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字 搜索 高级搜索
      “2016年中国社会发展高层论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的社会治理创新与社会协调发展”邀请函 《社会建设》杂志征稿启事
首页
悼念郑杭生先生
社会学动态
新闻消息
公告启事
  学术沙龙
升学留学
招聘信息
社会学研究
推荐阅读
学术专题
  学界人物
论文辑览
书刊推介
社会学评论
佳作评介
  社会评论
课堂内外
教学信息
电子课堂
课外辅导
电子资源
毕业论文
调查数据
网上调查
友情链接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社会学网站链接

 
首页 > 社会学研究 > 推荐阅读 > 推荐阅读列表 >
  塞诺 重新发现中亚  
  作者:[美]塞诺(Denis Sinor) 袁剑    发布时间:2016-12-27   信息来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重新发现中亚

[美]塞诺(Denis Sinor)著,

袁剑、刘玺鸿

作者单位: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系

译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本文作者塞诺(1916-2011)是美国著名的中亚研究专家,曾经主编著名的《剑桥内亚史》。本文原名“Rediscovering Central Asia”,撰写于2004年,收录于《第欧根尼》(Diogenes),2004年11月刊,第51卷,第4期,第7-19页。本文从中亚的历史、地理与生态定位出发,结合近现代中亚的历史发展背景,对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以来中亚在世界历史与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梳理,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亚和当前“一带一路”的大背景具有启示意义。当然,对于本文中一些论述,我们也要批判性地看待,并不代表译者完全赞同他的看法与观点。

 

 

 

 

“中亚”(Central Asia)这一表述已经被用了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了,并且主要被19世纪旅行家的狂热追随者以及研习19世纪下半叶英俄“大博弈”历史的学生所知晓。但对我们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而言,几乎没有什么政治主题与之相关。幸运抑或不幸的是(这取决于我们的视角),自从苏联解体以来,这一情况就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中亚”一词开始在媒体、更大范围的公众甚至在各种处理外交事务的公务员那里广泛传播。随着一群与中亚没有关联的年轻人成功制造了911事件,中亚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有了显著的提升。被视为恐怖分子的这些袭击者,全都是阿拉伯人。其他的阿拉伯人和各个民族的人,包括英国和美国的公民,都被激发了对阿富汗进行进一步打击的热情,而这为推翻统治阿富汗全国的令人生厌的塔利班政权提供了契机。美国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合作加速了塔利班政权的垮台,也使得更多的公众开始关注乌兹别克斯坦阿姆河盆地的情况。

1991年12月成立的独联体囊括了诸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其中就有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五个新独立的共和国。他们组成了当下较为宽松意义下的中亚。虽然他们都是多族群和多语言国家,但塔吉克斯坦的官方语言属于伊朗语支,而另外四个国家的语言则属于突厥语族。在苏联时期的用法中,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组成了中亚(Middle Asia,俄文转写为Srednaya Azija),当时的这一区域不包括哈萨克斯坦。

我们上面提到的五个国家的历史都较短。14世纪下半叶蒙古帝国解体之后,他们各自以部落联盟的形式组成了各具特色的实体。然而,蒙古势力的发源地和基础是在蒙古地区,而这一区域上文所定义的中亚范围之外。从而,我们必须将眼界扩展到更广阔的区域,我们可以将这一区域称为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

随便看一眼由欧洲和亚洲做成的作为世界最大的大陆区块的欧亚地图,就会发现主要的定居文明——诸如广义下的欧洲,中东,印度次大陆,东南亚和东亚这些基于农耕经济发展起来的文明——都是在这一巨大区域的边缘地带发展起来的。他们所环绕着的欧亚大陆的中心部分,在历史角色和行为方式上都与这些伟大的定居民文明有着鲜明差异,这个部分被称为中央欧亚的文化区域。这一表述的目的也是这篇文章的关注点所在,这一区域既包括了上文提到的中亚地区(由上文提到的独联体国家组成),也包括蒙古国、中国东北、俄罗斯西伯利亚以及中国新疆。

中央欧亚是一个学术和书面词汇;当地人不会称他们自己为“中央欧亚人”,来自蒙古国的蒙古人也不会有一种跟某个土库曼人具有一致性感觉的先验认知。

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看,中央欧亚可以被划分为四大自然区域。在这中间,最北部的区域是苔原(tundra)地带,它北抵北冰洋,绝大部分地区是人迹罕至的北极荒原之地,在世界史中并没有占据重要地位。从更大范围来说,历史中有迹可循的那些角色都是由来自第二个区域的居民扮演的。这是一个连片的森林地带,在俄语中被称为“泰加”(taiga),这一区域从斯堪的纳维亚一直绵延至鄂霍次克海。这里的居民主要从事驯鹿养殖和狩猎活动,并且因为与南部草原居民的交往受到限制,所以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大。

第三个部分是草原,这是片从黑海北部经蒙古国中部并东达东北平原的狭长地带。这片广袤的草场事实上是游牧帝国的发源地,也是其经济和权力的基础。游牧帝国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直到公元14世纪末都在欧亚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草原上丰富的草料使马匹饲养在规模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而充足的马匹由引领了复杂骑兵战术的进步,这在草原之外是无可想象和实现的。用一种相对简单的方式,甚至可以说,在火器引入之前,草场所供养的各种马匹,使得强大游牧帝国训练有素的军队成为定居世界的军队无法战胜的力量。草原最西部的地区支撑了匈人的军事行动,阿瓦尔人和之后的匈牙利人成为最后入侵欧洲的游牧民。当他们推进到欧洲中心地带的时候,由于为军队提供后勤支持的草场的缺乏,阻碍了他们前进的脚步。在草原东端的游牧民则更为成功。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为了应对自然环境带来的约束,中央欧亚的契丹人、唐古特人、蒙古人和满洲人都在中原地区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草原力量——如果我们可以创造这一词汇的话——在13世纪成吉思汗创建了从由东向西从中国到匈牙利并且南达定居世界(基本上是伊朗)的大蒙古帝国时达到了高潮。在伊朗和草原之间是中央欧亚的第四部分,也就是沙漠地带,这块从里海向东抵达戈壁的区域需要明确说明。

“沙漠”(Desert)是一个让人想撒哈拉漫漫黄沙的令人生畏的词汇,但是中亚的沙漠“可以被视为‘定居地区’,这一地区在历史当中一直存在着供人定居的乡村和城市”。在早期历史时期,这里的居民大多说波斯语,大约从7世纪到8世纪开始,这一地区就逐步突厥化,阿富汗和波斯民众将他们以北的地区称为“突厥斯坦”(TurkestanTurkistan),就是“突厥人的土地”的意思。通常这一地区分为从前俄国人控制的西部和中国控制的东部,这两个部分是由高耸的帕米尔山脉所切分。如今西方世界对这一地区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西突厥斯坦。

这一地区是大量穆斯林聚居的地带,而且南部和东部边界部分的突厥语言族群过去都在苏联控制之下。当时这一地区的边界线是由350英里的苏联—土耳其边界、1250英里的苏联—伊朗边界,1200英里的苏联—阿富汗边界组成,总共是2800英里左右。此外还有将近2000英里的苏联—中国边界,在这边界线的中国一侧,居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地区的诸多突厥语系各族穆斯林。

16世纪中期,在伊凡雷帝的领导下,俄国向里海地区大力扩张,直抵突厥地带。相当有意思的是,一个名叫安东尼·詹金森(Anthony Jenkinson)的人,实现了沙皇与中亚诸汗王之间的第一次半官方联系。作为英格兰莫斯科公司(English Muscovy Company)的代表,詹金森在寻找一条通过中国的商路,他在1558年从伏尔加河顺流而下,抵达里海的东岸,又从这里开始了通往土库曼主要城市乌尔根奇的艰难旅程。据詹金森描述,路上所遇见的都是游牧匪帮,他们时常抢夺驼队,彼此之间也经常爆发战争。

1617世纪开始,俄国成为中亚三个汗国(希瓦、布哈拉、浩罕)最为重要的贸易伙伴。这三个汗国的名字也逐步被公众知晓。在希瓦,1770年建立的孔格勒王朝保持了很长时期的稳定,一直到1873年才沦为俄国的保护国。俄国对希瓦内部事务的干涉是相当有限的,但是希瓦统治的领土大幅缩小了。从1550年到俄国革命,乌兹别克的昔班尼王朝一直统治着布哈拉,其中只有短暂的中断。浩罕汗国独立的时期相当短暂,从19世纪早期一直到1876年被俄罗斯帝国吞并。这三个汗国实际上都是乌兹别克人的政权,例如,它们的语言是乌兹别克语。他们如今都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一部分,而乌兹别克则是整个中亚诸国中最文明开化和最为复杂的。

从政治而不是族群和语言上考虑,乌兹别克——如同其他中亚政权一样——从蒙古人那里获得了其合法性。一个重要的部落联盟被称为乌兹别克(Özbeg),其名字源于创建这一联盟的可汗月即别(Özbeg)(1313—1341)。不考虑他们的历史,是很难理解乌兹别克人的心理和精神的,尤其是他们将自己不仅看成是自身历史的接续者,同时也是他们所拥有的领土的继承者。在这一方面,乌兹别克的民族和历史意识与英国在心理层面上是相似的,后者为自己继承了凯尔特、罗马、盎格鲁撒克逊和诺曼人的遗产而深感自豪。虽然伊朗文明在许多方面深入影响了乌兹别克的文化,但是大多数乌兹别克人信仰逊尼派,而这与伊朗的什叶派相对立。

15世纪以来,欧洲人所控制的海路运输越发繁忙,而曾给这一地区带来繁荣的大陆间驼队贸易则在衰退。到了18世纪,中亚进入停滞阶段,遭受着政治、经济和文化衰退所带来的痛苦。

中亚内部斗争所造成权力真空被俄国的渗透所填补。总的来看,沙皇竭尽全力推行他那深思熟虑但是又与实际状况不相符的占领计划。当然,正是受到“天命”态度的影响,推动了俄国向政治上“无主之地”前进。在一份于1864年寄给其他国家的备忘录中,沙皇的首席大臣戈尔恰科夫(Gorchakov)写到:

俄国在中亚的状况与所有文明国家同没有固定社会组织的半野蛮的游荡部落相遇是一样的。这些情况使得使得对边界安全和商业关系的关注促使更文明开化的国家获得优势,而其邻居则因骚乱和流浪的本性而难以生存。

俄国人沿着两条主轴线推进:他们尝试保护里海东部的边境,同时向锡尔河流域推进。而穿越锡尔河流域向当时的突厥斯坦、中国、阿富汗和波斯进军的决定并非毫无争议。一些人的想法跟俄国政府的看法针锋相对,切尔尼亚耶夫(Cherniaev)将军因为在1865年一举占领塔什干而在民众那里广受追捧,而他们与1867年建立的突厥斯坦总督区的首任总督(1867—1882)考夫曼的观点也相左。俄国向中亚进军的部分原因在于受到俄国日益增长的棉花需求的刺激。当时美国内战爆发,使得俄国棉花进口中断。事实上,美国的棉种被引入到中亚,提高了当地产量。棉花种植使得费尔干纳谷地实现了经济繁荣,当帕伦伯爵(Count Pahlen)于1906至1908年视察浩罕的时候,将这个由“棉花之王”所控制的欧洲街区的建筑跟一座美国矿都相提并论。

这些征服的行为和目的是典型的西方霸权的体现。但是,在对所征服的人口的处理上是不同的。让我再举两个都来自于英国人的例子。一位19世纪40年代在西伯利亚的英国旅行者希尔(S. S. Hill)对俄国的处理方式赞赏有加,他认为“俄国对待野蛮人的方式相较于西班牙人的残忍和英国人的不宽容,要自由得多”。

对俄国入侵的非凡特征的更具分量的描述则来自于其伟大对手、未来的寇松勋爵(Lord Curzon)。

俄国人真正体现了亲善一词。他没有自我优越感和让人阴郁的傲慢,这些比起残忍之心更能够激起仇恨,而且他没有在进入相异的和低等的种族社会这件事情上退缩。他自己不可抑制的粗心大意使其很容易采用自由放任的态度对待他者,并且对其亚洲子民的宗教行为、社会习俗和地方偏见上的宽容不是出于外交计算的结果而是完全不关心的产物。

俄国人对中亚的征服是东方人征服东方人,是同源的秉性征服了同源的秉性。这是强力金属和脆弱金属之间的熔合,但这不是更纯净的因素排除了不纯净的因素。

取决于个人的秉性,对待“低等种族”可能是愤怒、不信任或者甚至是纵容——这与我们如今的公共话语是不同的。但是事实表明,在英国和俄国之间殖民态度的比较上,寇松承认天平更倾向于俄国。

虽然俄国极大地促进了当地人的物质福利和安全,并且展现了宗教上的宽容,但是当地民众和俄国定居者之间还是没能避免紧张。这给俄国官员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对他们而言,一个孤零零的比起几百个当地居民,更像一个麻烦的根源。

1905年俄国爆发的革命扩展到了中亚地区,主要影响了铁路工人、军队和部分刚形成的说俄语的知识分子。在十年之后的1916年夏天,由于沙皇在一战中颁布法令强制非俄罗斯人奔赴前线提供后勤服务,使情况变得更为严峻。起义虽然被镇压了下来,但是这种紧张局面扩散到了突厥斯坦和草原地区,到1917年初,一场更大范围内的革命爆发了。而在那时,大多数突厥人、穆斯林几乎都是文盲,他们对创建一个现代国家毫无准备。点燃这一地区的火种来自俄国本土。

1917年,克伦斯基领导的二月革命爆发之后,中亚的穆斯林群体尝试走向联合。十月革命中俄国革命分子对中亚民众的同情又推动了这样的联合。新政权的最初行动之一就是于1917年11月9日建立了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People’s Commissariat of Nationalities,俄文转写为Narkomnats)1917年11月15日,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宣布俄国境内的所有民族都拥有民族自决的权利。同年12月3日,人民委员会(th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Commissars)发布了一份《致俄国与东方全体穆斯林和劳动人民书》,显示出对伊斯兰教相当程度的宽容。1918年1月末,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Russian Soviet Federated Socialist Republic, RSFSR)建立之后数日,列宁和斯大林创建了一个处理穆斯林事务的专门委员会。

因为内战和英国、法国为首的联合干预,突厥斯坦和布尔什维克力量之间的联系被打断,但是在当地以俄罗斯人和共产党员为主的力量协助下,1918年1月第四届突厥斯坦苏维埃地区大会在浩罕举行,会上宣布了突厥斯坦共和国的自治。但是如果没有随后强有力的行动,仅仅发布声明几乎是没用的。布哈拉的案例就是很好的说明。这里存在着一个本土的现代主义者的政党,叫做青年布哈拉,他们决定尝试用改革来反抗埃米尔的暴政。两百个青年布哈拉组织成员,在从塔什干苏维埃到来的一小队红军的帮助下,进入了布哈拉,向埃米尔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杰弗里·惠勒(Geoffrey Wheeler)这样描述道:

这样的尝试被毛拉所鼓动的狂热信徒所拒绝……曾经在1917年4月作出有限改革承诺的埃米尔本人也以恐怖统治对待青年布哈拉。同时,埃米尔对俄罗斯宣布圣战,并毁坏大量铁路以阻挡红军的再次进入。他也就武器供应与波斯和阿富汗达成协议,与包括巴斯马奇在内的反革命组织联系,其中也有英国在波斯的势力。

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希瓦,直到革命爆发,乌兹别克的定居民都是依靠一小支俄国驻军的保护来避免土库曼人的劫掠。当这支俄国驻军在1918年初撤离之后,“乌兹别克人就陷入了土库曼强盗造成的悲惨境遇之中,土库曼强盗头目朱那迪汗(Junayd Khan)发起了恐怖袭击和大规模掠夺”。一个叫青年希瓦的外表看上去是现代主义的小政党向苏维埃政府求援,在1920年1月,一支大约800人的小规模红军很快驱逐了朱那迪汗并将他的军队逼入卡拉库姆沙漠。

苏联对中亚的控制发生在中亚内部冲突不断的时期……比较中亚的两个精英团体:现代主义者(Jadidists)和传统主义者(Kadimists)……许多现代主义者将苏联视为现代化的先驱。

1920年上半年,有数个突厥苏维埃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也正好被认为适合在巴库召开“首届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The First Congress of the Peoples of the East)(1920年9月1日-8日),这次大会有大约800名代表参加。到那时,布尔什维克人(列宁和斯大林为代表)已经通过相应手段处理了穆斯林问题。巴库大会几乎取消了之前的决定。正如所预料的,此次大会的大多数参与者都是毛拉,他们对于三个犹太无神论知识分子(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库恩)攻击伊斯兰和穆斯林宗教组织的长篇大论深感恐慌。巴库大会实现了其唤起穆斯林群体的目标,但却不是以苏维埃人所设想的方式进行的。相较于季诺维也夫毫无策略的咄咄逼人,列宁和斯大林所采取的态度就显得缓和得多。

中亚的突厥知识分子对土耳其强烈的亲近类似于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感情。奥斯曼帝国和哈里发几乎同时倒下,这令很多人感到悲哀,但却没有中断两者之间的紧密关联。相反,对于一些从土耳其回到中亚的突厥人而言,中亚代表了未来的希望、复兴的源泉,返回充满了文化上阿拉伯和波斯因素的奥斯曼突厥之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奥斯曼军队副司令的恩维尔·帕夏(Enver Pasha)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1920年初他前往莫斯科,9月又参加了上文提到的巴库大会。他于1921年10月回到布哈拉之后,加入了巴斯马奇发起不久的民族主义运动,他为其提供当时该组织急需的军事才能。他本人在8月5日所领导的对抗一支精锐苏俄军队的作战中身亡。随着巴斯马奇运动逐步消失,到1927年,苏联对组成了苏联中亚的五个共和国的实际控制也完成了。列宁和斯大林都没有认真看待泛突厥主义的危险,这股势力在苏联解体后被日渐重视。苏俄和凯末尔(Atatürk)的土耳其最初的关系是友好的;1921年3月16日两国签订了友好条约。

1937年,“大清洗”波及中亚,人们也许会说,虽然首批受害者是因为民族主义而受到迫害,但是“大清洗”是一视同仁的。可能可靠的说法是,中亚人口在古拉格集中营的数量与中亚人口在苏联人口中比例是一致的。

总的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亚对苏联提供了支持。在西方,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文明标准构成毁灭性打击,并开启了一个我至今生活其中的政治暴力的时代之际,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中亚,只是更具地方性,甚至斯大林的弄权行为也并非与众不同。二战之后,主要是在赫鲁晓夫时期(1953—1964),开始发生重要的变化,确切地说,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个在苏联政权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平静时期来临了。这个过程稳扎稳打,没有像美国那样依赖于极端的平权运动(affirmative action),中亚的本地居民接受教育,识字率普遍提高,一个分享地方和西方文化的知识界形成了,受过培训的各类技术人员服务于他们自己的民众。没有食物的短缺,消费品即使在选择面上无法和西欧比肩,但也满足了当地需求。诚然,向所有民众提供免费医疗的医院在设备上无法和西方比较。但即使如此,在苏联末期,乌兹别克斯坦的婴儿死亡率相较于美国黑人也更低,而如今乌兹别克斯坦婴儿死亡率则处于71-72‰这一令人恐怖的状况。尽管生活状况并不如田园诗一般,但是大多数中亚人的物质生活条件要比伊朗、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高。当然,公民自由或者人权状况并不比霍梅尼的伊朗、伊拉克或者叙利亚好多少。看看周边的状况,甚至看看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任何通情达理的中亚人都会为生活在苏联感到惬意。在1991年3月17日决定苏联未来的公民投票中,超过90%的中亚人都赞成保留苏联。中亚没有一个共和国采取打破联盟的行动。在这几个共和国中,民众也为自己是超级大国的公民感到骄傲。正如我们所知,俄罗斯的国际地位的衰减让中亚人不满。

毫无疑问,绝大多数中亚人都感觉到他们对于苏联的感激之情在戈尔巴乔夫的无能之下都被出卖和抛弃了。中亚几个共和国宣布独立大多是因为要割断与莫斯科的激进改革者之间的联系,并确保商业还可以多多少少像过去那样继续下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共产党的前领导人会被选为总统并安排到重要的位置。这几个共和国之所以要退出苏联,是因为想要摆脱新的克林姆林宫而不是摆脱过去。从此之后,这些不再从苏联制度下获益的中亚民众必须要学会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养活他们自己,而且由于苏联的教育,他们对于这个资本主义世界一无所知。

从一些证据上看,苏联化在中断中亚的文化传统方面是很成功的。显然,70年多多少少怀有恶意的反宗教宣传的确削弱了伊斯兰教的影响。苏联突然的但又完全可以预防的崩溃使得大多数苏联人都失去了方向。当时欧洲见证着20世纪宗教影响力的削弱,相似的状况也发生在了苏联,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产生了一种不可知论。在苏联社会服务体系解体的最后几十年里,因为科技方面的原因,一切领域的发展按照西方标准来说都是滞后的,这使得大多数人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这种情况体现在中亚,则增强了由特定伊斯兰群体所代表的反现代化和原教旨主义势力。中亚几个共和国边界的渗透性——如今则与妄想狂似的苏联体系相隔绝——使得渗透不仅发生在意识形态层面,更重要的是,有些人下决心进行颠覆活动,并以毒品走私来获得行动上的资金来源。

在本文一开头,我就认为中亚从人类团体(human group)和文化空间(cultural sphere)上来说会有一系列属性,而且如果中亚民众有一个更有意义的目标,那么这些属性必是独特的和根本性的。

我们现在可以问是否可能发现中亚的一系列属性。一方面将多个政治实体放置在一个限定的集团中;另一方面,将这一地区作为一个整体与周边区域区分出来。“当20世纪中极端的部落和宗族碎片化已经标定了这一地区的政治生活,而在族群认同之上没有统一的政治视野的时候”,这样的属性可能并不容易找到。

在苏联之后,是什么在维系着中亚内部各个政权的联系,未来又会是什么?让我们忽视那些短暂的政治或者经济协定以及合作项目,而集中在独联体的中亚成员国身上所共享的那些更为持久的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在蒙古时代所共享的历史中发现,虽然这些关联并不完全是和谐的,并且中亚内部也经常存在冲突。今天,中亚所共享的苏联历史依旧是他们在思考、智识、行政上解决问题时强有力的粘合剂。举一个例子,六个国家(含俄罗斯)在中小学教育上(总共包括11个年级),苏联管理方式都还在持续。然而,随着代际更迭,对于苏联的共同记忆必将退去。

当然,除了塔吉克斯坦之外的中亚诸国名义上都是突厥语这一事实,在他们之间创造了联系。这里也有着共同的俄语作为强有力的联系,虽然它不仅是族群之间交流的官方语言,并且也是许多学校当然也包括大学的基础语言,但是其在各个国家的官方地位还是不同的。我们可以引用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的话:“俄语……是吉尔吉斯斯坦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作为一个重要的事实,在2001年,吉尔吉斯斯坦将俄语作为官方语言,和吉尔吉斯语地位一致。在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族仅占总人口的53.3%,俄语依旧是官方的“族际间交流语言”。在塔吉克斯坦,俄罗斯族仅占总人口的3.5%,但俄语仍然在政府和商界广泛使用,因为这是跟占塔吉克斯坦人口25%的乌兹别克族人交流时所共享的语言知识。看起来,似乎在遥远的将来,俄语的使用在族际之间的使用将会被取代,但在我看来,俄语在未来还会被使用很多年。

现在让我们将视野集中在除了使用阿拉伯数字之外,定义一个文化区域最为强大的事实,也就是字母表。

正如前文提及的,直到苏联时期中亚绝大多数人都是文盲。极少数人使用俄国的西里尔字母或者采用阿拉伯字母的诸如察合台语、突厥语族诸语言或者变体。在苏联时期成功而巨大的努力之下,“在一个有着130余种语言,其中仅仅大约20种有着书写文字的国家”消除了文盲。在数十年的犹豫之后,西里尔字母被广泛接受,使得中亚文盲群体之间以及他们与俄罗斯人之间的联系越发紧密,并在苏联内外的穆斯林、突厥和伊朗人群体之间打入了一个楔子。

中亚各国独立之后,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都采用了拉丁字母。吉尔吉斯斯坦则犹豫不决,哈萨克斯坦因为其俄语使用者多于哈萨克语使用者,所以无论是哈萨克字母改革或是转向使用拉丁字母都显得很遥远。塔吉克斯坦虽然有采用阿拉伯字母的压力,这主要是伊朗语所带来的。不过还是很难摆脱西里尔字母,即使该字母已经被修改以更适合当地语言。

语言学家和政治学家都参与到了争吵之中,其结果必然会产生深刻的政治影响。显然,选择拉丁语不仅和所谓的西方,而且和土耳其走得更近了。后者在1992、1993和1998年分别组织了与中亚和其他地区突厥语族国家领导人的会晤,并且极力推动将拉丁语作为突厥语族字母基础这一事宜。

阿塞拜疆的语言和突厥语族诸语言十分相近,也采用了拉丁字母。

字母转换的重要性怎么高估都不过分。很难想象如果在1928年凯末尔没有通过相当残酷的手段迫使他的同胞采用拉丁字母,土耳其现在的状况会是怎样。现在的状况是,从地中海到高加索以及所有和伊朗人的世界所接壤的地方,也就是这些突厥人的地带都决心采用拉丁字母。俄罗斯中部地区的突厥人,诸如巴什基尔人和鞑靼人以及其他规模更小的群体,已经嵌入到了斯拉夫世界中,很难实现转变,因此他们将保持与北方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这样的突厥人之间的联系。问题是复杂的,可能无法解决,并且这也不是我在这篇短文中所要完成的任务。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可能是第一个注意到中亚在政治上重要性的人。他称这一地区为“历史的地理枢纽”和“心脏地带”。新千年开始之际,通过一系列无法预计的事件——诸如苏联的解体和美国的偏执(由一小拨阿拉伯狂热者所造成)——中亚再次受到某种迟来的关注。2002年12月,在华盛顿的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Center)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美国正在与恐怖主义作战,一切都意味着,欧洲不是……欧洲将不再会是美国利益的中心——关注点已经转向中亚了。

对于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和被接受程度,我表示怀疑,但是它表明,即便是政治科学家,也意识到了中亚的存在。在我看来,中亚气候和人口上的状况将不会使中亚的主要力量获得发展。魔鬼已经从瓶子里出来,正如最近诸如伊拉克战争这样的悲剧性事件所表明的,甚至是很小的力量也可能在国际政治中扮演主要角色。消息灵通的奥卡特(Martha Brill Olcott)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作出了这样的预言:

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已经步步为营地将中亚纳入其“安全伞”之中。这将对在该地区过去的以及正企图出现的霸权主义者产生影响。

看一看最近美国在从巴勒斯坦到阿富汗,从近东和中东相关行动的记录,想一想所谓的“安全伞”对于当地民众意味着什么,都会令人不寒而栗。尽管如此,中亚将会从14世纪以来第一次,从整个历史上第二次扮演超过其边界的政治角色。因此,从一般意义上更好地认识中亚的历史、文化和语言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书目:

 

Black, Cyril E., et al. (1991) The Modernization of Inner Asia. Armonk: Sharpe.

Bregel, Yuri (2003) An Historical Atlas of Central Asia. Leiden: Brill.

Caroe, Olaf (1967) Soviet Empire: The Turks of Central Asia and Stalinism, 2nd ed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Curzon,George N.(1889/1967) Russia in Central Asia in 1889 and the Anglo-Russian Question. New York: Barnes & Noble.

Hakluyt, R. (1962) Voyages, 8 vols, intro. John Masefield. London: Everyman Library no. 264.

Hill, S.S. (1854) Travels in Siberia I-II. London.

Landau, M. Jocob and Kellner-Heinkele, Barbara (2001)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the ex-Soviet Muslim States. London: Hurst & Co.

Mackinder, H. J. (1904)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23: 421-37.

Olcott, Martha Brill (2002) Central Asia, in Richard J. Ellings and Aaron L. Friedberg (eds) Strategic Asia 2002-2003: Asian Aftershocks, pp. 223-61. Seattle, WA: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Pahlen, Count K. K. (1964) Mission to Turkestan. Being the Memoirs of -, ed. and intro. Richard A. Pierce, trans. N. J. Couri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inor, Denis (1972) Horse and Pasture in Inner Asian History, Orient Extremus 19: 171-84. Reprinted in Denis Sinor (1977) Inner Asia and its Contacts with Medieval Europe. London: Variorum.

Taaffe, Robert N. (1990) The Geographical Setting, in Denis Sino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pp. 19-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heeler, Geoffrey (1964) The Modern History of Soviet Central Asia.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Wilson, Jeffrey (2003) Can We Mediate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or Are We Headed for Divorce?, in Sabina A.-M. Auger (ed.)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Problems and Prospects.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责任编辑:szp  
 
现有 0 人对本文发表评论 查看所有有评论    发表评论>>>
   
 
  相关文章:
  无相关信息  
 
 
首页 > 社会学研究 > 推荐阅读 > 推荐阅读列表 >
Copyright © 2007-2014 Sociology Perspective, All Rights Reserved
【社会学视野网】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办
版权所有 转载请注明出处 联系我们 sociologyol@163.com
京ICP备0902811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