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字 搜索 高级搜索
      “2016年中国社会发展高层论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的社会治理创新与社会协调发展”邀请函 《社会建设》杂志征稿启事
首页
悼念郑杭生先生
社会学动态
新闻消息
公告启事
  学术沙龙
升学留学
招聘信息
社会学研究
推荐阅读
学术专题
  学界人物
论文辑览
书刊推介
社会学评论
佳作评介
  社会评论
课堂内外
教学信息
电子课堂
课外辅导
电子资源
毕业论文
调查数据
网上调查
友情链接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社会学网站链接

 
首页 > 社会学研究 > 推荐阅读 > 推荐阅读列表 >
  杨发祥 罗兴奇 乡村调查与郑杭生农村社会学思想研究  
  作者:杨发祥 罗兴奇    发布时间:2016-11-09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乡村调查与郑杭生农村社会学思想研究

——基于理论自觉的视角

 

杨发祥 罗兴奇

 

  要:郑杭生先生是新时期中国社会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提出的理论自觉思想,是其社会学思想的集中表达,为解读郑杭生社会学思想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视角。在郑杭生社会学思想体系中,以乡村调查为根基的农村社会学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正是通过一次次从城郊到农村、从市县到镇村的持续实地调查,郑杭生获得了对中国“三农”问题和城乡关系变迁的动态感知。从河北定州(县)再调查到浙江临安调查,再到广东中山、南海调查,郑杭生提出了农民理论和政策体系急需重构的论断,提炼出美丽乡村建设理论和新型城乡关系理论,共同构成其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学思想。

关键词:郑杭生;乡村调查;农村社会学思想;地方经验;理论自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三农”问题和城乡关系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如何通过“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统筹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实现城市和农村由“无感增长”到“有感发展”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让更多的农村居民有切切实实的获得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郑杭生通过开展乡村调查,记录和反思了这一伟大时代的历史变革,对中国农村发展的特色经验进行理论提炼,形成了郑杭生农村社会学思想。这是郑杭生理论自觉思想在农村社会学领域的最好诠释,对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河北定州(县)再调查:农民理论和政策体系急需重构

自中国社会学诞生以来,推动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一直是几代学人的基本学术志向。其中对农村社会的持续关注,堪称践行社会学本土化实践的典范。李景汉先生主持的河北定县调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县级范围的大规模调查,在中国调查乃至社会学史的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1]。受李景汉生前嘱托,郑杭生选择以定州(县)为样本,以转型中国的“三农”问题为主题,成功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华北农村80年的社会变迁”(02JAZD840003),并以此为契机,自2002年起开启了定州(县)再调查的研究进程。

1.全息资料库:定州再调查的学术链条。自定州再调查正式启动以来,郑杭生和他的学术团队以定州为研究基地,利用现有理论模型与方法,对转型期的农民市民化、农户经济行为、农村消费结构、农村家庭结构、乡村集市、农村社会动员、乡村治理等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研,检验和反思了关于“三农问题”的现有理论与政策,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以及区域发展问题的对策,建立了一套关于研究中国转型期农村社会运行规律的特色理论与方法。郑杭生本人撰写或合作撰写了《“农民”理论与政策体系急需重构》、《走向现代职业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制度创新的方向》等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文章。在郑杭生的指导下,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10多位博士生和博士后,围绕各自的研究主题,对定州进行了深入的再研究,并形成了包括《社会转型加速期华北农户经济行为研究》(汪雁,2004)、《华北乡村集市变迁与社会结构转型》(奂平清,2005)、《病患模式、求医行为与农民生活》(刘仲翔,2005)、《社会转型期农户的消费结构与乡土重建》(杨发祥,2006)、《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地方性表达》(王道勇,2006)、《适应与变迁:社会转型加速期华北农村非常规核心家庭关系研究》(潘鸿雁,2006)、《转型社会中的农村社会动员》(陈玉生,2007)、《农民的结构性贫困:定县再调查的普遍结论》(吴力子,2008)、《乡土社会中的国家法与民间法》(王晓蓓,2008)《农民职业分化与社会结构转型》(章东辉,2009)、《新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与秩序重建》(黄家亮,2009)、《乡村社区农民经济合作的困境与出路:社会资本视角》(刘小流,2009)等10多部博士论文、博士后出站报告及一系列学术论文,拍摄了系统反映定县乡村社会发展与变迁的七集学术纪录片《翟城:一个华北农村的生存与奋斗》(《集市与村庄》、《大市场中的小农业》、《乡村经营者》、《进城打工》、《家庭保障》、《村官》和《乡村新一代》),并在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上播出,引起学界强烈反响。这些珍贵的视频资料和学术成果,展现了华北乡村社会变迁的全息生活图景,为我们深入研究乡村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提供了一个丰富的资料库,也是人大社会学学派对乡村社会学研究的卓越贡献。

2.理论创新场:定州再调查的经验反思。郑杭生和他的学术团队围绕失地农民、农户消费结构、农民医疗行为、农户经济行动、农民家庭结构、农村动员等主题开展系列调研,提出了农民理论与政策体系急需重构,以及如何构建农民职业体系、培育新型农民等重要的学术观点,为国家解决农民出路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第一,农民理论和政策体系急需重构。通过定州实地调查,郑杭生对现有农民理论和政策中的三大基本假设即农耕假设、乡土假设、职业假设进行了批判性反思,认为在转型后的现代社会,农民理论和政策中关于“农民等于农耕者”、“农民是乡村居民”、“农民在农业中就职”的理论假设是错误的。在此基础上,郑杭生重新阐述了转型期农业与农民、乡村与农民以及非农化与“职业农民”的关系。他认为,随着中国进入转型加速期,城乡结构与职业结构都出现了显著的变化。一是农民对农业的依赖日渐式微,农民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基本脱离了农业,农业的经济功能让位于保障功能。二是农民与乡村的关系逐渐松散,城乡人口分布呈现新格局,乡村户籍和常驻人口萎缩严重,农民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流动的趋势显著增强,且表现出乡城两栖的季节性周期特点,乡村社区走向衰败的进程在不断加速。三是以定县为样本,根据家庭农业必要劳动力数量来判定职业农民的测算方法,认为当前我国“农民”概念与西方存在显著差别,职业农民总体上还未形成。在这个前提下,将农民作为现代职业来分析和制定政策是缺乏理论解释力的[2]。据此,郑杭生认为,必须修正以往农民研究理论中关于农民的相关假设,跳出就农民谈“农民问题”的惯性思维,将农民问题放置在社会经济结构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总体框架下进行研究,重构农民研究的理论与政策体系。

第二,构建农民职业体系、培育新型农民。在对现有农民理论与政策批判性修正的基础上,郑杭生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建设性思路。在《走向现代职业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制度创新的方向》一文中,他明确提出应该基于“职业”视角,从农民非农就业切入,走现代职业的道路。一方面,在农业领域培育职业农民。将政策调控的重点放在转移农业人口、实现农业资源“最佳”配置、制定农业生产者和投资者保护政策等方面,探索新的农业组织形式,促进农业产业化体系发展,以此引导形成真正的“职业农民”。另一方面,在城市领域实现非农化就业。通过调整城市就业移民政策和建立城市移民社区,制定切实有效的引导性定居措施,保证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非农职业化[3]。总之,通过农民职业化和非农化就业两个政策路径,构建现代农民职业体系,促使农民走向现代职业,才是“农民问题”的解决之道。

综上所述,在当下中国社会急速转型的背景下,农村社会经历了巨大而深刻的历史变迁。郑杭生认为,“社会转型意味着转型前的传统社会与转型后的现代社会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这个差别足以使我们前期的理论失去对现实的判断力和解释力”[2]。因此,对现有农民理论和政策要有自知之明的“首要自觉”[4],跳出盲从西方理论、迷信西方学者的牢笼,扎根中国农村转型的本土现实,这正是郑杭生开启定州再调查的逻辑基点与目标取向。从研究方法层面来看,追踪研究一直是典型个案研究中最重要方法之一,也是描绘和透视社会变迁轨迹和规律的重要手段。老一辈社会学家在农村个案研究方面开创了诸多经典田野,如费孝通的“江村”、李景汉的“定县”以及林耀华的“金翼之家”等[5],但后人对这些经典田野的连续性关注和“再研究”方面,整体上重视不足、成果寥寥。郑杭生及课题组重启定州调查,对定州(县)80年社会运行与社会转型进行连续的追踪考察,秉承了学界先贤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农村研究的特色与传统,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中层理论奠定了实践基础。

二、浙江临安调查:美丽乡村建设理论

20128月,郑杭生在浙江临安主持召开“2012年中国社会发展高层论坛暨首届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青年学者论坛”,会议期间,郑杭生对临安市推行的“绿色家园、富丽山村”建设工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愉快地接受了临安市农委的委托,以临安为调研点开展新型城镇化探索课题研究[6]。同年913-19日,郑杭生率领课题组实地走访了临安市天目山镇、太湖源镇、河桥镇、湍口镇等精品村、特色村和整治村,围绕农村的经济发展、生态建设、文化建设、社区建设和村庄自治等主题开展了深入的调研,形成了《“绿色家园,富丽山村”的深刻内涵》、《可行性与可达性:户籍制度改革破题》、《“就地上楼”:新型城镇化的社区实现形式》等系列学术文章,对美丽乡村建设的“临安经验”进行了社会学意义上的诠释,揭示了“地方性经验”所具有的政策示范意义[7]

1.共享:美丽乡村建设的时代要求。2003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14年发布以解决“三农”问题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出台了取消农业税、促进农民增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农业现代化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农村发展进入了崭新阶段。在城乡一体化目标的指引下,如何通过美丽乡村建设,来回应农村人口空心化、农村环境恶化、农民增收乏力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涣散等一系列新问题,激活农村内在动力,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发展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浙江临安紧密围绕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村容整治、环境卫生、经济建设、社区管理和农村文化等内容,以绿色家园、富丽山村建设工程为载体,实现了以生活环境生态型、生活条件现代型、生活方式城市型为表征的乡村治理实践转向,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村社会日益繁荣。郑杭生指出,从社会学意义来看,作为一种基于本土实践的“地方性经验”,美丽乡村建设“临安经验”的发展模式,体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协同共进、互生共赢的发展理念。这种发展模式将人与自然、城市与乡村共享的目标嵌入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将最终受益者落脚在农民,让农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共享生态文明和公共服务,充分体现了美丽乡村建设的时代要求,从而让农民实实在在地有了更多的获得感。

2.绿色:美丽乡村建设的实践内涵。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日益迅猛,旧式现代性走向衰落,新型现代性的日渐兴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理念,逐步成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的基本共识。临安美丽乡村建设的核心内涵,就是以“绿色”为统筹城乡区域发展的新载体,立足临近杭州的区位优势和“九山半水半分田”的资源禀赋,采取“四轮齐驱动、三期美家园、十年磨一剑”的三步走战略,来推动美丽乡村建设。一是在农村生态层面,实施绿色新环境工程。通过“拆三房”、“围墙革命”和“绿色行动”,美化农村生产生活环境;二是在农业生产层面,实施绿色新产业工程,通过农业“两区”建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三是在农民生活层面,实施绿色新社区工程和绿色新文化工程。通过搭建市、镇(街道)、村三级服务平台,完善城乡卫生医疗、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服务功能,提升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水平。通过挖掘培育农村传统文化,发展农村文化体育事业,提高农民素质,提升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水平,实现“村美、家福、社兴、人和”的美丽乡村建设目标。郑杭生认为,“临安经验”以绿色资源优势为依托,“兼顾了农村从生产到生活、从基础设施到文化文明、从生态保护到社会管理等方方面面的需求,将农村社区经济发展的‘富裕’诉求和环境保护的‘美丽’诉求整合在一起,构建二者互生共赢、协同共进的双赢格局”[7]。这种美丽乡村建设的“地方经验”,不仅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更将生态文明发展要求充分融入了乡村建设的实践中,为全国其他地区推进新农村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鲜活样本。

3.开放:美丽乡村建设的发展取向。从城乡一体化发展思路来看,要实现城乡融合和共同繁荣,就必须打破城乡分立的状态,通过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实现城乡经济和社会生活紧密结合与协调发展。换而言之,美丽乡村建设并不是一个封闭系统。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可行的路径是必须坚持开放的发展理念,充分借助农村外部市场和资源的力量,使要素和资源在城乡之间良性互动、形成合力。浙江临安在“绿色家园、富丽山村”建设过程中,通过创新项目整合、财政奖补、融资贷款、规划设计和监管服务机制,将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整合到美丽乡村建设中,解决了新农村建设中资金、资源不足等难题,建立了政府主导、市场拉动、民间协同、创新驱动的多元、开放、共建的格局。郑杭生认为,在美丽乡村建设的众多“地方性表达”中,“临安经验”所体现的用开放的发展理念来构建美丽乡村建设的实践机制,“从一个特定角度诠释了政府力量、市场力量、民间力量和创新力量的融合性,并诠释着四大动力整合后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倍加的推动力量”[7]。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多元主体协同,正是乡村基层治理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秉持开放精神的体现。

由此观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全球化等外生力量合力冲击,空前激活了推动农村社会转型的内生力量,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给农村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涌现出大量体现本土转型之特殊脉动的“地方性表达”。郑杭生认为,以临安经验为代表的“地方性表达”,在丰富美丽乡村建设“中国经验”的同时,也为我国社会学研究者提出了重大的研究课题。郑杭生和他的研究团队通过对美丽乡村建设“临安经验”的全方位考察,提炼出其中蕴含的“共享、绿色、开放”的深刻内涵。郑杭生美丽乡村建设理论的基本判断,印证了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的五大发展理念,实现了时代精神与学科关怀的统一。

三、广东中山、南海调查:新型城乡关系理论

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制度壁垒,城市与农村成为两个相对封闭的结构板块。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乡城人口流动的日益常态化,我国城乡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作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和地区之一,中山和南海在快速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率先遭遇了城乡关系格局的转变,以及随着城乡差距和同城差距的凸显,因利益纠纷而发生的“熟人的陌生化”和“生人世界无序化”等社会治理难题,而中山与南海也积极予以回应,并形成了值得研究与借鉴的“地方经验。从2011年起,郑杭生和他的学术团队围绕新型城乡关系在广东中山、南海开展系列调研,出版了中国城乡社会发展之南海城乡卷和中山城乡卷等系列成果,系统勾画了我国新时期的新型城乡关系。

1.空间协同:城乡关系的新格局。当前,快速城市化的吸纳效应将大批农村人口、农村生产要素和资源卷入城市,以往隶属于不同区域和城乡的不同类属的农民与市民两个群体,在同一个空间内持续聚合和碰撞,改变和重构了城乡人口和社会利益格局。“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正在出现新的状态,原本比较清晰的城市与农村两大结构性板块之间,逐渐生长出一个对于两者来说都是非此非彼、不城不乡的边缘地带”[8]2011年,郑杭生和他的学术团队在广东佛山市南海区实地调查发现,南海区的常住人口为256万,其中户籍人口约为120万,外来人口约为136万。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涌入,使外来人口超过了本地人口数量,人口结构呈现显著“倒挂”现象。在户籍制度和农村集体股份制的双重作用下,南海区形成了本地市民、本地农民和外来流动人口“三分天下”的人口和利益格局[9]。这样,“在有限的城市空间里,城乡二元化结构在城市发展中的不断延伸和复杂化,使城乡差距在更为有限的空间中形成聚合并且锐化,使得城乡二元结构之外又增添了一种非此非彼的同城差距状态”[10]。换言之,就是以往在广大区域中的城乡二元差距,演变成本地农民、本地市民和流动人口三个群体在同一个城市空间下“身份―权利―待遇”体系上的同城差距,城乡关系演变成了具有三元化特征的人口和社会利益新格局。郑杭生认为,面对经过复杂交叠和重新组合的城乡二元格局,就必须修正原有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理论范式和政策框架,站在空间协同和城乡一体化的立场上来解决城乡和区域的发展差距问题。

2.利益协同:基层治理的新挑战。“从城乡差距走向同城差距的历史宏线,展现了‘身份―权利―待遇’体系从城乡差别结构到同城差别结构的巨变,向我们预示着社会利益格局的总体变化趋势,这就是社会利益的分化与利益诉求的多元化”[8]。这种现象,在佛山南海区和中山市都非常突出。一方面,由于土地经济与农村集体经济的蓬勃发展,具有农村户籍的本地农民在社会福利待遇上大大超过本地市民,形成了“倒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了“本地人”内部的利益鸿沟。另一方面,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外来流动人口难以享受到与本地市民和农民同等的权利与待遇,体现了鲜明的城乡差别与地区差别,形成了“本地人”与“外来人”之间的利益壁垒。这样,户籍制度与集体股份制所塑造的“身份―权利―待遇”三个世界的利益区隔,使得三个群体围绕各自的利益诉求展开竞争和冲突,引发了诸多社会治理难题,进一步加剧了群体之间的封闭和相互排斥。如,“出嫁女”及其子女的股权权益问题,“农转非”、自理粮人员、知青及其子女等人员的股权诉求等“逆城市化”人口流动,以及外来流动人口“半城市化”、“半融入”等问题。郑杭生认为,“城乡关系与社会建设和治理是一对相互型构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建设和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回应城乡关系变迁所提出的挑战,化解城乡关系紧张所引发的矛盾和冲突”[11]。当前,在城乡关系各主体的利益诉求呈现异质性和多样性的前提下,如何协同多元利益体,化解城乡关系变迁所引发的矛盾,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项涉及到公平正义的社会问题,并成为考量基层社会建设水平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尺。

3.同城化效应:社会治理创新的地方经验。“不断缩小城乡差别,是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消除‘身份-权利-待遇’体系的同城差别,以及与这一差别相联系的三个利益世界的区隔,是这一过程的一个实质性内容,可以说是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目标的重要前提条件” [8]。要消除这种同城差别,就必须改革城乡社会体制,实现社会资源的公平配置。郑杭生认为,南海和中山在同城化社会治理创新方面具有较为典型的意义。南海区以村委会管理权力为突破口,实行“村改居”、股权固化、“政经分离”,以及建设农村集体资产交易管理平台,逐步弱化了农村户籍和土地制度等利益驱动力,重构了本地农民群体的利益格局,逐步消除了本地农民与市民之间的利益鸿沟。中山市围绕“全域中山”视角进行治理转型,通过实施劳动进城、身份进城、生活进城和心理进城等“四大进城工程” [11],推动了本地农村居民向城镇居民的转变,协调了本地农民与本地市民的利益关系。在流动人口融合方面,对同城居民的社会权益指标体系进行统筹设计,率先实施了流动人口登记积分管理制度,逐步打破了户籍作为社会权益配置的制度安排,推进了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全覆盖,建立起流动人口有序融入的制度化渠道,弱化或消除了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权益和环境等权益的同城差别。郑杭生认为,这些同城化探索在促成三大人口群体社会利益的协调,推动三元化利益结构的柔化和同化趋向,构建开放、包容、共享的“身份―权利―待遇”体系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对于全国其他地区乃至在国家层面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和城乡发展一体化提供了经验参照。

近十年以来,城市化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最重要的动力机制之一,给城乡关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重组了城乡人口格局、空间格局和利益格局,重构了“身份―权利―待遇”体系。通过广东中山、南海调查,郑杭生认为,中山和南海在统筹兼顾三大群体利益诉求方面的实践探索,映射了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城乡关系格局变迁的过程,预示了中国城乡关系变迁的未来轨迹。在此过程中,城乡社会发展由两条相互交织的脉络构成,一个是城乡关系从城乡一体合治到城乡二元分立再到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与此相伴的是“身份―权利―待遇”体系由城乡同构到城乡差别再到同城差别的演变[12]。这种具有三元化特征的同城差别,将固有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重新组合成同一空间下的城乡关系新格局,对城乡一体化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新挑战。面对城乡一体化和同城化的两大趋势,如何重构同城居民“身份―权利―待遇”体系,促进三大人口群体在利益诉求方面的开放、包容和共享格局,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大议题。

四、结语:郑杭生乡村调查中的理论自觉意识

郑杭生晚年一直致力于倡导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20122014年,他在连续3年的中国社会学年会“农村社会学论坛”主旨报告中,强调坚持理论自觉原则对中国农村社会学未来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农村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就是要立足对中国农村发展经验的考察和总结,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农村社会学理论,建构起属于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13]。纵观郑杭生乡村调查的实践历程,理论自觉意识始终贯穿其中,构成其农村社会学思想的逻辑主线。

1.理论提炼:从“地方经验”到“中国经验”。郑杭生认为,“中国经验”由中央、地方和部门、基层经验三个层次构成,其中地方和部门经验、基层经验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经验”一个个亮点和一个个支点,共同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社会主义历程的一个个轨迹点和成长点[14]。要对中国经验进行提炼,就必须直面中国自身发展和变迁的生动经验,从中吸取理论的营养和灵感[15]。为此,郑杭生和他的学术团队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农村社会学的“草根精神”,始终坚持农村实地调查,从河北定州再调查到浙江临安美丽乡村调查,再到广东中山和南海社区治理调查,以及“千人百村”社会调查,都是通过对不同区域、不同主题个案的剖析和比较,亲身感受农村社会转型发展中城乡社会变迁、城镇化与“三农”关系,以及城乡社会利益格局的演变,在此基础上结合“前沿意识”,提炼地方经验,丰富和检验了农村研究的理论与政策,提出了美丽乡村建设理论和新型城乡关系理论,建构了更具解释力、更符合现实经验的本土理论和话语体系,为中国农村社会学摆脱“边陲思维”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政策导向:从城市反观中国农村问题的出路。从中国城乡社会变迁的历史来看,城市和乡村始终是同一进程的两侧。当代中国城市化的进程表明,城市化每一阶段的推进必然牵涉到乡村,引发农村、农业和农民在许多方面的实际反应[16]。当前,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深入推进,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问题也出现新趋势和新特点。通过定州调查,郑杭生认为,城市经济发展以及城市辐射能力的增强,缓解了过去20年的农村问题,部分农村居民转移到城市的同时,乡村经济也得到了发展。因此,农村问题应该在农村之外来寻求解决之道。通过中山和南海调查,郑杭生提出,随着大量农村居民流向城市,由流动形成的新群体,引起了城乡利益格局的重组,农村问题更多表现为与城市发展有着紧密联系的同城差别、地区差别和社区差别等新的不均衡问题。换言之,中国的农村问题与城市发展存在着紧密的关联性,农村问题更多表现为城市发展中的农村问题。这样,要研究中国的农村问题,就离不开对中国城市问题的深刻理解,要着眼于城乡关系变迁下“身份-权利-待遇”体系的平等,通过社会治理转型来探寻农村出路。

3.比较视野:从比较现代化看中国农村未来。郑杭生认为,纵观发达国家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可以发现,那些采用单一城市化发展理论的发展中国家,并未能真正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反而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城乡病和城乡差距。可见,这一理论对中国来说并不具有适切性,也不能准确判断中国城市化与农村发展的未来。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三农”问题并非从来就有,而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引发的问题,也是在推进“三化”进程中绕不开的核心问题。郑杭生在总结发展中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厘清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与“三农问题”的互构关系,对当前我国农民出路、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等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反思原有试图通过实现一种城市社会来彻底终结农村社会的单一城市化发展理念,用新型城市化即新型城镇与亮丽乡村并行建设的过程来解决“三农”问题[17]。靠城市和农村的双侧发展,来构建现代农村、现代农业和汇入现代职业体系的现代农民的“新三农”发展格局,实现由“无感增长”到“有感发展”,才是中国农村未来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李金铮.定县调查: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里程碑[J].社会学研究,2008(2):165-191.

[2]郑杭生,吴力子.“农民”理论与政策体系急需重构——定县再调查告诉我们什么?[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5):46-58.

[3]郑杭生,吴力子.走向现代职业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制度创新的方向[A]. 载郑杭生著.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应用:当代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427-434.

[4]郑杭生.“理论自觉”与中国风格社会科学——以中国社会学为例[J].江苏社会科学,2012(6):1-5.

[5]郑杭生,童潇.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理论框架与现实追求[J].河北学刊,2011(1):114-120.

[6]张本效.“草根精神”的表率——郑杭生先生的基层城镇化实践研究[J].社会学评论,2015(1): 37-43.

[7]郑杭生,张本效.“绿色家园,富丽山村”的深刻内涵——浙江临安“美丽乡村”农村生态建设实践的社会学研究[J].学习与实践,2013(6):79-84.

[8]杨敏.三元化利益格局下“身份―权利―待遇”体系的重建——走向包容、公平、共享的新型城市化[J].社会学评论,2013(1):53-65.

[9]郑杭生,杨敏,向德平.多元利益诉求统筹兼顾与社会管理创新——来自南海的“中国经验”[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18-19.

[10]郑杭生.城乡一体化与同城化齐举并进[J].红旗文稿,2013(20):21-23.

[11]郑杭生,殷昭举,杨敏.多元利益诉求时代的包容共享与社会公正——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的“中山经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217,74.

[12]郑杭生,杨敏.走向包容、公平、共享的新型城镇化——城乡社会变迁视野下中国城镇化道路的现实考量[A]. 载郑杭生著.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提升(下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758.

[13]郑杭生.迈向未来的中国农村社会学,2013年中国社会学年会“农村社会学论坛”主旨报告,2013720.

[14]郑杭生.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与当代中国社会学再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10(6):1-4.

[15]洪大用,黄家亮.理论自觉与社会运行学派的发展[J].社会学研究,2015(5):2-12.

[16]杨敏.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新三农”发展格局的构建[J].学术论坛,2013(9):145-150.

[17]杨敏.中国城市化之抉择:科学发展还是初级发展[J].探索与争鸣,2012(11):39-4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郑杭生与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研究”(15ASH00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研究:聚焦人口流入型地区”(15ZDC028)。

     作者简介:杨发祥1972—),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理论社会学及应用研究;罗兴奇1983—),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生,盐城师范学院科研处讲师,研究方向为理论社会学及应用研究。

 

 

 
  责任编辑:zrq  
 
现有 0 人对本文发表评论 查看所有有评论    发表评论>>>
   
 
  相关文章:
  无相关信息  
 
 
首页 > 社会学研究 > 推荐阅读 > 推荐阅读列表 >
Copyright © 2007-2014 Sociology Perspective, All Rights Reserved
【社会学视野网】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办
版权所有 转载请注明出处 联系我们 sociologyol@163.com
京ICP备0902811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