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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选国 从专业性、本土性迈向社区公共性: 理解社会工作本质的新线索  
  作者:徐选国    发布时间:2016-11-02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从专业性、本土性迈向社区公共性:

理解社会工作本质的新线索

徐选国

原文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16.8

摘要:社会工作在百年发展中到底有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本质属性?回顾有关社会工作本质探讨的几种核心范式发现:结构功能主义强调社会工作具有福利性、助人性、利他性、专业性和技术性,凸显了社会工作对于回应社会发展变迁所具有的共通性、结构性功能;而建构主义强调社会工作具有道德性、政治性、情境性和本土性,彰显了社会工作对于不同社会事实和社会事件的建构性特征,强调了社会工作的特殊性、地方性意涵。然而,上述两大范式在应对中国社会碎片化、原子化和公共性衰落等问题时尚存解释性限度。故此,提出“以社区为本位”的社会工作范式,作为探寻中国社会工作本质的替代性路径。这一范式强调社会工作对于社区公共性的生产与再生产,通过重塑社会工作的“社会性”,以重构个体与社区的公共性联结。

关键词:社会工作;专业性;本土性;社区公共性;社区本位范式

 

社会工作(组织、专业队伍)已经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抓手,专业社会组织及其专业团队秉持社会工作相关专业价值观,通过在社区建设实践中与地方政府、社区相关主体进行有效互动,追求社会工作的本质意涵和内在价值,以探求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的核心机制和实践逻辑,成为当前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近来日趋加强对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关注,①还是社会工作积极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逻辑,②都体现了重构社会工作本质意涵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社会工作在西方的百年发展历程中,彰显了两个明显的本质诉求:一是以专业化服务作为社会工作的核心内涵;二是强调个人与环境的互动是社会工作的基本逻辑。③西方社会工作在形成和最初发展阶段,经历了由慈善事业向专业服务转变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以回应和解决社会问题为主的保守性格。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激进社会工作、增权取向的社会工作等的批判甚至反叛,推动着西方专业社会工作共同体不断反思,形成了去专业化权威、去技术化理性、去病态化治疗和去学科化规训的后专业化时代社会工作模式。④

西方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历史,对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起着显著的形塑作用。那么,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是如何演进的呢?主导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理论取向是什么?中国社会工作实践应该追寻何种本质?本文对学术界有关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理论取向进行了反思性回应,结合实证研究来探讨中国社会工作的本质问题,以形成一种更具本土特征的社会工作实践范式。回顾学术界有关社会工作本质的探讨,可以概括为两大主导分析范式:功能主义范式和建构主义范式,这两大范式对于当前社会工作实践存在不同程度的解释限度。

一、功能主义范式下的社会工作本质:助人性、利他性与专业性

社会工作从诞生之时起就一直处于被责难的境地,美国学者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在1915年就提出“社会工作是一门专业吗”的疑问。按照弗莱克斯纳的观点,判别专业有六条标准:(1)专业从本质上是与宏大的个人责任相伴随的智力性活动;(2)可以从科学知识中提取专业材料;(3)这些专业材料可用于实现具有实践性、明确性的目标;(4)专业可以通过教育来传授技巧;(5)专业倾向于自我组织化;(6)专业在动机上具有明显的利他性。据此,他认为社会工作尚未形成一个专业,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工作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科学知识来作为实践的基础。⑤另一位美国学者欧内斯特·格林伍德在《专业的特质》一文中,认为专业应该包括五个基本要素:系统的理论体系、专业权威、社会认可、伦理守则和专业文化。据此,格林伍德不同意许多学者关于社会工作距离获得专业地位还很遥远的论断,认为社会工作已经是一个专业,只是它在专业等级中仍然要寻求上升空间,以便享有高级专业所应具有的较高职业声望、专业权威和社会地位。⑥对专业性、专业地位的追寻正是西方社会工作百年发展历程中的本质诉求之一。

这种对社会工作专业性的强调,被西方社会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积极效仿,专业性同样成为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共同体努力追寻的本质要素。之所以强调专业性,是因为社会工作具有与其他专业相区别的根本特征,同时也是为了凸显社会工作在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优越于其他专业的特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功能主义成为理解和阐释社会工作本质的主要范式。在这一范式指导下,学术界在“专业为本”前提下提出了社会工作的多元本质特征,主要包括社会工作的助人性、利他性、福利性和技术性。第一,社会工作的助人性。夏学銮从社会工作的实践性、专业性和技术性三维性质出发,说明社会工作的本质在于助人。⑦谢立中针对社会工作以“助人为本”还是以“维护为本”的疑问,指出即使社会工作在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方面意义重大,但仍然有大量个体、社会群体对社会工作存在着潜在和显现的需求,因而,社会工作的本质应概括为“助人为本”。⑧范燕宁将社会工作的本质理解为“一项专业性的助人活动”,为有需要的人提供专门化的社会服务。⑨林万亿将社会工作理解为“专业的助人工作”或“助人的专业”,⑩强调了社会工作“助人”与“专业”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总体来看,“助人性”从微观层面强调了社会工作的独特性,但是却忽视了社会工作的宏观特质。第二,社会工作的利他性。杰罗姆·韦克菲尔德指出,利他是社会工作“以人为本”使命的根本,利他主义是人性的重要组成,社会工作的利他性体现了其区别于其他专业的本质属性。(11)王思斌将利他主义视为社会工作的精髓,并将社会工作实践视为一项由社会工作者、服务对象在利他主义指导下进行的社会互动过程。(12)郭景萍指出社会工作是一项制度化的利他主义专业。(13)顾东辉也指出,社会工作是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一项利他性专业(14)。利他性从人性的角度阐释了社会工作的独特性,但是,与中国传统社会延续下来的自利性特征相斥,导致社会工作的利他性特征在中国语境中出现困境。第三,社会工作的福利性。威廉姆·法利等人指出,社会工作是从社会福利中发展出来的,并最终变成一个专业,是构成现代社会福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5)从本质上讲,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之间是互构、共生的关系,二者相互形塑和影响。(16)社会工作的福利性,体现了社会工作作为社会福利资源的重要整合者和传递者的属性,强调了社会工作作为社会福利体制下的专业性实践。第四,社会工作的技术性。张昱指出,社会工作在本质上是一项具有强烈价值关怀的专业社会技术,社会关系作为人的本质所在,在开展社会工作时,需要从人的本质入手,通过调整或重构人的社会关系,实现个体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目标。(17)这里对社会工作技术性的强调,突出了社会工作具有的专业特质、价值关怀、伦理特性,因而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技术。

在实践中,国内学者尤为强调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例如,范明林等人在梳理国内学术界有关社会工作专业化观点时,提出“社会工作专业化是为了更好地为服务对象提供帮助,还是人为设置专业篱笆而走向专业霸权”的疑问,强调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要避免出现“专业帝国主义”,在充分考虑文化敏感性的前提下,努力促成社会工作本土知识与国际经验的接轨,以更好地为有需要的人群服务。(18)王壬等人以专业化运动理论为视角,分析了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路径及其对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启示。(19)基于此,雷杰进一步提出中国社会工作应该坚持“专业化”还是“去专业化”的疑问。他批判了两种观点的各自侧重点:前者倾向于将市场经济改革视为“专业社会工作”在我国发展的主要原因;后者认为,“专业社会工作”与威权主义政权、科学理论和本土社会息息相关,因而要走向“去专业化”道路。两者都存在“低估”或“夸大”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现状的弊端,未来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应该在“专业化”与“去专业化”两种取向之间寻找平衡点。(20)

可见,在功能主义占据社会学理论主导地位的时代,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地位在西方国家得以确立,形成了社会工作作为应对二战以来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并通过利他主义原则指导社会工作提供专业服务和社会福利的重要技术。这种脉络在中国大陆社会工作发展中被积极模仿,甚至移植。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着持续的结构性变迁与剧烈转型,因而需要更具功能色彩的社会工作为政府分忧,所以长期以来社会工作学界、实务界一直强调专业为本的社会工作发展属性。但是,随着实证主义认识论的式微,以此为基础而形成的功能主义在美国社会工作界逐渐受到挑战和批判,建构主义、批判主义、激进主义导向的社会工作学派开始对社会工作的本质进行再探讨和反思,其中以建构主义最为显著。

二、建构主义范式下的社会工作本质:道德性、政治性与本土性

建构主义范式主要强调社会工作的道德性、政治性、情境性和本土性。其中,最为根本的是本土性或者地方性。二战以来,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明显的“本土化运动”,社会工作的本土化争论也成为这场运动的组成部分。WaltonAbo首次提出本土化与社会工作之间的关系,强调不同国家所具有的不同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特征的重要性,指出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就是从“输入”(importing)到不断得到“认可”(authentication)的过程,它意味着西方社会工作话语在面对“输入”国家独特的社会问题、需求、价值、文化等要素时需要发生转变,(21)以适应本土社会情境。Yip进一步从三个维度对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进行概念化界定,即社会工作同时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支配性与族群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特征,(22)强调了社会工作的共通性与地方性相结合的特征。21世纪初,社会工作本土化在中国大陆日益受到重视。王思斌较早指出,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应该注重专业性社会工作与本土性社会工作的结合,要处理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与本土性之间的关系,要善于发现“两种社会工作”之间的亲和性,实现二者的优势互补。(23)本土社会工作实践包括具体服务和社会事业发展两个方面,在市场化转型中,这种本土社会工作困境重重,需要借鉴专业社会工作方法和手段进行弥补。基于此,中国的社会工作发展应以专业为基础、以创新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为取向,走向嵌入性发展道路,(24)目的在于更好地促进社会工作参与社会建设,以实现一种适应性发展。正如Fulcher所强调的,扎根于基督教传统的西方世界观、价值观和基本预设等要素主导着社会工作的定义,因而西方意义上的社会工作不适合中国这样的国家,如果不在本土化定义和理论方面进行努力,以推动社会工作实践的话,未来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前景将是暗淡的。(25)Huang等人指出,从本质上讲,社会工作本土化就是强调社会工作对于本土脉络的适合性,相较于部分社会工作本土化倡导者提出的抽象而空洞的观点,社会工作本土化需要社会工作者整合社会、文化知识,并具有实务敏感性,以提供有效、适合的助人实践。(26)尽管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强调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重要性,但是,对于实现本土化之后的具体形态是什么,则缺乏理论和实务探索。笔者认为,在专业化基础上推进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其宗旨在于促进社会工作的本土性、地方性和在地性特征。本土化强调的是社会工作从发达地区传到欠发达地区之后逐渐落地生根的过程,而本土性则强调社会工作专业性与本土特定情境相结合之后的状态,因而,是社会工作实践中应该追寻的本质目标之一。近来有学者开始重视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理论自觉(27)、文化自觉(28),甚至制度自觉(29),一定程度上就是对社会工作本土性的追寻,当然,这种本土性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特定社区实践脉络的建构性产物。

与本土性密切相关的是社会工作的情境化属性。阮曾媛琪指出,社会工作的本质是处境化的,其在每一个特定的时空之中都有不同的演绎,并且会随着具体环境、脉络的变迁而不断发生调整。(30)何国良则从“论述”所体现的话语建构视角来理解社会工作的本质,认为社会工作是不同领域的具体实践以不同的话语方式建构出来的,凸显了社会工作的本质与“话语”之间的关联性,具有强烈的社会建构性。(31)孙志丽等对这种建构性视野下的社会工作本质的流变性特征提出了批判,认为作为一门专业的社会工作一旦形成,就具有了其专业本质,这种本质并不会随着外部环境要素的改变而变化;之所以会出现社会工作“变化的本质”,是因为社会工作尚未形成专业。(32)其实,强调社会工作的处境化和情境化,并不意味着社会工作的本质会发生变化,而是在特定的情境之中,社会工作应该利用地方性社会、文化知识和伦理资源,结合地方社会文化脉络来开展相应的服务。建构主义在对实证主义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指出社会现实是人们通过实践创造和生成的,因而,强调社会事实的建构性特征。(33)因此,社会工作强调的情境性是与本土性紧密相连的,进言之,情境性是有效体现社会工作本土性的重要因素。

关于社会工作的道德性维度,其延续了社会工作自诞生以来即从事慈善事业的传统,体现了社会工作对社会弱势群体的道德关怀和人道主义救助取向。英国伊丽莎白济贫法的出台就是为了向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援助。道德性维度强调社会工作应该具有的道德关怀,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带有福利文化“烙印”的消极道德关怀,而是注重服务对象优势和尊严前提基础上的道德关怀。William Chu等人指出,人类权利原则和社会正义是社会工作实践的基础性要素,社会工作肯定人的尊严与价值,注重社会公平正义,这些方面彰显了社会工作所具有的道德实践韵味。(34)Healy从历史脉络中检视了社会工作作为一项旨在促进和实现人权的国际性专业,(35)同样强调了社会工作具有浓厚的道德属性。Kam则强调,要重返社会工作中的“社会”涵义,重新审视社会工作专业对于促进社会正义的贡献及其限度。(36)社会工作的道德性注重对人权、社会正义的关怀,强烈地体现了社会工作“以人为本”的属性。

与道德性密切相关的是社会工作的政治性。Payne将迄今为止的社会工作理论概括为三大类型:个人主义—改良主义理论、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理论、反思性—治疗性理论,指出社会工作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包含着上述三种理论元素,社会工作的本质既包括个体性、又具有政治性和专业性。(37)简言之,社会工作既是个人的、又是政治的专业。William Chu等人在强调社会工作的道德属性的同时,指出社会工作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社会正义不仅仅是道德议题,同时也是政治议题。(38)Fred Powell在《社会工作的政治学》一书中建构了“历史—当代”分析范式,通过检视社会工作在历史、当代发展脉络下的实践特征,以回应后现代社会对于社会工作的质疑和挑战,并尝试提出一种能够包容诸多视角与实践取向的社会工作发展模式,旨在迈向“一个以包容性社会中的社会公正为追求的公民社会工作模式”(39)。强调社会工作的政治任务是要回应社会排斥及其背后的社会不公正现实,并倡导一种“良知政治学”(a politics of conscience)。他将政治与道德紧密结合,强调支撑社会工作的主调是道德使命(moral imperative),即社会工作怀有持久追求社会公正的信念,相信人类的行动能创造一个包容所有公民的包容性社会(an inclusive society for all citizens)。其倡导的社会工作政治学思想,主要是赋予社会工作在实现一种伦理的、道德的公民社会中的重要角色,也为探索公民社会工作模式(civic model of social work)奠定了政治和道德基础。从历史的视角来看,社会工作的起源、发展,无不与特定的政治、道德、社会脉络密切相关,因此,强调社会工作的道德和政治属性,是一种回归社会工作原初意涵、分析当代社会工作处境的重要视角。(40)还有学者认为社会工作作为民主参政的重要力量,已从服务为本位向政策倡导者和议会参政者角色转变,强调社会工作的政治化和本土化特征。(41)

社会工作的建构主义范式迎合了当前国际社会工作演变的最新趋势。国际社会福利委员会(IFSW)、国际社会工作教育联盟(IASSW)20147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召开的“世界社会工作、教育与社会发展联合大会(2014)”上宣布了新的全球社会工作定义:“社会工作是一个以实践为本的职业及学科,它推动社会变迁与发展,增强社会凝聚力,赋权并促进人的解放;社会正义、人权、集体责任和尊重多样性等是社会工作的核心准则;基于社会工作、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本土知识的理论,社会工作使个人和组织去应对人生挑战并增进福祉。”(42)这个定义相较之前的定义,具有以下突出的特征:一是社会工作的目标从个体潜能开挖转向促进社会发展与赋权并重;二是社会工作的伦理准则从基本的人权和公正转向社会公正、人权、责任和尊重多样性的统一;三是社会工作的理论体系明确了本土知识与专业知识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同等重要性;四是强调社会工作实务不仅应该关注个体自助,还要注重对外在社会结构的调适,以实现个体与社会的福祉。这种转向把社会工作职业和学科从强调个体的、非均衡的、普世的、被动的状态推向了强调整体的、均衡的、本土的、主动的高度。(43)国际社会工作的上述转向表明,社会工作应该更加注重与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本土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的连接性,突出了社会工作对于不同国家与地区政治性、道德性、情境性的本土性关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致力于探究中国语境下的社会工作本质,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

在中国的社会工作实践中,道德性和政治性也有所体现,其中,道德性主要体现在社会工作对于社会转型时代衍生的各类弱势群体的关怀,有学者从社会工作的正义维度对其进行了探讨;(44)而政治性体现在社会工作在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扮演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创新的重要推动者,(45)并在倡导和推动相关社会政策改善过程中所具有的政治敏感性。因此,在当前以国家为主导推动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进程中,秉持社会工作实践的政治性、道德性,或许是有效体现中国社会工作本土性、情境性特征的关键,也是推动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核心变量。然而,这种追寻道德性、政治性、情境性导向的本土性社会工作,在碎片化、个体化、原子化和公共性式微的当下中国社会建设过程中,仍然任重而道远。

三、迈向社区公共性:“以社区为本位”范式下的社会工作本质重构

1.来自经验实践的反思:专业性、本土性何以可能

在关于中国社会工作的本质界定及发展取向方面,学术界长期以来坚持功能主义和建构主义分析范式,形成了以“专业性”和“本土性”为核心的两种分析理路和实践逻辑。尽管很多学者一直致力于促成社会工作专业性与本土性之间的融合,以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工作发展道路;但是,实践中,我们仍然看到社会工作的“专业形象”有余而“本土实际”不足的现象。在笔者调研的深圳市花果山社区,由专业社会工作团队从事的社区工作,经历了原先市妇联推动的妇女、儿童专项服务和市、区统筹的社区综合服务项目的专业化阶段,到Z街道将社区工作站撤销,并将其业务委托给专业社工团队来实践,而出现社工团队的困惑与迷思的变化,在实践中未能有效地将专业性与本土性进行有效结合。在社工团队看来,自2012年由社工承接原先由社区工作站负责的业务以来,他们每年需要完成大量的网格工作,并经常需要应对街道相关科室、甚至市区相关部门的突击检查,因而出现了一种专业化的式微;然而,在Y机构负责人及核心成员看来,花果山社区服务中心正在实践的,或许是真正意义上符合城市社区实际的本土性社会工作模式。因而,在执行团队与机构总部之间出现了理解社会工作本质的张力。

出现上述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社区这一特定空间是否被带入社会工作实践议题之中,并加以重视。从Z街道推进社区体制改革的理念和实践逻辑来看,其在改革过程中对于国家(政府)、市场、社会和社区之间的边界有着清晰的界定,对长期以来将社区纳入国家政治议程的实践及其困境进行了反思,强调“让社区回归社会”,以发挥社区在整合社区资源、服务社区民众、促进社区自治等方面的功能。在调研过程中,笔者多次与Z街道党工委书记交谈,了解了其在推进基层治理过程中的一些核心思想:

关于社区在政府与社会的结构位置上,社区应该是社会这一面的,而不是政府这一面的。如果将社区视为政府这一面,那么,社区就成为政府的最后一个层级,带有准政府的性质。这也就是目前社区工作普遍具有行政性的根本原因。所以,我们的创新,就是希望“让社区回归社会”,社区的事务交由社会力量来做。(访谈资料:20141010HLX)

Z街道党工委书记看来,社区应成为社会自治的重要单元,而不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H2009年任Z街道党工委书记以来,一直重视引入社会组织力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包括引入深圳市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深圳市彩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深圳市志远社工服务社等专业社会服务机构,并积极建立街道和社区层面的楼栋长联合会、社区各类自组织,还建立了专门的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由专业社会组织承接运营。这些举措体现了Z街道党工委基层治理中的“政社分开与合作”思想。正是这种改革思路与Y机构总干事具有“一拍即合”的契合效应,后者在2011年注册Y综合服务中心时,就强调:

我并未将Y机构定位为专业社工机构,因为在目前中国的社会发展中,还不具备真正做专业社会工作的环境和条件,所以,将它定位为综合性的社会服务组织,才能在现实环境中具有生命力,也更加符合现实需求;如果仅仅限于专业服务的话,可能会走进“死胡同”。(访谈资料:20140505SYH)

正是将Y机构定位为综合性社会服务组织而非仅仅是专业社工机构,使得Y机构总干事认识到,机构团队在开展社区服务项目时,不能仅仅局限在所谓的个案、小组和社区工作能做多少,而是应该扎根在最基层的社区之中,通过与社区居民密切互动,从中了解和发掘居民需求,这才是开展社会工作的根本前提。因此,机构总干事认为,社工应该真正走进社区之中,扎根社区,才能了解社区需求,在动员社区资源(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的基础上,调动社区居民更加广泛地参与社区事务,以营造和谐的社区氛围。他多次谈到:

花果山社区正在进行的实践,类似于我国台湾地区进行的社区营造,社会工作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社区引领作用,通过扎根于社区实际情境之中,社会工作才会具有丰富的生命力。(访谈资料:20130705SYH20140913SYH20141115SYH)

另一方面,具体从事社区服务和社区管理的社工队伍,在花果山社区开展的服务主要是依托社会工作三大专业手法,即个案、小组和社区工作,并借助各种社会工作理论,在社区中为部分特殊群体提供服务,形成了西方意义上的专业社会工作实践模式。但是,花果山社区在社区体制改革过程中,要面对社区内所有群体提供服务,社工团队原有的工作方法和技术就受到了挑战,导致整个团队出现不适应感,部分社工离开花果山社区服务中心,选择到其他社区或地区继续从事社会服务工作;也有个别社工虽然坚持在花果山社区开展社区工作,但是,至今仍觉得目前所从事的网格工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因此,他们进一步表达了“如有机会,会到其他地方继续从事社会工作”的愿望。这种困境的出现,与中国社会工作整体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困境是一致的,花果山社区社工实践所体现的困惑、疲惫感,或许可以看作整个深圳乃至全国范围内社会工作实务群体的“集体群像”的缩影。(46)

那么,中国城市社区社会工作应该向何处去呢?在当前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为主要制度化逻辑的社会工作发展实践中,社会工作一味强调专业化,可能很难真正融入社区,很难开展符合社区实际的服务;一味强调专业自主性,可能会与特定的中国政治结构(政治机会)相冲突。学者的研究揭示了与上述情形相似的逻辑困境,即在政府购买服务实践中,专业社工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机制嵌入原有的社区服务体制中,被街区权力网络吸纳导致外部服务行政化、内部治理官僚化和专业建制化等问题,限制了专业社工深度嵌入社区治理之中,以实现其应有的功能和使命。(47)

2.一种“另类”的方案:转型社会工作的理念倡导

如何避免专业社工被地方权力所控制而发生异化或内卷化现象?近来学者就社会工作坚持“社区为本”的实践取向达成了共识。例如,张和清指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专业困局在于:既宣称注重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却又不能有效回应本土社区需求。原因在于,中国移植了具有保守传统、注重个人问题取向和功能分析特征的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而忽视了中国社会工作需要真正探索的、困扰个体和社区发展的社会政治根源。所以,中国的社会工作应该回归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选择以社区为本的实践路径,以回应社会各类重大问题。所谓“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其基点在于:社区是处理个体/家庭与宏观环境的直接载体。这种取向的社会工作一方面可以激活社区内的个体及家庭,发掘其优势和潜能,调动其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从长远角度塑造和谐的社区文化氛围,推动社区可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实现社区再造。(48)郭伟和立足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现实,从社会工作的社会历史使命和专业发展使命出发,指出转型背景下社会工作的使命在于:为社会群体构建社会保护制度和网络,这同时成为其实现专业使命的正当性基础。对于中国社会工作发展面临的困境,应该超越“嵌入性发展”路径,寻求一种“另类策略”,即促进专业内部和专业外部目标协同发展,前者在于发挥社会工作在促进服务对象成为社会转型背景下的能动主体的作用,以构建社会保护机制;后者在于通过与国际、国内专业共同体携手,促进专业自身的发展。(49)朱健刚则提出了“转型社会工作”的概念,认为社会工作处于一个急剧转型的社会空间,是推动这种社会向更为公平正义的方向转变的力量。他认为,转型时代中的社会工作应该实现三大转型:一是走向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模式,通过塑造社区内的社会公共空间,促进社区营造;二是探寻整合性社会工作,社会工作要以社区实践为基础不断发出声音,开拓由社区工作到社会改变的路径;三是强调社会工作在实践中对权力的反思。(50)杨荣通过实证研究指出,“社区为本”应作为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发展方向,这种将专业服务与项目管理相结合的服务实践,是改善社区治理、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有效途径。(51)可见,在社会急剧转型的背景下,面对专业社会工作发展及实践中出现的各种困境,一种强调社区场域和社区资源的转型社会工作发展取向逐渐明晰。

3.追寻社区公共性:“以社区为本位”的社会工作本质重构

强调转型取向的社会工作更多的是一种理念上的倡导,在实践中尚未得到有效的探索和运用。同时,尽管有学者尝试从转型社会工作中提取出关于社会工作的“社区为本”属性,但深入分析发现,这种观点主要是从方法论和功能主义意义上来理解“社区”的内涵,忽视了对“社区”本质的追寻,以及社区本质对于“社区为本”社会工作的内在规定性。基于此,笔者在调研实践与理论思考基础上,提出“以社区为本位”的社会工作范式,作为社会工作实践的基础性范式。所谓“以社区为本位”的社会工作范式,一方面,从本原性意义上强调了社区与社会之间的嵌入性关系,即“社区内在地嵌入社会”而非隶属于政府,社区在本质上具有社会性、媒介性和公共性,它是人们生活的共同空间,是多元行动主体共生的空间和场域,正是在此基础上,社区成为联结地方政府与基层社会的重要纽带。另一方面,它也强调了社区的方法论属性,即只有多主体以社区为互动场域和实践空间,共同嵌入社区情境和社区结构网络之中,才能真正实现社区对社会的嵌入;只有社区居民能够真正感受、理解和认同社区,形成共同的社区精神和公共空间,才能更大限度地凸显社区团结和互助精神。这些特征,可以概括为社会工作对社区公共性的追求。因此,应该超越“社区本位”对“社区”作为方法论意义的功能限度,进而走向社区既作为本原性又作为方法论意义的“以社区为中心”的研究路向,唯有如此,社会工作扎根社区从事社区服务和社区治理,才具有根基。与此同时,社会工作还需要深深地嵌入社区情境、文化网络和历史脉络之中,在与社区原有主体互构、共生的基础上,实现对社区发展的推动及自身的发展成熟。

中国市场化改革以来出现了原子化、碎片化的困境,导致公共精神在当代社区生活中的日益消解和式微,(52)社区公共性的缺失是造成社区日益碎片化的根源。(53)而公共性生活的缺失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单边主义。由于社会工作具有服务、沟通和互动等特质,成为建构公共生活之利器。(54)公共性是现代社区治理中激发公众参与意识、提升社会自我协调和自主管理能力的动力源泉所在;而社区公共性指的是社区居民所具有的认同感、归属感,以及为了实践社区集体/公共利益而自觉形成的公共精神。(55)在社区建设实践中,社会工作及其组织载体通过调动社区参与、营造社区民主氛围、提升社区居民意识和关注社区公共议题的能力,以重新实现对社区公共性的构造。(56)因此,从根本上讲,在急剧的社会转型期,如何为原子化的个体寻求一个可以安放心灵的港湾?如何促进社会工作有效发挥重建社会关系的功能?如何从更为根本的角度探寻社会工作的专业使命?这就需要实现社会工作从强调专业性、本土性到追求社区公共性的范式转向,通过对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社区大众等社区治理主体进行治理结构调整,营造一个和谐的社区生活共同体。同时,这种强调社区公共性追寻的社会工作属性,成为当前“以社区为本位”范式指导下推进社区治理、实现社区建设目标的核心要素。

如何发挥社会工作重构社区公共性的本质属性呢?推动社会工作的发展,有助于促进个体责任的回归、倡导公共精神,进而重塑社区公共空间。在个体化时代背景下,社会工作的专业使命在于:为个体谋求更为公正、平等的制度性安排,实现社会成员的社会权利,进而实现个体性与公共性的有机结合。(57)以专业社会工作为核心的中间团体在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不断嵌入社区情境和脉络,在嵌入性发展过程中不断建构出一种新的社区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体现的是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并切身感受和认同到的公共文化,形成一种充满柔性和韧性的社区文化精神。(58)可见,强调社会工作从结构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再向“以社区为本位”的范式转移,既是当前社会工作本质重构的逻辑基点,同时也是回应个体化时代社区公共性困境的重要路径。

实质上,对社会工作本质的探寻,从根本上是对社会工作内在价值的规定。无论是功能主义强调的社会工作的福利性、助人性、技术性和专业性等特征,还是建构主义强调的社会工作的本土性、情境性、政治性和道德性特征,它们更多的是社会工作内在价值的表现形式,即上述特性仅是社会工作发挥其本质功能的外在表征。那么,社会工作的内在规定是什么呢?本文从以往研究范式中检视了学界有关社会工作本质的争论,认为以往范式未能回答社会工作“如其所是”的本质性问题;同时,结合实践对社会工作的本质进行了再省思,指出一种“以社区为本位”的实践范式应成为分析当前转型社会背景下社会工作本质重构的新视角,这种范式强调社会工作的功能在于激发社区意识、促进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提高社区认同与社区归属、重建社区公共精神,并在个体化时代背景下重构个人与社区的公共性联结。这种对社区公共性追寻的强调,应该成为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社会工作回应社会需求、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内核。本文仅是从范式转移的角度试图为社会工作本质寻求一种新的解释路向,而对于“以社区为本位”、以追寻社区公共性为核心的社会工作实践体系需要更为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经验观察。需要指出的是,产生于西方社会文化脉络中的社会工作知识和理论体系及其相应的社会工作本质建构,在向具有中国特定情境和社会结构脉络扎根的过程中,如何才能凸显恰适性的社会工作本质属性,需要一系列实践加以探究。现有的部分研究虽然已经敏锐地洞察到中国社会工作应追寻公共性品格,(59)或者倡导社会工作对“社会性”的回归(60),但是,无论是现实实践还是理论路径建构方面都还不足以支撑本文提出的相关论点。从本质上讲,社会工作具有社会属性,以回应社会需要和促进社会发展为根本要旨;今后的社会工作理论探索和实践行动应该坚持“社会工作的社会性”这一逻辑取向,以探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工作的本质属性;但与此同时,需理性看待和处理社会工作与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

 

注释:

①李迎生:《探索社会工作介入社会治理创新的有效路径》,《社会工作与管理》2014年第3期;王思斌:《社会治理结构的进化与社会工作的服务型治理》,《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②徐选国、戚玉、周小燕:《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生计发展的理论创新与经验反思——以社会治理创新为分析视角》,《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③童敏:《社会工作本质的百年探寻与实践》,《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④郭伟和:《后专业化时代的社会工作及其借鉴意义》,《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5期。

Abraham Flexner,Is Social Work a Profession?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Vol. 11, No. 2, 2001, pp. 152-165.

⑥欧内斯特·格林伍德:《专业的特质》,张剑、罗晓晖、秦小峰译,载王思斌主编:《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9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02-215页。

⑦夏学銮:《社会工作的三维性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⑧谢立中:《社会工作的本质:“维护为本”还是“助人为本”》,载何国良、王思斌主编:《华人社会社会工作本质的初探》,香港:八方文化公司,2001年。

⑨范燕宁:《在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反思中把握社会工作的专业本质》,《社会工作》2006年第10期。

⑩林万亿:《当代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第43页。

(11)杰罗姆·韦克菲尔德:《利他及人性:社会工作基础理论的建构》,吴同译,《江海学刊》2012年第4期。

(12)王思斌:《社会工作的本土化之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36页。

(13)郭景萍:《现代社会工作的基本特征:制度化利他主义》,《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4期。

(14)顾东辉:《社会工作:和谐社会建设中德才融合的利他专业》,《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15)O.威廉姆·法利、拉里·L.史密斯、斯科特·W.博伊尔:《社会工作概论》,隋玉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8页。

(16)徐选国、阮海燕:《试论我国适度普惠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的互构性发展》,《天府新论》2013年第1期。

(17)张昱:《社会工作:促进个体和谐发展的社会技术》,《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18)范明林、徐迎春:《中国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研究:本土化与专业化》,《社会》2007年第2期。

(19)王壬、罗观翠:《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路径分析及对社会工作教育的启示——以专业化运动理论为视角》,载王思斌主编:《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9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20)雷杰:《“专业化”,还是“去专业化”?——论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两种话语论述》,载王思斌主编:《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9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21)Walton, R. G. and M. Abo El Nasr,“The Indigenization and Authentization of Social Work in Egypt,”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Vol. 23, No. 3, 1988, pp. 148-155.

(22)Yip, K. S.,“Indigenization of Social Work: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nd Conceptualization,”Asia Pacific Journal of Social Work and Development, Vol. 16, No. 1, 2006, pp. 43-55.

(23)王思斌:《试论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浙江学刊》2001年第2期。

(24)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2期。

(25)Fulcher, L. C.,“The Working Definition of Social Work Doesn't Work Very Well in China and Malaysia,”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Vol. 13, No. 3, 2003, pp. 376-387.

(26)Huang Yunong and Zhang Xiong,“A Reflection on the Indigenization Discourse in Social Work,”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Vol. 51, No. 5, 2008, pp. 611-622.

(27)何雪松:《迈向中国的社会工作理论建设》,《江海学刊》2012年第4期;文军:《增强社会工作学科的理论自觉》,《人民日报》20141010日。

(28)何雪松:《社会工作的“文化自觉”》,《社会建设》2014年第2期。

(29)徐选国、侯慧:《中国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研究进展》,《社会工作》2013年第4期。

(30)阮曾媛琪:《从社会工作的两极化看社会工作的本质》,载何国良、王思斌主编:《华人社会社会工作本质的初探》,香港: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0年。

(31)何国良:《社会工作的本质:论述分析的启示》,载何国良、王思斌主编:《华人社会社会工作本质的初探》,香港: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0年。

(32)孙志丽、张昱:《社会工作本质研究述评》,《前沿》2011年第17期。

(33)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汪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1-75页。

(34)W. C. K. Chu, M. S. Tsui & M. C. Yan,“Social Work as a Moral and Political Practice,”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Vol. 52, No. 3, 2009, pp. 287-298.

(35)L. M. Healy,“Exploring the History of Social Work as a Human Rights Profession,”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Vol. 51, No. 6, 2008, pp. 735-748.

(36)Ping Kwong Kam,“Back to the‘Social’of Social Work: Reviving the Social Work Profession's Contribution to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Justice,”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Vol. 57, No. 6, 2014, pp. 723-740.

(37)李东琳:《如何理解社会工作的本质——评〈什么是专业的社会工作?〉》,载王思斌主编:《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6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38)W. C. K. Chu, M. S. Tsui & M. C. Yan,“Social Work as a Moral and Political Practice,”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Vol. 52, No. 3, 2009, pp. 287-298.

(39)Fred Powell, The Politics of Social Work, London, S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2001, p. 3.

(40)徐选国、戚玉:《探寻社会工作实践中的政治逻辑——读弗雷德·鲍威尔的〈社会工作政治学〉》,《社会工作》2014年第3期。

(41)林昭寰、朱志强:《社工何价——专业沉思》,香港: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第321-339页。

(42)IFSW & IASSW,“Global Definition of Social Work,”http://www.iassw-aiets.org/global-definition-of-social-work-review-of-the-global-definition/.

(43)葛道顺:《社会工作转向:结构需求与国家策略》,《社会发展研究》2015年第4期。

(44)皮湘林:《当代中国社会工作正义的维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33-43页。

(45)徐永祥:《社会工作是现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重要手段》,《河北学刊》2007年第3期。

(46)后来在进一步调研中发现,在街道、机构和社区的多重力量支持与推动下,原有的社工团队逐渐主动去适应新的社区工作机制,逐渐从原先所谓的“专业社工”向一种同时需要做网格工作的“大社工”角色转变,正是在与原有社区工作站综合协管员(后改名为社区工作员)的磨合中,逐渐实现了专业社工与社区工作员“互为师徒”的优势互补关系。这种互补共生关系,可以视为中国未来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的雏形。参见徐选国:《走向双重嵌入:城市社区治理中政社互动的机制演变——基于深圳市H社区的经验研究》,《社会发展研究》2016年第1期。

(47)朱健刚、陈安娜:《嵌入中的专业社会工作与街区权力关系——对一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个案分析》,《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1期。

(48)张和清:《社会转型与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思想战线》2011年第4期。

(49)郭伟和:《转型社会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战略选择》,《思想战线》2011年第4期。

(50)朱健刚:《转型时代的社会工作转型:一种理论视角》,《思想战线》2011年第4期。

(51)杨荣:《专业服务与项目管理:“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发展路径探索——以北京市G社区为例》,《探索》2014年第4期。

(52)徐选国、赵环、徐永祥:《社会工作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动因、空间与策略》,《探索》2014年第6期。

(53)金太军:《中国城镇化推进中的公共性不足及其培育》,《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1期。

(54)彭善民:《社会工作与公共生活建构》,《学习与实践》2013年第7期。

(55)高红:《城市基层合作治理视域下的社区公共性重构》,《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56)田毅鹏:《转型期中国社会原子化动向及其对社会工作的挑战》,《社会科学》2009年第7期。

(57)江立华、王斌:《个体化时代与我国社会工作的新定位》,《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2期。

(58)黄锐:《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共性构筑》,《人文杂志》2015年第4期。

(59)彭善民:《社会工作与公共生活建构》,《学习与实践》2013年第7期。

(60)Ping Kwong Kam,Back to theSocialof Social Work: Reviving the Social Work Profession's Contribution to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Justice,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Vol. 57, No. 6, 2014, pp. 723-740;陈涛:《论社会工作的组织模式问题》,《社会建设》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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