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春暴发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以下简称“非典”），其意义显然已经不局限于一种新型疾病的发现。由这种疾病而引发的社会反应可以看作一次非常事件，这一事件暴露了快速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一些深层问题，同时也启示了我们这个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正象中世纪欧洲流行的瘟疫和当代流行的爱滋病一样，非典必将产生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值得人们深入反思和总结。本文主要就非典事件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启示进行分析，以供大家讨论。

一、“非典”事件凸现了全面推进社会转型的重要性

大体上说，这次非典事件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它是又一种新型传染病，人们对这种疾病处于完全无知的状态，即便是目前基本控制了大规模传染，但是关于传染源、传播途径以及诊断、治疗和预防，仍然有许多知识空白；第二，现有公共卫生体系的应急能力差，在非典袭击面前，应急意识和医疗资源的整合都有明显局限。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也承认：“对于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从医护、医疗，包括医院的基础设施，方方面面都是跟不上的”；第三，政府反应滞后。就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疾病而言，政府没有及时作出预警，并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事实上，去年11月份，广东就出现了这种疾病，并且在今年2月份出现了大暴发，但是并没有引起全国范围的及时警觉，以至在4月份之后继续在多个地区暴发，造成了重大损失；第四，流动人口和农村地区的疫情控制成为疾病防治的一个难点，一方面，有大量的对于城市没有认同感的农民工的存在，他们的迅速流动加大了疾病传播的风险，另一方面广大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使得农村防非典缺乏起码的条件；第五，初步的信息表明，不健康、不文明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惯习是引起和传播疾病的可能因素，事实上防治非典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督促公众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调整不适当的生活行为。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非典事件的以上特点反映出我国社会转型的不协调、不全面，同时也启示了全面推进社会转型的重要性。

首先，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长与社会安全没有受到同等重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一直保持了很高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迅速扩大。但是，与此同时，社会安全状况没有明显改善，甚至在某些方面恶化了，例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犯罪率高、贫富分化、失业增加、医疗卫生体制薄弱，等等。种种社会安全上的缺陷不仅扩大了社会风险，而且正在构成对于经济持续增长的威胁。

以医疗卫生为例，不仅体制改革进展迟缓，而且财政投入非常有限，从而导致这个系统防范风险、确保公众生命安全的能力难以得到提高。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从“一五”时期到2000年，我国卫生事业费占国家财政的比例一直徘徊在1%到2%左右，1996年以后还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另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的报告，中国公共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在全球191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4位。还有资料显示，我国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例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印度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卫生支出。

特别是，我国广大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严重滞后。即使在建国初期，国家还很贫弱的情况下，我国还是建立了以合作医疗体系、农村三级医疗保健网、赤脚医生为基础的农村医疗卫生保障，并在建国后短短时间内，迅速消灭了血吸虫等流行病，对突发的流行病也能够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但是，改革以来，农村医疗卫生保障体系正面临解体。数据表明，从1991年到2000年，全国新增卫生经费投入中只有14%投入到农村，而14%中的89% 又都成了“人头费”，真正专项的农村卫生经费只有1.3%。据统计，2002年我国乡镇平均每一千农业人口只拥有1.18个医护人员，而且其专业水平很有限，医疗设施非常陈旧。在一些地区，80%的卫生院现状是“五十年代的房子，六十年代的器械，七十年代的大夫”，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的基本医疗需求，更谈不上抵抗新型传染病的风险。

其次，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行政、政治体制改革还不够协调。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建立起了比较有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带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是，我们的行政体制、政治体制改革还相对滞后，一个高效、透明的行政、政治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样不仅越来越阻碍经济发展，而且不利于社会抗击突发风险。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这次非典事件初期，政府反应是非常不力的，特别是全国卫生主管部门，没有及时披露事实真相及其危害性，甚至有意淡化事件的严重性，造成了公众的麻痹心理。还有政府体制的条块分割，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以至于在非典事件初期，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很成问题，严重妨碍了非典防控。官僚主义也是现有行政、政治体制的一大弊端。一些官员只会做太平官，在危机面前犹豫观望，举止失措，乃至贻误战机；一些官员不关心群众利益，只关注自身的利益，不能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再次，我国现代化过程与人口再分布过程不协调。

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步把农村人口吸纳进城市，成功实现了城市化，大大减少了乡村人口，特别是农业人口。但是，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逐步确立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在抽取农村资源推动国家工业化，促进城市发展的同时，把大量人口继续留在了农村，这是今日大规模流动民工出现的历史的、深层的原因。

更为重要的是，直到今天，城市社会对于农村人口仍然有着明显的排斥，那些长期工作、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并没有被城市社会真正接纳，从而融入城市社会。很多农民工享受不到城市福利，缺乏对于城市社会的信任和认同，但是，他们又越来越离不开城市，城市成为他们获取基本生活资源的重要场所。

这样，一个大规模的长期流动于城乡之间的人口，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大特色。由于其规模之大和对于城市、农村的双重无归属感，甚至有人把他们称为“第三国民”（相对于城市国民、农村国民而言）。事实证明，这样一个大规模流动人群的存在明显增加了社会风险，包括传播疾病的风险。有的研究者已经指出，流动人口在非洲的爱滋病传播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今春各地非典的大暴发，也与流动于城乡的人口有着很大关系。

第四，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城市与农村的发展极不协调。

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就把消灭城乡差别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但是，今天城乡差别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越来越大，并且这种差别体现在许多方面，例如经济发展、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社会福利、价值观念，等等。

更重要的是，从现有的发展趋势看，城乡差别还有可能继续扩大。很多居住在城市里的人，觉得日子越来越好，发展越来越快，而对很多农村而言，情况似乎是越来越差。毫无疑问，这种不断扩大的城乡差别将会加大我们这个社会所面临的风险。在这次非典事件中，为什么农村防非典成为一个重点和难点，根本原因在于农村暴发的潜在风险高而防治条件又很差。

第五，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生活场景的迅速变化、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与生活方式的自觉调整不协调。

我们今天有了与过去不同的生活场景，如大城市的聚居生活，也有了比过去更好的生活条件，例如收入大大增加。但是，我们很多人的生活习惯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生活态度、生活观念也很滞后，从而不利于个人卫生、公共卫生状况的改善，并加大了各种疾病感染与传播的风险。例如，在人群密集的城市社会，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明显就是坏习惯；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不能自觉调整心态，增加运动和保持营养平衡，也会增加罹患疾病的风险。事实上，医学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大约有50~80%的疾病是由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导致的。个人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不仅会降低个人罹患疾病的概率，也会有效防止传染性疾病的传播，从而避免社会风险。事实上，这次防治非典的主要措施是改善卫生环境，促进个人日常生活与行为的调整。技术因素虽然发挥了作用，但似乎不是控制非典传播的主要因素。

因此，非典不仅是对个人生命的威胁，更是对我们这个处于快速转型期的社会的威胁。非典事件充分暴露了当前社会转型的种种不协调、不全面的危害。为了彻底战胜非典并在将来有效防止非典之类的危害，推进全面社会转型显得更为重要、更为迫切了。

二、“非典”事件进一步启示了推进全面转型的新方向

人们通常把社会转型简单地理解为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抽象地说，这种理解也没有错。但是如果具体分析一下，就会涉及如何理解“传统”，如何理解“现代”的问题。大体上，对于传统的理解，学者之间尽管存在差异，但是基本上都假定其是一个落后的、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以农村社会为主的社会形态。而对于“现代”的理解，学者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那种关于“现代”的常识性理解是以西方社会为参照的，按照这种理解，所谓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实际上是重复西方走过的道路，西方社会就是我们的榜样，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要实现的明天。很明显，这种关于转型的理解没有充分注意到在迟发展的条件下，重复西方道路的可能性；没有充分意识到西方现代化本身是在不断调整、不断变化的；尤其重要的是，没有考虑到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复杂性。事实上，按照这种理解推进的社会转型，使得人类社会暴露于巨大风险之中。

从深层看，今春暴发的“非典”，不仅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不协调、不全面，更重要的是，它启示我们需要对正在推进的中国社会转型进行整体性反思。“非典”事件事实上进一步提醒了我们：现在的社会转型具有结构性缺陷，继续推进社会转型必须追求新的方向。

我们认为，继续推进中国社会的顺利转型，必须着眼于深入反思旧式现代性，这种现代性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与自然的双重代价，使人类处于高度风险之中。我们要总结和建构新型现代性，这种现代性是以人为本的，追求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双重协调，努力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

具体地说，在推进社会转型过程中实践新型现代性，最重要的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必须旗帜鲜明地强调以人为中心的发展。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观的演变经历了几个重要阶段，不仅扬弃了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的发展观，而且扬弃了使社会变革服务于经济增长的发展观。最终，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得到广泛认同。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而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不只是收入的增长。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美好的自然、安全的社会秩序、健康的身体和精神、自我控制的感觉，等等，这些都是人类所追求的。如果发展要以牺牲这些为代价，要以牺牲人的主体性为代价，那么这种发展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不得不承认，我国目前的发展模式仍然带有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的特点，发展经济是头等重要的话题，以发展经济的名义，可以牺牲很多对于人来说非常尊贵的东西，包括人的健康和尊严。我们注意到，中国经济确实取得了快速增长，但是，中国环境的恶化、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治安的恶化、健康风险的扩大，也是触目惊心的。现在该是着重强调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的时候了。

第二，必须高度重视在转型过程中促进社会整合。

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促进社会和谐，这样的社会将对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好处。一个充满着社会隔阂、族群疏离乃至冲突的社会，不仅使发展失去根基，最终也将使每个人的正常生活面临威胁。

我们注意到，中国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社会转型，确实在整体上提高了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但是，在这种转型过程中，不同群体的获益程度是不一样的，从相对意义上讲，有些群体还成为利益受损者，由此而积累起来的社会隔阂，目前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且，目前这种快速的转型过程，实际上有着继续排斥一些人群，并使他们逐步边缘化的趋势。如果这种趋势不能得到抑制，我们的社会整合将面临威胁。在一个缺乏整合的社会，也必然是缺乏信任的社会，由此而带来的猜疑、敌视甚至冲突，将使正常的社会秩序遭到冲击。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防治非典的过程中，人们终于意识到关爱农民工、关爱农民、关爱城乡贫困人口的重要性。疾病并不因为某个族群遭受社会排斥和社会疏离而不对他人构成威胁，尤其是传染性疾病。相反，它会因此加大对于所有人群的威胁。一个缺乏整合的社会，事实上会加大所有社会成员面临的风险。

第三，必须高度重视转型社会的高风险。

相比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而言，我国作为一个迟发展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着更高的风险，各种历时态的社会风险共存于当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使得反思与防范风险变得极端重要。我们应当教育每个人确立良好的反思意识，我们更应该致力于社会反思机制的建设。一个在反思中前进的社会，虽然也许不能避免风险，但是确实可以降低风险变成现实的概率，并控制风险的危害。

我们注意到，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些传统型的风险因素，例如自然灾害依然存在；一些转型过程中新生的风险因素在增多，例如单位体制的解体、失业、信任危机、道德滑坡等；一些与现代社会相伴随的风险也在逐步显现，例如人口结构的变化、恐怖主义、生态危机、高新技术风险、全球化等。可以说，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我们要在高风险中继续推进社会转型。因此，相应的风险防范和风险管理措施就必须成为推进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四，必须努力建设一个亲近自然的社会。

在某种意义上讲，近代以来西方的现代化是以人与自然的二分和对立为前提的，正是这种对立激起了人类精神上的紧张和挑战自然的欲望，并由此导致了技术的飞速发展、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人类对自然控制能力的某种增强，当然还有环境的持续衰退以及人类对于自然的疏远。

然而，在人类一次又一次为自己对自然所取得的胜利欢呼的同时，沉默的自然也一直在以各种方式回应人类的挑战，给人类社会造成这样那样的损失。有证据表明，随着人类与自然的日益疏远，自然报应人类的频率也越来越高，而且烈度越来越强。人类自以为建立了越来越安全的社会，而事实上这个社会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风险，自然的一次小小反抗就有可能使这个社会陷于混乱和恐慌。今春非典的暴发，就可以看作是一个小小的例子。类似的风险在今后还会更多地变成现实，如果我们继续与自然为敌的话。

现在该是我们深刻反思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的时候了。我们要推进的社会转型，究竟是要继续与自然对抗的社会转型，还是要与自然谋求协调从而逐步亲近自然的社会转型？我们认为，鉴于历史和现实的教训，鉴于我们理性的启示，我们要推进的是那种尽量避免自然代价同时也是避免社会代价的转型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