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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氚 权力的隐身术  
  作者:陈氚    发布时间:2016-06-30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权力的隐身术

——互联网时代的权力技术隐喻

 

陈氚

 

原文载于:《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

转自: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16年第5

 

内容提要: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带来了人类社会的诸多变革,权力的性质和实现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延续当代社会理论关于沉重、轻灵、流动的隐喻方式,我们可以将权力实现的新形式比喻为权力的隐身术。权力的隐身可以追溯到福柯描述的现代社会权力技术和布迪厄提出的符号和象征权力。权力的隐身术与网络社会相结合,体现了网络社会中新的权力运行逻辑,空间的虚拟化、权力的感性化、权力弥散化使得权力无处不在却又凭借技术更好地隐藏自身。权力在互联网时代的隐身术是信息技术、现代治理技术和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综合产物。如果权力的传统合法性基于理性和认知,那么权力的隐身术则基于感性和无意识。

 

关 键 词:

网络社会/权力技术/权力的隐身术/感性权力

 

2005年,彼特斯(Pieterse)在研究人类权力历史的演化趋势时提出了一个问题,权力的加尔布雷斯转向是否存在(Pieterse2005)。在20世纪80年代,加尔布雷斯就发现,人类社会权力的实现方式,正在从强制性的手段转向合作性手段,权力的实现正在越来越多地建立在同意,而非强制的基础上(Galbraith1983)。这是一种真实变化的历史趋势,还是一种卡斯特所言,天真学者的关于权力的乌托邦式的想象(Castell2009)?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无意重复彼特斯的分析和梳理,只是将这一问题转向到互联网的社会情境下,去思考网络社会中的权力技术转变。

作为社会科学中最错综复杂的概念之一,权力一直是充满歧义和争论的焦点(Pieterse2005Newmahr2006)。从社会学的传统出发,如果我们采用韦伯关于权力的定义,权力就是不顾及对方意愿而实现自己行动的能力(韦伯,2005),那么,权力的实质就是一种可以通过强制而实施意愿的可能。加尔布雷斯的命题,意味着这种类型的权力正在消失,人类的社会更加自由、平等和民主,每个社会成员个人的意愿更加突显,颇有几分历史的终结的意味。然而,从后诠释主义的知识传统出发,我们其实不难发现,具有批判精神的权力研究者,从来不认为强制性权力的消失(哈贝马斯,2009)。笔者以为,在网络社会中,可以用这样一个概念来解释表面上强制性权力消失的表象:权力的隐身术。权力的隐身术不意味着强制的消失,而意味着强制一直存在着,没有被社会个体意识所触及。权力的隐身术,是我们这个时代——网络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社会情境下,一种重要的权力实现技术。

一、权力隐身的溯源——从福柯到布迪厄

人类从未停止过对隐身术的幻象,视觉上的隐身术,不外乎将反射光的特定波长,转变到人类眼睛可视的范围以外,或者将物体融于背景,造成大脑的分辨误区。这与权力隐身的原理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权力依然存在,只是并未被有效感知。受到权力制约的主体,并未意识到权力的存在。事实上,后马克思主义者探讨的重要议题,在资本主义新的历史阶段,阶级意识和反抗意识的无法觉醒,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个体乃至集体对权力的无意识。在本体论的意义上,诸如贝克莱等哲学家一定认为,未被感知的存在对主体而言,是无意义的,但是在社会的层面上,未被感知的权力仍然发挥着结构性的作用。

福柯关于现代权力技术的描摹实际上已经将权力的可隐身的特征展现得淋漓极致,只是尚未明确提出这一概念。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在开篇就描写了中世纪惩罚犯人的惨烈场景,五马分尸、血肉横飞,暴力以一种赤裸裸的手段向社会个体展示(福柯,2012)。这时的权力展现出一种震慑和征服的效果。对于潜在的社会个体而言,权力是直接的、基于暴力而加诸身体之上的。随后,福柯提出,暴力的场景消失了,规训和惩罚并未消失。现代权力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得权力的实现可以更加隐蔽。全景敞式监狱的出现,正如同社会的权力结构一样,隐含的中心点,可以无时无刻地掌握每一个被监控者的动向。

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这样安排为的是,监视具有持续的效果,即使监视在实际上是断断续续的;这种权力的完善应趋向于使其实际运用不再必要……”(福柯,2012)

在关于权力和真理关系的论述上,福柯对现代临床医学的考察蕴含着这样一种可能,真理话语体系的建构背后,是权力的运作(福柯,2001)。这一视角对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影响颇深,后者常常关注权力等因素对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而如果反方向思考,在权力建构真理话语体系后,话语体系对权力的反作用,也就是从权力隐身术的角度出发,权力与真理的关系同时也是将权力意志客观化和自然化的一个过程。权力通过塑造真理,塑造特定的话语体系,也使得自身的实现具有了依据。依照权力塑造的真理行动,权力自身也就消失了,成为了真理的一部分。

布迪厄笔下的权力隐身与福柯相比,颇有些殊途同归的意味。从符号化的社会结构描摹出发,布迪厄发现了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隐藏在社会的区隔之中,通过一种误识的方式来实现。各种不同的分类体系,例如学业的分类(布迪厄,2005),时尚消费品的分类,社会结构加诸社会个体的性情倾向,也就是所谓的惯习(布迪厄,2003),都使得权力场域中的个体即使面对权力和支配,都无法意识到或者错误地意识到权力的存在。任何支配,如果不能通过使人们误识作为支配基础的任意武断性,从而获得人们的认可,就不能维持自身(布迪厄,1989)。华康德将布迪厄的符号权力概括为,“意义和意涵系统所具有的通过将压迫和剥削关系掩藏在自然本性、善良仁慈和贤能统治的外衣下,掩盖并因此强化这些压迫与剥削关系的能力”(华康德,2005)。在这里,权力真实地存在着,只不过客观存在的权力,通过客观结构的主观化,成为一种行动者的性情倾向,已经无法被正确的意识,成为一种理所当然,权力也由此完成了隐身。

如果说在《规训与惩罚》中的权力,还是通过权力自身的技术进化,完成了视觉上的隐身的话,那么到了福柯关于真理和权力关系的论述中,权力已经可以通过对真理的建构,完成一种权力的自然化和客观化。到了布迪厄那里,权力通过对社会结构符号意义的赋予和操纵,完成了将客观化的不平等身体化和无意识化的过程。

二、网络权力隐身的社会条件:符号化与缺场性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究竟能否如卡斯特所言,带来一个崭新的社会结构形态(卡斯特,2005),现在评判还为时过早,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互联网的出现大大地加快了资本、信息、文化、人类互动的全球流动。这些,一方面似乎仍未脱离吉登斯、贝克等人论述的现代性的范畴(贝克,2014),另一方面,却大大加速了这一进程。

对于权力的实现而言,互联网的出现和互联网带来的结构符号化和行动缺场效应,恰恰给权力的隐身带来更大的可能性。这种新的可能性,不仅仅是互联网本身带来的权力技术革新,更重要的是现代社会自我运行的逻辑发展到互联网时代的必然。如果同样以一种修辞来形容社会总体运行的状况,可以看到,不仅是权力,人类社会的诸多方面,都经历着从实体向符号,从沉重向轻灵,从有形向无形的变化(鲍曼,2002)

虽未生活在互联时代,但是鲍德里亚的著作同样揭示了权力、信息和物的符号运作逻辑,同样蕴含着隐身术的描述,这种隐身术不仅仅是权力的隐身,而是一种更广义的物的隐身。在早期的作品中,鲍德里亚试图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符号化,构建一个反转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他认为,当代社会的商品从具有使用价值的物,转变为无用之物,物,这个res nulla,根本没有使用价值,他对任何事物都没有益处”(鲍德里亚,2009)。商品失去了使用价值,唯一存在的意义在于其符号价值。物/商品的符号价值只有在物的体系中才能得以显现,这种显现以一种差异化的逻辑存在。在借鉴了索绪尔的语言学之后,物的符号差异性,构成了物存在的意义。此时,物的本身已经不再重要了,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也在讲述着一个商品隐身、物的隐身的故事。

经济关系是人类社会诸多关系的核心,经济领域的物的隐身,也必然影响着权力关系。在一个由系统和媒介塑造出来的符号世界,物的实体含义在这个世界中被符号化了。符号化的结果是符号意义可以被建构,被权力所建构。在鲍德里亚的批判中,虽未直白表述,但是这种符号化的主导力量显然是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与经济寡头,跨国企业,以及商业逻辑和政治权力逻辑主导下的大众传媒。

生活在大众传媒时代的鲍德里亚,见识到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介塑造社会现实的强大力量,也深受麦克卢汉关于大众传媒时代描写的影响,但是却未体验到互联网技术将这一大众媒介推向极致。互联网技术不仅统合了之前所有的信息传媒技术,并且将交互性发展到极致,而又进一步向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渗透。如果说,鲍德里亚所谓的镜像世界和符号世界在当时似乎有些耸人听闻的预言意味的话,那么今日的互联网空间恰好是一个符号可以恣意流动,资本力量无处不在,蕴含重塑社会个体认知图示和感知图示的空间,可以使鲍德里亚的理论推断在现实中得以实现。

不仅仅是鲍德里亚所谓全球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符号控制和渗透,消解了社会本体,哪怕我们不承认这种解构,社会自身的各个领域,也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改变了形态。鲍曼将当代的社会形态喻为流动的现代性,流动意味着快速和轻灵,对应着迟滞和沉重。这样的特征可以概括为资本主义或者现代商业社会速度的加快与质量的减轻。与传统社会中的迟缓的农耕劳作,大工业时代初期笨重的机器生产,乃至20世纪福特主义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方式相比,当代社会快速、精确、定制化、灵活化的生产方式,无疑朝着一种轻若无物的方向发展,这对权力的生产或许也同样适用(鲍曼,2002)

互联网的出现,无疑是速度轻量的最集中体现,互联网与社会现实结合的空间中,信息的传递和经济交易的发生,最快可以达到光速;无线互联技术的出现,使得人类互动的中介,轻到极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融合了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的互联网时代,是将鲍曼的比喻发展到极致的社会形态。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这样的趋势,传播信息的中介从有形之物——岩石、皮毛、纸张逐渐向光缆、光波、正在自我隐藏物理形态的屏幕等等演化。物理学的发展和应用,从宏观、低速的牛顿力学体系,到微观、高速的量子力学,恰好提供了一种可能,人类之间的社会互动中介,正在不断地向微观化、无形化、高速化演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日常生活中社会成员的互动从面对面可感知的传统场景,扩展到超越地理空间的互动,直到行动者尚未意识到受到缺场行动者的影响。

因此,至少在两个层面上,互联网社会的到来可能会对权力的实现形式产生影响,首先是网络空间自身的符号化,以及作为大众传媒的互联网对现实空间的符号化。事实上,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也正在发生着融合,两种符号化最终也可能会融合。第二个层面,是当代全球商业社会发展到互联网时代,物理技术、通信技术和交通技术的发展,重新定义了速度和重量,扩大了行动者的行动场景,使得缺场之物,缺场之行动越来越常见。不仅很多传统的可见之物缩小了,乃至消失了,人们也愈发受到可感范围之外的世界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权力的运作前所未有地可以普遍地以一种缺场的方式存在。

三、网络权力隐身的二重向度

()控制代码:规训与惩罚的符码版本

2014年,棱镜门事件的爆发,再一次使得掌握技术实力的IT垄断企业、跨国公司、掌握霸权的国家之间的秘密关联,暴露在社会公众视野之中。在福柯的论述中,现代全景敞视监狱的诞生,意味着可以从一个单一的点,实现对多个个体的监控,而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可以在理论上实现对社会个体网络行为的不间断监控。随着个体网络行为和社会行为的重叠,社会生活中对互联网的应用空间越来越广。最终,假如有一天,人类所有的社会行为都与互联网相互关联,那么所有社会成员的全部社会行为最终也从理论上可以被完全监控,而这种监控,往往并不会被社会成员所意识。

穆尔在论述到网络空间中的权力时指出,信息技术不仅具有水平化效应,而且还可以体现出最高权力,如果从技术悲观主义的角度来看,与奥维尔笔下的老大哥形象相比,这些极权主义国家的领袖们控制臣民的程度,与互联网这类电脑网络可能达到的控制程度相比,只不过是一种儿童游戏”(穆尔,2007)。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以楚尔蒙德为代表,坚持认为掌控信息工具和信息能力的行动者,可以凭借信息工具,加强对社会现实的掌控(Zuurmond1998)。当然,另一方面,穆尔等学者却乐观地认为,人们无需对此过于焦虑,未来控制观并不是建立在一种“操纵、计划和自上而下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合作、共享、共同管理的基础上。

无论如何,网络技术与权力技术的结合,提供了一种监视不被察觉而无所不在的可能性。我们可以重新梳理这一可能性的理论逻辑。从本质上看,这种全景敞视的电子版本实际上经历了这样一种实现过程:人类现实场景或网络交往场景的可编码化符码在互联网中的传递权力掌控者控制符码符码还原为真实场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监控者无需亲自出现在此时此地的真实场景之中,只需要控制和截获相应的代码,掌握将代码还原、修改的能力,就可以不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获取一种控制的力量。

人类社会生活符码化的论述,在鲍德里亚类似寓言的著作中反复提及,鲍德里亚关于整体社会符号化和镜像化的版本显然是更加抽象和具有前瞻意味,笔者并不认为所有的真实实践已经被符号化和数字化,更愿意将其理解为社会从理论上被重新塑造和编码的隐喻和可能。但就现实层面,数字化技术、纯粹互联网空间的诞生以及未来的虚拟现实技术,例如网络上的虚拟人生、互动社群、网页语言构建的世界,等等,却在逻辑上与鲍德里亚设想的符号化和镜像化的空间具有惊人的逻辑同构性。早期的互联网空间,之所以被认为是虚拟的和非真实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从本体论的层面考虑,网络空间中的所有一切,归根结底是一种01状态下的信号流。无论是现实生活中的文字、图像、声音还是货币,在网络空间中都被重新数字化,物理层面上的可感知之物,转化信息流的形式,最终,再借助工具在空间中重新被还原。正是这种可编码性,带来了隐秘的权力控制的可能性。

发生在网络空间的一切场景,都从终端的具象转变为一段符码。这就意味着,对最终场景的监控,不需要处于在场的位置,只需要获得相对应的符码。在边沁的监狱模型中,至少需要一双监控的眼睛,与被监控者处在同一个时空情境下,监控者直接感知到了对象的活动。而在环形敞视监狱的电子版本中,所有的网络场景都以一种符码的形式存在,这段符码可以被截获,可以被远离场景现场的行动者所掌握。这就极大地扩大了可监控的范围,无论是从监控对象的普遍性上,还是监控场景的空间制约上,只要是以符码的信息流形式存在的所有物,最终都可以被还原。

在这样的权力应用场景中,权力来自于对符码的掌控和还原符码甚至修改符码的能力。国家、跨国IT巨头、具有重新编译和操纵密码技术的技术人员、黑客,都成为网络空间中的符码监管者和潜在的符码窃取者,这些行动者构成了网络空间内的权力中心。按照卡斯特的互联网空间中无时间的空间的说法(卡斯特,2005),所有的符码理论上永久存在,每个人发生在网络中的交往行为、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都有一种被永远记录和监测的风险。随着现实生活与以往所谓的虚拟空间结合得越来越紧密,互联网与人类行动相互融合,未来,更多的社会生活将从理论上可以被编码化和监视化,这将是人类的历史上从未实现过的事情。统一化和符号化,意味着现代化或者后现代化的权力技术正逐步走向完美。

()认知之外:权力的感性化和无意识

权力在互联网中的隐身,也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学术史中关于权力实现形式的二元基础。在加尔布雷斯等人看来,权力的实现建立在两种基础上,要么是建立在强制力之上,要么是建立在同意之上。前者通过暴力、军事实力等硬实力出现,而后者则通过辩论、说服、宣传来实现(Galbraith1983)。无论是哪种基础,都高估了权力实现过程中的人们的理性能力。传统的社会交换论和理性选择理论更是直接认为权力建立在理性交换的基础上。Wrong则在这种二分法上加入了欺骗这一基础(Wrong1979),这也意味着权力的客体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无法预知自身处于一种权力关系之中。

无论是前文所提的布迪厄的误识,还是Wrong欺骗,乃至西方马克思主义诸如阿尔都塞等人关于虚假意识形态的批判,都更加鲜明地体现在网络社会之中。网络社会中信息沟通网络对大众传媒的重新塑造,对民众心灵和认同的塑造,都使得权力的实现不仅仅建立在暴力与理性交换的基础上,也建立在感性的基础之上。如果说,前网络时代的感性权力建立在仪式、图腾崇拜、震慑之上,那么互联网时代的感性权力,则是通过信息网络传播的听觉符号、视觉符号等更加感性的中介,重新建构起人们内心认识世界、思考世界的基本意识框架。在互联网出现之前,这一工作由传统的大众传媒来完成,以广播、电视、报纸为代表的传统大众传媒,带来的是一种单向塑造人们内心的过程。而传播方向发生改变,信息量极大丰富的互联网,带来的是一种多向社会建构人们内心的过程。

对此,Singh将互联网所带来的权力称之为元权力,这种权力在逻辑上先在于所有权力之前。因为互联网带来的信息沟通网络,重新塑造了人们的认识世界的基础方式,决定了意义被建构的过程,它决定什么是权力,权力行使的方向(Singh2013)。例如,在奈(Nye)称之为软权力的地方,也就是权力通过大众媒体、娱乐信息、文化政策去说服、宣传而实现自身的时候(Nye2004)Singh则认为,行动者的目标和认同实际上在这种工具性的权力实现之前就已经被确定了。信息沟通提供的意义系统决定了权力关系中行动者将何种行为定义为有意义的和理性的。正是这种基础的意识框架,使得行动者明确了权力实现的目标是有意义的,明确这种权力的实现方式是理性的。同样,对权力的客体而言,意识框架层面上的接受,有可能使得所谓的网络社会情境下的“理性选择”,仅仅是另一种形式的“感性选择”,只不过隐含的权力关系使得感性选择被误识为理性选择。权力就在认知以外和无意识的层面上实现,完成了自身的隐身化。而这种隐身化,也是网络时代的新的权力合法化技术。

网络社会中,这种权力的感性化和无意识的实现之所以不断凸显,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人类第一次掌握了如此有效的意义建构中介。与鲍德里亚时期业已鼎盛的大众传媒世界相比,网络社会的信息传播更是无处不在,并且将随着互联网在人类社会的普及而更加无孔不入。如果以一种悲观主义的批判视角来审视这一网络社会与鲍德里亚的镜像社会的区别和联系,那种看似可以通过互动而实现自我意义建构的网络,那种似乎可以改变大众传播单向度途径的互动式大众传播,依然没有摆脱核心的系统权力控制。正如同电影《黑客帝国》三部曲中,所谓的解放和权力反叛的尼奥,只不过是系统自我维持所创造出来的工具一样。这一点,可以由整个世界的资本权力格局和信息寡头的地位看出(Castell2009)。相反,这种权力控制由于传播的多向性、表面上的信息自由流动而更加隐蔽,较之单向度的大众传播,其合法性的外衣又增加了一层。当然,这只是一种相对悲观的反乌托邦式的看法,也许,这种意义的塑造真的可以自下而上,重新建构起新的意义框架,正如卡斯特在提出构建全球互联网公共领域的设想时的期待。

四、结论:新的权力运作逻辑

互联网时代带来了诸多的变革,在一定程度而言,权力的实现技术也在这一变革中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权力合法化技术,尤其在现代社会中,按照韦伯的说法,在一种法理型统治的社会中,是建立人类的现代理性的基础之上。而在网络社会中,在符号化、流动化和意义建构的空间中,传统的权力合法化和正当性在很大一部分上,建立在权力的隐身术之上。这就是说,权力的有效性在于权力的消失”——权力的客体意识不到权力关系的存在,从而,也不需要合法性的证明。

这种关于权力的隐身术的诠释,从福柯、布迪厄到鲍德里亚乃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学者的思想中都可以发现一丝痕迹,而在新的时空条件下,符号化、轻灵化、流动性、意义的建构性等等特征,使得权力的隐身术的技术和社会条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权力的实现有可能绕开人类的理性意识,在感性层面与无意识的层面重新发挥作用。这种权力本体论与认识论层面的变化,其表象正是加尔布雷斯所提到的权力的转向。在表象上,人类社会暴力的权力越来越少,强制性的胁迫越来越少,权力越来越多地依靠所谓的平等协商来实现。但是,在这种表象的背后,是现实不平等的权力结构的真实存在。权力在互联网时代的隐身术是信息技术、现代治理技术和全球商业运作和发展的综合产物。我们很难判断,全球范围内的权力资源不平等仍然在资本的运作逻辑下不断地增大,还是会逐渐减小。也许,权力的双向隐身,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扭转权力关系中的不平等地位,不仅仅是权力的施行者,获得了权力的效果,权力的被动接受者,也许会在权力施行者的意识之外,悄然建构起新的权力结构。

 

注释:

符号化意味着客观可能被隐去,意义可能被操纵。

 

参考文献:

[1]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2]贝克,吉登斯,拉什:《自反性现代化》,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3]布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杨业平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4]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

[5]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6]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7]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26页。

[8]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9]华康德:《论符号权力的轨迹:对布迪厄〈国家精英〉的讨论》,载于苏国勋、刘小枫主编《社会理论的政治分化》,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58页。

[10]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顾忠华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1]Bourdieu,P."Social Space and Symbolic Power",Sociological Theory,Vol.7,No.1.Castell,M.,2009,Communication Powe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Galbraith,J.K.,1983,The Anatomy of Power.Boston:Houghton Mifflin.

[13]Nye,.J.,2004,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Public Affairs.

[14]Nederveeu Pieterse,J.,2005,"Metamorphoses of Power:From Coercion to Cooperation?"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Vol.33,No.1.

[15]Singh,J.P.,2013,"Information Technologies,Meta-power,and Transformations in Glob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15,5-29.

[16]Wrong,D.,1979,Power:Its Forms,Bases and Uses,Oxford:Blackwell.

[17]Zuurmond,A.1998,"From bureaucracy to infocracy:Are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lagging behind?" In I.Th.M.Snellen(ed.)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an Information Age.IOS Press

 

作者简介:

陈氚,中央党校科社部社会学教研室讲师。

 

 

 
  责任编辑:z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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