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苏南乡村发展的新趋势

从70年代末期开始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以来，差不多每年都要回家乡苏南走一走，有时候甚至一年几趟，去看看那里的变化。不久前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我用一个月的时间又一次走访了苏南的一些地方。我的行程从南京开始，最后一站是我出生的地方——吴江。在吴江期间，我第23次专访了江村，了解江村的发展，看望那里的乡亲和领导。时近清明，大地上油菜花正黄，柳树嫩绿，掩映着一片又一片新盖的居民楼，爽心悦目。

乡镇企业的发展和改革

在苏南地区，城市工业、乡镇工业和农村副业，这三种不同层次的生产方式浑然一体，构成了一个区域经济的大系统。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有了一条出路，到90年代中期，大约2/3的农村劳动力进入了工厂做工。虽然各地对这批脱离了农业的劳动力叫法不同，但意义却相同，那就是各种方式下农工相兼相辅，这是他们最大的特点。兼业劳动队伍的形成不仅影响到社会结构，而且改变了人口的分布。

乡镇企业的这种发展势头在90年代得到了继续，不仅如此，在这次的访问中，我还发现“苏南模式”又有了新的发展和改革。大约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一部分乡镇企业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已经集团化了。位于常熟市辛庄镇的江苏隆力奇集团的老总告诉我，1986年，这个集团所在的村还是全苏州最贫困的村，村里欠银行的债务达30多万元。从捕蛇开始，一位姓徐的农民在蛇加工上做文章，不断发展，到今天他的集团已经有净资产2亿多元，员工1700多人。其中大中专毕业生400多名，生产的产品包括5大系列1000多个品种，产品远销世界各地。1998年的销售额达到了1.8亿元，利税4千多万元，成为国际上知名的蛇产品企业。在和我的交谈中，这位老总已经注意到企业发展和科技运用的关系，提出企业发展最重要的是人才、技术和市场。在昆山期间，我还访问了一家这样的企业，10年前只是一个校办工厂，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7000多名职工的“好孩子”集团，他们生产的儿童用品销售到世界各地，童车的市场占有率高居同行业的首位。在访问中，集团的老总还跟我说，中国的轿车做不了世界第一，但他要争取让中国的童车做世界第一。

在我一路访问的10个地市中，净资产亿元以上的企业集团数量并不少，据当地的干部同志告诉我，一个县市少则几个，多则十几个，他们有的是在原来的镇办或村办企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企业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和市场的关系很紧密，有的甚至已成为国际市场的重要部分，像昆山市的一些企业主要依靠国际市场，这些企业不再是我在80年代讲述的那些“船小好掉头”或者“船大抗风浪”的那些乡镇企业了。经过产权制度改革，他们已经成长为市场经济中的现代企业。在他们身上所表现的技术、管理、经营水平不比我们很多国有大企业差，也可以和国外的同类企业进行竞争。“乡镇”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仅仅只是企业出身所处的地域概念。像昆山开发区中的企业，“乡镇企业”和国内的大公司具有同等的实力和水准，吴江开发区中的企业也是如此。

促进一些乡镇企业集团化的产权制度改革在苏南没有统一的方式，改革的时间也有先后。在改制的过程中，原来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一部分集团化了。对于大型企业而言，总的趋势是实行股份化。和我过去所讲述的“苏南模式”比较，股份化的一个重要影响是使乡镇企业所有制发生了变化。从我这一路的访问来看，在大多数实行股份化的企业中，地方政府都已经从企业的经营管理中退了出来，不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活动。地方的领导告诉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企业更好地适应市场的变化，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活力。企业老总们则告诉我，股份化以后，企业家有更大的自主权决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近几年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企业不得不把重点从劳动力转到资本和技术上，也不得不多考虑经济效益，不得不减员，不得不让过去离土不离乡的农民离土又离乡了。

除了股份化的企业集团之外，另有一部分企业仍然保留着村办或是镇办的集体性质，但是这样的企业在整个乡镇企业中已经不是主要部分了。即使在这些企业中，也有一部分采用了股份化的方式，只是保留了集体的较大股权，当地的人把这样的方式称为“股份合作制”。至于那些效益不佳、前景不明的企业，干脆解体了，集体的资产被拍卖，人员被遣散回家了。

这一路的访问中我还了解到，在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大约有20—30%的乡镇企业员工属于富余人员，考虑到企业的继续发展会吸引其中的一部分劳动力，大约也有20%左右人员面临下岗。乡镇企业改制前后苏南各市镇的经济发展水平虽然有些差别，但农村劳动力的大致分布是， 70%左右的劳动力以工业为主，30%左右的以农业为主。总体上看，集团化的企业稳定了大约1/3的农村劳动力，他们有的已经成为城镇居民的一部分，有的虽然仍居住在乡村，但这些人是不大会回到农业中了。一些在改制中被动“下岗”的工人许多已经在城镇里办起了第三产业，进入了城镇服务业领域，大概这些人也很难再回到农业生产中间去了。

还有一些人又回到了农村，但不一定完全回到了农业中。我在开弦弓访问时得知，那里的织机从工厂又搬回了农家，原因是村办的集体企业经营效益不佳，垮了，原来工厂的工人回到了农村，办起了家庭工厂。另一个家庭工厂发展的例子不是因为集体工厂垮了，而是因为在家庭工厂和集体工厂之间形成了不同的分工。吴江市横扇镇叶家港村的朱书记告诉我，1982年村里有一个村办羊毛衫厂。工人基本上是本村的农业剩余劳动力。1986年—1987年时，农业剩余的劳动力越来越多，有的农民自己办了一些小工厂，收入不错。那个时候政府虽然不鼓励家庭工业，但也没有明令限制。羊毛衫厂的工人自己也出来办起了家庭工厂，进行羊毛衫加工。1988—1989年，农民家庭办的私营工厂就已经很普遍了。这个时候的集体厂虽然没有垮掉，效益也还不错，但在工厂工作的工人基本上都不是本村的劳动力了，一部分是外村的，一部分是从外省来的。1992年，集体厂的管理人员也不愿意干了，即使是年薪10万元，也不愿意，因为家庭工厂的收入更高。1992—1993年的时候，全村50%的家庭都办起了羊毛衫加工厂。集体厂的羊毛衫加工实在办不下去了，干脆关门，把所有的机器都卖给了村民利用原有的厂房办了一个印染厂，为家庭工厂提供染色服务，赚到的钱用来办公益事业。由于交通比较便利，这些年家庭工厂发展很快，过去集体厂的技术骨干，现在一般也有100多万元的资产了。

但是，像叶家港这样的例子在苏南地区并不是主流，回到了农村的劳动力找不到工作的例子也不少见。

农业产业化和集约农业的发展

在昆山访问期间，我参加了昆山市政府举办的昆山经济发展咨询会，会上市领导介绍的“一碗面、三篇文章”的例子让我看到了这些年农村经济的另一个趋势。台湾的统一企业在昆山投资了一个方便面厂，用来做方便面的面粉必须是高强度的面粉。苏南人的传统习惯是吃米不吃面，对小麦生产历来都不太重视，本地没有好的小麦品种生产高强度面粉，工厂生产用的原料不得不从外地购买。昆山人看到了这块利益，他们通过引进优质小麦品种，形成了农业的产业化经营，这是第一篇文章。第二篇文章是方便面的碗。现在方便面通用的碗多数使用化工材料，泡沫和塑料都有，构成对环境的“白色污染”。苏南农村传统的燃料是稻草，农村经济发展以后，农民烧火做饭的燃料从稻草改用了煤，现在多数又使用液化气了。稻草逐渐成为了农业生产的一个负担，还田做肥料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焚烧又污染空气。昆山人想到，能不能用稻草生产方便面碗?他们做成了，据说这样的碗放在水中48小时就可以溶解。用稻草加工方便面碗既解决了处理稻草的难题，也解决了方便面碗的环境污染问题。第三篇文章是方便面的汤料。昆山当地有一种有名的传统食品叫奥灶面，面并没有什么特别，和江南人常吃的阳春面差不多，特别的是面汤，据说是用鱼和中药材等多种原料配制成的。我在昆山期间有幸品尝了这一地方佳肴，味道的确不错。昆山人把传统的面汤拿到现代化的实验室进行分析，获得了合成生产的方法，生产面汤的原料仍然从农业中来。这三篇文章带动了农业的三个产业。

在吴江的访问中，我也碰到了相似的例子。吴江市的八坼镇原来是一个农业社区，围绕着农业的优势他们发展了水产、畜牧和禽蛋加工。镇党委书记吴炜女士告诉我，现在全镇从事禽蛋加工的农户有1000多户，年产3亿枚加工蛋，收入1000多万元。全镇多种经营的产值达到3.8亿元。在一些村庄，农民收入的1/3来自禽蛋加工业。为了提高农产加工品的附加值，这位苏州市唯一的年轻镇党委女书记说，“我们在禽蛋加工方面还加入了科技，生产了无铅含锌皮蛋、真空包装熟咸蛋等，其中真空包装熟咸蛋直接进入了超市。”禽蛋加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运输业的发展，现在专门从事运输的农户达到600多户，禽蛋销往20多个省市。

在农业产业化和集约化经营走得更进一步的地方，基本上已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和设施化，在昆山和张家港可见到塑料大棚和计算机管理的温室。农业的产业化和集约化一方面稳定了一批农村劳动力，他们不需要从事工业也能够获得比较高的收入；另一方面，机器、设备、技术、资本代替了人的手工劳动，又释放出一批劳动力。

向城镇化迈出一步

自从我三访江村以后，每次返回苏南都会体会到城镇建设和农民居处的新变化。10多年中，张家港已经从一个不知名的小镇成长为一个现代化的都市，昆山市的城区面积从4.5平方公里不断扩大到了现在的37平方公里；吴江市、吴县市和苏州市已经连成一片。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大的乡村出现了第三次“建屋热”。

我第一次注意到江南鱼米之乡的“建屋热”是在三访江村之后，那时是把砖瓦房改建为钢筋水泥的二层楼房。村里的乡亲告诉我，砖房改楼房已经是第二次“建屋热”了，第一次是将草房改建为砖瓦房。这第三次“建屋热”又不同于前两次，农民建造的是西洋式的“别墅洋房”，许多是四壁瓷砖，屋顶琉璃瓦，少则二层，多则四五层，占地面积大多数为草房的2—3倍。这样的建筑除了安居、实物存储以外，更多了一份夸耀的性质。我在全国各地的农村访问中了解到，大约农民人均纯收入在500块钱左右的时候，就要修整房子了； 1000块钱左右的时候就要加楼，特别是给孩子结婚用房； 5000块钱左右的时候就要建造别墅洋房了。

和前两次的“建屋热”不同，在第三次的“建屋热”中，除了村民住房以外，还有生产厂房。在家庭工业发展较快的村镇，家庭工厂的规模在逐渐超出了一家住房可以容纳的范围，造了两幢洋房的羊毛衫厂老板就准备向村里申请八亩地盖一片标准厂房。大概用不了多长的时间，家庭工业的扩展都会碰到这个问题。因此，和80年代初期的砖房改楼房不同，第三次“建屋热”不是在原来房屋基础上的修补，而是全面的改造，占用的土地比原来也大得多。叶家港的人告诉我，他们那里的一幢别墅洋房一般要占用1亩地左右。我在常熟访问时也注意到，根据政府的规定，每户的宅基地面积应该为235平方米左右。实际上农民的新房远远超过这个标准，有的地方人均宅基地占地已经超过了260平方米。直观地看，“建屋热”可能造成的影响是耕地的大量减少，房屋的大量重复建设。当地的领导已经注意到这个热潮可能引起的后果，他们给我算了一笔帐：每个农户造一幢二层别墅洋房的基本费用大概为20万元，装修大概10万元，占地面积平均为560平方米。仅苏州市112万农户，花费在建房上的费用大约为3360亿元，占用面积为627平方公里，相当于16个昆山市建成区的大小，这还没有包括道路和公用设施占地。即使假设完成这一次“建屋热”要花费十年的时间，每年花在这方面的资金和物质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根据这个事实，当地的政府已经在着手进行建立“中心镇”的设想。我在常熟访问时，有机会参加了一个座谈会专门讨论“中心镇建设”问题。在讨论中，我学习到，苏南各市市政府所在地之外的小城镇，目前建成区的面积一般在1—3平方公里之间，这样的小城镇大多数可容纳的人口在3万人以内。在昆山的咨询会议上，城市建设专家提出，从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行业发展等方面考虑，这个规模是不很经济的。常熟市支塘镇的同志反映说，支塘镇有3万多人(包括农村人口)，在常熟市属于人口规模比较大的镇，1998年出生的儿童只有138人，若干年后，镇里学校就会面临生源短缺的问题；镇里花了大量财力物力建设的中心卫生院和学校虽然为周围镇的居民提供了便利，但却为镇里的财政带来了负担，形成了小马拉大车的格局。这已成为了近几年苏南地区城镇建设的一个值得注意的课题。

现在我们需要研究下一步怎么迈?苏南的同志提出的“中心镇”是规模5万人、占地5平方公里，辐射半径5公里。问题是建成这样的中心镇大约要花多少钱?钱从哪里来?我们现在知道农民正在村子里造洋房别墅，农民手里有钱，支塘镇有3万人，人均存款18000元；叶家港村1300人，人均存款也有1万多元。所以我认为首先是如何让有经济实力的农民愿意把房子造到镇上去?

这里，我们碰到了苏南进一步发展的新问题。乡镇企业的现代化释放出了一部分劳动力，农业的产业化和集约化也会释放出了一部分劳动力，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农民改造居住用房和生产用房的基本资金，小城镇的发展考虑规模效益和避免土地和资金的浪费需要农民把房子造到城镇里，但是我们不能让农民住在城镇里没有事情做。换句话说，农村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乡村城镇化从不同的方向走到了一起，遇到了一个共同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这些年发展的第三产业、家庭工业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途径，有了规模的家庭工业需要政府引导，提供优惠的条件让他们把厂房造到城镇，但是，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全部，重要的还是要从整体考虑产业的发展，只有让搬到城镇居住的人获得稳定的收入，他们才会安心住下来，这才是城镇发展的出路。

有人做过一个估计，在未来的20年内，全国大约有5亿左右的农村人口会离开农业，现在这批人还在原地，如何安排这批人，我们必须从战略的高度提早研究，研究城镇发展的下一步，研究城镇社区的空间布局。对这些人口我不主张大集中，而希望能在最经济的条件下集中到城镇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