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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发祥 叶淑静 结构性约束与主体性建构: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认同  
  作者:杨发祥 叶淑静    发布时间:2016-12-27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结构性约束与主体性建构: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认同

—— 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 *

 

杨发祥  叶淑静

 

内容提要  社会工作者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也是社会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其职业认同关系到社会工作的行业发展和社会建设的有序推进。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认知和职业实践,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社会工作的职业化、专业化和本土化进程。职业认同是一个在客观情境下通过职业实践和社会互动形成主观感受和评价的建构过程。这个过程是动态的、未完成的,并随着社会工作职业的不断发展而出现新的变化。从整合性的视角来看,结构性约束是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体制环境,而主体性建构则是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行业动力。作为社会工作职业发展的强势外在推力,政学两界既是动力又是约束,拷问着社工行业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外界推力一旦消失或减弱,社会工作行业的持续发展何以可能,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重要命题。

关键词  社会工作者 职业认同 结构性约束 主体性建构

 

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以来,社会工作者作为一种职业类别逐步从地方层面的实践探索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和资格认证等政策的出台,表明社会工作国家职业制度的日趋完善。十年来,政府对社会工作的发展持续重视,政府工作报告中连续出现从“发展专业社会工作”到“支持社会工作”的表述2015年,全国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的人员总数达206183作为新兴的职业团体,社会工作职业群体已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在社会工作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认同,直接影响到其行业影响力和服务水平。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认知和职业实践,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社会工作的职业化、专业化和本土化进程。从整合性的视角来看,结构性约束是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制度前提,而主体性建构则是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实践维度。

文献回顾与理论建构

1917年,玛丽·芮奇蒙德(Mary Richmond)出版《社会诊断》一书,标志着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诞生和社工职业化进程的开启,迄今已近百年。我国从1986年恢复社会工作学科建设以来,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一直较为迟缓。2000年以后,社会工作的地方性实践在上海、深圳等地如火如荼,推动了中国社会工作的职业化进程。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发展仍属初期阶段。学界对社会工作职业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职业生态与职业认同方面。

(一)文献回顾:社会工作者职业生态与职业认同研究

1.社会工作者职业生态研究。社会工作具有实践、专业、制度的三维属性:以社工实务的服务来助人;以知识、价值和技能来提高自身的专业性,以社会福利制度的理念、政策、项目为依托。社会工作者尤其是专业社会工作者,特指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和通过社会工作资格考试,并从事社会工作一线服务的工作人员。关于社会工作者职业生态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三种视角上:一是从职业化的视角出发,阐述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与阶段特征,并揭示现阶段社会工作者面临的诸多问题,如社工自身能力不足、机构管理能力有限、相关制度建设尚待完善等。社会工作制度环境、社会工作机构管理能力与社会工作者自身的专业素养,是制约我国社工专业能力建设的三个影响因素。二是从职业倦怠(burnout)的视角出发,认为社会工作属于情感消耗型服务行业,从而将社会工作工作者视为职业倦怠与专业耗竭的高危人群,提出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的内在原因与外显表征。社工的职业倦怠具有表现在生理耗竭、心智枯竭、情绪衰竭与行为症状等四个方面,工作压力大、付出与所得不相称、工作环境较差等因素是引发社工职业倦怠的主要因素。三是从社工职业流动的视角出发,探讨社会工作者的从业人员结构与内部晋升机制,分析社工人才流失的现状与趋势。在掌握各地社工流失率统计数据的基础上,从绩效管理与薪酬管理等维度探析社工人才流失的根本原因、影响因素和对策建议等。

2.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研究。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Professional Identity研究,主要聚焦在三个方面:一是从自我认同的角度出发,探讨社会工作者个体的职业认同水平,考察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认知、职业选择和职业建构,包括社工职业认同的心理机制、影响因素与建构过程。正如玛格丽特和希拉(Margaret C. Carpenter , Sheila Piatt)认为,临床社会工作者专业认同的形成,是个人价值观与专业价值观相互融合而成的。二是从社会认同视角出发,认为社会工作具有一定的社会身份和社会空间属性。公众的认同使社会工作的合法性得以确立,社会结构与社会环境会影响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认同。从认同的不同主体出发,社工的职业认同可分为:政府的认同、公众(民间)的认同、服务对象的认同、社工自身认同等。三是从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关系出发,认为社会工作群体的承认与政府的承认是相互促进的。成立行业协会、培养社会工作者自我反省能力、“建设共有的职场文化”等,是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提升策略。

3.已有研究评述。社会工作者的职业生态研究,为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认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积累和前期准备,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现有研究多聚焦社工职业认同的总体性判断,对职业认同的群体内部差异性缺乏考察;二是既有研究大多立足于“他者”的视角来考察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影响因素。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认同,是嵌入到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宏观结构变迁之中的,其职业认同有内在的结构性约束。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困境与张力,需要通过社会工作者的主体性建构来突围,这正是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建构过程,也为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研究留下了大量可供探讨的空间。

(二)理论建构:建构主义视角下的职业认同

1.理论基础:从认同到职业认同。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认同研究,需要在各种认同理论基础上进行框架性梳理和结构性展现。认同(Identity)概念最早是在心理学领域使用的,通过弗洛伊德(Freud“认同机制的内驱动力”、米德(Mead“自我论”、埃里克森Erikson“自我同一性”等理论的发展,逐渐从个体的心理学转向社会群体视角,使认同成为社会学研究的经典命题。帕森斯(Parsons)通过“需求倾向”的观点阐释了认同的社会功能;哈贝马斯(Habermas)以“交往”与“对话”为核心,提出集体认同的基础在于共同的政治文化背景,达成认同的途径在于交往行动;吉登斯(Giddens)的自我认同理论,则实现了后现代语境下从自我认同到自我实现、从关注个体到关注复杂社会关系的理论转向。从个体心理感知的角度来看,职业认同被界定为从业人员对于自身工作的感知、理解和情感态度,更是指其对所从事职业的一种肯定性评价。从社会文化建构的角度来看,职业认同不仅是职业主体的内部建构,更是与外界不断互动和修正的过程。因此,本文兼顾个体的心理感知和社会的形塑作用,将“认同”界定为“肯定性评价”与“共识”,包含走向共识的过程与达至共识的状态。

2.建构主义:从社会学到社会工作。作为方法论的建构主义认为,社会问题或者社会现象不仅仅是客观存在所决定的,更是被社会建构出来的,评价标准为“是否通过互动达到了某种共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布迪厄(Bourdieu)的结构主义建构论、福柯(Foucault)的知识-权力理论都有建构主义思想的呈现。建构主义进入社会学主流学术话语中的标志性事件,是1985年《社会问题理论:建构主义的研究视角》在美国《社会学年评》上的发表。其核心观点是:社会问题不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对象存在物,而是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构成的,应当以问题被定义的活动与社会过程来说明。实证主义研究作为结果(事实)存在的社会问题,而建构主义则研究作为过程展现的社会问题。《剑桥哲学辞典》将社会建构主义共性的观点表达为:某些领域的知识是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的产物,或者相关的社会群体互动和协商的结果。因此,社会建构主义与个体建构主义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更强调社会文化,以及在相同社会文化基础上的交往活动对认同形成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进入社会工作研究领域。建构性社会工作强调过程、多元化的知识与声音、可能性以及知识的关系特性,并且聚焦于对话。在考察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时,关注的重点不再是认同的程度或者表现维度,而在于社工群体是如何参与其中并建构职业共识的过程。

3.理论建构与分析框架。本文以建构主义为分析视角,凸显社会工作者自身在职业认同建构过程中的主体能动性,尝试提出一个基于结构性约束与主体性建构的整合性分析框架。第一,基于“认同什么”的共时性分析思路,将社会工作的职业认同分为两个层面:“肯定性评价”是社会工作获得制度认同和个体认同的基本前提和表现形式,也是决定着其职业定位的重要因素;而社会工作职业认同的“共识”,则是以社会工作的活动、知识、价值三要素为基础,成为社会工作职业认同的实践维度。第二,基于“如何建构认同”的历时性分析框架,将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认同视为一个从个体识别到群体归属再到社会认同的动态过程。个体通过对职业活动中事件不断叙事和重构,识别自身的职业身份;职业群体通过共同知识和规则的制订,以及与他群体的分类过程,检视群体归属;而职业的社会认同则需要厘清各种社会关系并开展持续互动。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认同,正是建立在这种社会交往和职业实践的基础之上的。

结构性约束: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体制环境

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是我国社会建设的重要一环,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认同是保障社工队伍稳定的重要因素。舶来理论与本土知识是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理念基础,薪酬水平与晋升机制是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结构要素,而价值选择与职业流动则是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行为逻辑,行政规制与结构张力,又使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认同面临多重困境。

(一)舶来理论与本土经验: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知识预设

社会工作起源于西方国家,但在我国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行政力量的推动作用却是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和经验难以解释和指导的。西方社工专业的理论铺陈与中国社工职业的本土经验,是我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知识预设。这两者相互冲突和调和的过程,正是社会工作者深化职业认知、增强职业认同的过程。

1.西方舶来理论:社工职业认同的概念框架。社会工作职业的原初认知,来源于西方社会工作理论。西方舶来理论对社会工作职业的内涵和外延,是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概念框架。在专业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实践之前,我国社会工作教育和社会工作实践是处于分离状态的。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停留在社工教育领域,而本土社会工作实践则一直由民政力量来承担。高校的专业社会工作教育,主要是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的译介与模仿,缺乏本土的经验分享与案例研讨,纯理论教学较多,体现了一种高校专家学者们最初的学科关怀。社会工作职业认同的概念,也是建立在高校的专业教育基础之上。“助人自助”等价值伦理和个案、小组和社区等三大专业方法,成为评价社会工作者职业感和职业认同的基本内容。社会工作理论中活动、知识与价值等三要素,构成了职业共识的前提,而职业活动、职业知识和职业价值,则成为社会工作者在职业实践和职业互动中建构共识的重要标尺。

2.本土社工经验:社工职业认同的共识达成。我国社会工作从非专业民政社工到专业化职业社工的转型,是“在社会工作学界与政府的互动过程中完成的”。2003年上海启动社会工作资格认证考试和2007年深圳出台社工人才培养“1+7”文件,是我国社会工作成为专门化职业的标志性事件。随着中央政府将社会工作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社会工作职业发展便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具有共识达成的基础。政府需要高校论证社工职业制度的必要性,并以国家政策文件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政府推动下的社工实务发展,又为高校的专业拓展提供了现实基础。高校掌握着社会工作理论和社工职业的评估资格,成为社会工作专业化的代名词。在政府与高校的协力推动下,地方性的社工职业实践,则是社会工作职业化的试验田。作为社工职业制度的主体及专业化的实践者,社会工作机构和社会工作者群体是在同民政社工传统与高校社工教育相磨合中得以发展的,行业发展的专业话语权始终来源于政学两界。社会工作者职业群体必须依靠政府的政策扶持来获得自身职业发展的合法性,同时依靠高校的理论支持来证明行业发展的合理性。这种本土社工经验,使社会工作职业认同的共识逐步达成。

(二)社会治理与服务理念: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目标浮现

职业认同包含制度性职业和心理性认同两个要素——正式的制度安排与非正式的价值判断。社会工作是否可以承担起在社会建设领域中的角色,是获得政府认可的重要维度。对个体而言,社工职业在客观层面的经济收入水平,直接影响其对职业价值和职业意义的主观判断。不论是基于工具理性还是感性认知,肯定性评价都是社会工作职业选择的基本前提。社会工作以服务理念为行业共识,嵌入到国家社会治理格局中。

1.社会治理与社工职业的体制目标。社会工作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是社会转型加速期社会服务体系创新的现实需要,也是社会工作职业发展的内在需求。作为一种现代职业,社会工作的职业认同不仅是群体内部的,更是指向社会层面的。社会工作在社会分工中的地位,会影响到这个群体的职业声望和社会定位。社会工作是社会力量中的重要一元,“服务”是社会工作参与和推动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社会工作的实用性和有效性,为其嵌入社会治理格局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从而成为现代职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向基本民众,关注基本民生问题,运用最接近基本民众的方法为困难群体和困境人士服务,社会服务与政策倡导相结合,基本民生问题的解决与人的发展和良性社会秩序的建构相联系,这就是社会工作的基础——服务型治理的基本内容与特征。社会工作承接政府购买服务,为社会服务体系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社会工作服务在为有需要的人群提供困难救助、矛盾调处、人文关怀、心理疏导、行为矫治、关系调适、资源协调、社会功能修复以及促进个人与环境适应等专业服务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社会工作的功能定位,使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定位更加明确。政府对社会工作者的岗位设置、服务职责、薪酬待遇和评估方式等都作了相应的规范和保障,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体制目标逐步明晰。

2.服务理念与社工职业的行业目标。社会工作者可分为职业化实践者、专业化推动者、本土化落地者与社会化传播者四种角色类型,其职业活动具有工具理性与道德理性双重属性。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就是向学生传递专业理念与价值观。科班出身的社工专业的毕业生进入社会工作行业后,能够运行专业方法与话语体系,成为行业中的专业化推动者。作为一种新兴职业,社会工作仅仅依靠专业出身的社工难以实现行业的良性发展。因而,专业管理人员、宣传人员、后勤人员等相关群体的引入,便显得尤为迫切。但在具体的工作流程、规章制度等方面的运作需要更加规范,才能提高社会工作的职业化程度和服务质量。当然,社会工作扎根基层,成为部分社区解决就业的重要手段,这也是社会工作本土化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在地化服务的进一步深入,社会工作职业有了实现更大社会价值的可能性。社会工作服务理念被社会大众逐步接纳的过程,正是社会工作职业的行业目标逐步接近的过程。

(三)行政规制与结构张力: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多重困境

沃尔特·洛伦兹(Lorenz Walter)分别从与国家及其意识形态的关系、与学术知识源流的关系与服务对象联系着公民社会的关系三方面提出社会工作者自我分析和把握身份认同的三维框架反观我国社会工作发展过程,国家(政府)、学术知识(高校)和服务对象(社会大众)等主体在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上塑着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认同。社会各界对于发展社会工作的必要性”达成了普遍共识,但对于“发展什么样的社会工作”,即“社会工作的可能性”命题,却因政府、高校、社工行业等各方的不同诉求而难以达成共识,导致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认同出现多重困境。

1.高校理论与政策文本:社工职业认同的话语困境。社会工作职业的话语权威是基于学科理论还是政策文本,是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首要困境。高校的社会工作理论,是社会工作职业实践的解释性来源。高校社会工作研究,从专业的角度为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行为、职业伦理、职业发展方向等都做出了技术性界定。政府则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出发,以政策文本的形式对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发展做出了制度性保障,如社会工作者的准入制度、薪酬制度、服务规范,以及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和慈善法等。高校理论与政策文本的分歧,体现了社会工作职业“应然”与“实然”的差异,也是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的脱节。这种制度与现实的错位,导致社会工作者在职业实践常常遭遇话语困境。因而,如何寻求两种话语体系的交集,是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因应策略。

2.专业服务与行政事务:社工职业认同的实务困境。社会工作职业是基于行政权力或专业特性,是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实务困境。社会工作者在职场实践中经常面临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如何在专业服务与行政事务之间找到平衡。政府的强力推动,促进了社会工作的发展,也规制了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行为。大量的一线社工扎根于社区,为社区弱势群体提供专业服务,是他们的使命所在。然而,来自所在社区的大量行政事务,挤占了专业服务的时间和精力,使社工对自身价值和工作意义产生了怀疑。与此同时,高校和第三方机构通过评估、培训等行为,影响到社会工作实务中的职业知识再生产过程,社会工作者在实务环节又面临着学术界的专业性质疑。专业化追求和行政化倾向的悖论,使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目标模糊,加剧了社工人才的流失。

3.机构运营与服务效能:社工职业认同的发展困境。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社会工作者大多归属于某个社工机构。在政府大力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当下,社工机构的运营与扩张,成为机构竞争的重要任务。社会工作职业的发展离不开机构的良好运营及完善的科层制度,但行业既需要增加服务数量来扩大行业辐射力,也需要提高服务质量来实现行业的社会影响深度。社工机构在项目策划、投标、竞标和日常管理方面投入较大的人力物力,势必影响社会工作的服务效能。社会工作机构已走过了粗放式发展阶段,第三方评估和专业压力要求社工机构朝规范化和精细化方向发展。社会工作的职业意义,不仅仅在于提供了多少专业服务,更在于“用生命影响生命”,部分社工机构出于行业发展、机构运营的考虑,科层制严密、新管理主义盛行,影响到社会工作者对社工机构的认同,这正是社工职业认同的发展困境。

主体性建构: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行业动力

社会工作者的主体性建构,是社工职业认同的行业动力。职业实践与意义追寻,是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自我建构指向;知识生产与阶层归属,是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群体建构逻辑;而社工赋权与社会承认,则是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协同建构策略。

(一)职业实践与意义追寻: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自我建构

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行为是在职业场域中发生的,其职业认同也是职业实践中发展起来的。职业制度与职业环境是社会工作者职业活动的基本框架,服务场所与社工机构是社会工作者职业活动的空间载体。社会工作者在职业实践活动中,通过不断互动与实践找寻职业意义和个人价值,逐步建构起个体层面的职业认同体系。

1.职业实践:社会工作者职业的自我形塑。弗莱德森和阿伯特Freidson , Abbott的场所性理论认为,由专业技能的内在特征与工作场所的文化系统来理解职业的地位与组织结构。社会工作的工作场景和组织架构,以及背后的职业文化,应纳入到职业认同的建构框架中。社工机构作为一个组织,必然存在着层级和部门,社会工作者也被划分在不同领域和岗位。在岗位与项目、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与专项服务项目、总部员工与一线社工等职业环境变量的影响下,社会工作者对职业活动的认同,会呈现出行政与专业、通才与专才、管理与服务等不同的面向,需在社会工作者在职业认同的差异性基础上寻求共识。社会工作的地方性实践,推动了社会工作职业的大发展。但社会工作者在基层服务中,需要同基层政府和行政组织进行大量的工作对接,一种“被领导”的职业体验,考验着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自我形塑。

2.意义追寻:社会工作者职业的个体识别。个体身份的形成一方面受社会地位、情境等外在的结构因素所影响,另一方面又由自身行动所建构。这种社会情境下形成的身份认同无疑处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如同行动与结构的二重性。身份是微观的心理进程和宏观的社会进程二者共同的产物。而集体身份和个体身份一样,一致反映了对于人们社会位置和相关经验的情境依赖。社会工作者在职业实践中,所处的具体职业环境千差万别,所负责的职业内容也有所不同,仍会共同经历入职、培训等一些业内事件和灾后介入等特殊事件,促成了彼此的契合和联结,加深了其对社会工作职业意义的体悟。当然,比起在社会层面上的意义追寻,社会工作者更倾向于从一线服务中的直接回应和服务对象个体层面上的改变来认同自身。其中部分经历会不断被重新提及,而在不断重新些事件的中,新的生活经验也会添加到其中,职业义在断的职业生活得以呈,个体的职业认同得以可能。

 

3.形式化认同:社会工作者职业的共识寻求身份是个体通过差异而得以区别的某一社会类群的身份归属;认同是实现或形成这种状态的过程,是个体实现自身社会化并形成自我意识的一种机制社会工作者的自我认同,既有外界的强迫性和制约性,又有个体的主动性和选择性。社会工作者职业身份的确认,既是对职业制度、职业环境和工作流程等外界因素的回应,也是社会工作者在职业活动中具体操作上行为选择的投射。薪酬是社会工作者权益保障的基本内容,是个人职业选择的重要考量指标。薪酬水平与薪资结构,直接关系到该行业能否吸引更多优秀的核心人才。社会工作者通过个体化职业体验,对其所处的职业环境与职业制度有了感性认知,掌握社会工作职业活动的基本内容、方式,通过自身的卷入程度和社会评价来定义自身的职业行为和职业价值。通过社会交往和共同参与事件,个体的职业认知在互相理解和交换中成为群体性的职业常识,识别社会工作者职业活动的边界,“社会工作者是做什么的”这个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从而使会工作者在职业活动中获得形式化认同。

(二)知识生产与阶层归属: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群体建构

社会建构主义认为,人们在过程中得以界定自身以及周边的环境。社会工作的职业认同需要时间积累和不断区分自我与他者的过程相叠加,职业知识正是区分彼此的关键因素。社会工作职业知识来自高校的理论教育与实践领域的自我探索。然而,社会工作的理论、方法、价值都是根植于具体的情境中的,是当时当地的,普适性理论和狭隘地方主义都是不可取的。这样,专业话语体系成为社会工作形成阶层共识的基础。

1.知识生产:社会工作者职业的话语再造。虽然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发展是由国家政策和地方政府推动的,但其职业实践的价值取向和知识基础仍源自高校的专业教育,社会工作学术界在实务发展中同样获得了发展机会。社会工作者文书写作中的专业术语和理论框架,评价指标中的个案、小组、社区工作方式等,都来自社会工作学术界的话语体系。高校通过教学与培训等形式,输出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观,进行理论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引导社会工作实践的专业发展方向。社会工作实务界试图通过对社工知识的操作化,重构专业话语体系。越来越多的社会工作专家学者走出书斋,通过开办社工机构、参与第三方评估、顾问培训等方式,更直接地参与社工实务。实务界对社会工作学术界的需求,从被动接受的学历教育转变为主动选择的专业培训,获得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操性的知识体系。社会工作实务界在职业实践中建构出一套实践性更强、应用性更广的知识脉络,通过内部不断的自我培训和强化交流,促进了社会工作者职业的话语再造。

2.阶层归属:社会工作者职业的群体心理。知识是一个群体的共同属性,群体认同建立在知识共享的基础下。社会工作者的职业知识,一方面来源于官方和学术的专业理论体系,另一方面来自于自身的职业实践经验与体悟。社会工作者在职场实践中,将学术话语体系中的价值观不断内化,并将本土语境下的“行话”和技能方法进行糅合,形成基于实践性的职业知识认同感。社会群体的存在和团结,必须建立在成员拥有足够同质性的基础上,群体优先和承认规则的制约是重要的前提。因而,只有“建设共有的职场文化”,社工群体才能形成内部的专业信心与一致性,促进社会工作者阶层归属和群体感的产生。社会工作职业群体通过直接服务的方式,将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落实到社会大众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身上,这样一个特有的职业圈子的逐步形成,正是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群体心理基础。

3.理想化认同:社会工作者职业的价值体系。在现代性的不确定和传统文化的消解中,文化与价值是认同的意义所在。认同具有道德根源,社会工作职业又具有道德倾向。所谓的认同,对个体而言,就是个体的意识、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是否具有一致性;对群体而言,就是指文化上的一致性,即是否共享思维方式、行动逻辑和价值系统,并对群体内部的关系(如与同事、上下级或案主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相似的看法。理想化认同正是源自共享的主张、态度、感觉和价值观。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是能够为一线社工群体所共享的精神性知识,也是群体感的基础。社会工作者内部共享着一套与其他群体存在明显差异的知识话语与价值体系,而这种内部共享的内容正是社工群体与他者相区别的关键所在,也是形成社会工作职业知识共享氛围,判断“什么是好的社会工作者”的问题上达成共识的基础。

(三)社工赋权与社会承认: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社会建构

社会工作是一个协调关系和链接资源的职业,仅在社会工作行业内部形成职业认同是不够的,还需要获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协同支持。社会工作者需要在工作中提升专业能力、塑造专业形象、传达专业理念,使社会对其职业的专业性、不可替代性、权威性等产生认同感。在心理认同之外,还需要在实际行动上给予社会工作者可为的服务空间,提高其专业服务的自主性。社工赋权就是对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社会投资;社会承认是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社会支持;而文化认同则为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社会传播准备了精神力量。

1.社工赋权:社会工作者职业的社会投资。社会工作在职业发展初期高度依赖政府、高校等外部力量的扶植,最终还得依靠自身内部力量的成长。可见,需要通过赋权社会工作者自身,赋予社工争取资源、发挥能动性、获得福利受益的权利,并通过这些权利的获得,推进社会工作行业的自主性建设,建立行业自信心。一方面,允许社会工作争取社会资源,包括企业资源、社区资源、志愿力量等共同参与社会服务;另一方面,需要在社会工作行业自主性建设上,赋予社会工作者在行业发展、管理模式、薪酬制度等方面的自主决策权,从而推动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水平的提升。

2.社会承认:社会工作者职业的社会支持。社会工作的服务面向社会大众又扎根社会,需要社会各界的协调合作与协同支持。社会工作的专业地位,来源于社会服务及在服务中体现出的专业技术,同时依赖于服务对象等社会大众的服务评估。在心理认同的基础上,对社会工作的行动支持更是一种社会认同的直接体现,志愿者队伍是社会大众对社会工作行为支持的重要力量。比起社会工作专业形象的包装和宣传,明确社会工作的职业范围和社会地位,将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结合本土性知识,运用并推广到社会实践生活当中,是提社会工作者的社会认同的重要方式。当然,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完整承认,必须以社会工作的自我承认为基础,而且在自我的实质性承认过程中,同政府合作、协作,促进政府和社会对社会工作的承认。政府对社会工作的推动,除了对自己责任的认同外,必须全面考虑社会工作群体的专业追求和他们参与社会工作服务的能力与特点,从各方面加大对社会工作支持的力度,从而实现全社会对社会工作的“整体性承认”。

3.文化认同:社会工作者职业的社会传播。社会工作是建立道德新秩序的必然产物,在意义系统重构中,社会工作要借助媒体和公众的互动式参与,将主流价值观与社会群体的感情共鸣、文化归属结合起来。社会工作职业价值的道德化呈现,是其获得社会承认的重要基础。社会工作通过统一着装、小礼品、标语标识等一些物质性形式进行专业符号的表达,展示在公众面前,加深公众印象,而社会大众的认同度可以从对社会工作者的着装、场地等标志物的识别和传播程度看出。更加重要的是,社会群体在职业形象标识的识别基础上,充分理解和认可社会工作的职业内涵和社会意义,是社会工作者获得职业声望和职业美誉度的关键所在。目前,中国内地尚未真正形成被普遍接纳的社会文化。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社会公众,都对社工的角色、职能、作用缺乏必要的认知,遑论认同。正如业内人士所言,大部分人分不清社工与义工、护工的区别。社工群体因此显得分外孤单。相比直接财政支持,构建社工文化认同,需要更加漫长和艰难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不仅仅需要社工的努力,还需要政府更广泛的动员、引导与示范。

结语

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是在一个高度压缩的时空中进行的,尚处于学习西方传统模式的起步阶段,又需要面向本土现实需求并追赶国际发展前沿。同时,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是在一个有别于西方文化传统的具体情境中发展的,社会各界对其有着各自不同的期待。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认同不可能也无法指向一个唯一的确定性目标。社会工作的意义,在于它既非又一次自上而下的政治性群众工作,也不是高校维持专业权威的试验场,而是一次促进社会共融的全民实践。社会工作者的使命,在于链接原子化的个体,打破社会群体之间的藩篱,促进多元共融包容性社会建设。社会工作的职业定位,不是上通下达的传声筒,而是架在多元主体之间的桥梁。社会工作的出现和发展,改变了人们过去的垂直救助思维,将助人自助的活动变得更加平等,使受助者更有尊严。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服务,不能仅仅发展成为经济发达地区“锦上添花”式社会福利的职业类型,更应该具有一种使更多底层群体更有尊严的“雪中送炭”式社会服务的职业关怀。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认同定将获得持续的关注。

职业认同是一个在客观情境下通过职业实践和社会互动形成主观感受和评价的建构过程。这个过程是动态的、未完成的,并随着社会工作职业的不断发展而出现新的变化。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至今不过十年左右,在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认同的持续深入研究中,一线社工在职业共识建构过程中的主体性和自下而上的底层叙事逻辑是更值得关注的:一线社工如何走出政府和专家的代言,使自身“怎样去建构职业意义,又怎样形成群体的职业认同”的声音被听见;社会工作者能否成为服务对象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发声渠道,更是学科关怀的体现。作为社会工作职业发展的强势外在推力,政学两界既是动力又是约束,在不断拷问着社工行业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外界推力一旦消失或减弱,社会工作行业的持续发展何以可能,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重要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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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发祥,1972年生,社会学博士后,上海高校智库·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暨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叶淑静,1989年生,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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