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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大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环境问题——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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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发布时间：2008-03-21 信息来源：《东南学术》2000年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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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发展了环境社会学的理论视角，认为当代中国环境状况的日趋恶化是与中国特定的社会转型过程密切相关的。作者概略地分析了中国社会转型影响环境状况的主要方面与具体机制，指出以工业化、城市化和区域分化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结构转型，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放权让利改革和控制体系变化为主要特征的体制转轨，以道德滑坡、消费主义兴起、行为短期化和社会流动加速为主要特征的价值观念变化，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加剧了中国环境状况的恶化，导致当代中国环境问题具有特定的社会特征。
【关 键 词】社会转型/环境问题
【 正 文 】
尽管中国环境问题（特别是生态破坏问题）早就存在，并且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但是，当代中国环境状况日趋恶化，乃是与社会转型的进程加速密切相关的。正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加速转型，导致环境问题具有若干重要社会特征（注：有关环境问题的社会特征，详见拙文《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八大社会特征》，载《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8期。）。本文将概略地分析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加剧环境恶化的主要方面与具体机制。
一、当代社会结构转型与环境问题
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可以从多种角度和多个层面进行理解。本文重点分析社会转型加速期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区域分化对于我国环境的负面影响。在笔者看来，这几种分化不仅是我国当代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标志，而且也是解释当代中国环境问题诸特征的最有力因素。
1.工业化与环境问题
作为现代环境问题之主要内容的环境污染几乎就是工业化的直接产物。中国工业化的具体特点使得其对于环境的破坏更为剧烈。
首先，目前中国正以相当高的速度推进工业化，这种高速工业化在某种程度上造成环境问题呈暴发的趋势。从工业增长速度上看，50年代，我国工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5%，60年代为3.9%，70年代为9.1%，80年代为13.3%，90年代前五年高达17.7%（注：曲格平：《中国的工业化与环境保护》，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2期。）。这样的高速度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是罕见的。
其次，从工业发展过程看，工业发达国家一般是先轻工业和加工业（对环境污染较轻），后基础工业、重工业（对环境污染较重）的发展模式，我国却反其道而行之，把基础工业放在优先发展地位，工业结构趋于重型化。重工业以能源和矿产品为主要原料，大大刺激了石油、煤炭、电力、冶金、建材、化工等初级加工部门生产的大幅度增长，而这些产业的迅速增长大大加重了环境负荷（注：曲格平：《中国的工业化与环境保护》，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2期。）。
第三，我国的工业化基本上是由三股力量推动的，即：原有工业的扩张、国际工业的转移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后二者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原有工业的扩张大多是在技术水平很低的基础上进行的外延扩张，工业技术水平低是难以减少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而被誉为“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的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以来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由于其技术起点低，能源和原材料消耗多，加之布局不合理，生产管理不健全，用于控制污染的投入有限，从而造成更大的环境污染危害。此外，我国在吸引大量外资投资办厂的同时，也正在成为发达国家转移污染型工业企业的重要场所。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陈岱孙曾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指出：在引进的外资中，至少有1/4属于污染转移的范围。
第四，我国工业化的组织方式不利于遏止环境污染和破坏。一方面，大多数乡镇企业规模偏小，稳定性很差，随利转移，不易集中管理，甚至失控，基本没有、也不可能进行污染治理；另一方面，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乡镇企业，都在很大程度上有着片面追求产值的倾向，这种倾向削弱了企业对环境影响的关心。
2.城市化与环境问题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是根据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确定的。根据比较保守的估计，我国目前的城市人口已占到总人口的30%以上。历史地看，我国的城市化呈加速度发展的趋势，这种趋势在改革开放以来表现得更加明显。
一般而言，快速推进的城市化所直接导致的环境问题主要包括：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噪声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辐射污染和对自然生态及土地的破坏与污染等（注：贾生元、任文等：《中国城市化环境问题思考》，载《环境与开发》，1996年第1期。）。
更深入的分析表明，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还有其不利于环境保护的具体机制。首先，快速城市化可以很快地造成一个地区人口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但是规范和价值意义上的文化变迁步伐则显得缓慢，从而导致文化堕距。这一点在宏观层面的表现是城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不协调，在微观层面则表现为许多城市居民自身素质与现代城市生活不相适应，缺少市民意识和过公共生活的习惯，从而导致不利于环境的各种行为。其次，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基本上走的是外延式扩张的道路，在侵占大量耕地的同时，土地利用率却很低，从而造成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第三，改革开放以来，小城镇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我国城市化的高速度，这种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加剧了环境污染和破坏。第四，在高速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相对落后的城市规划与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也加剧了环境污染和破坏。
3.区域分化与环境问题
不平衡性是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又一重要特征。这种不平衡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即地区（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也就是区域分化。有关研究表明，自80年代中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地区（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确实在逐步扩大。
从总体上看，地区（城乡）之间的迅速分化对于我国环境也有着非常不利的影响。
首先，这种分化是在社会动员逐步扩大的情况下发生的。一个地区的落后如果没有与其他地区的先进形成对比，它一般不会对该地区的成员造成什么压力。但是，一旦该地区的居民知道外面的世界有着比他们那里好得多的生活，他们自然会产生对于这种好生活的向往，从而强烈地刺激着其赶超的愿望。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由于这种强烈的发展冲动所导致的无序开发，对于生态环境的威胁是巨大的。
其次，区域分化的背后，实际上是不平等的社会经济体系。在不平等的社会经济体系作用下，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作为东部地区的原材料和能源基地，尽管有所发展，也是依附型的，其自身获利甚微。因而在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同时，却无力投入必要的资金进行环境保护。如果终止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经济关系，走自主发展之路，势必又会造成不合理的社会分工和产业结构的低水平重复，这样做无论是对资源使用，还是对环境保护，也都是不利的。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已经积累了很多这方面的教训。因此，不平等的社会经济体系一旦形成，无论是安于现状，还是奋起抵制，其对环境的影响，最终都是不利的。
第三，区域分化为发达地区通过投资办厂和销售落后设备进行污染转嫁提供了便利。早期的乡镇企业，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上述过程的产物。
二、当代社会体制转轨与环境问题
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体制转轨实际上是互为表里的。我们可以说，社会结构转型的背后实际上是社会体制的深刻变革；同时，我们也可以说，社会结构转型进一步推动了社会体制变革。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当代中国社会体制的转轨是全方位的。但是，本文中，笔者更为关注的是从计划到市场、从集权到分权的改革以及当代中国社会控制体系的转变。这三个方面互相关联，并且都对环境破坏有着较为直接的影响。
1.从计划到市场：双重失灵
发端于70年代末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明确了市场导向。中共十四次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然而，选择了目标并不等于实现了目标。需要强调的是，目前实际上仍然处于从计划到市场的过渡时期。一方面，市场机制在逐步引入，成为资源配置的一种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仍在发挥作用。在这两种体制的交叉时期，任何一种体制实际上都是不完整的。正是这样一种过渡时期的不完整的体制交叉，对当代中国环境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首先，这种状况会加剧、扩大“市场失灵”。在转型期，一个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不仅意味着不规范的管理，甚至意味着没有管理或根本不想管理。这种不受约束或受很少约束的市场经济，其外部不经济性表现得更加明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内部成本的外部化，是一些企业成长、发展的重要条件，例如乡镇企业（注：李培林：《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学分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而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发展本地经济的考虑，也往往纵容这种内部成本的外部化，也就是所谓“先污染，后治理”。
同时，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仍然起作用的情况下，由于产权不明晰，加剧了企业经营者的短期行为倾向，使得他们只考虑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从而忽视环境保护。
其次，这种状况使得政府与企业的互动关系复杂化。(1)政府所面对的企业不再仅仅是国有和集体企业，还包括大量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这就使得政府进行环境管理的难度大大增加；(2)政府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逐步在改变原来那种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环境管理方式，而采取一些经济手段进行环境管理。但是，一方面由于政府并不熟悉经济手段，同时也不可能花很大成本对之进行研究，所以很多经济手段，例如排污收费制，是很不完善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具有象征意义。另一方面，对于企业而言，它在执行政府的有关政策时，更多地考虑到这种政策对企业自身效益的影响，因此，在很多时候，对于政策的所谓执行是要打折扣的。甚至，一些企业在与环保部门的互动中，总在考虑如何钻政策的空子，以截流或套取更多的资金上的好处（注：Jahiel,A.R.,1997 The Contradictory Impact of Reform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March.）；(3)在政企关系开始转变、有关市场规则尚不健全和企业自我约束很弱的情况下，行政管理手段向经济管理手段转变的本身，就意味着环境管理的效益可能会降低。例如，以前可以通过银行直接收取排污费等，但是，现在却遇到了麻烦。
第三，政府在创造市场的同时，并未象原来预期的那样，逐步退出市场，而是同时又在强化着对市场的干预，甚至其本身也开始市场化，更多地卷入经济活动，这样就使得政府自身具有相互冲突的目标，大大降低了环境保护与环境管理的效益。这种情形在地方政府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
第四，更有甚者，对于一些环保部门和官员而言，环境管理本身已经成为谋取自己利益的手段，而改变了其保护环境的性质，这是最典型的“政策失灵”。一方面，受原有计划体制的束缚，政府财政所提供的环保人员编制和经费非常有限，而实际的环保工作又比较繁重，因此，向企业收取有关费用，就兼有维持环保机构自身生存的目的。这样，就发生了所谓目标置换（注：Jahiel,A.R.,1997 The Contradictory Impact of Reform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March.）（注：Shui-Yan Tang, et al.1997 Instiutional Constraints o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Urban China：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in Guangzhou and Shanghai，The China Quarterly,December.）。另一方面，一些官员为了私人的利益，也可能放松甚至放弃有关环境政策，只要自己的利益得到满足就行。
2.放权让利与协调之忧
从另外的角度看，70年代末以来的体制改革过程可以概括为“放权让利”。这种放权让利的过程，不仅削弱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而且在其他因素的作用下，加剧了社会摩擦和冲突，导致地方主义和部门主义的泛滥。所有这些变化，毫无疑问都妨碍了提供公共物品的环境保护。
放权让利的一个最明显的后果就是社会资源的迅速分散和转移。这种分散和转移“表现在两个方向上：一是原有制度结构之外的新的地位群体的出现，及占有资源的大幅度上升；二是原有制度结构之内的资源向地方部门与具体单位的分散与转移”（注：李路路、王奋宇：《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革》，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01页。）。
这种资源分散和转移又导致两个最直接的后果。一是政府所面对的不再是完全仰赖于它、具有高度同质性并组织完好的各种管理对象，这些对象在以往是可以通过整齐划一的行政命令进行直接调控的。政府现在所面对的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高度异质的多元化且非常松散的管理对象。这样，过去那种整齐划一的管理规则，特别是行政命令式的管理已经不再完全有效。仅仅由于管理的复杂性增加和管理规则的转换，就大大增加了失控的可能性。
另外一个直接后果是削弱了政府的能力，特别是通过削弱国有企业的纳税能力而削弱了政府的财政能力。而政府财政能力的削弱，一方面意味着其进行财政支出，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削弱。很多公共物品的提供，不得不转而依靠地方政府。而在地方有着强烈的发展经济冲动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往往会绕过来自国家的监督，采取各种“变通”的手段，忽视环境保护工作。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的是，它削弱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这种能力的削弱是由于这样两个过程造成的：一是软政权化，二是地方政府和各部门（甚至包括国有企业）对于中央政府的依赖性的降低。这些无疑会使政府权威下降和管理软化。
放权让利还产生了一个重要后果，即社会利益冲突的显性化。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个人、地方、部门或企业的利益被强化，显性化的社会利益冲突广泛体现在个人与个人、体制内与体制外、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部门与部门之间。并且这种冲突又为中国历史上的“割据主义”文化、封闭排外的小农心理和原有体制下的实际分割状况所强化。为了满足眼前的一己之私利，而损害他人利益，甚至置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于不顾的现象普遍存在。
很明显，上述种种后果，是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这不仅表现在各种利益主体为了自身利益而加剧环境污染与破坏上，而且表现在他们很难走到一起，共同对付所面临的环境问题上。目前，中国许多区域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严重而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就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例证。
3.城乡二元控制体系与环境（注：这一部分的详细内容可参见拙文《我国城乡二元控制体系与环境问题》，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当代中国城乡环境问题发展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乡控制的二元性造成的，具体体现为控制手段的二元性和控制过程的二元性。
社会控制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这里主要探讨组织手段、制度手段和舆论手段的二元性。
首先来看组织手段的二元性。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前，城市的组织控制是通过各种单位进行的。社会成员只有进入某类单位，才能取得身份的合法性，并获取一定的社会资源，因而社会成员对于单位有着某种程度的依附性。同时，各类单位对于国家也有着较强的依附性，在某种程度上，它实际上是国家机构的一种延伸。因此，这种控制通常是较为有力的。尽管目前有人认为，城市的单位体系在逐步解体，即便没有解体，它对于国家的依附性也大大降低，因此，通过单位所进行的控制也有弱化的趋势。但是，笔者认为，单位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时间内，一直存在，即便是今天，也是如此。实际上，很多改革是通过单位进行的；很多政策也依然依靠单位才得以落实。各类单位，包括国有企业，并非是在一夜之间摆脱了国家的控制，它们依然与国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城市中的组织控制还是发挥一定作用的，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与农村相比是如此。
在广大农村，随着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原来一度是强有力的组织控制体系——人民公社组织——迅速瓦解，农村的组织控制力量大为削弱，甚至出现了较大范围的失控现象。时至今日，农村基层组织瘫痪，农村失控的现象依然很严重。在正式组织衰落的同时，农村开始了“非组织化进程”，各种非正式组织，如宗法组织大量出现。这些组织“对国家具有潜在的危险：国家再要动员社会来实现那些与家族利益不一致的社会目标，将会困难重重”（注：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287页。）。
从最直接的意义上说，城乡环境保护组织，无论在规模、力量，还是在其合法性上，也都明显地存在着城乡二元性。广大农村的环境保护机构和组织是薄弱的，这是乡镇企业污染呈加剧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注：国家环境保护局自然保护司编：《中国乡镇工业环境污染及其防治对策》，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其次来看制度手段的二元性。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从一开始就把重点放在大城市、大工业和大工程上，在农村环境问题，特别是乡镇企业污染问题日趋严重的今天，依然如此。以往制定的许多技术政策、法规和标准，主要是针对城市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与农村乡镇企业和农业环境保护相关的环境政策和法规体系还不健全。此外，在制度控制的实施方面，城乡之间的规范化程度也很不一样，由此所导致的效果也不一样。因此，在城乡环境控制的制度手段上所具有的二元性是非常明显的。
再次来看舆论手段的二元性。社会舆论对于社会控制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舆论的产生有多种途径。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播媒介是制造舆论的一个重要社会设置。通过提供信息和制造舆论，大众传播媒介监督、诱导、影响甚至决定着许多个人和团体的行为。
很明显，大众传播媒介在城市中的普及率比在农村要高得多。这不仅是指媒介的数量方面，还包括公众对于媒介的实际接触。由于城乡居民文化程度、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上的重大差异，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有着更强或更多的接触媒介的倾向或机会。这样就意味着，传媒对于城乡居民所产生的影响是大不相同的。
此外，由于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要高，所以，与农村地区相比，城市地区的经济发展压力要小一些。因此，城市人比农村人更有可能接受有关环境价值，而在农村，发展经济的舆论则更容易为人所接受。所以，从受众的选择倾向上看，大众传播媒介所制造的舆论，在城乡所产生的反响也不一样。
还有，在现代都市生活中，许多个人和团体对于自身的形象很注意，害怕因公开暴光而导致形象受损。因此，城市人有某种自觉接受舆论监督的倾向。而在广大农村，这种意识是不明显的。人们也许只是关注有限范围内人们对于自己的看法。
所谓控制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自在控制与自为控制相结合的过程，二是控制与反馈相结合的过程。
从自在控制与自为控制相结合的角度看，城乡之间存在一定的二元性。一方面，在城市，不仅有着较为完善、有力的外部自为控制，同时，由于居民对于环境问题和有关环保政策法规有着较多的了解，并且具有一定的环境意识，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做到自我约束。这样，控制过程就比较全面，效果也就好一些。另一方面，在广大农村，人们对于环境问题和有关环保政策法规缺乏了解，环境意识较差，这样不仅导致自我约束的不足，甚至使得许多个人和团体难以接受外在的不健全的自为控制。这种控制过程的缺陷，必然导致控制效果的降低。
从控制与反馈相结合的角度看，城乡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二元性。一方面，由于城市居民对于环境问题及其危害有着较多的认识，并且更多地接受有关环境价值，拥有较强的反馈能力（如通过媒介、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环境利益的能力），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监督政府、促进政府采取有关环境控制措施的一股重要力量。甚至可以说，政府对于环境的控制与管理，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城市居民的压力。在某种意义上，政府环境控制活动是对公众压力的回应。因而，在一些城市，控制与反馈形成了良性互动。另一方面，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农村环境控制因此而表现出明显的单向性和强制性，缺乏积极的反馈。这样就导致控制效率的降低，甚至导致控制与反馈的恶性循环，使得控制努力失效。
三、当代价值观念变化与环境问题
如果从广义上说，价值观念变化也属于一种制度变迁。但是考虑到它与正式制度在对人们行为发挥作用的方式上的区别，笔者在这里还是单独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价值观念变化，就是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种思想观念的重大转变，对于全体社会成员构成了一种规范性压力和刺激。关于这种压力与刺激对于环境保护的影响，已经有学者进行了较好的研究（注：Jahiel,A.R.,1997 The Contradictory Impact of Reform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March.）。笔者在这里侧重分析道德滑坡、消费主义、行为短期化和流动变化对于当代中国环境的负面影响。
1.道德滑坡与环境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道德状况的发展难以令人满意。一项调查表明，82%的被调查者表示同意“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道德水平反而不如从前了”这一说法（注：郑杭生等：《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页。）。由此可见，道德滑坡是当代社会转型中的一个客观事实。事实上，道德滑坡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缺德是正常的，有德倒是有些“不正常”。而且，缺德者通常获益，而有德者则受损。这种不正常的道德状况对于保护环境是非常不利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导致环境破坏行为加剧的重要因素。
环境是一种特殊的公共物品。对于这种公共物品的提供与保护，需要社会成员具有相当的公德意识，能够考虑到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然而，所谓道德滑坡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社会公德的败坏。
当代社会公德的败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个人中心，自我封闭，缺乏社会关怀。人们过分关注自己的小圈子，缺乏起码的社会责任感。“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对这种状况的较好概括。这样，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就缺乏起码的基础。(2)化公为私，占公家便宜。从经济领域看，当前国有资产的大流失，就是这种活动的结果。对于环境保护方面，一方面，对于公有环境资源，大家你争我夺，纷纷据为己有，而不考虑这种争夺的后果。经济学家哈丁所描述的“公地牧羊”之悲哀在当代中国有许多翻版。(3)以邻为壑。人与人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丧失基本信任，往往为了一方的利益而不惜损害另一方的利益，尽管这样有可能导致双方的利益都受损。在这种情况下，什么“唇齿相依”，什么“远亲不如近邻”，什么整体利益，都已不在考虑之列了。(4)只顾眼前，没有长远眼光。人们为了获得眼前的利益和满足，已经无暇考虑长远问题了。在很多农村，一些农民在污染强度很高的环境中工作，连自己的生命都已不再珍惜，哪里还能顾得上子孙后代？如果说这些农民的行为多少有些不得已，那么，那些奢侈浪费、暴殄天物之徒，则的确有着“我死以后，哪管洪水滔天”的心理！(5)物欲横流，拜金主义。何清涟先生指出，“追逐金钱的活动，在中国从未形成这样一种全民参与、铺天盖地、势头汹汹的金钱潮；对金钱意义的张扬，也从来没有达到这样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在这10多年商品大潮的强力冲击下，商品拜物观念已渗透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意识深处，以至教养、文化水准很不相同的社会各阶层，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其行为方式之不道德在本质上竟没有多大的差别”（注：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204～205页。）。狂热的拜金主义不仅使得人们公然违反任何公德，也使人们忽略了对于环境质量的热爱。
2.消费主义与环境问题
许多学者在研究环境问题时，忽视了消费因素，特别是现代消费主义流行的负面影响。正如琳达·丝达奇在给艾伦·杜宁所著《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一书撰写前言时所指出的那样：“消费是三位体中被忽略的一位，……，这个三位体中的另外两位——人口增长和技术的变化——已引起了注意，但是消费却始终是默默无闻”（注：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前言、第5页。）。杜宁(1997)自己也认为：“只有人口增长能与高消费相匹敌成为生态恶化的原因，但至少世界上的很多政府和人民已经把人口增长看作是一个问题；与之相反，消费却几乎一直被普遍看作是好事——确实，消费增长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首要目的”（注：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前言、第5页。）。
一般而言，大量消费对于环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增加对资源的压力；(2)产生过多的废弃物，特别是生活垃圾；(3)通过带动工业发展而加剧环境污染；(4)破坏生物多样性；(5)破坏自然景观。而现代社会中的消费主义正是号召大量消费。这里，消费已经不是基于人之生存的基本需要，人们为消费而消费，并把消费看成是人生的最高目的。其具体表现有：对物质产品毫无必要地更新换代，大量占有和消耗各种资源和能源，随意抛弃仍然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采取地球资源难以承受的、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等等。
二战以后，消费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最先大规模地流行。客观地说，直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说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出现了具有实质意义的、广为流行的消费主义。但是，应当承认的是，由于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由于社会经济的日益全球化，消费主义的某些方面已经进入中国，并产生一些重要的负面影响（注：郑也夫：《走出囚徒困境》，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黄平：《未完成的叙说》，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尽管从总体上看，我国居民的消费主要还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那种消费至上、为消费而消费的观念和现象尚不普及，但是，仅仅由于消费水平的上升和消费内容的丰富，已经对我国的各种资源提出了挑战，并加剧了环境污染和破坏的趋势。近年来，生活污染的份额日渐上升，同时，垃圾围城现象也日趋严重，不能不说与消费增长有关。如果我们希望过上与西方国家一样的生活，如果我们完全接受西方的消费主义，未来中国的环境状况，实在是不可想象的。
3.行为短期化与环境问题
如果说短期行为只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则未免失之偏颇。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之前，短期行为也存在，特别是政府的经济冒进行为，给社会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进一步说，任何社会都存在短期行为，都存在急功近利的投机冒险。然而，短期行为如此普遍，以致于在某种程度上整个社会行为都有着短期化的趋势，与短期行为相对应的长期行为甚至失去其合理性，这样一种状况则不能不说与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加速转型有关。
孙立平在其文章中指出，我国社会中的短期行为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短期行为普遍化；(2)在个人性的短期行为之外，出现了一种群体性的短期行为；(3)社会中形成了影响广泛的“短期行为文化”。在笔者看来，短期行为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自我强化。也就是说，如果行为者开始采取短期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将意味着他会继续、反复地采取这种方式，在这种行为的背后，实际上有着强烈的赌徒心理。（注：孙立平：《短期行为与社会的制度安排》，载《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4期。）
行为短期化对于环境的危害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保护环境要求具有全局的、整体的和长远的眼光。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不仅不利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甚至直接加剧环境状况恶化的趋势。有时，在行为者自身看来，也许是受益的，甚至有可能看上去没有造成环境破坏。但是，环境影响是具有整体性和长远性的。一旦人们明确意识到环境影响时，也许为时已晚。
以我国耕地锐减为例。单就一个地方而言，减少一些耕地也许影响并不大。但是，对于人均耕地资源非常有限的整个国家来说，从长远看，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危机。而有关研究表明，耕地锐减与人们行为的短期化直接相关（注：卢荣善：《耕地锐减与人们的短期行为》，载《中国农村经济》，1995年第11期。）。
4.流动变化与环境问题
改革开放20年，如果用一个字加以概括，那就是“动”字。的确，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真正地动起来了。人、财、物，无论是流动规模还是流动频率，都比以前大大扩大或提高了。特别是人的流动，更为引人注目。
中国人本来是有着深深的乡土情结的。特别是中国农民，他们“与他们耕作的庄稼一样，深深地根植于土地之中。他们的生存完全建立在土地之上。他们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依附土地，而是与土地有着‘生命之源’式的关联，犹如鱼和水那样不可分离”（注：徐剑艺：《中国人的乡土情结》，上海文化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在传统的乡土中国，定居是常态，而迁移往往是非正常的（注：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
但是，在当代中国，这种“安土重迁”无论是作为一种曾经存在的事实，还是作为一种观念，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代中国的人口流动规模与频率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与改革开放前的情况相比，反差则更为明显。广大农民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自发地走出了土地，走进了工厂，创办起今天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乡镇企业。尽管政府鼓励所谓“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但是，离土的过程一旦开始就呈不可逆转之势。农民们从来没有象今天那样，不再留恋土地，甚至对土地产生憎恶。他们离乡背井，拼命地寻找着其他的财富之源。那曾经散发着芬芳、凝聚着自己血与汗的土地，一夜之间变得不再那么可爱，甚至非常陌生。对于许多年轻农民而言，离开生养他（她）的土地，洗掉自己身上的泥土，则意味着可以获得美好的前程。
流动的世界，流动的人群，给人们造成一种居无定所、心无所寄的感觉。周围的一切仿佛转迅即逝，人们越来越感觉到自己不过是匆匆过客，飘泊的心情在一天天滋长。人们已经不知道哪里是家园，甚至也不想知道。他们将自己连根拔起，而随风飘荡。
这样，人们就很难对环境有什么执著的情感，也很难踏踏实实地去保护环境。农村生态环境状况的恶化，实际上是农村衰败的一个方面。而这种衰败，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们不再对它留恋有关。无论是住在那里的居民，还是外部社会的公众，都在向往或已习惯了灯红酒绿的都市。农村是什么？那是注定要成为现代化之代价的地方，是注定要成为历史的地方。偶尔去凭吊一下，观观光，也许还可以，但它毕竟已不是生活的中心。
实际上，流动的事实和飘泊的心情已经使人们对污染和破坏环境更加没有犯罪感了。我们乘火车，在铁路线两侧，白色的垃圾长龙与我们同行；我们乘轮船，在大江大河上，一起一伏、逐流随波的是发散出臭味的各种垃圾；在旅游景点，多数人在一番享受之后，要留下多少“纪念物”！
总之，以环境社会学的基本观点看，当代中国环境状况的日趋恶化，是与当代中国社会加速转型紧密相关的。当代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体制转轨和价值观念变化都对环境恶化具有深远的负面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具有叠加效应。关注当代中国的环境问题，首先必须关注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只有深入研究这种转型，我们才能加深对中国环境问题的认识；同时，只有正确引导这种转型，我们才有望逐步缓解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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