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本文认为，在费孝通先生心目中，人类学、民族学都可以算是社会学。在燕京大学接受的社会学本科教育使他终身“苦恋”社会学。晚年，在研究方面费先生可谓不分学科疆域；但是在谈到具体的学科建设时他惟独对“社会学”有章法可循，却从未如此对待“民族学”和“人类学”。费孝通的研究被别人看作分属于不同的门类、贴上不同的标签，而笔者揣摩，他始终都在内心愿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社会学家，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不遗余力。

关键词 ：社会学，学科界限，主位 / 客位视角

缅怀费孝通先生、痛惜他的“早逝”决不是就 95 高龄而言，实在是感叹他学术思维的常青、宝刀不老。近来笔者关注中国人类学史，梳理百年史料，编撰通俗教材，瞻前思后，觉得前贤之中费先生特别具有传奇色彩，尽管命运多舛，而他对于社会学却是情有独钟，终身不渝。现在且让我们从《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 2003 年）一文切入，试作回溯。

拜读此文，印象最深的是费老对社会学人文性的阐述及回归传统寻找学科发展点的关怀。文中对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提出了不少建议，他认为社会学研究离不开对人及人际关系的研究，而有关人的很多方面的东西，如“人”和“自然”、“人”和“人”、“我”和“我”、“心”和“心”等，都是目前的社会学还难以把握的。但这些因素，常常是我们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社会学的研究，应该达到这一个层次，不达到这个层次，不是一个成熟的“学”。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人合一”、“意会”、“直觉”、“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等观念对于发展社会学有很多借鉴意义，需要在这方面做一些探讨。

读过这篇文章，想到费老一生对社会学的探索和追求，自然就觉得有必要历史性地回顾一下费老对社会学学科的认识。

纵观费先生一生所做的研究，跨越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三个学科的界限。他把自己比作一匹四处乱闯的野马，驰骋在上述三个学科之间（费孝通， 1993 ： 16 ），实际上对社会学情有独钟。尽管他 1995 年有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三科并列”一说， [ ① ] 但从《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来看，民族学或人类学不过是社会学的变异罢了（费孝通， 2003a ）。此前在《学历简述》（ 1981 年）中，他提到：我一向认为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是不应当分的，它们都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学科，在国外之所以分成两门学科，实在是出于它们特殊的历史原因，在我们中国没有分科的必要。在我个人来说，我所想进行的民族研究也就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学的研究（费孝通， 1999 ： 11 ： 313 ） [ ② ] 。

费老的社会学情怀与他一辈子坚持的两个基本原则是分不开的，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二是“学以致用”。他自己说他早年的学术追求是被当时的社会现实推着走的。在救国心态的指引下，他放弃了医学转而学习社会学，目的是想学习一些认识中国社会的观点和方法，用所学的知识去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费 先生就读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时候，接触了美国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帕克的社区研究方法，他发现这种方法论实际上是借用社会人类学的。后来他又从师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费先生在史禄国的严格指导下学习体质人类学、语言学和民族学，并去广西大瑶山进行实地调查，去江苏吴江开弦弓村从事社区研究。在西方学者的眼里，费先生是一位人类学家，确切地说是一位社会人类学家，因为费先生研究的是他们视为“他者”的异文化。而对费先生自己来说，他研究的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文化，是立足于社会学的。费先生的《江村经济》（ 1938 年）之所以受到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赞赏，是出于马氏自己学术范式发展的需要。马氏开创的微型社区调查法从研究一个异文化的所谓原始人开始，逐步形成一个研究范式。他一直想找机会证明他开创的这个范式也适合于研究文明程度较高的社会。中国留学生费孝通的江村调查恰恰实践了马老师的理想。费先生无心插下的柳枝成了西方学术界占主流的功能主义范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马林诺夫斯基， 1986[1938] ）。 [ ③ ]

可是费先生并没有被动地接受这种学术附属地位。从英伦回来不久，他在云南挑选了三个村庄进行类型比较研究，其中每个村都代表中国村庄的一种不同类型。研究结果后来结集成为《云南三村》（英文名 Earthbound China ，《被土地束缚的中国》）。费先生认为“在我看来在人类学方法上是和《江村经济》相衔接的，是类型比较法的实践。但在西方并没有受到像《江村经济》那样的重视，看来这并不是西方人类学者所感兴趣的方法”（费孝通， 1993 ： 16 ）。费先生就此从人类学转回社会学，某种意义上偏离了他在英国所接受的功能派人类学训练。在《云南三村》之后，费先生从西方学术传统的羁縻中完全解脱了出来，用他自己的话说变成了“一匹野马”。当西方人类学界在非西方的偏远之地寻找世外桃源、寄托逃避理想的时候，费先生自觉地直面中国的现实，以扎实的实地调查和比较研究来认识和了解中国社会。

从当时的社会现实来看，费先生的选择是受大环境的驱使。 20 世纪初，随着中国内忧外患的不断加剧，中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知识阶层，长期处于一种强烈的“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基本心态支配之下。“救国”心态下的学术研究，既不同于那种纯粹为了“探索真理”、“满足好奇心”而进行的贵族式的学术活动，也不同于基于“道德良心”的圣徒式的优化自身社会的学术运动；救国心态的一个最大的目标，就是追求自己国家和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摆脱衰败的命运，实现一种相对于其他国家民族而言的“强盛”。中国学者和当时的一般社会精英的心态都是首先要解决整个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这种心态，使得中国学术界的对西方学术思想的引进，具有很强的方向性和选择性：一方面，就是必须而且仅仅对世界

上那些“强国”的社会思想感兴趣；另一方面，就是“学以致用”的重要性超过纯粹个人好奇心和知识审美的重要性。 [ ④ ]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费先生选择了“志在富民”的研究方向，于社会学情有独钟。

早年的这段学习和研究经历使费先生对社会学与人类学学科的关系有自己的认识。在后来回顾自己的研究经历时，费老说，“我早年的学习时期就穿梭于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之间，是二者的杂交种。在社会学学科里可以说是偏于应用人类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社会的一派，在社会人类学学科里可以说是偏于以现代社区为研究对象的一派。我的老师马林诺斯基称之为社会学中的中国学派”（费孝通， 1999 ： 11 ： 253 ）。建立社会学的中国学派从此成为费老大半生的梦想和追求。在《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 1999 年）一文中，费老又提到这两门学科之间的关系，“社会学看人与人怎样组织起来经营共同生活，形成社会结构。生活经验的积累就是文化。人类学是研究文化的。文化离不开人的集体经验。人怎样能形成群体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社会是文化的基础，这也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相互不能分离的原因”（费孝通， 2001 ： 15 ： 60 ～ 61 ）。 在《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 2000 年）一文中，费先生说“在这 70 年里，我贯彻了吴文藻先生的主张，把人类学的学习和研究包括在社会学的范围之内，把社会学和人类学密切地联系和结合起来，我的学术道路一直贯穿着这个原则” ( 费孝通， 2001 ： 15 ： 291) ，他以社会学为中心，认为人类学是社会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学的方法是借鉴来为社会学研究服务的。这些观点为费先生日后学科建设的构想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费先生的学术生命便与民族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联系在一起。解放初，他对社会学系应该怎样改造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社会学系有资产阶级成分，但经过改造，最后将成为“完全是科学的社会学，也就是马列主义”。他设想，社会学系可以和其他社会科学各系合并为一个单位，社会学的主要的一部分在新单位中将成为基础部分（ 费孝通， 1999 ： 6 ： 38 ～ 49 ） [ ⑤ ] 。 可是，这些设想在当时的情景下不可能被采纳。 1957 年一有机会他就为社会学说几句话。在《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这篇文章中，他明确地说自己是用人类学的方法来调查研究中国现代社会的社会学。在《社会学的对象和内容决定于它的任务》（ 1957 年）一文中，费老又提出，一门学科的对象和内容应当决定于它的任务，一门学科的任务是从人们的实际生活里提出来的。在规定某一个学科的对象和内容时，还需要明确和其他学科的分工和它的独特园地。为了重建社会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若干当前社会问题的具体研究入手，开始从实践里来建立新的社会学，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掌握马列主义理论工具，对资产阶级社会学进行批判。我们必须在不断自我改造中去建立新的社会学（费孝通， 1999 ： 7 ： 45 、 48 ）。他希望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为社会学争得一席之地，为此开始了他的“苦恋”，接受全面的改造。

“文革”之后，年届 69 的费老奉命出山、领衔重建社会学。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为社会学再说几句话》（ 1979 年），提出从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区划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 [ ⑥ ] 并提出建设社会学要有“五脏六腑”的具体构想，即建立一门学科至少要包括五个部门和六门基本课程。五个部门即：（ 1 ）学会组织；（ 2 ）专业研究机构；（ 3 ）各大学的社会学系；（ 4 ）图书资料中心；（ 5 ）出版机构。六门基本专业课程即：（ 1 ）社会学概论；（ 2 ）社会调查方法；（ 3 ）社会心理学；（ 4 ）城乡社会学；（ 5 ）比较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就是这样的东西）；（ 6 ）西方社会学理论介绍（费孝通， 1999 ： 8 ： 287 ）。费老在不断地摸索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学科建设的完整体系。

关于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关系，有的学术史研究者在专著里有这样的表述：费先生在 1979 年还是支持重建人类学的，到了 1980 年，他又改变了立场。从那时起，他就站到了反对重建人类学的行列中，说中国的人类学摆脱不了其殖民地的影响。有人解释说，费先生之所以反对，与他所受的英式教育不无关系，较诸南方学者赞同的美国模式文化人类学来说，他更偏向于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另外一些人推测说，费先生认为社会学在中国的地位刚刚稳固，没有必要耗费精力再去重建另外一门有争议的学科（顾定国， 2000 ： 10 ）。

我们认为，要深刻理解费老对重建人类学的态度，不妨看看他在《费孝通文集》前言部分的声明：

因为我一生中有一段时间曾经被划为“右派”，受到不可抗拒的压力，不得不写下一些言不由衷、不符合我实际意识的文字，就是那些被迫写出的“检讨”和“交代”。这些文字要作为研究当时历史经过的素材，是可以有用的，而且也可以说是有意义的，但需要如实地放进当时很特殊的和失常的社会情境中去，才能明白其实在的意义。现在已事过 20 多年，我本人不容易，也不愿意重新记取当时的社会情境，而这些文字又必须详加注释之后才能有用，如果用原文留给后人，不免会起误导的作用。所以我再三考虑，还是要求把这一部分文字，作为另案处理，免于收入这部文集之内。我希望后来的读者们能谅解我提出这种保留的苦衷（ 1999 ： 1 ： 3 ）。

在费老的这种保留背后，是他坚持“客观事实”的立场，反映了他对当时中国社会思想的一般状况所作的选择。在刚刚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中国，教条主义、唯意志倾向、盲动主义盛行，科学理性意识淡漠，社会生活中缺乏基本的合理化动机，政治和意识形态完全挤占了“合理化”、“优化”的空间，在这种情形下，强调“客观事实”这种基础信念，有利于构建当时社会上非常缺乏的实证的科学化思维——注重实证、度量化、逻辑性等等，扭转长期存在的社会思想缺失，也有利于确立社会学自身的正当性。从中国社会学学术自身发展来说，这种具有科学主义色彩的前提，也有利于构建一个具有现实解释力和某种应用意义的思想理论体系，符合中国社会学及一般学术发展的基本动机和特定历史使命。在费老晚年关于学科发展的思考中，他又提到：

我们必须承认社会学研究的现阶段，还是实证主义基础上积累和形成的知识，还不是人的研究的中心问题，虽然我们现在所做的也是认识人的研究的一部分，但非中心部分。今后的发展趋势是各学科要打成一片，人文社会科学今后都要合在一起，只是要大一统，一下子达不到，只能一步一步来，能做多少做多少，或许有什么机缘会发展和改变得快一些。而现在只能借了在实证主义基础上研究的成果，尽可能补充心灵方面的材料，间接地反映这种事实，逐步地探索和深入进去，实际上达到科学和艺术的结合。 [ ⑦ ]

可见费老不把人类学放在“重建”的计划之内， 是考虑到社会学中人的研究发展的社会背景条件还不成熟。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学唯有循序渐进才能推进人类学的发展，最终实现科学与人文的统一。

1980 年以后，他提出“建设人民的社会学”，实地调查从小城镇入手，继而城市、“区域”，最后到全国。这种从村庄到全国的演进过程构成了费先生这双“鸿濛手”一辈子要写的两篇“文章”之一。另一篇“文章”的写作开始于 1935 年他在大瑶山对瑶族的调查，后来扩展到边区，从北方，特别是内蒙古，到西部再到南方，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乔健， 1993 ： 24 ）。 [ ⑧ ]

费 先生所做的这些调查和研究还是没有离开他的两条基本的学术原则，落脚点都是服务于中国，服务于民众。虽然他的研究方向脱离不了国家话语的支配，但是他努力将他的学术理想在促进国家建设的口号下得以实现。在提到建设社会学的基本标准时，他着重强调：“一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要反映的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情况，它应该是科学的。二是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外国人不能为我们建立中国的社会学。我们对中国社会了解得还很少，缺乏系统、科学的认识，但是一定要自己来搞，搞出一个社会学的中国学派。三、我们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不是单为社会学而创建社会学”（费孝通， 1999 ： 8 ： 482 ）。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费老对学科建设有更成熟的想法。他明确指出，在新形势和新问题面前，社会学不是个恢复问题，它既不应恢复这门学科旧有的内容，也不应照搬西方社会学的内容，而应当是个重新创建的事业。我们一直在强调要联系中国实际，提倡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中国化”，这里的根本问题就在于既要科学化，又要植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土壤之中。建立和发展中国的社会科学，必须切实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这就是“文化自觉”。知道我们与西方走的道路为什么不同，这并不是主张回归，而正是要取得文化前进的自主权和选择权，认识清楚了才谈得到选择和批判，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费孝通， 2001 ： 15 ： 53 ～ 56 ）。可见费老的学科建设思想从必然走向了自由，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社会学的建设问题。 [ ⑨ ]

在堪称巅峰之作的《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中，“谢幕”的费老更多地从学科本身的发展进行探讨。他反思了近代知识分子在借鉴西方近现代社会思想的过程中与传统的断裂，提出要重新回归传统的天人合一、和谐的观念，把人、社会、自然放到一个统一的系统中来看待，探求社会学发展的新视野。

费老意识到目前中国的社会学主要来自西方的实证传统，借鉴自然科学和数学的假设检验和统计等基本研究方法，难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因此要回归到传统的理学观念中去发掘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新领域，探讨“心”、“神”、“性”等问题，在方法论和方法方面进行探索，发掘人的行为和意识层次的东西。社会学的发展要强调其人文性的一面，投放一定的精力，研究一些关于“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基本的问题，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一个更为坚实的认识基础。可见他对社会学学科的建设已经有一套成熟的章法，深入到了学科的灵魂。这，也许是他一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学不遗余力的感悟吧。如今中国社会学的主流仍是偏重科学和统计方法的。或许圈内有些人以为费老的社会学只配是人类学，要么是旧式的社会学。但是费老一如既往，自我定位为社会学家（“苦恋”指的便是这种状态，除了学科被取消的那段时间以外）。

解读费老对于社会学的“情有独钟”，我们发现他几十年的学科建设的实践都是围绕社会学的“正名”展开的。如何让这门西方传入的学科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中生根，如何建立中国的社会学理论，如何将传统与新的研究主题贯穿起来是他挥之不去的情结。这种情结也是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的。

参考文献

费孝通， 1993 ，《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载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东亚社会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费孝通， 1999 ， 《费孝通文集》，第 1 — 14 卷， 北京：群言出版社。

费孝通， 2001 ， 《费孝通文集》，第 15 卷， 北京：群言出版社。

费孝通， 2003a ，《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3 期。

费孝通， 2003b ，《关于学科建设的一次谈话》，载《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总第 32 期。

顾定国， 2000 ，《中国人类学逸史》，胡鸿保、周燕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马林诺夫斯基， 1986[1938] ，“《江村经济》序”，载费孝通：《江村经济》，戴可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乔健， 1993 ， 《费孝通先生：一些个人的评价》，载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东亚社会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 1998 ，《中国民族学史》（下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 ① ] 1995 年 9 月，中国民族学会与东北民族学院联合在大连召开了“中国民族学如何面向 21 世纪”学术讨论会，当时费孝通约见了中国民族学学会的会长、部分副会长和有关专家，提出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三科并列，互相交叉，各得其所，努力发展”的构想。同年 10 月底，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庆祝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成立十周年暨学科建设讨论会”上，费先生将提法修改为“多科并存，紧密交叉，互相促进，共同发展”，这一提法在学术界取得了更高程度的认同。（参见王建民等， 1998 ： 404 ～ 405 ）

[ ② ] 本论文中大部分费孝通先生的历年论著转引自 15 卷本《费孝通文集》；第 1 — 14 卷，群言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5 卷，群言出版社， 2001 年版。引用标注格式为（年份：卷数：页码）。篇目后括号内的年份则为该文最初发表的时间。

[ ③ ] 下划线为引者所加。值得注意的是，马氏并未使用“社会学”一词，而费先生在以后的转述时换成了“社会学”。

[ ④ ] 相关叙述得益于于长江博士的“中国社区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一文的观点，在此表示感谢。

[ ⑤ ] 21 世纪初，费孝通旧话重提，认为当时的方案确有其合理性。

[ ⑥ ] 原为 1979 年 3 月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载《社会科学战线》， 1980 年第 1 期。

[ ⑦ ] 转引自潘乃谷教授“费先生晚年关于学科发展的思考”，北京大学主办的“费孝通教授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学术研讨会”（ 2005 年 11 月 1-3 日）会议论文。

[ ⑧ ] “小城镇、大问题”引起胡耀邦的关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则已被胡锦涛用于他在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的发言中，参见胡锦涛：“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 2005 年 5 月 28 日 。

[ ⑨ ] 据治学科史者归纳，中国百余年来的社会学有多个学派。费孝通本人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 • 民族卷》撰写“功能学派”条目时把 1930 年代的燕京社会学冠为“中国功能学派”。乔健先生在 2005 年 11 月追思费孝通的学术研讨会上则称费老的理论为“历史功能论”。

Prof. Fei Xiao Tong’s Preference to Sociology

HU Hong-bao and HUANG Juan

(Dept. of Soci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s think that though Professor Fei Xiao Tong has been given different titles such as sociologist, ethnologist and anthropologist, he preferred to look on himself as a sociologist. In his mind,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both can be taken as sociology. He began to pursue sociology when he was a university student; and devoted all his life to construct the Chinese sociology with its own characters. During his last years, his research had surpassed the boundaries of disciplines. While his ideas of constructing a systematic subject focused on sociology.

Keywords: sociology, disciplinal boundary, emic / etic approa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