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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晶进：费孝通先生之“微型社会学”

	作者：发布时间：2008-03-22 信息来源：中国学术论坛

	摘　要　本文着重从理论角度，附带从概念和方法角度，对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的“微型社会学”进行了分析，试图证明，费孝通先生的“微型社会学”是对结构功能学派人类学学者的发展与扩充，它在人类学结合社会学之后发挥了更大的实践性作用。虽然“微型社会学”并没有为费孝通先生所广泛应用，但它可以成为费孝通先生的整个思想的概括性词汇。关键字　费孝通\|微型社会学\|社会人类学\|中国社会学史　　费孝通先生是我国社会学史的一个时代的象征。他以《江村经济》这篇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博士论文[①]，开始了他对我国各地农村的调查研究，同时提出以单个农村、小型社区入手的典型调查方法，以之为马林诺斯基功能主义人类学的发展和扩充。但经过费先生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第二次大型调查研究之后，他所总结的“微型社会学”看起来似乎悖离了他自己的初衷。在国外资料难以获得的情况下，本文作者发现，国内学者对此问题的理论性研究尚十分罕见。本文将首先以解剖“微型社会学”的概念入手，分析其内部矛盾，从而试图解答这个疑问。一　概念　　本文在这里指出，费孝通先生的“微型社会学”并非他本人所发明。在他的《重读〈江村经济·序言〉》[②]中，我们可知该词的渊源。他说：“弗里德曼的演讲[③]里提到一段我过去不知道的事。他说1938年，应当是我在离英之后弗思曾寄了一篇论文给燕京大学出版的《社会学界》，这一期还表明专门献给‘L. S. E.[④]的人类学’。在这篇论文里他提出了‘微型社会学’的概念，用来专指马老师所说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⑤]的特点。”“六年后（1944），弗思又在伦院的讲坛上再一次说微型社会学是人类学在战后可能的发展方向。……他加重了口气说我想社会人类学者可以做出最有价值的贡献或许依然就是这种微型社会学。”[⑥] 遍寻资料，发现费孝通在此是首次把“微型社会学”这个概念用中文在国内提出；即如果《北京大学学报》上的这篇论文是他对该名词的第一次涉及，那么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费孝通在20世纪30和40年代对东南沿海以及云南内地农村的调查时并没有主动地去运用一个明确的“微型社会学”的方法，而是于90年代读到弗里德曼在1962年的此篇演讲之后[⑦]，才领悟到，自己在过去的思路竟与第一任博士生导师弗思教授的想法是一致的，于是他主观地认为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就是“微型社会学”。当然我至今未看到费孝通明确地自称是弗思“微型社会学”的传承人[⑧]。　　上述对“微型社会学”渊源的探究，使我们得以明晰，“微型社会学”更多地是一个方法论意义的理论，而非一个分支学科。以下将对这一概念进行一个简明而并非展开的分析，以体会它的意义。　　该词的中心是“社会学”。社会学是社会科学中的与历史学、文学并列的重要分支，它“是对人类社会进行总体性综合性研究的社会科学。它是将社会作为一整体，研究人与社会、人与社会各个组成部分及它们间的相互关系，探讨社会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社会科学。”[⑨] 这样的解释显然会给我们带来困惑，因为弗思的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的身份，向社会学的这种偏离显得不可思议。当我们继续阅读费孝通的文字之后，便可以发觉：“微型社会人类学是指以小集体或大集体中的小单位作研究对象去了解其中各种关系怎样亲密地在小范围中活动。”[⑩] 费的叙述不严谨，不仅造成了读者的误解，实际上也表明：费在用弗思理论在对自己的学术成果进行反思时并非生搬硬套，本文认为这反映了90年代费那已经成形了的社会学思路。在上述文字的不远处，翻过两页，我们惊见：“微型社会学是以一个人数较小的社区或一个较大的社区的一部分为研究对象，研究者亲自参予当地的社会活动，进行亲密的观察。”[11] 真实的情况是，费在全文中仅有一次强调过“微型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关系，即本文在本段刚提到的。　　“微型社会学”对中心的限定词是“微型”。由于本文讨论的是费的微型社会学，因此我们可以用费在了解该词之前对自己学术的概括来理解“微型”的含义。费曾说：“国外所称的‘个案研究’大体相似于典型调查。这种方式的研究对象只有一个或还不足以构成样本的少数几个‘典型’，研究者通过对典型的、全面的、历史的考察和分析，达到对事物性质的深入了解。”[12] 而本文在上一段第二次提到的对“微型社会学”的解释，可以作为理解的辅助文字，可见微型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较小的社区或较大社区的一部分。所以一句话，“微型”指出了“微型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特点。　　从“微型社会学”的渊源以及该词的解析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微型社会学”并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也非社会人类学的一个分支，而是弗思总结、费孝通沿用的，广义上对两人调查研究的一个方法论层面的概括。尽管如此，我们不得不指出读者需要注意的地方，即弗思和费孝通的学术工作是有着较大差异的。弗思对他的“微型社会学”工作的指代，主要包括对马来西亚东北某渔村以及提科皮亚岛土著的田野工作[13]，这些都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类学研究。费以《江村经济》为其农村调查工作的开端，据费称完全是“无心插柳”[14]；而以费的学术历程看，从人类学的博士生转变为社会学界城乡协调发展理论的巨人，也是由对江村和云南三村的调查为肇始，那么这种学科的转变也是无心了。费看到弗思的“微型社会学”，即试图以此概念在《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中为自己的转变作一解释，或者说是对“背叛”人类学这一行为作辩护。他评论弗思的研究说：“他这样一步跨越的实验，基本上消除了西方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被困住在‘野蛮人’里的传统桎梏。”而马林诺斯基作为他获得博士学位的关键导师，自然也要联系进去：“我认为马老师和功能论就是要想以一切人类文化都是人类依据自己的生物需要和集体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这种基本认识，来消除人文世界中本质上的文野差异。”本文认为，所谓要消除“文野之别”，实际上就是要消除社会学与人类学之别。尽管费当时为了掩盖自己的这种不成熟的想法解释说：“如果我们只讲文野一致也会导致文野无别的错觉，也就是……忽视了人的历史。”[15]这样一来，给读者造成的印象即：人类学研究人的过去，社会学研究人的现在和将来；[16] 人类学和社会学由历史串联起来了；由于人是伴随着历史而存在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学与社会学是统一的，而费孝通从人类学向社会学的转变，其实，与人类学功能学派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更为明显的阐述在费的上述文字之前实际已经出现，他说：“弗思把研究中国的社会人类学提高到了社会人类学发展方向上来了。从马老师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到弗思的‘微型社会学’是一个飞跃，并为弗里德曼后来提出的‘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期’开辟了道路。”[17] 这样，从至此为止的论述可知：费孝通的“微型社会学”区别于弗思的“微型社会人类学”，后者是真正的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论，而前者则是费孝通对自己学术历程的概述和辩解。二　理　论　　既然“微型社会学”是费孝通对自己学术历程的概述与辩解，那么下文将要讨论的微型社会学的理论，就有一个限定了；它是指费孝通的调查和研究工作的理论基础。这些理论，大部分在费的著作中已经得以解释，本文将它们概括为两大方面：一是文化整合理论，二是“类型”和“模式”理论。　　本文认为，文化整合理论是费微型社会学的理论基础。他说：“生在社会里又在社会里生活的一个个人，他们的行为以至思想感情的方式是从先于他存在的人文世界里学习过来的。……一个社区的文化就是形成个人生活方式的模子。这个模子对于满足个人生活需要上是具有完整性的。”而实际的研究工作的结果是“从零散的情境中，见到的具体镜头编辑成整体的人文世界。……因为每个人在一定社会角色中所有的行为和感情都是……在表演一套规范的行为和态度。……这是‘微型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根据。”[18] 需要理解这个理论基础，我们需要对它进行溯源。　　费孝通在先前的著作中提到：“可以回到文化是‘复合的整体’这个古典定义上来检查一下，我从村落社会入手观察到了全村几十户人家。……中国农民何止这几十家人，……离开中国农民的整体太远了。但在另一个意义上却可以说是个整体。那就是说……他们所生活在其中的人文世界却是个整体，因为它满足了这个村子居民的全部生活，它包括了马老师所讲到的文化的诸方面和所有的社会制度。”[19] 那么看来，费已承认，这种文化的整合理论来自于马林诺斯基。依照这条线索，我们果然在马氏的《科学的文化理论》中找到了相关内容。马林诺斯基的文化功能论认为，文化的功能可分为基本的、功用性的和整合性的[20]；而费提到的“社会制度”，马氏认为它是“达成任何目的，获取任何成果”的前提[21]。马氏概括道：“文化是由部分自治和部分协调的制度构成的整合体。”[22] 　　将马林诺斯基的理论去解释费所阐述的微型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根据，“部分自治的制度”可指费说的满足个人生活需要的文化功能；而“部分协调的制度”，实际上就是整合性部分的功能，它是个人在社会角色中所需要遵守的规范。这里本文并非是把费与马氏的理论牵强附会，两者理论在客观上是存在着继承关系的。同理在此我们将补充本文在第一部分得出的结论，也即说，费孝通以“微型社会学”为中介所做的辩解，并非他因某种目的的无中生有，而是对他自己学术生涯的正确认识。第一，从师承上来说，费孝通是马林诺斯基的博士生。第二，马林诺斯基与费孝通两人基本思路的部分统一，是可信的。我们看到，马林诺斯基在《江村经济》的序言中说，费孝通“书中所表露的很多箴言和原则，也是我过去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所主张和宣扬的，但可惜我自己却没有机会去实践它。”[23] 所以，费孝通微型社会学的理论基础确为文化整合理论，该理论来源于马林诺斯基；而微型社会学方法则是后者的实践。　　在另一个方面，我们简单观察一下费提出过的“类型”与“模式”的概念。应该说，后者是前者的社会人类学延伸。　　费孝通对此问题的认识过程，由一个问题开始：“怎样从局部的观察看到或接近看到事物的全貌呢？”当时，也就是40年代，当他完成对云南三村的调查，并回头把对江村的调查一起综合分析，想要得出有关中国农村全貌的综合性结论时，他感到了一定的困惑。因为马林诺斯基在序言中曾对他有过这样的希望：“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24] 看来，这架显微镜的使用并不容易。社会学、人类学调查总体来说可以分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种，费认为，“在采取抽样方法来作定量分析之前，必须先走一步分别类型的定性分析。”[25] 而所谓“类型”，费孝通是从体质人类学的相关知识上提出并用之于社会人类学解释的。他说：“我对客观事物存有类型的概念。一切事物都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的，……相同条件形成的相同事物就是一个类型。同一个类型里的个别事物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我所说的类型只是指主要条件相同所形成基本相同的各个体。”[26] 依此认识，费将云南三村分作三种类型，即耕作农业类型、手工业类型和商业类型，而禄村、玉村和易村，则分别成为了上述类型的代名词——实际上它们的真实村名并非如此，所以费称他所起之村名为其“学名”，即学术意义上的名称。[27] 　　而所谓“模式”，是费在八十年代的研究中提出的，它是“对局部和全面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修正”[28]。更具体地说，它是在更多的社会人类学调查基础上的对“类型”理论的发展。上面已经说到，三个村形成三种类型，加上江村则是四种类型，这样我们似乎更无法理解所谓定性分析的作用了。只有在充分的资料基础上，定性分析才得以发挥，因为在相同的主要条件下的农村、城市或城乡联合体越来越多，这时，定性才是有意义的。费不忘把社会人类学研究同历史的演进结合起来。他称，“各地条件不同，所走的具体路子各有特点，这个客观历史事实使我产生了‘模式’这个概念。”[29] 进而，从1982年起至1984年，费开始了对江苏小城镇的考察[30]。1983年，他在《小城镇·再探索》一文中总结苏南、苏北八市的考察中指出：“在苏南地区，城市工业、乡镇工业和农副业这三种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浑然一体，构成了一个区域经济的大系统。这是一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村实现工业化的发展系统，……从苏南地区的实际来看，这一区域经济系统已具雏形……。所谓区域经济系统，”[31] 后来，在《四年思路回顾》文中他说，“‘苏南模式’这个词是我在1983年所写的《小城镇·再探索》中提出的”；因为他感到苏南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与苏北四市地区相比，自成一格，“可以称为一个‘模式’”，但是由于当时费“对‘经济发展模式’这个概念不明确，甚至还认为其他农村在今后会走上苏南一样的路子，所以‘模式’一词包含了模范的意思，甚至带着‘样板’的味道。”[32] 这就一方面解释了他“模式”概念的最初应用是在1983年，另一方面又反思认为当时的概念还不成熟。不过很快，费在1986年的温州考察中，“才进一步明白地区间的区别可以出于客观条件不同而所走的路子也不同，因而提出‘发展模式’的概念”；具体来讲，“因为各地的乡镇所具备的地理、历史、社会、文化等条件不同，在向现代化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路子，不同的发展路子，也就是不同的历史进程，就是我们所说不同发展模式。”[33] 单就“模式”理论与历史的结合来讲，微型社会学已经成为包容性和广泛性高于人类学和社会学两者中任何一门学科的理论了。由于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着“过去、现在、将来”三个段落性范畴，那么到1986年，费的模式概念仅仅涉及了“过去”的范畴，因为这时的结论大部分是基于对某区域过去的发展历程的考察。直至八十年代末，费接触到了“珠江模式”后[34]，他对发展模式的概念才又有了深化，“在多少带着一种静态意味的‘因地制宜、多种模式’上加了个‘随势应变、不失时机’的动态观点”[35]。所谓“动态”，就是以当前的形势和条件为判断标准，适当地改变发展模式，以促进其在今后更好地发展。这样“模式”就完全包含了上述的三个范畴，真正得以与历史结合。　　费孝通在这一阶段的学术成果之所以光彩夺目，是因为他已经超越了纯粹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其实费本人并不关心自己被成为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还是民族学家，他认为他所专攻的那一部分对象“正是这三个不同名称的学科的共同领域”，这个“共同领域”被费定义为“社区研究”（community study）。[36] 本文在一开始已经指出，费代表了中国社会学史的一个时代，而费的这个作用是具有开创性的。因为在费自己对中国社会学史的理解来看，中国的社会学是西方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结合——实际上他自己的成果即是这种结合的象征。费认为，三十年代“受过五四运动震动”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们不满足仅仅了解基于考察西方社会的社会学，于是在学界中，以吴文藻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要求。就在同时，代表当时西方社会学主流思想的罗伯特·派克（Robert Park）和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到燕京大学讲学，在这两人的观点里，“派克是从社会学这方面去攀近人类学，布朗则是从人类学这方面去靠拢社会学”。两名大师“一推一拉就在中国实现了这两门学科的通家之好，名虽不同，实则无异”。费称他受其影响，“转入清华大学研究院[37]，师从史禄国老师，学习人类学”。[38] 　　可见，《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微型社会学体系的发端，所以这本著作“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39]，这个评论体现了马林诺斯基的极强预见性，尽管这个里程碑般的作用仅当费在九十年代末反思自己的学术时，借弗思的概念才得以认识。　　在本节的最后，我们将微型社会学两个方面的理论结合起来说。一个社区之所以归入一种类型，是因为它满足了如下两个条件：一，该社区能具有使成员结合起来的基本功能，具有满足社区成员的生活需要的实用功能。这是社区独立的前提。二，该社区处于一个包括两个以上社区的社会之中，社会制度为它提供整合功能。这是社区与其他社区可归入同一类型的条件。而一个类型之所以形成一种模式，是因为该类型的整合功能在演变的过程中，具有与该类型基本的和实用的功能不断相符合的特征。简而言之，社区因功用性驱力而独立，因整合性驱力而归入类型；类型因适应功用性驱力的发展而形成模式。这不是概括全面的结论，但至少可从中看到费微型社会学理论的一些线索。三　方　法　　这个部分将就典型调查讨论微型社会学的方法问题。典型调查是进入微型社会学研究的最初而首要的工作，是以微型社会学进行中国经济发展研究的基础。　　费孝通在他对社会调查人员的教学讲义中，就已经提到典型调查的重要性。讲义所作的时间是1985年，当时他的“模式”理论还未浮出水面，而是认为要确定类型，定性分析是不可避免的，而“定性分析实际上就是从典型分析开始的”，“典型分析是定性研究的主要方式”。[40] 费也作过有关典型调查和其他调查方法的比较。比如他说过：“非面对面接触交流的间接访问方法……收获毕竟有限，也很肤浅。”[41] “要了解农民不能但凭几个数字。要了解他们脑子里的思想活动比获取统计数据更难。”[42] 然而费并非受过专业社会学调查训练的学者，他所得出的以上认识，据现有资料，基本上是由他的调查经验总结而出的。因为我们无法在他的著作中找到关于典型调查的更为系统和精确的描述。　　实际上美国社会学家巴比在《社会研究方法》这一教科书[43]中的论述，虽然显得有些教条，但仍然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费孝通的典型调查方法。他首先对这种调查方法的名称给出几种其他的说法：“我们使用实地调查来概括有时被称为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直接观察（direct observation）和个案研究（case study）的所有研究方法。”[44] 这几种说法实际上是概括出了典型调查方法的数个特征：参与性、直接性、个案性。所谓“实地”即包括了“参与”和“直接”两个意思[45]，我们将其分离，以得到更为清晰的这种调查方法的面貌。其实，费在《学术自述与反思》的第9页已经提到：“国外所称的‘个案研究’大体相似于典型调查”。费之所以用“大体相似于”的措词，是由于“典型调查”的名称，实际上只包含了“个案性”一个意义。而在以下行文中，我们将姑且使用巴比著作中的“实地调查”来代替“典型调查”的称谓。　　为了获得对这种方法的概貌性认识，让我们首先看一下实地调查的步骤。本文限于篇幅，仅对此作介绍性叙述。巴比著作中所列的小标题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适于实地调查的议题－实地调查的准备工作－定性研究的访谈－观察记录－定性资料的处理－定性资料的分析－实地调查的伦理－实地调查的优缺点。[46] 进一步提炼之，即得到准备、调查、分析和反思四大步骤。　　其实，实地调查的最重要的精髓在于它在调查、分析与反思之间的论证逻辑，此种逻辑与定量调查不同。在实地调查之外，我们要进行社会学研究，必须首先提出假设，然后通过大体上一次性的定量调查与分析，判断先前提出的假设是否为真，而所得到的判断是该定量调查的结论。实地调查者的做法则是，“试图从事先无法预测的进程中发现有意义的东西——从事初始的观察，推展出尝试性的一般结论，这些结论能够启发进一步的观察，进行这种观察，然后再修正结论等等。”[47] 巴比把这种论证逻辑称为推理和归纳逻辑的转换。转换，换句话说是调查、分析与反思之间的螺旋性上升的循环，是实地调查研究关键，也是这种方法的最突出优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实地调查的研究对象，并非一个约定时间——为调查者所指定的时间——内的约定群体，而是一个无法确定的历史进程之中的无法确定的群体。当进入具体情形的短时段历史无法以中、长时段的特征所预测时，实地调查者不得不反复地根据实际情况修正自己的结论和下一步的研究计划。也即说，定量研究者是让研究对象适应自己，但是“即使接下来的研究显示了他们疏忽了其中最重要的变量〔，他们〕也无法进行补偿”[48]，而实地调查者则是让自己去适应研究对象。而且巴比还指出，实地调查的花费相对较少。　　以上特点都让实地调查显得更为深入；[49] 然而，上述特点同时也决定了实地调查无法回避的经验性问题，[50] 即在调查过程中的任何论证逻辑转换的决定，都是根据调查者的主观经验得出的。由于社会学自称是最具有科学性的社会科学，那么社会学的每一个结论都将牵涉到效度和信度的问题。实地调查的深入性使其效度没有多少可疑之处，然而在信度方面，实地调查就无法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重复性了。[51] 巴比因此在他的教科书中教育读者，不要在实地调查研究报告中作任何纯粹性的描述，但可以使用比较性描述。[52] 那么本文就要提出，实地调查的方法可能是对社会学的一种非科学性的否定。而费孝通说，“建立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信任关系对于我们取得真实可靠的访问资料是非常重要的。”[53] 也即说，费的微型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非更多地倾向于社会学的科学性，而是在社会领域融合马林诺斯基等功能学派的人类学田野工作经验的尝试。这说明，一方面微型社会学一直努力避免着与人类学经验的背离；另一方面，不仅费认为这种方法是可以获得真实可靠的资料的，而且八十年代对城乡的调查研究实践也证明了费上述尝试的成功。　　这个跨越八十至九十年代的理论实践历程，从总体来说是费孝通“全国一盘棋”思想的形成过程。八十年代初期，我国的社会学的恢复工作已经基本就绪，费在重新步入研究领域时，作出了一个关键性的转变，即从村落研究到城镇研究的转变。在他的《四年思路回顾》中，我们可以概括出促成这个转变的三个主要因素——由于他的理论实践以吴江为起点，所以这些因素显然和江村的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一，因为江村与附近的集镇具有着维持江村自身再生产的重要联系，因此费起初将集镇看作是城乡的结合部，并从这个角度“提出类别、层次、兴衰、分布、发展”的研究课题。这恐怕是费后来的关于城乡关系的课题的源头，虽然费自认为是因为“农民内发的要求还是要结合了外援才能办工业”的事实，才注意到城乡的协作关系。[54] 第二，由于“社队工业”（公社和生产队所办的工业）的兴办，相关的农村与集镇地区收入增加和农民生活改善的“令人兴奋的景象”，“很自然地”吸引了费的研究兴趣。如此看来，费研究兴趣指向的必然性在于费的研究目的，即“志在富民”[55]。第三，费概括江村的经济结构是“人多地少，工农相辅”，并结合对云南三村的考察研究，得出了“发展农村工业是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必由之路”的观点。而八十年代初吴江地区的发展事实证明费“早年的主张并没有错，……这股出自内心的动力很容易”地把费推向了相关的研究课题。[56]费认为这个因素是私人的——显然也不是指他自己能从这个研究中获得多少利益，而是自己的理论出现了向前大步跨进的契机。　　八十年代前半叶，费孝通以吴江为起始研究了江苏省各区域，这在第二节讲述“模式”理论的形成时已经提到。自1984年起，费除了以温州和珠江模式完善了“模式”理论之外，还通过对西北边区的研究，不仅为他的城乡关系课题（在这里包括农牧结合的课题）提供了“人文生态失调”的新概念[57]，而且产生了“全国一盘棋”的重要观点。[58] 所以，“全国一盘棋”的思路最初是以协调东部和西北的发展不平衡为来源的——“西北的资源如果开发出来，正可满足东部的需要。如果能动用东部的资金和技术来开发西北资源，在互惠互利的原则下应当是可以两相情愿，共同合作的。”[59] 不过看来费把东部西北看作是平等的两个主体，双方都有对方无法自我弥补的优势，这个理论与当今“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是有一定差异的，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把西部看作是一个被援助的客体。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时，费孝通对“全国一盘棋”已经有了进一步的研究，“经济区域发展”理论的初步建立是其标志。费认为，“经济区域”这一概念比“模式”研究“更上一层楼”，也是“城乡协调概念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并没有取代后者；如果说“模式”研究更注重发展路子，那么经济区域则是“城乡协作在空间的具体表现”。 [60] 1995年，费在《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一文中，指出了当前的经济发展现实是区域间也开始经济协作了[61]，这“已接近了‘全国一盘棋’的格局”[62]。　　综上所述，从概念、理论和方法三个方面都证明：费孝通的微型社会学并未悖离扩充和发展马林诺斯基人类学理论的初衷，而且，它还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结合——以社会学来认识社会而以人类学来研究社会——在历史范畴上的一次成功实践，这种实践，为我国的城乡经济发展的研究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费孝通说，“做学问要能够跨学科地去思考，……思想上不能有任何的疆界”[63]，而他用了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三门学科中的方法只做了他一生“认为值得做的有意义的事”[64]，这也许是不断地接近他“一生梦寐以求的理想”吧——使“我们这个小农经济沿续几千年的国家”实现城乡一体的现代工业化；[65] 用李亦园的话来说就是四个字：志在富民。李亦园评价费孝通的成就说：　　我觉得您的“志在富民”的学术实践非常重要。您从对乡村的研究到小城镇，到对整个大的区域的格局和战略性的研究，不仅具有促进国家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意义，而且在人类学、社会学领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上的开拓意义。过去人类学家研究的多是一个很小的村落，不大容易跳得出来。而您实现了从村落到小城镇又到大区域的跨越，这是人类学本土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66] 2003年11月11日　初稿 12月26日　二稿 -------------------------------------------------------------------------------- [①] 该论文于1939年由英国Routledge书局首先出版，英文书名为Peasant Life in China，其扉页有《江村经济》的中文书名。江苏人民出版社与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译本时，即沿用此中文名。参阅费孝通著《江村经济》“著者前言”（第1至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②] 本文对该文的引用，出自《江村经济》的第305页起的附录。实际上，该文在1996年第4期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即已登载。 [③] 1962年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纪念马林诺斯基的演讲会上，由英国人类学者莫里斯•弗里德曼教授演讲的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同书第306页。 [④] L. S. E. 是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简称。 [⑤] 所谓的“现代中国社会学派”出自《江村经济》第16页，马林诺斯基的序言：“费博士著作中的原理和内容，向我们揭示了现代中国社会学派的方法论基础是多么结实可靠。”费孝通在第306至307页详细叙述了这个名词与弗里德曼那篇演讲标题中“Chinese Phase”的关系。 [⑥] 同前引，第314页。 [⑦] 费孝通在多种场合强调，从1949到文革后期，自己的学术生涯是被浪费了的，如此之大的学术断层，费能得到的国外信息和资料，特别是对他著作的评论之稀少，不允许他对自己在解放前的学术作更多的反思。他在《江村经济》第3页“著者前言”中提到：“文革后期……我才知道，该书已重印了三次。在许多大学的人类学课程中把它列为必读参考书。……启发了他们研究人类学和中国社会的兴趣。” [⑧] 从费孝通文集的种种迹象表明，他更愿意——几乎是在所有情况下——称自己是马林诺斯基的学生，自己的城乡调查理论是马氏结构功能主义的发展和扩充。 [⑨] 陈进在四川大学“社会学历史与理论”课程上的讲义，导论部分。未发表。 [⑩] 《江村经济》，第314页。 [11] 同前引，第317页。 [12] “社会调查自白”，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费孝通学术文集》第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 [13] 正如费孝通在《江村经济》第314至317页提到的。 [14] 费在大部分著作中都有此谦虚之辞，但这确实是事实。若非在云南瑶族人类学调查中的事故，费可能并无到江苏吴江家乡养病顺便调查的机会。 [15] 费孝通的这些论点，见《江村经济》第317至318页。 [16] 人类学、社会学与历史学三者的关系，我将专文另述。 [17] 《江村经济》第314页。如果抛开费的学术经历，这段文字只是费对人类学史的一个解释性概括而已。 [18] 同前引，第319至320页。 [19] “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学术自述与反思》，第350页。 [20] 在马氏《科学的文化理论》（夏建中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的第54页，他写道：“我们将能把产生于诸如经济、道德、教育和政治等活动类型的功用性驱力与整合性驱力区分开。”在第56页他的论述则是：“每个文化的完整性和自足性都归因于一个事实：即满足基本的、实用的、及整合化的全部需求。”从这两条叙述我们得到了正文中的概括。 [21] 原文在同前书第55页：“为了达成任何目的，获取任何成果，人类都必须组织。……组织意味着很确定的配置和结构，其主要元素普遍存在，适用于所有组织化群体，而组织化群体的典型形式又是普遍地存在于整个人类。我提议将这样的人类组织单位称为制度。” [22] 同前引，第56页。 [23] 《江村经济》，第15页。 [24] 同前引，第16页。 [25] 包括本段的第一条引文，均来自“社会调查自白”，《学术自述与反思》，第34页。 [26] “人的研究在中国”，《学术自述与反思》，第132页。 [27] 费对三种类型的详细论述，可参阅“社会调查自白”第34至35页，“人的研究在中国”第132至133页，均同前引。 [28] 《江村经济》，第319页。 [29] “中国城乡发展道路和我的研究工作”，《学术自述与反思》，第191页。 [30] 这一考察历程从江村所在的吴江开始，第一阶段考察了苏州、无锡、常州和南通（“苏南四市”），第二阶段则访问了徐州、连云港、盐城和淮阴（“苏北四市”），并以对南京、镇江、扬州（“苏中三市”）的考察作为结束标志。可参阅“四年思路回顾”（《学术自述与反思》）一文。 [31] “小城镇·再探索”，《费孝通文集》第九卷，第359页，群言出版社1999年。在文中费孝通还对“区域经济系统”作了解释，即“是指一种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才具有它意义的经济模式，一旦越出区域，发展模式就会改变”。但此时他的区域经济系统的理论还不成熟。后文将进一步讨论区域经济的问题。 [32] “四年思路回顾”，第88页。 [33] “中国城乡发展道路和我的研究工作”，第191页。 [34] 费孝通于1988年到广东东莞访问。他说，“在最近二十年里，珠江三角洲又出现一种”和苏南、温州模式“不同的发展路子，不妨称之为珠江模式”。参阅“四年思路回顾”第93页起的段落。不过到1989年写作“四年思路回顾”时，费对珠江模式“还没有深入调查”。 [35] “四年思路回顾”，第96页。 [36] “关于人类学在中国”，《费孝通文集》第十三卷，第24页。费曾回忆说：“其实‘社区’这个词就是我们燕京大学一些年轻人在未名湖畔的宿舍里想出来的。因为Park讲社会是人际关系的综合，community is not society，这就需要找个名称来表达community的意思。这个词实际是指在一个地方共同社会的人，这样就想出了用‘社区’这个词来表达社会和社区的不同。”见“从人类学是一门交叉的学科谈起”，《费孝通文集》第十四卷，第130页。 [37] 三十年代中国人类学的情况可从费的这段叙述中窥见一斑：“清华大学引进了人类学，但依附在社会学系，称社会学及人类学系，实际上自始至终专修人类学的只有我一个研究生。”见“关于人类学在中国”，第19页。在这之后，即到抗战期间，各大学及研究机构向西南地区迁移。费说，“大概由于西南边区的特点，各地社会学者都注重少数民族的调查，进一步使社会学和人类学相结合，而且社会人类学更明确地以研究边地少数民族为对象，一般称为边政学或民族学。”见“略谈中国社会学”，《费孝通文集》第十三卷，第11页。费对于“边政学”和“民族学”，在“关于人类学在中国”一文中还称为“边疆社区研究”或“民族社区研究”，见第19页。 [38] 这段对中国社会学史的叙述可以参阅“略谈中国社会学”，第7－11页。这里也可看出，如果要深入全面地分析费的思想，不可忽略三十年代学者以及史禄国的影响。 [39] 《江村经济》，第13页。 [40] “社会调查自白”，《学术自述与反思》，第19页。 [41] 同前引，第15页。 [42] 同前引，第41页。 [43] 我们之所以选择一本教科书来讨论这种调查方法，是为了让读者获得对微型社会学基本研究方法的最清楚的认识。 [44] 巴比：《社会研究方法·上册》，第354页，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该书第十一章的论述能让读者获得比本文更多、更细节性的对实地调查的认识。 [45] 作者将它定义为“自我反省”，请参阅该书第379页。 [46] 同前引，第353页。 [47] 同前引，第354至355页。 [48] 同前引，第379页。 [49] 同前引，第385页。 [50] 巴比对实地调查经验性的论述是：“要在自己的观察中发展理论并将知识概括化，你们要问清楚的是，在普遍的社会科学原则之下，每一个新的经验观察代表的是什么，然后，暂时性的结论就可以提供更深入的概念框架。”同前引，第378页。 [51] 同前引，第386页：“如果你们一再重复相同的测量，是不是会得到相同的结果？” [52] 同前引，第387页：例如“（在对政治态度的研究上，）比较谁比谁保守。” [53] “社会调查自白”，《学术自述与反思》，第16页。 [54] 参阅：“中国城乡发展道路和我的研究工作”，第192页。 [55] “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费孝通、李亦园对话录”，《费孝通文集》第十四卷，第381页。 [56] 参阅：“四年思路回顾”，第86－87页。 [57] 同前引，第107页：“人文生态是指一个社区的人口和社会生产结构各因素间存在着适当的配合，以达到不断再生产的体系。人文生态失调是指这种配合体系中出了问题，劳动生产率日益下降，以致原有生产结构不能维持人口的正常生活和繁殖。”这是基于对包头的初步调查得出的。 [58] 同前引，第103页：“1984年我扩大研究范围，除沿海诸省外，还包括了西北边区，主要是内蒙古、宁夏、甘肃和青海，……我在开发边区的这个课题里开始着重做了农牧结合和城乡结合这两个题目，进而产生了‘全国一盘棋’的观点。” [59] 同前引，第115页。 [60] “中国城乡发展道路和我的研究工作”，第197页。 [61] “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学术自述与反思》，第302页：“中国大地上方兴未艾的区域间经济协作的现实，持续地推动着我对区域发展这课目的探索。” [62] 同前引，第308页。 [63] “从人类学是一门交叉的学科谈起”，第131页。 [64] “关于人类学在中国”，第25页。 [65] “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第308页。 [66] “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费孝通、李亦园对话录”，第381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者信息：朱晶进，1983年9月生，男，汉族，四川大学历史系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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