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检视了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测量公众环境关心的历程，分析了广为使用的NEP量表的提出及修订，并重点基于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城市部分）资料，对修订过的NEP量表在中国的应用效果进行了评估。作者指出，不加改造地在中国应用修订过的NEP量表，效果并不理想。但是，经过适当改造之后，该量表可以作为测量公众环境关心的重要工具。

关键词：环境关心、NEP量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自从雷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发表《寂静的春天》（1962）以来，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然后是全球范围内对于环境的关心显著增长。特别是，在其之后，美国以及世界范围内一系列重要的环境事故（例如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更促进了人们对于环境的关心。与公众关心不断增长相伴随的则是学术界对这种关心的测量和分析的兴趣不断增长。有学者指出，到2000年左右，估计已经积累了超过1000篇的有关环境关心[1]的经验研究文献（Dunlap and Jones,2002）。随着经验研究的不断增多，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在这类研究中，发展出测量环境关心的有效工具是至关重要的，否则相关研究的信度和效度难以确认，研究发现也无从比较，从而无助于积累人们有关环境关心的真正知识。

尽管对于环境关心的测量是非常复杂而有难度的，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有一些学者作出了艰苦的探索，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测量方法。例如，Maloney和Ward（1973）提出的“生态态度和知识量表”（Ecological Attitudes and Knowledge Scale）、Weigel和Weigel（1978）提出的“环境关心量表”（Environmental Concern Scale）、Dunlap和 Liere（1978）提出的“新环境范式量表”（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 Scale，NEP），都是具有重要影响的测量工具。特别是，Dunlap和 Liere（1978）提出的“新环境范式量表”被认为是广泛使用的测量环境关心的方法（Stern,et al,1995；LA Trobe and Acott,2000；Zelezny,et al.，2000；Lalonde and Jackson, 2002；Dunlap and Jones,2002；Cordano,et al.,2003）。其中，Stern等人（1995）甚至认为，到了90年代，NEP量表已是最为广泛使用的量表。笔者在阅读文献时也发现，目前仍然有很多人在用这个量表（例如Hunter and Rinner，2004）,而且使用该量表的人已经不局限于学者，不局限于美国。事实上，很多国家的学者、民间团体以及政府机构，出于不同的目的，都在使用NEP量表。

随着时代的变化，环境问题也在变化，人们对于环境问题的关心也随之发生变化。为此，Dunlap等人在2000年的一篇文章（Dunlap,et al.,2000）中讨论了修订NEP量表(1978)的问题[2],并提出了新的NEP（ New Ecological Paradigm）[3]量表。新量表包括了人类与环境关系的5个方面，共15个项目（参见表1）。按照Dunlap等人的检验，与旧的NEP量表相比，修订过的NEP量表具有更好的信度和效度。2003年，在Dunlap本人的建议下，笔者在当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城市部分）中使用了修订过的NEP量表。

本文在一般性地介绍环境关心的测量以及NEP量表的演变的基础上，重点根据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城市部分）的数据，对修订后的NEP量表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评估，并探讨其可能的改进方向。

一、环境关心测量的复杂性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尽管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公众的环境关心进行了研究，但是，文献分析表明，很多研究并没有对环境关心给出明确的界定。一些人可能认为它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另外一些人可能认为给出一个抽象的定义非常困难，所以只是在研究过程中采用操作性定义。这样，在不同的研究中就出现了不同的操作性定义，例如，有的把环境关心等同于对具体环境问题的认知和评价；有的则把环境关心等同于对人类与环境关系的看法；有的把环境关心等同于对环境保护的支持程度；有的则把环境关心等同于积极的环境保护行为，等等。有学者指出，已有的关于环境关心的操作性定义大概有数百种（Dunlap and Jones,2002）。

有研究者指出，最早对环境关心作出明确界定的是荷兰学者Scheurs和Nelissen，他们（1981）将环境关心定义为关于保护、控制以及干预自然环境和人造环境的观念总体，同时也包括与这些环境相联系的行为准备（转引自Dunlap and Jones,2002）。Ester 和Van der Meer（1982）作出了更为简洁的定义：环境关心是指人们对环境问题认识的程度以及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的程度。Dunlap和Jones则倾向于接受后者的定义，并对它略微作了修正：环境关心是指人们意识到并支持解决涉及生态环境的问题的程度或者个人为解决这类问题而作出贡献的意愿（Dunlap and Jones,2002）。

一些学者根据环境关心的对象——环境——的不同，把已有的环境关心测量区分为两个大的类型：一是针对具体环境问题的环境关心，比如说对待有害废弃物的态度、对待核电的态度，等等；二是针对综合性环境问题的环境关心，比如说对待多种环境问题的态度以及对人类与环境关系的看法，等等（Bord,and O’Connor，1997；Hunter，et al.,2004）。

相比而言，笔者认为Dunlap和Jones（2002）在一篇综述性文章中的分析，更有助于我们理解环境关心测量的复杂性以及已有的相关测量。Dunlap和Jones指出，由于环境关心的概念实际上涉及到对“环境”和“关心”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是极为多样化的，所以测量环境关心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多种角度。

首先来看“环境”概念的复杂性。抽象地讲，所谓环境，总是相对于某一中心事物而言的，它作为某一中心事物的对立面而存在，因中心事物的不同而不同。与某一中心事物有关的周围事物，就是这个中心事物的环境。进一步讲，环境大体上可以区分为生物物理环境与社会环境两个大的方面。很明显，测量环境关心主要是测量对生物物理环境的关心。

但是，仅就生物物理环境而言，它本身仍然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从其构成上看，我们可以区分出大气、水、声音、陆地、动物、植物等等主要的环境成分；从其对人类社会的功能上看，我们可以区分出提供资源、吸纳废弃物以及提供居住空间等重要功能的环境；从其空间规模上看，我们可以区分出居家环境、社区环境、区域环境、国家环境、全球环境、星际环境等等不同层次的环境；从其时间维度看，我们还可以区分出过去的环境、现在的环境以及未来的环境。

其次来看“关心”概念的复杂性。实际上，“关心”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心理学中的“意识”和“态度”相类似的概念。就“意识”而言，按照现代汉语的解释，它是“人的头脑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是感觉、思维等各种心理过程的总和，其中的思维是人类特有的反映现实的高级形式”[4]。而按照一般的心理学理论，态度是可以区分为认知、情感和评价、意向性和实际的行为等不同层面的，其中行为层面既包括单个的行为，又包括一组行为构成的生活方式。因此，在理论上，“关心”就意味着非常复杂的过程、活动以及不同层面的特征。再加上在实际研究中，人们还对“关心”作出一些直观的区分，例如区分为对某种或某些环境问题的认知、对于该环境问题原因的看法、对于解决该环境问题的办法的看法等等不同层面，以便使研究服务于政策目的。这样一来，在经验研究中，人们对于“关心”的理解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多样性。

正是由于“环境”与“关心”的概念都具有非常复杂的内涵，所以“环境关心”概念的内涵也是多层次、多角度的，由此导致环境关心测量上的极端复杂性。不过，根据研究者对于“环境”与“关心”的不同理解，Dunlap和Jones（2002）发展出了一种类型学的方法来概括已有的环境关心的测量，即把研究者对“环境”和“关心”的理解都做简单的二分：单个环境话题——多个环境话题，单层面的关心——多层面的关心，然后用两者交叉，就得出了四种主要的环境关心测量类型。

第一是就多个环境话题的多层面关心的测量，这种测量主要是研究针对多个环境话题的公众认知、情感、意向以及实际行为的，包括了基于心理学的态度理论的研究以及政策导向的研究；第二是就多个环境话题的单层面关心的测量，这种测量主要是研究公众针对多个环境话题的单层面关心（或认知，或情感，或意向，或实际行为），往往是属于政策导向的研究，或者是建构研究中所需要的重要变量；第三是就单个环境话题的多层面关心的测量，这种测量主要是研究针对单个环境话题（比如说核电或水污染）的公众认知、情感、意向以及实际行为的，包括了基于心理学的态度理论的研究以及政策导向的研究；第四是就单个环境话题的单层面关心的测量，这种测量主要是研究公众针对单个环境话题的单层面关心（或认知，或情感，或意向，或实际行为），往往属于政策导向和新闻导向的研究，也有是为了建构研究中所需变量的。

在以上四种类型的环境关心的测量中，学者们很早就认为第三、四种测量由于是针对单个环境话题的测量，这种测量虽然具有一定的研究、政策和新闻价值，但是也具有内在的信度和效度限制（Heberlein,1981:253,转引自Dunlap and Jones,2002），难以发展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有效的环境关心测量工具。第一种测量虽然全面，但是又过于复杂。这类测量中最有代表性就是Maloney和Ward所提出的“生态态度和知识量表”（Maloney and Ward，1973）。该量表在1975年又进行了修订（Maloney，et al，1975），包括了涉及生态问题的知识量表、情感倾向量表、口头承诺量表、实际承诺量表4个亚量表，总共有45个项目。该量表后来被一些学者在研究中使用，包括使用量表的部分内容或亚量表。但是，也有学者指出该量表只注重了表面效度和内容效度，而没有深入检验建构效度（Dunlap and Jones,2002），从而不是测量环境关心的最好选择。

因此，可能的环境关心测量的有效工具就在上述第二类中。换句话说，就多个环境话题进行单层面的关心的测量，有可能发展出测量公众环境关心的有效工具。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尝试Weigel和Weigel在1978年提出的“环境关心量表”以及Dunlap等人于同年提出的NEP量表。前者是由16个项目组成，实际上是测量美国公众对于一些生态问题、污染问题的看法以及对解决这类问题的政策支持和个人贡献。联想到前文有关环境关心的定义，该量表可以说是真正体现了环境关心概念的内涵。然而，由于该量表内容带有美国的地域特色，并且针对的问题和相关政策比较具体，所以难以具有普遍性和持续性的价值。在20世纪80年代，确实有很多研究者使用该量表。不过，事过境迁之后，使用者越来越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很少有人再用该量表了（Dunlap and Jones,2002）。

而Dunlap等人在1978年提出的NEP量表则超越了一时一地的具体的环境问题与环境政策，其12个项目事实上是测量公众对一般意义上的人类与环境关系的看法与评价。按照Dunlap等人的初衷，该量表就是测量公众对正在出现的新的生态价值观的接受程度，是一种抽象层次上的测量。因此，该量表内容因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时空背景的限制，而具有了某种程度的普适性。更重要的是，随着时代的变化，环境问题自身也在变化，并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从最初的具有可视性的区域性公害，日益演变为全球性的不具可视性环境危机，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在此背景下，以在抽象层次上测量公众对人类与环境关系的看法与评价为主旨的NEP量表，越来越为更多的人使用，也就可以理解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NEP量表是迄今为止学者们努力测量环境关心这一复杂概念的最重要的成果。

二、NEP量表的提出及修订

在20世纪60年代环境问题浮出水面，成为公众话题之后，西方社会科学界的很多学者忙于测量公众对于具体的环境问题的认识与评价，或者对相关环境保护政策的支持意愿以及个人为解决环境问题愿意付出的努力的程度，这也就是本文所说的环境关心的测量。这种测量工作，一方面是出于学术研究的兴趣，一方面是出于服务政策制定的目的，也许更多的还是属于后者。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与在研究上直接跟进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相对，一些学者对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更为冷静和深入的反思，其中，Meadows等人于1972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可以说是这种反思的一个重要成果。在这种反思的基础上，一些学者提出西方社会中的环境问题是与其深层的社会文化体制密切相关的，特别是与西方社会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密切相关，因为这种价值观过于强调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控制、管理的权力和能力，强调自然资源的无限性，强调私有产权以及无限制的工业增长。在此价值观的支配下，必然导致对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破坏，从而导致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

在汲取学界反思环境问题之成果的基础上，美国环境社会学家Catton和Dunlap在《美国社会学家》杂志1978年第13卷上发表了题为《环境社会学：一个新范式》的文章，区分了认识人类社会与环境关系的两种价值范式：“人类例外范式”（Human Exceptionalism Paradigm, 简称HEP）和“新环境范式”(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简称NEP)。

所谓“人类例外范式”的价值观，它并不看重环境因素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和制约。大体上，它秉持以下几个基本预设：第一，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它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有文化；第二，文化的发展与变迁是无限的，文化的变迁相对于生物特征的变化更为迅速；第三，因此，人群的差异是由有文化的社会引起的，并非从来就有，而且这种差异可以通过社会加以改变，甚至被消除；第四，文化的积累意味着进步可以无限制继续下去，并使所有的社会问题（包括环境问题）最终可以得到解决。

所谓“新环境范式”的价值观，它非常强调环境因素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和制约。大体上，它坚持以下几个基本预设：第一，社会生活是由许多相互依存的生物群落构成的，人类只是众多物种中的一种；第二，复杂的因果关系及自然之网中的复杂反馈，常常使有目的的社会行动产生预料不到的后果；第三，世界是有限度的，因此，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其他社会现象，都存在自然的和生物学上的潜在限制。

事实上，在Dunlap等人看来，如果没有价值范式上的转移，即从“人类例外范式”转移到“新环境范式”，解决环境问题的前景是非常不乐观的。而研究和促进这种价值范式的转移就成为环境社会学这门新兴分支学科的重要任务。大概正是基于此种看法，Dunlap等人对公众环境关心的测量非常感兴趣。但与许多学者不同，他们更为关注比较抽象层次的测量，即测量公众对于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一般看法，而不是测量对具体环境问题与环境政策的关心程度。可以说，这种测量实际上测量的是公众对于“新环境范式”的接受程度。在Dunlap等人的理解中，接受这种新价值范式的人越多，环境状况改善的前景就越看好。

就在上文发表的同一年，Dunlap和Van Liere发表了《新环境范式：建议的测量工具及其初步结果》（Dunlap and Van Liere,1978），正式提出了“新环境范式量表”（NEP量表）。该量表包括了12个项目（参见表1）。按照Dunlap等人自己的看法，它们可以区分为三个主要方面：对增长极限的看法、对生态平衡的看法、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看法。就当时的知识状况而言，Dunlap等人认为自己的量表具有很好的内容效度。事实上，在量表设计过程中，他们研读了大量文献，并就“新环境范式”的内涵咨询了很多专业人士。

表1：1978年的NEP量表和修订过的NEP量表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