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理论十讲》系根据边燕杰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开设的名为《社会网络研究》的课程录音整理，作者特别授权社会学视野网发布，转载请注明转自社会学视野网（http://www.sociologyol.org/）。边燕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吴玉章讲座教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第五讲  中国的关系（下） 

2007年5月18日 

张磊关于数据分析的解释：

这个数据是由SPSS13.0制作的，所以12.0或一下的版本无法打开，建议大家使用15.0，修正了很多13.0中的错误，我建议大家使用STATA，并非因为个人的偏爱，而是因为用这个来分析社会网络的数据，更加有效，我已经把所有的命令写在课堂笔记上，大家只要把它粘贴到STATA上，运行完就可以得到结果，包括输出的结果就可以得到了。STATA我无法提供，大家可以私下自己去找。还有一些STATA的使用方法，已经发给大家了。 

计算很简单，按照这个做法一步一步来，发给大家的纸是这次用到的所有STATA的命令，命令的含义以及命令的格式，这些命令都可以通过菜单来操作，比较方便。SPSS的输入和STATA有一些差异，建议大家使用STATA。 

边老师： 

昨天涉及到中国的关系，中国的关系有三种不同的理解，这并不是我的独出心裁，是文献中挖掘出来的，对于这种挖掘总结是不是正确是可探讨的。要想做这个研究，就按照这三种完全不同的关系的理解推导出来关于关系的基础、源泉，关系资本的机制等，就个人而言，如果坚持对关系的其中一种理解，那么关系资本的积累策略就是显然的。如何做一项实证研究来证明这三种理解确实在人的行为上有不同的含义呢？于是选择了餐饮网，它在关系建立、关系拓展和关系使用方面是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的。提到餐饮网，我们就要涉及到餐饮网很具体的方面，主要有三个方面，即请谁？请的目的是怎么样的？谁来付款？三种不同的理论引导三种不同的模型，三种不同的对关系的解说，在这三个指标上，有三种完全不同的含义。接下来看我们资料是如何做的。 

事先已经给大家讲了我关于关系方面的想法，我个人研究兴趣的方法论，方法的视角可以概括为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所谓理论的导向是指当我们研究任何问题的时候，都要抽出一个理论概念，提出一些理论的假设，根据这些理论假说和理论概念进行操作化来测量这个概念，这个理论假设肯定是有因果关系的理论假设，因即所谓的自变量，果就是因变量，之后要进行测量，我在讲这些模型的时候也提到一些可能的实证思考，这项研究的实证资料是在1998年进行的，当时我在香港，耶鲁大学的教授，王耀光教授（1994年同另一教授合作写了《国家能力报告》，这个对国务院、朱镕基的思想是很有指导的，有启发作用，以后采取的分税制等都是与之相关的），我们三个人对社会的经济改革以及当前社会经济后果有相同的兴趣，每个人也有具体不同的兴趣，我个人的兴趣在于关系的变化，关系类型、关系形式及关系的格局，关系含义的变化等。在这次调查中，我们共同设计一些题，调查的范围比较小，当时选了四个城市，包括北方的天津，南方东部的上海，中部的武汉及深圳，每个城市抽了两个街道，选了100户，希望从城市的差异中看经济改革的不同及对人们行为结果的影响，我们选择餐饮网，以此观察餐饮网是不是人际关系维持或者运用的一个重要方面，研究者可以做这个假定，据我对中国社会的观察是这样的，我们从餐饮网入手来研究人际关系问题，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因此我们必须要做实证。对于餐饮问题，大家是不是有一些共议，我相信人们吃饭不只是吃饭，而是创造一个机会大家一起聊天，进行交流，是“eating for social exchange”，在吃饭中达到社交的目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资料的结果。 

我们现在有326个人回答这个问题，同意这个表述的占75%，反对这个表述的占11%，不表达任何意见的占14%，很显然，总得来说，绝大多数认为这个表述是符合的，即把餐饮当成社交。第二个问题是进一步明确提出吃饭就是为了保持和维持社会关系的，326个人中70%是这么认为的，14%的人认为不同意，绝大多数人同意餐饮是社交的手段。最后问吃饭是不是一个工具性交换的问题，这里大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认为吃饭是一种情感性社交性的，不见得就是工具性。这三道题，我得出的结论是餐饮网可以是社会网络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通过餐饮来看社交网络的变化，因为餐饮确实是社交性质的，当然这个社交不完全是赤裸裸的工具交换性质。这三个题可以确定把餐饮作为社交的一个手段，接下来三道题是把餐饮作为三种价值观，三种意见的，这三种是有差异的，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是不是这种同意和不同意是随机的或者是非随机的，差异的随机性保证了同意的代表性，不同意的则是可以忽略的，但是如果不随机分布的，餐饮作为社交场合的价值来说需要研究，因为社会上有一部分人的人口特征使得他们不占位置，比如没有权的人认为这个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把餐饮作为社交的一种研究手段就不见得适合全部人了，而只能是部分适合，我们需要检验。如果同意我们表述的是100%，检验就不需要做了，我们把326个人按照他们的职业类别化成了十大类，0.05以下就是显著的，不管是从职业的角度还是从现在是否就业的角度，还是受雇的行业或者经济类别，或是不是拥有住房，收入情况如何等等，收入情况从高到低分成十六个档次，因为收入如果用开放的，连续性变量来测的话，有人会说谎话，我们能看出一些比较明显的社会分层的指标，我们可以放心地把餐饮网作为研究人际关系的一个手段。 

现在具体来看一下资料的情况，2003全国社会综合调查中，我把拜年网当作人们客观上存在的个人中心网络的测量，是在文化含义上有意义的事件，在这个事件当中，人际关系的交流是应该发生的，是核心的人际网络，在春节期间，必然会发生互相拜年，互相交往。餐饮网则不见得，有些是偶发现象，有些是持续性发生的，还有一些说不准是为了什么具体的目的，为了完成一些具体的事情而发生的，具体事情发生，谁在场吃饭，未必一定在核心的人际网络里面，如果核心的人际网络有它的某些特征，则核心人际网络与这个之间有一定的关系，而我们对于关系的三种不同的理解，就可以给我们不同的这两者差异的假设。 

第一、关系的构成。根据关系的第一个理解，即是家庭关系、家庭义务关系的延伸，对于第一个模型的测验认为核心网络（1）应该大于餐饮网络（2）。第一个Kin ties两者比较是（2）小于（1），为-17，假设不成立；第二个Pseudo-family ties指的是哥们儿关系，本不是家庭关系，把它作为一种家庭关系，称为哥们儿，（2）大于（1），假设成立；other ties测出来是（2）小于（1），假设不成立。这里假设有两个不成立，一个成立。 

第二个模型认为关系模型中应有资源的差异性，如何测量出差异性呢？我们测量差异性的手段有些蹩脚，很难找出代替性的指标，我们用的代替性指标是“Class composition”，是说 网里面和你的“class”一样和不一样的情况是怎样的？如果理论成立的话，那么在这个网里面应该是很不一样的。从理论上来说，如果关系的理论是正确的，应该是（2）小于（1），检验的结果是假设不成立，资料不支持这个假设。 

第三个模型指出网络的差异性（network diversity）,我们在拜年网曾问过被访者有几种类型的关系，关系多还是少，关系类型多，差异性就高，关系类型少，差异度就低，我们现在根据理论都应该是（2）大于（1），餐饮网络的差异性大于核心网络，因为餐饮网本身是要扩大网络的差异度的，验证了理论假设。 

目前看来，第二个模型是不成立的，第一个模型是部分成立的，第三个模型是大部分成立的。第二个模型不成立，我认为现在指标还存在问题，所谓资源的差异度是不是完全能从阶级的地位来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做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如果某一项资料否证了理论的存在，理论的真实性，那么我们要决定是抛弃理论还是要保证资料的威严性还是重新考虑资料的收集并不马上抛弃理论？通常来说，如果你认为现在资料是完善的，则理论应该被否证，应该重新考虑理论。但是如果资料本身完善性是有问题的，个人资料也许还是错误的，如果你有这样的见解，重新考虑是不必要的，至少目前不必要。通常，理论导向的研究者和质性研究者一样都是有偏见的，发现自己有一些想法，而资料并不支持这个想法，并不说出来，也不发表。或者在所有的资料中挑出能够自圆其说的资料来证实想法，把一些不能自圆其说的资料放置不动，但是像综合社会调查的资料都是公开的，想不发表某些资料是不存在的，因为每个人手中都有这个资料，这对统计分析的人挑战是非常大的。假定有这么一个学者，他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坚持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而资料暂时不支持他的观点，通常这些人会挑资料的毛病，比如测量错了，测量是不完善的，收集过程当中发生问题了，抽样是不随机的等等，这就要求我们对测量、对收集资料、对抽样要非常严谨，特别是那些要公开发表的资料。2003年综合社会调查是公开发表的，所以我们需要不停地查错、检查。 

拜年网和餐饮网的调查对象是相同的，当时二月份的时候，春节之前把资料给了每一户，要求填答，初六的时候去收，并要求填答职业和工作单位情况，三个月以后，五月份我们又回到了原户，第二次进行访问，访问的内容包括他的餐饮网情况，调查的是同一个人，这时有些人就已经不在家了，但是当时1998我们选的这四个城市流动率还是非常低的，并且没有选择流动人口，是城市的常住人口，这样我们保证了样本量，第二次的时候大概有三户或者四户是是不在的。 

关于这三个模型我们采用的是三个变量来测量，没有想出很好的一个变量来测量这个模型。有一个变法就是在三套完全不同的测量上做三种不同的理论探讨来检验这三种理论的不同含义，这个工作这里没做。 

理论框架和框架之间的差异是绝对不能用实证来检验的，那时概念问题，是理论本身的问题。如冲突是社会的本质还是合作为社会的本质这个没法检验，学派和学派之间的检验是很难的，不好用实证来检验，只能用思辨。 

大多人认为中国目前的关系是情感性的，也是工具性的，总体来说，是一个情感性的桥梁，是个铺垫，工具性的交换是目的。这是非常可怕的，可怕的在于总体上我们长期以来对社会交往的定义是经济学家阿罗的观点，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从网络中把资源挖来为自己所用，这个并不是事先就测量、事先预设的而是在社会网络交往过程当中不经意之间产生的后果，这个不经意的后果对中国的可探讨性很大，因为费老的“差序格局”认为织的网是有目的的，而西方的社会网络资本是无目的的，不是事先预设的，假设费老的差序格局是对的，把关系表述为情感为桥梁，交换为目的也许是不为过的。 

接下来是关于拜年网资料的介绍，拜年网当中一共有7346个拜年者。最后关于网络差异性的测量，有14种不同的观点，20种不同的职业，12种不同的单位类型。下面的表是对假设的进一步检验，这是我们在第二次入户的时候，有351户回答这些问题，也是让他们做了一周的记录，第三次入户是九月份，年底是第四次。当时在一周内让他们记录午餐、晚餐、宵夜的情况，在351个人当中，有5054次饭，不包括早餐，因为我们假定它不是社交性质的，非常快，午餐、晚餐、宵夜社交的可能性比较大，在5054次饭当中，自己吃的比例是19%，和家人吃是60%，和非家人吃是21%，我们说的社交性餐饮指的21%。比较有意思的是那些社会资本高的人基本上晚上都不在家吃饭，以前测量社会网络的题问题比较多，太麻烦，我们应该用最简单的问题来问，我们就问他这个月在家吃晚饭有几次？回答的排列非常有意思，有一顿也不在吃的，有在家吃一次的，最后统计结果出来发现不行，因为一天都不在家吃的有两种情况，一个是腐败分子，一个则是帮人忙的，凡是当官的，就不敢填那个，因为在外吃饭过程当中会有腐败行为发生，会不告诉真实情况，问卷调查很困难，花了很多力气，最后解释起来还是比较困难，但我认为这个指标是很好的指标，因为可以不用问很多问题，只问这个月或这个礼拜在家吃了几次晚餐就够了，这样能得出社会资本的代表量。 

我们中心注意21%，即1086次饭，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谁付的款？一个人交钱的占53%，两个人同时付款，即AA制的占20%，其他占27%，为什么会有其他呢？意为公款消费，不是当事人付的，所以我们另立出来。在谁付款上，三个理论模型都有一些理论推导，今天不展开说，但总起来说是无差异的，因为基本上是一个人承担的，不管是家庭性的社交还是工具性的社交，都是一个人付钱的，是本人当事人或者是他人。接下来的问题是吃饭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目的是只是聊聊天，不是为了任何工具性目的，占63%，验证了第一个模型的存在。第二个模型是说要办事儿，28%的人是这样的，真是为了办事儿而吃饭，还有人认为是其他的目的，其他目的也许往往是综合性的，可以假定它是属于第二种情况的。 

接着我们把“只是聊聊天的”提出来了，608次吃饭，具体说是谁付的款？45%是一个人付的。如果不是为了工具性目的，第二种理论对关系性质的解释是情感导向的工具交换的话，但这次吃饭并不是工具性的，所以很显然，应该很少的情况是一个人付的，应该是大家一起付。但实际情况是45%的情况是一个人付的，19%的情况是两个人同时付，其他情况是37%，其他往往也是第一种情况，关键是其他怎么解释？第三种模型是得到资料支持的。最后一个问题假定我们吃饭是为了谈事儿，是一种工具性交换，一个人付在第一个模型来看应该是很多的，85%是一个人付，274次吃饭机会，只要有事谈，85%都是一个付的，很显然是求人办事儿的人在付，当然我们这里没有把它明显化，两人共同付是9%，其他情况是6%，第一个模型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明显的理论含义，第二个和第三个模型基本上都是被支持的。前面都是把资料当成一个团体资料来看待的，而这个资料我们现在认为每一次社交行为都是个人发生的，把个人作为分析单位来看看三种理论模型是不是可以被验证。首先我们做了一个因子分析，这里有三种自变量，一组是关系类型，一组是network diversity，一组是class composition，每个变量之间又是高度相关的，如果我们进入统计模型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因子分析的办法将这三组合为一个，每一组自变量变成解释的因子，解释力度都超过了50%，这样我们就说这三个因子可以进入理论模型了。 

这里有三个因变量，第一个是吃饭的频率，就是社交性吃饭的频率，这个资料是拜年网来的，如果关系中的种类越多，则参加社交性吃饭的次数就越多，餐饮多少跟规模大小无关，现在规模大小就是我们拜年网的大小，很显然就是说，吃饭是有目的的，网络小但是可以吃饭的次数多，吃饭是一个动态的，是行为主义导向的。我们来看这个资料，网络差异性大，吃饭的次数也多，而“class composition”网络中不同“class”的人多的话并影响吃饭的多少，就目前来看，用吃饭的多少，第一个和第二个模型都是可以被验证的。接下来的问题是被访者是不是党员，与党员吃饭的次数多还是非党员？与党员吃饭的比例不小，有权的人可以多吃，我们增加了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两个指标，都是和社交性交往成正比的。第二个是以什么角色参加吃饭，是不是付款人，第二个模型是说他本人是付款的，主人召集吃饭，通常付款，我们看看资料，如果关系人多的话，往往他是付款人，网络差异性大的话，这个是不支持的，可是党员未必是付款人，有政治资本的人参加吃饭的次数是多的，但未必付款，和非党员付款是没有差异的。最后一项比较有意思，就是“being a banquet attendee”,他参加吃饭了，但是没有付款，也不是当事人，作为旁观者或者是关系中介。一种情况是，你的关系越多，那么你出场的次数就多，网络差异性大，出场的次数也多，你网络中不同的职业人多的话是未必的，这是很有意思的，党员出场次数多，当然我们用党员来作为政治资本的代表，在中国我们的资料表明拥有政治资本的人参与社交场合要高于没有政治资本的人，政治资本高的人出场次数要高于政治资本低的人，而经济资本高的仍然是，这两个比较是很有意思的，有钱的人出场次数多，买单的次数也多，拥有政治资本的人出场次数多，但未必买单。我们做了三个模型解释度，只用网络规模来看问题是不能显示问题的，不能解释人们的餐饮行为，社交行为。第二个也加进来，解释度突然增长了，增长了很大，换句话说，网络的差异性、网络的关系类别、网络的结构类别、网络的资源类别差异度来看是能提高我们的模型的解释度的。最后我们把个人的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加上，这个实际上从地位的角度来看社会结构的，这不是网络观，是地位观，不管是网络观还是地位观都能提高我们对社交性餐饮的解释度，这个是我们社交餐饮的最终结果，这个结果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简单的，探讨性的研究结论，社交性餐饮是一种网络行为，最主要的是依据了人们在网络中关系储备的多少和本身网络结构的差异度来影响个人行为，网络的差异度越大，网络中的关系种类越多，则参加餐饮的行为就越频繁。第二社交性餐饮也和人的资源能力、资源状况相关，特别是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有经济资源的人不但参加社交，而且会膨胀，如果有经济资本的话是以换取其他资本为前提，而政治资本多的人往往是参加的多，但未必付账，很显然是提供政治影响，出卖权力来换取餐饮背后的经济和社会含义，这些含义是不言而喻的，这个简单的结论，从餐饮网当中可以得出来。餐饮网是很有意思的，如果大家想测量餐饮资本和社交性参与度的话，可以采用问题：“今天晚上你在家吃饭了吗？”，“这周在家吃饭几次？”，这是个很好的简单问题。 

关于核心网络和餐饮网络的关系。我个人以为是说不清的，但是我是这么想的，设定我们什么都不做，因为人生历程关系自然而然和我们发生联系，关系是一种自然发生的现象，还有一种网络是主动去采购的，拉关系，是在行为互动中找来的，这种关系有两种命运，第一种是即时性，一次性发生一次性出局，交换关系非常强，往往不能进入核心网络，还有一种是一次性交流，等于永远交往下去了，等于进入了核心网络，因此我认为餐饮网的其中一部分很显然是一次性的，而不完全是进入到核心网络的，在我个人看来，餐饮网和核心网是有差异的，餐饮网里面的差异性应该高于核心网络的，但是如果餐饮网非常活跃的人，则核心网络则是由于餐饮网络而不断发生变化的，如果我们能做时间推演性的调查的话，应该是这样的。当然餐饮网还是有其他的含义的，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关系的死亡、关系的淡出、关系的睡眠，关系也有新关系，从无关系变为有关系，从有关系变为弱关系，由弱关系变为强关系，强关系变成核心性的强关系，这些都是在不断地互动中得到的。餐饮网是互动网络中的一个窗口可以帮助我们观察，也给我们一些启发就是还有其他类别的网络可以做，如美国的讨论网，在一起聊天，而中国人是餐饮网，有没有其他的网？我相信我们能够找到在行为层次的网络。 

理论是一种抽象的见解，是一种抽象的表述，因为它抽象，因而是观察事实的本质的，一经抽象则必须要概括，就不是具体的了。概括可以繁琐的概括，也可以简单化的概括，我个人以为应该很好的概括，肯定不是繁琐的概括，繁琐从结果上看是不易被人接受的。如果本质就只有一点，概括得繁琐的话不好。考虑中国的人际关系，如果我们从本质上概括，实际上就两个特征，一个是情感性特征，一个是工具交换，而事实上，在任何关系当中，都是这两个关系的交织，而如何交织，谁在前谁在后，谁是因谁是果，实际上是我们做学问的内容。因此，根据这样的一种思想，我们在餐饮网的设计指标当中，就很蹩脚地设计出来有事谈谈、没事谈谈、随便聊聊，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么含糊的日常用语呢？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日常用语来代表理论的指导性、指示性。是工具性交换还是情感性交流？绝对不能用学术语言，因为你可以定义，被访者也可以定义，学术语言可以有任意定义。第二，我们不能把事情说得太赤裸裸，一旦说得太赤裸裸，很显然，很多人会不愿意答，因为中国在关系社会中我认为有一个社会期望值，就是人不能太势利，如果说得太势利，他是不原意答的，所以我们在问卷当中出现的语言就是“聊聊”，我们认为这个词至少是主导性的情感交换，而不是工具性交换，有事很显然是主导性的工具交换。这就是我们的设计是怎么来的，当然任何一种设计都不可能完善，可是它背后的理论我们是很清楚的。如果你超出一种思维，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问题，那是一个理论创造。我们说人的行为是有意识的，但我们大量的行为是无意识的，是约定俗成的，是惯习，但惯习不一定是非社会性的，随便找一个人吃饭，是偶发的呢还是惯习性有目的的呢？当然情感交流也是一种目的，你刚刚提到东北人特别喜欢去外面吃饭，成为一种行为惯习，我个人的解释是东北人人的社会性特别喜欢用一种惯习了的社交餐饮表现出来，我肯定不认为它是一种无意识，无目的的行为，这种行为的重复性是非常高的。需要从东北人的人际交往去研究餐饮网，而不是不研究餐饮网，这种重复性高的、密度性高的行为，什么事情都能在那里反映出来。 

北大的一个学生，孙立平在北大的学生，叫方贵农，目前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书，在科大我教过他，他去陕北作调查，提出过一个概念，叫“无意识境”，很有理论色彩，中国的农民远隔北京这样一个政治文化中心，脑中对是世界是模糊的，是无意识的，在“无意识境”中重复做一些事情。很多行为是无意识中重复的，这种重复性是有意义的，因为这种重复性最能影响自己的行为模式。东北人吃饭似乎是无意识的，但这种无意识的行为反而是人们一种惯常性的行为，是一种模式化的行为，是反映他们的行为模式的，确实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对于惯习是如何形成的？这是另外的课题了，我个人不研究这个，但至少我对惯习作为自变量如何解释其他的东西我倒觉得是有意义的。比如你想研究中国的社会参与度，市场经济导引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前提是社会参与，如何发动他去参与？让人能接受一种无意识的方式去发动他，他就有可能参与，那我们知道这个惯习对于解释社会参与是有意义的。你要找到一个标准，就是你要解释什么？惯习是每个人都有的，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科学每一步都是有定义的，而日常生活是无定义的，是约定俗成的，这个约定俗成是已经进入到你的深层记忆当中的，成为导引你的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利用剩下一个小时的时间开放性的讨论一些问题，即怎么来估价中国关系观的定义，在经济改革中它的作用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关系是越来越重要还是越来越不重要？假定是越来越不重要，那它是怎么发生的，在什么地方不重要？在什么地方还保持它的重要性？如果是越来越重要了，为什么会是这样？中国经济改革是公有产权向私有产权转变，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变，产权越是理性就越是反关系的吗？控制经济向一个开放经济发展，关系还有什么作用呢？资源可以直接从市场上拿到，为什么要通过关系呢？等等，有很多这样的问题，我们的餐饮网是做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拜年网也是为了得到一个指标，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身为社会科学家社会学者想到的是社会整个的变动，对于人际关系在这里作为一个中介机制、因果机制的命运如何？也是我们关系的，所以我们把西方对关系有研究的一些不同的观点罗列出来。来人大之前的几个星期，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召开了关系中国资本主义的研讨会，我作了发言，有一些实证证明，证明关系是上升的，在会上遭到林Victor·Nee和Guthrie的强烈反对，还有一位经济社会学家也不同意我的概括，但是在座的其他人还是蛮支持我的看法的。浙江大学学者表示中性态度，有一位认为在浙江是不存在的，在浙江现在基本上非关系主义的资本主义了，但他承认温州这个地方关系还是非常大的。我目前是在证明有一种理论逻辑，这种理论逻辑能说明关系可能是上升的，也可能是下降。目前，我还看不来为什么关系是可以上升的，但是我们可以讨论。 

1998年，Guthrie写了一篇知名文章《关系下降论》，在中国期刊发表，Guthrie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年轻学者，连续发了几篇很知名的文章，出了两本书，现在正在写第三本书，频繁地跑到上海作研究。是纽约大学的，他很希望能来上海或者香港来工作，主要是想借助地理条件作调查，他去上海和大型的国企、私企领导聊天，直接问文化革命之后中国的关系到现在如何？他们认为关系肯定是在下降的。 

我长期以来认为关系是持续的，我认为还有一种理论是说明关系是上升的，持续论是基于Granovetter的嵌入论的，认为任何经济行为都是在关系当中嵌入的，任何经济都不能超越这个关系，我认为在转型经济当中，关系是上升的。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关系是在变化的，起什么作用呢？在什么性质上起作用呢？1992年Victor·Nee有一篇文章在ASQ（美国行政期刊/美国管理学期刊）上发表，说了这方面的观点。Wank是美国人，在日本工作，他太太是日本人，在1988-1989年之间长期住在厦门，搞私企研究，希望解释私企是怎么发展的，中国资本主义根据什么发展起来的，得出的观点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根据于官方和地方的？关系。Keister是研究中国三种市场的，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特别是信贷市场，从信贷市场的研究中他发现关系的作用是在变化的。 

还有一些人认为关系可能是在上升的，有一些明确的表达，Boisot和Child这两位学者提出了很著名的观点，就是“capitalism of information codification” Child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过管理学院长，但是他是英国的教授，Boisot是中国上海管理学院第一任系主任，后又回到了英国。这两位学者明确提出中国资本主义的性质是关系资本，中国的资本主义是根于社会网络的，没有社会网络，中国资本主义根本就发展不了，原因就在于“information codification”，即信息规格化，就是我们发展任何资本主义经济，最主要的一项资源就是信息，有劳动力也好，无也好，有钱也好，肯定要知道哪些地方可以发财，钱投进去不但是想要回报的，而且是要高回报的，问题是高回报的信息谁告诉你？怎么投？投在哪？投什么东西？这些信息从哪儿来呢？这些信息在一些纯市场经济当中是规格化的信息，是可以四通八达地在市场当中运行的，谁都可以抓来。但中国在发展资本主义期间，他们发现信息是非规格化的，这些信息是通过网络来沟通的，所以离开网络，根本就得不到信息。所以他们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是网络资本主义，这也是有理论论证的，有资料支持。资本主义经济在西方文献当中，指的就是私有产权经济，在我国被称为民营经济或者叫市场经济，中国的市场经济在膨胀，是一种增长导向性的经济，如果经济在增长，而经济本身是由非规格化的信息构成的，信息又是从网络中来的，很显然，网络在增长，理论推导也能推出来。 

还有一些提出，关系是非独立运行的机制，这是周雪光和其他人在2002年的一些文章中提出来的，他主要研究关系合同（relational contract），认为合同产生在一个持续性的关系当中，是关系当中的信任等来维持这个合同的执行，减少交易成本。按照这个观点来说，可以验证我的观点：网络是可以持续性存在的。它是其中的一个机制，当然也有可能下降，假定这两个是上升。 

最后在2002年有三个学者Gold、Guthrie、Wank，编了一本书，就叫《Social connections: changing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guanxi 》，一本论文集，我在那本论文集当中有一篇文章，是一篇依据我的长期质性访谈写的一篇文章，论证在劳动力市场当中为什么作用是持续的，我提出了一个“结构洞”的概念来解释这个情况。通过这本书可以看出来，上面的观点没有一个是错的，也没有一个是正确的。很显然，在评介关系的命运时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中最重要的不是材料，而是通过材料导引出来的理论解说、理论逻辑，你能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就可以了。 

这三个学者都是中国专家，Guthrie很老了，他是哈佛大学Vogel的学生，Vogel是写《日本名列第一》的学者，也是写《Guang Dong under reform》的作者，他是进入白宫，在中国政策方面说话比较有影响的一位犹太人。Guthrie在八十年代师从于Vogel教授，他对社会关系的研究是蛮有兴趣的，因为他的导师Vogel在1965年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的关系转型》，从乡熟的、亲熟的、传统的兄弟关系转变成同志关系，在中国期刊上发表了。而Vogel的学生Guthrie跟着作研究，看到了中国的情况和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情况，提出中国关系的一种回归，由同志关系回归到哥们儿关系、老朋友关系，也在中国期刊上发表，这个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认为中国人极好，后期去台湾作研究，对国内的研究反而少了。Wank是Vogel和Andrew·walder的学生，80年代想到私有制的问题，跑到福建作研究，这里面有很多中国专家的文章。 

关系研究在管理研究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现在越来越重要，要介绍的是Anne Tsuiet，她是光华管理学院的兼职教授，曾经在香港科技大学当过组织管理系长期的系主任，现回到美国，在阿里桑那大学作讲座教授，她曾经写过《Guanxi and relational demography》的文章，即关系人口学，对什么是关系，什么不是关系作了一个区分，哪种联系算关系，哪种联系不算关系，即最初认识不认识。还有一位罗亚东作过这方面的研究，他在迈阿密大学。 

接下来讨论的是在关系问题上，有一些有意思的人发表的泛泛议论。第一个是有人研究的TVE（即乡镇企业，是经济学、管理学中的专有名词），一位在美国教书的日本学者提出究竟怎么来看TVE的问题，TVE是关系型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他坚持认为关系在中国TVE经济的一个协调机制。现在有提出经济的三大协调机制，一个叫“hierarchy”，一个叫“market”，一个叫“network”。在劳动力市场中，这三大机制是很有确定性指标的，“hierarchy”实际上就是组织调动或者叫做国家分配，“market”就是自己找工作，人家找你或者你找人家，“network”就是通过人找到信息或者找人帮忙而找到工作，很显然，“network”和前面两个都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交织在一起的。 

接着是John McMillan，他研究的是越南的转型经济，他发现越南的转型经济当中，关系的作用不比中国低，他不研究中国，但他知道中国关系很厉害，在越南也一样，他发现了一个问题，他解释为法制太弱，认为如果法制强起来的话，关系的作用是应该下降的，而转型经济由于是制度转型，制度是弱的，法制也是弱的，因此关系是强的，所以他把关系作为法制的一个替代物来看，他在经济学界是蛮有名的一个学者。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关系是“cultural norm”，即是一个文化规范。实际上是说如果中国视其为中国的话，如果中国的文化规范是有持续作用的话，那么不管中国怎么全球化，怎么市场化、西方导向都不会影响关系的作用，因为关系有深层的文化含义来决定人们的行为，这个观点的代表人就是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Ambrose King）教授和美国哈佛大学的杜维明（Tu Wei ming）教授，杜维明教授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 

从学术上，关系有一个问题，如果大家学了社会网络分析的话，就是说由于关系是日常生活用语，因此它不是一个科学语言，所以应该寓于科学的改造，学科性的改造，改造成什么呢？改造成网络语言。大家可以参考Gold、Guthrie、Wank三个人编的书，他们编的书都是找的中国专家开会而成的，Barry Wellman当时从加拿大来访问，对关系感兴趣，也是社会网络的专家，于是写了最后一章，从网络的角度总结关系，他提出一定要有改造。就关系而言，有人情、感情、面子、报都是中国词，别人读不懂，他认为社会网络中有相应的词应该用，如：dyadic ties; expressive vs. instrumental ties; tie strength; network centrality; network resources; social capital等，因此如果要从Guanxi term到network term要有一些改造，改造的方向性东西在这篇文章中提出来了，这篇文章是三个人写的，包括他的两个中国学生陈虹等，当然主要的工作是Wellman做的。 

我们这个礼拜，周一建立所谓的社会网络观，周二周三马上进入社会网络本身的一些技术处理，特别是包括简单测量，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测量角度，即提名法和定位法。两个不同的角度在中国研究中都有改造，我们有改造的成果，就是2003年的综合社会调查和美国的前期研究作比较分析，这马上涉及到在中国语境中有关系这个词，西方人在研究中国的时候很尊重这个现象，认为没法很好地翻译成很好的网络词语，所以保留了关系这一日常用语，在这一日常用语中有完全不同的理解。我个人的理解给大家展示了，至少有三种完全不同的理解，我们把它拿到研究中发现第一个模型和第三个模型至少在餐饮网当中得到了验证，虽然我们第二个模型，就是工具导向的模型没有完全得到验证，但我们知道中国的关系中，工具性导向还是很强的。但问题是，中国的关系不管怎么定义，应该在中国的转型经济当中如何看待它理论的命运呢？我们就有完全不同的一些观点。 

讨论：大学生、本科生和研究生、博士生毕业，在求职过程当中，网络的作用如何？非常重要，比较重要还是不那么重要，根本就不重要？认为网络的重要在于信息，超出信息含义的重要，还是信息根本不重要，网络真正的重要性在于非信息性？单位瓦解，但是大学生毕业首选是公务员，这如何解释？ 

（易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