五个是社会适应的困境。前面我们一再讲到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在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导致我们的角色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比如说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使多少农民变成了工人、变成了城里人，我们在角色上是一个城里人了，但是在行为、思想、观念等各个方面都是城里人了吗？这里需要一个很长的适应过程。我们也有可能从一个一无所有者变成暴发户，也有可能从有产者变成无产者，包括一些群体，比如说大学生，在八十年代、七十年代是天之骄子啊，社会上都觉得上大学是非常了不得的，但是现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个社会的变化非常快，每一个人的角色也在不断调整，有的人调整快，有的人调整的慢，于是就出现各种各样精神的焦虑。其实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的宗教在促进社会团结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基于这种宗教的传统发展出现代社会工作职业体系，对于促进个人的社会适应起到了很大作用。大概也是因为注意到这样的问题，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者队伍，但是目前也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社会工作专业者不专业的问题很突出，很多学校在马列、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等其他学科的基础上突然一夜之间办起社会工作专业，培养一些人，出去连纠纷都化解不了，很难谈得上去帮助别人，所以这里面的问题也很多了。 

　　最后第六个方面是个人的价值危机。在一个价值多样化的社会，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个人很难找准自己的位置，对于生活、对于前途、对于个人的自我价值有很多的迷茫。有一些人就陷入了拜金主义，陷入了各种各样的消费主义，陷入了一种自我膨胀，由此也有一些人走向绝望。在这样的社会中，精神障碍，不能叫精神病，而是精神障碍者越来越多，包括精神抑郁症。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到2020年抑郁症会成为第二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会占到全球疾病负担的15%。精神病对于个人造成很大伤害，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由于精神障碍导致影响社会稳定，也是存在各种各样的可能，有一些事件往往是精神病人造成的，他的精神不健全造成的，在生活中也有一些这样的例子，造成公共破坏、公共危机。 

　　2.个体危机容易引发公共危机 

　　现在出现的一些苗头，就是在以上这些背景下，我们看到以前的一些社会冲突、公共危机的引发，比如说企业职工下岗，职工的群体性事件，往往是因为跟自己的利益直接相关，但是后来发现很多突发性事件发生，一调查发现很多人跟这个事件本身没有关系，就是喜欢跟风、凑热闹，觉得这是机会可以发泄不满，这就叫“无直接利益冲突”，成为一种新的突发性公共危机的形式，这是很值得引起关注的，这与社会成员普遍性的心理上的某种失衡是相关的。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领会到中共十六大、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这里面具体包括几个方面，我就不去讲了，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社会管理等。这些方面其实就是着眼于缓解公众个人所面临的各种各样危机，也就是我们社会建设在务实这个层面上推进的一个方向，当然我后面还会讲到虚的一个方向，也就是协调社会关系。 

五、危机管理中的国家与社会 

　　1.对国家的依赖性往往成为加剧危机的因素 

　　在现代社会当中，危机管理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国家应该负起的责任，国家在现代社会当中，因为之前的君权神授观念发生很大变化，帝国时代已经结束，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民族国家也承诺向全体居民提供安全保障。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在危机管理的方面，应该注意反思，是不是国家是唯一的一种危机管理的主体？甚至有一些学者提出来，国家自身就可能成为加剧危机的，或者是制造危机的一种因素。比如说在西方国家，福利国家的诞生就造成了社会上的道德公害，成为西方社会风险的一个根源。在我们国家，前面我也一再提到，事事依靠国家、事事由国家包办，其实也养成了对国家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有时候也成为加剧危机的因素，很多危机管理实践也表明了这一点。 

　　有人提出要建设一个社会投资国家，要建设成一个警戒型国家，什么概念呢？就是抗拒风险、管理危机，需要国家、需要社会组织、需要公众全方位的合作，共同建立安全保障，国家着眼于提升公众的能力，也就是促进人力资本的投资。国家着眼于研究和预防各种危机的发生，不是说直接面对各种危机，因为在现代社会危机它的不确定性很强，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会发生，不像以前打仗知道敌人在哪儿，所以那个时代的国家叫警察型国家，现在是警戒型国家，能力建设更为重要。国家在这种危机频发的社会当中，它面临的职能实际上就是要更加的艰巨、更加繁杂，它如果能够致力于促进社会成员之间的理性与合作，促进社会互助，培育社会力量，不仅有助于防范公共危机的发生，也有助于在公共危机发生的时候，把危机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2.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有利于防范和管理公共危机 

　　大家都熟悉的“9·11”事件、英国地铁爆炸，所导致的公众恐慌是非常有限的，公众的表现非常冷静、理智，但是这两个事件如果放在中国的话，造成的损失会更大，这与我们面向公众的危机教育还是不够，公众对于各种危机认识有限是有关的，更重要的是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维系公众的种种社会纽带越来越松懈，从而出现了所谓社会个体化或者原子化的威胁，社会成员各顾各的。我后面也会讲到，我们这个社会，如果是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是人们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整体上当然还是很好的状态，但是确实在局部出现一些危机。比如说我们社会基于共同认同、基于社会分工协作的有机联系都在弱化，我们社会成员之间恶性竞争的成份有时多于理性合作的成分，导致各种无序的冲突，导致各种旁观者的冷漠和盲信盲从，导致了社会成员之间互不信任，那么这些都成为危机发生时公众之间缺乏冷静、缺乏合作的一个重要背景。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推进社会建设，除了前面讲到的，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那是实的层面，在这个虚的层面上我们要优化社会环境，造成一个和谐的社会关系，使得公众在这个社会当中能够保持理性，能够积极的与他人合作，这样的社会状况是对于防范和管理公共危机非常有利的。 

六、制度建设与制度实践 

　　制度建设与制度实践，实际上就是讲到我的最后一个观点，就是要防止或者警惕制度的形式主义。 

　　防止或者警惕制度形式化倾向 

　　我们知道制度建设有很大的意义，前面我也讲到了危机管理当中的制度建设意义，它最突出的意义，就是使危机管理常态化和程序化。但是制度建设非常复杂，人们的理性非常有限，社会的变化非常快，所以制度建设往往就可能出现各种偏差，那么即使是建设很好的制度，它在执行的过程中也面临很多困境，比如说制度的权威性，到底是以法治国还是以人治国，到底是人大于制度还是制度大于人，这在中国社会是有很大问题的。 

　　另外，制度的实践主体问题，我们的制度是要通过代理机构、代理人执行下去的，这种代理人和代理机构的能力建设问题就很重要。我们的制度实践过程中，代理人自身的利益也会导致制度的变通和扭曲，我们制度实践的对象，比如说各种各样的社会公众，他们对于制度的了解、认知，对于制度过程的认识，以及在特定的情况下，个人行为的一种权衡，都会影响到制度的直接效果。还有一项制度与其他制度之间的配套，制度与制度环境之间的耦合问题，由于这些方面，制度执行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很容易导致各种各样的制度悖论和制度的形式主义，经济学家们认为制度悖论是人们本着利益最大化原则所选择的制度，其结果却导致了逐渐偏离资源有效配置的状态，其实说白了，就是制度制订了，实际上没有发挥作用，或者是说人们的行为偏离了制度的初衷。其实，在社会当中有很多设计的制度和实践行为是有很大偏差的。 

　　应该说非典以来，从2003年一直到去年8月30日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我国在危机管理和预防的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但是这些制度能不能真的落实到实践当中去，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前面讲到了一些影响因素，会影响到这些制度的实践。由此我们就应该考虑到，在制度实践的过程中造成的制度形式主义问题，也就是制度归制度、行为归行为，两张皮脱节的现象。如果我们的危机管理以及相关的制度建设，只是为了建设制度而建设制度，不考虑制度的有效实践，那么就象我们做规划一样，纸上画画、墙上挂挂，必将使危机不断发生，管理危机的能力也很难得到提升，最终受害的是整个社会、是全体社会成员。所以我们要警惕各种各样的制度形式化倾向，扎扎实实推动危机管理体制的变革，推动危机管理过程的优化，使我们能够真正按照有效的危机管理制度来管理我们频繁出现的各种危机。 

　　我所报告的内容，因为时间很紧，有一些内容就比较从略了，非常感谢大家，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主持人】接下来是互动时间，大家可以就自己所关心的问题请教洪教授。 

　七、论坛互动 

　　1.奥运期间如何对待到北京上访者？ 

　　【现场提问1】洪教授您好，奥运会马上就要召开了，按照惯常的做法，北京公安部门将要对滞留在北京的非正常上访人员进行清理，通知各地信访部门，问题是这些上访人员反映的问题往往是经过各级的处理，而且根据信访条例的处理复查复核的程序，可以视为信访程序终结了。但是这些上访人员往往选择比较重大的敏感时间到北京上访，希望向地方政府施加压力，求得他们希望的结果，现在这些人越级非正常上访已经被视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我想请问洪教授，如何在奥运会期间有效维护首都的稳定，又能打消上访群众的小闹大解决、大闹大解决的错误念头。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对这些人员的非正当上访行为是否应该追究其扰乱社会秩序的责任？ 

　　【洪大用】这个问题是非常有价值的问题。今年奥运会，是国家更是北京市的头等大事，北京市领导年初就说过今年就办一件事，把会开好。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都可能遇到，包括我们现在西藏骚乱引起国外的反应，可能也是预先没有料到的。 

　　也有很多上访人士会借助这个事件制造一些事情，我想完全杜绝，我个人认为不太可能，已经有上访经历的人，我们可以动员各种手段和措施去看住他，但是那些原来没有上访过的人突然去上访，你也搞不清楚，所以不能完全的杜绝。但是你讲的问题，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这跟我们的体制有关系，其实在一个分权体制下，一个地方政府对于地方政府下的人民负有责任，如果这个地方的居民因为某种事件没有得到妥善处理，可以跟地方政府打官司，可以在地方上解决。我觉得这是一种体制性的问题。虽然我在这个方面没有深入研究，但是我觉得没有体制的变革，或者必要的司法介入，很难完全解决得了这个问题。 

　　另外还有就是要不要给他们一个什么罪名，扰乱社会秩序或者是治安，这也超出了我的研究范围，关键我们是要给他们一个正常的渠道，比如说他可以在地方法院申诉、打官司，这是可以的。但是越级上访，实际上反映了我们是以行政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国家尤其是中央政府想包揽所有社会问题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当然也有一些是有深层的问题。在今年奥运会期间，我想北京市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会采取很多措施，会投入更多的资源，比如说你地方政府要看住他、要做好工作，你要有临时性的措施，我觉得可能都会得到默许或者是认可。但是这是一时性的解决，如果没有体制性的变革，奥运会开过之后还会照样，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复杂的，涉及到行政体制，甚至是我们的司法领域的，甚至是我们地方政府与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很深层次的问题，我不好做太深的阐述。谢谢。 

　　2.如何有效化解人均GDP在一千美元到三千美元期间的社会矛盾？ 

　　【现场提问2】洪教授您好，理论界普遍认为人均GDP在一千美元到三千美元是社会矛盾多发期，请问你对这个看法是否认同？另外怎么样才能更有效的化解矛盾？ 

　　【洪大用】我想做这么几点回答吧。 

　　第一，关于人均GDP一千美元到三千美元这个说法，其实是专家研究过程中的一种初步的概括，它并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因为每一个国家在不同阶段的一千美元到三千美元其实面临不同的国内和国际情况，比如说六十年代，或者往前五十年代，有一些国家在人均GDP一千美元到三千美元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今天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人均GDP在一千美元到三千美元是社会矛盾多发期，只能是一个参考，一个初步的判断，我们同样可以找出很多国家在这个阶段是顺利越过的，没有什么矛盾，即使在中国国内一些地区，也是顺利的度过。 

　　第二，针对中国现实的情况，有一些地区是在高速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着问题，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发展过程中造成的利益失衡，另外就是公众表达利益、满足利益要求的渠道还不健全，实际上冲突反映的就是公众和政府，不同阶层之间、不同群体之间一种走向制度化的互动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讲，用干柴烈火形容不合适，火烧起来不就坏了嘛。所以从长远来看，是促进制度建设的过程，这种冲突可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反映了我们制度建设的滞后，反映我们协调利益关系的制度不健全。如果我们能够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在人们迅速走向富裕和现代的过程中，对一些事情未雨绸缪，及时协调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完善相应的制度安排，保障那些弱势群体的利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矛盾。 

　　第三，从根本上讲，应该怎么说呢？我们党和国家也都在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民主不仅是西方社会的一个特权，其实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也是非常讲究民主的，最终是要走向民主化的。有人说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就是民主和公正，我们在促进社会公正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确保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能够更加完善所有社会成员参与政治、参与决策的渠道和机制，我想很多隐藏的不满、很多无序的冲突可以通过有序的方式表达出来，这就可以减少社会振荡，也减少社会的损失。我是觉得，从长远看来，我们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政治体制改革，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案，但是那也绝对不意味着将来没有任何冲突，只是说我们有了应对冲突的一种更加有效的体制和方式。 

　　【主持人】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安排提问了。 

　　同志们，今天洪教授的讲座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精彩生动，从公共危机事件的特点、危机事件管理的关键要素、危机处理的方法等方面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报告，使我们深受教育和启发。当前正值全省解放思想大讨论的关键时期，也是我们茂名争当东西两翼科学发展排头兵的关键时期，洪教授的讲座为我们的解放思想注入了一股清醒剂，提醒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增强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不断提升我们的洞察力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确保社会稳定、安全与和谐发展。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对洪教授的精彩演讲和李主席一行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 

　　【洪大用】谢谢大家，如果有讲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主持人】本次论坛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