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去世已经半年多了，但他的著作仍在一本本出版。人们争相出版先生的著作，我以为不单是为纪念他，作为一位学术泰斗和大师，他思想的魅力才是人们最不能忘怀的。

在近来出版的费孝通先生的著作中，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多个版本都把目光集中到他晚年关于文化和文化自觉的论述上。的确，作为一位享誉世界的社会学、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越到晚年对文化的思考也越加深邃，这是什么原因使然？各种解读有很多，但他自己所考虑的是，深入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并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他觉得这是中国学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国学者对国际社会学可能作出贡献的重要领域之一。或许，费孝通先生希望的东西我们还需要消化。

基于此，回头来看费孝通先生这两年所写的文章，便会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而对他所阐述的“经济全球化”和我们如何“接轨”，怎样适应变幻莫测的“新战国时代”，避免东西方文化碰撞和“传统”与“现代化”如何减少摩擦，以及谋求崛起的中华民族同世界各民族和谐相处，进而一道共同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就会有一个方向上的把握。同时也可了解到暮年的费孝通先生，这位世纪老人对当今世界有多么敏锐的洞察，可以说，这些题目都是我们时下关注的热点。需要指出的是，费孝通先生的洞察与关注，不是漫想式的，更非泛泛之谈，他的所指和所论都是发人未发之言。因此，在许多人忙着构建各种体系和发表漫无边际的宏论的时候，他则以小见大，将心比心，用亲身的经历和感受，阐发着作为一个思想家的人文思考。

由此来说，《费孝通在2003———世纪学人遗稿》一书，犹可视为如上话题的经典范本。它的特点在于，该书撷取了费孝通先生在2003年里所写的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生前最后的几篇文章，突出了如何看待我们的历史文化这一鲜明的主题。这些文章是在先生身体日渐衰弱的情况下写就的，但我们仍可感受到先生思想的敏锐，视野的广阔和所透射出的灼目光芒。人老了，而思想不老，这也正是先生的伟大之处。他吸纳着前人经验，在文章里总结着自己，并将目光望向未来，特别是《暮年自述》那篇近两万字的长文，先生以今天为起点，回溯他的人生路，从家庭的背景、早年的生活、求学时代、与几位师长的交谊，以及如何读点历史，可谓讲炎凉，话沧桑，精彩概括和总结了他一生的几个关键时期，读来亲切感人。然而这最后的文章还尚未发表，先生竟过世了，成了绝笔。

费孝通先生生前一再讲到社会学要做些什么，他反对从书本到书本的研究。他特别强调他从来都是用笨法子来弄清楚问题的，也就是走进社会、走向田野，到底层民众中去获取答案，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从他解放前的扛鼎之作《江村经济》，发现中国农村必须要走工业化之路，到《乡土中国》中提出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乃至晚年影响巨大的有关“文化自觉”的一系列论述，都紧紧围绕着我们应“立根”在哪里这样一个问题，也即是“归属”问题。他认为，只有找到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才有可能从我们几千年积聚下来的东西中，重新找出为我们今天所用的。话说得极为浅显，却振聋发聩。这是费孝通先生写文章、讲道理的一贯风格，也是《费孝通在2003———世纪学人遗稿》一书，之所以吸引人的地方。

还要强调一点的是，在该书中，先生又一次讲到“社会学应该研究些什么”这个问题，他不厌其烦地谈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这不止是他一生的立命之本，实在是别有寄托。因为他从来没有从狭隘的角度去理解这门学问，所以他希望人们也不要目光短浅。又因此，他才从我们传统文化最基本的方面反复告诉人们，社会学的内涵是无限丰富的，它来自西土，却要归根本源，千万不能迷失了方向。因此先生在文章中用“究‘天人之际’”、“精神世界”、“文化与‘不朽’”、“只能意会”、“讲不清楚的我”、“将‘心’比‘心’”、“方法论与古代文明”等等，这样的标题来解答人们的疑惑，这足见先生的良苦用心。（吴志实）

《费孝通在2003：世纪学人遗稿》费孝通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