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      农村环境问题失控。

    1998年4月23日的<<中国环境报>>报道：“受珠江口东部近海海域赤潮影响，从4月1日开始，珠海桂山岛网箱养鱼就陆续开始死亡。到4月中旬，珠海万山群岛各渔区，鱼类死亡量达2300多担，占网箱养殖存量的30％。鱼苗损失210万尾，直接经济损失达1500万元”。十天之后，5月2日的<<中国环境报>>又有报道：“4月15日发生的沙尘暴是内蒙古阿拉善盟继1993－1996年后第5次遭受特大沙尘暴袭击。这次沙暴使全盟直接经济损失达8230.5万元，间接经济损失达3亿余元。”

    上述两则有关中国南部和北部的报道，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整个中国农村（业）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的一个信号：近海赤潮和沙暴的频繁出现，实际上是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成为制约中国农村（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国农村环境问题的失控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发展所造成的环境问题、乡镇企业发展所造成的环境问题和城市污染向农村扩散、转移所造成的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

    中国以占世界可耕地7％的土地，养活着占世界总人口22％的人口，其农业发展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在耕地面积逐年减少的情况下，中国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却能不断增加，并长期居于世界各国前列。这当中，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变和科技要素的投入功不可没。然而，现代科技是一柄双刃剑，它在给人们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使人们面临着空前的风险。当代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就是这种风险的一种类型。

    当代中国农业的不断发展是与农药、化肥和农用地膜投入的不断增加密切相关的（参见表5、表6和表7）。进入90年代，农药施用量仍在持续增加，1991年到1994年，分别是76.1、79.5、84.5和97.9万吨。与此同时，1994年，地膜覆盖栽培面积已超过1亿亩。在地膜覆盖栽培面积增加的同时，农用塑料薄膜的使用数量也在迅速增加。1990年为48.2万吨，1994年已达88.7万吨。

        表5  若干年份每亩播种面积平均施用化肥量（实物量）

资料来源：农业部计划司编：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1986），农业出版社，1989。

     表6  若干年份全国农作物农药施用面积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1），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

         表7  若干年份地膜覆盖栽培面积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2、1994、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1994、1995。

    很明显，加快农业发展，提高农业产量，仍将是相当长时期内的一个重要任务。由此可见，农药、化肥和农用地膜这三样东西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将继续呈加重趋势。

由乡镇企业引发的环境问题也日趋严重，这一点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1997年12月23日发表的“全国乡镇工业污染源调查公报”指出：“‘八五’期间，乡镇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迅速增长，主要污染物在全国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中的比重加大，已成为环境保护的突出问题和影响人体健康的重要因素”。1995年与1984年相比，乡镇工业“三废”排放占总量的比例变化情况如下：废水由0.58%上升到21.0%，废渣（工业固体废物）由11.84%上升到88.7%。同1989年乡镇工业污染源调查结果相比，二氧化硫排放量增加了23%，烟尘排放量增加了56%，工业粉尘排放量增加了182%。部分地区的乡镇企业甚至对环境造成了毁灭性破坏。如云贵川三省农村的局部地区，土法炼硫已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基本农业生产环境被污染所毁灭，有的停产达20年尚不能恢复正常农业生产。

    如果再考虑到农业生产所引起的生态破坏问题和司空见惯的城市污染向农村扩散和蔓延问题，农村目前和未来的环境状况确实不容乐观。

第六，      环境问题与贫困问题有形成恶性循环的趋势。

    从国际层面看，目前中国仍然属于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根据1998年9月9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1998》，中国在174个国家中，也只是排在第106位。为了提高综合国力，在国际舞台上立于不败之地，中国必然强调经济发展，这就导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巨大矛盾；同时，由于国力有限，不可能拿出太多的钱用于环境治理（这一点早就有人意识到，参见曲格平，1989；曲格平、李金昌，1992）。因此，从总体上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环境状况免不了要继续恶化。

    从国内层面看，尽管改革开放20年来，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社会转型的过程并未完成。与此同时，国内的经济发展是不均衡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差距实际上在继续扩大。更重要的是，目前农村尚有4000余万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在社会转型加速期，中国城镇又出现数量不小的新贫困人口。因此，来自国内的发展经济的压力也是非常沉重的。在这种形势下，要谋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兼得”，显然是非常困难的。

    特别是，从国内情况看，环境问题，特别是生态破坏问题的地区分布与贫困问题的地区分布有着高度的相关，这样使得这些地区的环境问题与贫困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陷入恶性循环。

    很多研究表明，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工业化水平有较强的相关性，即工业化水平高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高；反之，工业化水平低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低。

    与此同时，有关研究也表明，中国各地区的生态环境与工业化水平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赵跃龙、刘燕华，1996），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生态环境相对比较好；而在工业化程度低的地区，特别是在中国的黄土高原、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及中部地区的山区丘陵地带，由于人地矛盾尖锐，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依赖于有限的土地求生存，导致过度利用，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其中，因草场超载放牧而引致的脆弱生态在中国广大牧区十分普遍。如宁夏池县北部六乡1990年草场资源调查，该区牧羊超过草场载畜量的50%，致使局部草场退化为流动沙丘。另据统计，全国草场严重退化面积约7300万公顷，退化率从70年代的16%上升到37%，退化面积平均每年以67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在递增，牧草单位面积产量下降了1/3到1/2。与此同时，草地沙化面积已超过150万平方公里（朱佳佳，1998）。

    关于我国水土流失问题的研究表明，我国水土流失的重点地区集中在大兴安岭—太行山—雪峰山一线以西，青藏高原及蒙新干旱区以东的地区，这是我国生态环境的脆弱带。其中，水土流失严重的省份有陕西、甘肃、山西、内蒙古、青海、宁夏等（中科院国情分析组，1992，页116、220-221）。与此同时，我国的大部分贫困县也集中在这些地区和省份（中科院国情分析组，1989，页36）。在这些地区，由于人们的基本需求都难以得到满足，因而人与环境的冲突更为严重。例如，在甘肃定西，这是全国著名的贫困区，由于生态环境恶劣，绿色植被稀少，燃料、肥料和饲料都奇缺，人们为了活下去，不得不铲草皮做燃料。在这一地区，平均每人每年要铲草皮1000多斤。失去植被的土地则导致进一步的生态恶化，而生态的失衡又加剧了贫困。这样一种恶性循环非常令人担忧。

第七，      公众环境意识水平低下。

    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又一重要方面是：多数人对于环境问题的客观状况缺乏清醒的认识，环境意识水平低下。这就好比一栋房子着火了，而房子里的人仍在熟睡之中，这就使得大火所造成的危害可能更加惨烈。

    尽管从总体上看，一般人都能够意识到中国公众的环境意识水平较低，但是，究竟低到什么程度？表现在那些方面？相关研究比较缺乏。少数一些研究也欠缺规范。

    笔者在《中国公众环境意识初探》（洪大用主笔，1998）一书中指出，所谓环境意识，是指人们在认知环境状况和了解环保规则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基本价值观念而发生的参与环境保护的自觉性，它最终体现于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行为上。简言之，环境意识即人们参与环境保护的自觉性。

    具体地说，在上述关于环境意识的定义中，所谓“环境”，主要是指影响所有人生存和发展的、具有全球性的地理物质环境；“环境状况”指这类环境的客观存在、目前所发生的问题及其对人类的影响；“环保规则”是指广义上的规则，可以包括有关环保法律、政策、措施，甚至可以包括有关的环保标志、环保事件（运动）等；“基本价值观念”，指人们基本的生活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也可以叫做“初级价值观念”。它包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评价、对人类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评价、对人类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评价等等，这些初级价值观对其它包括环境意识在内的次级的意识、态度乃至所有的行为都有影响；所谓“参与环境保护的自觉性”，即人们在主观上对待环境保护的态度；而“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行为”则是环保态度的行为表现，包括各种直接或间接有利于增强环境保护意识、保护环境的行为。

    上述关于环境意识的定义，实际上包含了环境意识的4个方面内涵，即对环境状况和环保规则的了解（环境知识）、基本价值观念、参与环境保护的态度和环境保护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这4个方面的内涵即环境意识形成的4个系统环节。它们环环相扣，级级增值。对环境状况和环保规则的了解是环境意识形成的基本条件；在此基础上，经过基本价值观念的过滤而发生肯定的环境保护态度，这是环境意识形成的关键环节，而环保行为则标志着环境意识的强化和完善。

    在《中国公众环境意识初探》一书和提交“环境伦理学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的一篇论文①中，笔者根据上述定义，尝试着建立了一套综合评价公众环境意识水平的指标体系（洪大用主笔，1998，页60~64；洪大用，1998），并确立了相应的记分规则。其中，“环境知识”的满分为16分，及格分为10分，最低分为0分；“基本价值观念”的满分为16分，及格分为10分，最低分为0分；“环境保护态度”的满分为24分，及格分为14分，最低分为0分；“环境保护行为”的满分为44分，及格分为26分，最低分为0分。由此，可获得居民环境意识水平的综合得分范围：满分为100分，及格分为60分，最低分为0分。

    根据1995年“全民环境意识调查”数据测算，我国城乡居民环境意识水平偏低，总体平均得分只有44.13分（最低分2分，最高分87分，标准差12.86），属于“不及格”水平。其中，得分在60分以下的占90.1%;在60－70分之间的占7.9％；在70－80分之间的占1.6％；在80－90分之间的占0.4％；90分及以上没有人。

    具体地看，在环境意识的各个具体方面，“环境知识”的平均得分是6.03分；“基本价值观念”的平均得分是7.29；“环境保护态度”的平均得分是17.07分；“环境保护行为”的平均得分是13.80分。

    由此可见，无论怎么看，中国公众的环境意识都是在及格水平之下。

    第八，环境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交叉、重叠，解决起来的难度日益加大。

    郑杭生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社会问题》一书中指出，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问题具有“交叉性”、“连锁性”和“突发性”（郑杭生主编，1996a）。

    所谓社会问题的“交叉性”，是指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不仅有传统社会里遗留下来的问题，也有由于社会转型所引发的问题，这两类问题错综复杂地交叉、叠加在一起，使得社会问题的解决更为困难；所谓社会问题的“连锁性”，即指在社会转型期，一个问题的爆发更容易激起连锁反应，产生一系列问题；所谓“突发性”，指由于转型期的社会脆性较大，更加容易失控，导致一些出人意料的问题。

    对于环境问题而言，它既是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更是社会转型所加剧的问题。在社会转型期，它与其他社会问题交叉、重叠在一起，解决起来的难度日益加大。甚至，由于环境问题之解决的长期性和公众环境意识低下，它常常会被转型期的一些突发性问题所遮掩，人们会由于“救急”而忽视环境问题。比如说，眼下的中国，就为经济发展问题和就业问题、住房问题、机构改革问题等等所困，这些问题吸引了大部分人的注意力。

    从笔者的角度看，在社会转型期，诸如经济发展问题、贫困问题、社会风气问题、社会失范问题等等的存在，都加剧了解决环境问题的难度。但是，就中国的特殊情况而言，环境问题与人口问题交织在一起是一个重要特征。很多学者对于人口问题与环境问题的关系感兴趣。例如，曲格平、李金昌就专门撰写了一部题为“中国人口与环境”（1992）的著作。在该书的“前言”中，作者指出：“人口问题和环境问题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巨大的人口数量及其过快的增长速度，引发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对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沉重的压力”；在该书的“导论”中，作者进一步指出，“我们多年来一直从事资源、环境管理问题研究，深切感到人口问题对解决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所构成的重大制约，深切感到庞大过剩人口的压力使中国几无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回旋余地。试想：在过剩人口压力的宣泄过程中，当人们被驱迫耕作于高山陡坡以谋得果腹之粮，当人们无奈铲去草皮去获得锅下之薪，当人们盲目哄采矿山去求得生存之门，当人们污染了水源和土地去安排更多人口就业，在这样的时候，根本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在这种人口环境形势下，解决危机的出路到底何在呢？”

    这个提问的确是发人深省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只有5.4亿人口，到了1987年，就增加了近一倍；到1997年，我国人口已在12.36亿左右；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50年，我国将有16亿人口。在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如何协调人口、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确是象走钢丝，稍有不慎，便是大祸临头。

    以上就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社会特征进行了初步分析，这些特征的存在，是与当代中国特定的社会转型过程密切相关的。正如郑杭生教授所言，“当前中国的各种社会现象无不带有转型的特点，社会成员也无不这样或那样地受到转型的影响和制约”①。有关社会转型与环境问题之关联的进一步分析，参见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环境问题及其对策研究》（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