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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献忠 刘拥华 大众媒体、公共舆论与近代民族国家意识  
  作者:张献忠 刘拥华     发布时间:2016-04-12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大众媒体、公共舆论与近代民族国家意识

——以《益世报》对老西开事件的报道为中心

张献忠  刘拥华 

原文载于:《山东社会科学》 201504

 

摘要:大众媒体自诞生之日起就在公共舆论的生成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内忧外患频仍、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近代中国,大众传媒更是发挥着塑造公共舆论、凝聚社会共识、培育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作用,这一作用在《益世报》对老西开事件的报道中体现得尤为显著。老西开事件是一场反抗帝国主义的抵制运动,以《益世报》为核心的大众媒体积极参与老西开事件的报道,充分发挥了引领公共舆论、制造抵制话语、建构民族国家意识的作用。在此过程中,民众的民族国家意识初步生成,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民众的社会责任以及民族国家主权完整的重要性。但是,民族国家意识并无“自然的基础”,民众的行动统一性并无从保证,这导致运动充满着种种张力。

关键词:大众媒体;公共舆论;民族国家意识;益世报;老西开事件

 

20世纪初以来,中国人逐渐从传统世界中走出来,睁眼看世界。在此背景下,大众媒体在中国出现并得以迅速发展,它是全新思想的传播者、是思想激荡的舞台,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它所产生的作用无疑是“革命性的”。大众媒体作为公共领域的代表,它天生便与国家保持着必要的“距离”和“疏离”,它针砭时弊、点评时人、传播思想、批评国家,它以“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发表看法,为国家争取尊严、为个人争取权力、为社会维护道德。著名政论家张佛泉先生对大众媒体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执政的人,无论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全正如我们常人一样,同是不能脱去弱点的。……都须受公共批评的督促。公共批评在这种情形下,是补充的、修改的、纠正的、迫人向上的力量。”[1]更关键的是,在此过程中,大众媒体和公共舆论参与了建构民族国家意识的过程,民众经由参与大众媒体所激发的讨论,意识到国家为何物、民族为何物,意识到自身之于民族国家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在老西开事件中,所看到的正是这样一个饶有趣味的过程。

 

一、老西开事件的缘由

 

1916年,天津法租界试图扩张范围,将老西开一带纳入其租界管理范围之内,在天津商会的组织下,天津各个阶层的民众积极抗争,活动得到了全国各地民众的积极支持,产生了良好的国内和国际社会效果,中国的国家主权得到了有效的维护,民族意识得到了极大提升,人民主权观念得到了有效普及。在此过程中,广大民众通过政治参与和公共辩论,提高了对民族和国家的认识,意识到国家之事无小事、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主权在民等现代观念,成长为具有爱国心的积极公民。

天津法租界成立于1861年,面积439亩土,西南面以海大道(今大沽北路)为界,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占领天津,法国趁机扩展租界范围,租界从西南方向扩展到墙子河(今南京路),面积扩大到2360亩,扩大了四倍。1902年,法国试图再次扩展其租界范围,法国驻天津领事照会天津海关道唐绍仪,要求将墙子河西南方,面积达4000亩的老西开地区划入租界范围,唐绍仪置之不理。

1903年,天津英租界越过墙子河,向西南方向扩展到海光寺大道,得到面积3928亩的推广界,使租界总面积达6149亩。这无疑大大地刺激了法租界,他们在等待时机。1912年,梵蒂冈教廷决定设立直隶海滨代牧区,主教府初始设立在天津三岔河口的望海楼教堂。但后来,首任主教杜保禄认为望海楼教堂地处天津老城区,不便于以后的发展,于是便决定在邻接法租界西南的老西开地区购得一块土地,兴建西开教堂。1913年,西开教堂开始兴建。天津法租界工商部声称保护教堂,派巡捕进驻该地区,天津警察厅亦在华法交界墙子河附近派驻9名警察,老西开地区处于中法共管的地带。19147月,法国驻天津领事致函直隶交涉署,认为中方已经默认了老西开地区属于法租界推广租界,要求中方撤出警察。对此,直隶交涉署未予理会。19159月,法租界向老西开地区发传单,谓1902年的领土要求,唐绍仪既不答复,即为默认,要求当地居民向法租界纳税。此月,天津的绅商组建维持国权国土会,天津商会会长卞月庭担任会长。

19166月,西开教堂竣工,法租界在教堂附近安插法国国旗,表示此地已划入法租界。1017,法租界向直隶省发出最后通牒,限中国48小时内让出老西开地区。1020晚,法国驻津领事带领租界巡捕和越南兵,将驻守张庄大桥的中国兵缴械拘禁。此一事件激发了天津民众的爱国热情,天津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迸发出来。1021,维持国权国土会组织数千人示威,1023,天津商会决议,抵制法货、抵制法国货币,10258000名各界人士举行公民大会,决议通电全国,与法国断绝贸易等。1112,法租界内法国工厂的1400名中国工人举行罢工,历时4个月,致使法租界陷入瘫痪。由于法国政府忙于一战,1916年底,法国政府电令驻华公使结束老西开事件,法租界向中国政府提出暂时维持现状的建议,中国政府予以接受,老西开地区实际上处于中法共管的状态。

本文从这一特定事件出发,研究在抵制运动过程中,大众媒体对政府的舆论监督、对社会民众的组织动员、在社会各界之间的信息沟通等方面的作用,进而阐释大众传播如何塑造公共舆论,促进近代中国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生成。

 

二、《益世报》:制造抵制话语

 

20世纪早期,在大众媒体等文化机构和知识分子的努力建构下,中国社会的公共舆论场域逐渐得以形成,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往往能够对政治施压、对民众启蒙、对运动予以组织、对信息予以传递等,这对于一个战乱不断、领土不完整、民众识字能力有限的国度,其价值就显得尤为卓越。公共舆论的“公共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公共舆论是通过公共传媒形成的,这是公共舆论形成的制度化条件;其二,公共舆论所讨论的议题,基本上关涉中国社会重大的、具有公共性的政治和社会事件以及新思想、新观念,因为这些议题直接涉及重大的公共利益,因此公共舆论对之的讨论才显得极为重要;其三,近代中国的公共舆论,其预设读者都是指向大众的,因此,公共舆论具有一定的公开性和开放性。[2]

在老西开事件中,《益世报》始终予以高度关注,详尽地报道了事件的经过。《益世报》是罗马天主教会在中国印行的中文日报,创刊于19151010,创办人系比利时籍的天主教副主教雷鸣远,抗日战争爆发后,报社迁至昆明、重庆等地,得以继续出版。《益世报》虽然系天主教会创办,但雷鸣远及其核心成员刘浚卿、杨绍清和杜竹萱等始终立场鲜明地反抗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反抗不正义的政治行径,在天津民众抵制法租界的领土要求时,表现尤为积极,一时名声雀起。19491月天津解放后停刊,前后历时三十余年,其影响堪比《大公报》。

1916年对法租界强占老西开地区的抵制运动,是在社会中层不断在城市和其他地方集聚的特殊社会文化背景下开展起来的,此时,绅商作为城市精英阶层出现,并日益展现出其组织和领导才能,他们的政治参与能力和愿望日益强烈,对民族国家的命运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与此同时,新型知识分子在城市中形成并得到锻炼。“这两个新的社会阶级通过日报、出版社、文学杂志和新型学校,开始建构起改革中国的新的政治话语,而妇女、学生和其他城市社会群体组织的民间团体又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政治潜能。通过在报纸和群众集会上讨论各种地方性和国家性的政治问题,城市中国人开始把这些问题转化成为引起民众关心的公共事务。”[3] 20世纪初期出现的大众传媒,使得自发的言论、自律的公共场所和主体的组织和行动更为便利,城市民众有条件、有志愿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尤其是面对涉及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问题,他们往往通过大众媒体积极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意愿,向国际社会、也向国内政权施加压力,中国社会的公共空间和市民社会初步形成。新型的社会群体正是通过公共领域的政治参与,将抵制运动引导至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争取国家主权的活动上去。经由公共辩论和社会动员,运动目标和针对的对象日益明晰,抵制运动不断地向着更高层次迈进,其所形成的政治压力显得更为强大。

《益世报》在抵制运动中发挥着动员和组织作用,其创办人和总经理都极为同情和支持抵制运动,他们在运动中发挥着领导者的角色。雷鸣远提出的“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的观念,是对于外国势力试图控制中国天主教会的庄重反驳。因为积极支持中国人反对法国扩展法租界的行径,他于1920年被遣返至欧洲。《益世报》的总经理、天主教徒刘俊卿,是维持国权国土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该会的副会长,他与抵制运动密切相关。刘俊卿全权负责《益世报》的经营活动,他担任总经理历时20余年,对于报社的维持和发展极为重要,甚至有人称《益世报》为“刘家报”。刘俊卿积极参与反抗法租界的抵制运动,在《益世报》及时发表抵制运动进程的新闻,极力宣传和鼓动民众支持和参与抵制运动,对抵制运动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法租界拘禁华警后,《益世报》及时进行了报道,并动员社会各阶层“舍命力争,以维国权”:“二十一号早八钟,各界人民闻悉,大动公愤,齐集商务总会,要求维持国权国土会开全体大会,到会者不下千人,首由会长卞君月庭报告法领事强占老西开之详情,继由刘君俊卿演说云,该领事拘留华警、侮辱我国,莫此为甚,我国国虽未亡,而外人对待我国如亡国一般,手段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与其苟且图存,遣羞于永久,何若舍命力争,以维国权?”[4]这次公民聚会尤为重要,法租界公然拘禁华警的行为引发了公众普遍的愤慨,这也是天津民众第一次公开聚会表达不满意见,而《益世报》的及时跟进和报道起到汇聚公共舆论、凝聚社会共识、动员组织民众的作用。

舆论监督,尤其是对公权力的监督是大众传媒的一项重要功能,这一功能在《益世报》对老西开事件的报道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就在法租界强占老西开之后的第四天,即1024,《益世报》便发表了题为“为天津交涉警告政府”的措辞强硬的声明:“法国代理公使暨其驻津领事既然调遣军队,占据我土地,拘留我警察,以最无礼野蛮之手段加诸我国,是先与我断绝友谊,而以仇敌相待矣。吾政府苟承认今日尚有国家,而自身与中国尚未断绝关系者,应急起而谋自卫之道。……吾政府应禁用其纸币,停止其招工,并禁止华人与法商交易,予彼蔑视公理、侮辱友邦者以相当之惩罚。衅自彼开,我应自卫,吾政府须毅然决然以行之,万不可稍有顾虑,稍为踌躇也。”[5]在中法交涉中,外交次长夏诒霆处事不当,引发法国方面不满,继而又试图以出卖主权换回法国的谅解,使得老西开事件继续恶化,《益世报》对此予以及时报道:“现此项交涉已陷入危难之境,惟有恳请政府立正夏氏之罪以谢法使,以谢人民,交涉庶几有转圜之地,并望人民坚持到底,勿使卖国奸奴得以上下其手,置国家大局于不问云云。某君去,记者遂述其大概如此。呜呼!若夏氏者,其肉尚足食乎?”[6]最终,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夏被迫请辞。

1917年,报社发布《崇奖汉奸》的新闻,对一刘姓官员在老西开事件中的不良表现表示不满,称其为“汉奸”,“天津老西开交涉,悬宕数月,一阻于宣战案之争持,再阻于督军团之独立,三阻于复辟乱事之发生,以致迁延不结。津人士之痛苦至今未忘,公民会之赔累至今未已,而此案中之汉奸刘符诚,今已起擢交通部司长矣。刘以外交部秘书,前因老西开一案,蒙蔽长官,断送国土,实为此案之祸首罪魁,当时全国人民几欲寝其皮而食其肉,政府知为公论不容,已与夏诒霆、王麟阁先后褫职,墨渖未乾,案牍俱在,曹汝霖岂不知之?”[7]《益世报》时刻关注着政府的动向,在政府迟迟不予行动的时候,报社及时通报维持国权国土会向北京施压的行为,借此促使政府采取积极的态度,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媒体对政府的舆论监督作用。

公共舆论和社会共识的生成以及对政府的监督离不开信息的有效沟通,信息传递和沟通也是大众媒体的题中之义。在这一点上,《益世报》更是不遗余力,将其媒体的功效发挥至极致。191688号,《益世报》报道国权国土会拟就法租界强占老西开地区上政府书,828号报道国权国土会决议上书政府,正副会长将赴京交涉。1022号报道发生于1020号的拘禁中国警士的新闻以及天津民众的反应,报道的内容极为详尽,措辞极为强硬,情感极为悲愤。报纸及时报道政府方面的动作,也及时发表自己对时局的观点。对于各地支援天津民众抵制运动的行为,报纸不遗余力地予以报道,以彰显抵制运动在全国范围的影响力。对于各地捐款的数目和捐款人等,报纸也是及时向公众汇报详情,以体现各地同仇敌忾的情势。对于公民大会进一步的行动计划,《益世报》也是予以及时报道,让公众对公民大会的组织和领导充满信心。而对于抵制运动中的种种困难,《益世报》也没有刻意回避,而是与民众述说详情,讲道理、摆事实,让民众有所了解、进而有所理解。对于抵制运动的不配合,甚或是叛徒行为,报社予以严正谴责,并通过报社,将此等行径向公民说明,使这些人无从逃避,不得不接受道义的谴责和现实的惩罚。关于抵制运动的重要的信息,一般都是来自公民大会(前期的维持国权国土会),报社在新闻发布时,会冠之以“再争老西开交涉之近讯种种”、“关于公民大会之近讯种种”,也表示新闻的重要性程度。

对于那些在抵制运动期间,法商招募华工的行为,《益世报》也给予了严厉的指责:“近闻沧县某牧师(英人)招集华工若干名,送往威海转送法国工作。当此法人占我土地,侵我主权之时,凡稍有天良之国民莫不视为仇敌,而通商各文明国亦群抱不平。独某牧师见利忘义,作此不道德之行为,殊出人意外云。” [8]在抵制运动开始之前,报社立场鲜明地反对法商在华招募华工,并适时发布了题为《拟请劝阻法国停募华工》的通告:“本埠众绅商以法国请准中国政府行知各处长官在中国招募华工,查所招去之华工,断无良好结果,虽系无知贫民,亦属同胞,自应阻其前往。现在联络多人,不日上书省长转请政府速与婉商,勿令再募,以重人道。”[9]对于1917年发生的华工争持领薪风潮,报社似有某种倾向性,“惠民公司前在津招募之华工赴法工作,近因该工人等要求月薪拟由法国领取,而该公司不允,以致屡起风潮云。”[10]报社的倾向性态度,与法租界对老西开地区的强占行为不无关系。

完全可以说,在天津民众抵制法租界强占老西开的事件中,作为大众媒体的《益世报》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反对来,对于一张草创才近一年的新生报纸而言,其鲜明的反抗帝国主义的立场以及其对民族国家命运的高度关注,亦使其在事件中占得先机,成为一张影响力急剧上升的报纸。更为关键的是,通过大众媒体的参与,民众得到了锻炼,其政治意识不断成熟,逐渐从地域性的民众走向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公民。在此其中,《益世报》居功至伟。

 

三、大众传媒、抵制运动与民族国家意识

 

近代大众传媒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兴起的,因此其汇聚公共舆论和动员组织社会民众的功能必然与抵抗西方列强的运动天然地联系在一起,二者的关联又进一步培育和塑造了民众的民族国家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传媒是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生成的酵母,这一点在《益世报》对老西开事件的报道中体现得尤为显著。

西川长夫曾经归纳道,现代国家作为民族国家,与帝国存在如下五个方面的区别,分别是,有明确的国境存在、国家主权意识、国民概念的形成与整合国民的意识形态,即以国家为空间单位的民族主义,控制政治、经济、文化空间的国家机构和制度以及由各国构成的国际关系。[11]奥克肖特认为,民族国家的概念自16世纪在西方出现以来,“主要是指三个方面的涵义,其一,一块领地,比如说,16世纪,人们使用“the manor of England”这个词来表示整个英格兰领土,它被理解为一块“地产”,第二,统治者和统治机构,第三,人类的一种联合,这种联合既是在政治活动方面,也是在那些被理解为跟政治活动有关的事情上——统治工具、政治和法律。[12]

这意味着,近代的政治主体是民族国家,而非帝国或其他形式的政治组织,肇始于16世纪的民族国家观念是欧洲摆脱封建制度、走向近代的标志性事件。而对于中国而言,民众的民族国家意识是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被逼之下所产生的近代观念。因而,这种民族主义就天然地具有反抗性质。尤其是在各种形式的抵制运动中,在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犯时,这种民族国家意识很容易便生发出来,形成为声势浩大的社会思潮。

关键在于,在抵制运动中近代民族主义得以不断成熟。这是一种全新的范畴形式和认同形式。抵制运动之前反抗西方入侵的方式,主要是传统的排外主义,“与西方近代基于主权思想的民族主义不同,排外主义缺乏近代民族国家观念、主权意识和各民族国家平等竞争的思想,实际上是以中国儒家强调文化对垒的天下主义,对抗西方的民族利益之上的民族主义。”[13]而近代民族主义要求牺牲个人和地方利益,超越阶级分割,把国家利益与个人荣辱关联起来。抵制运动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最初表现,这种民族主义具有两个特性:(1)反帝的独立性格;(2)潜在的反清王朝性格。[14]就第二点而言,我们还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分析之。其一是人民主权思想的发展,“国民”一词在20世纪初逐渐流行,相对于愚忠某一王朝的臣民而言,国民乃是具有独立人格和个人权利的公民。人民主权思想在中国的兴起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因为人民主权,政府不仅无权干涉国民自有之权,而且涉及到国民利益的重大决策也必须经过全体国民的同意。[15]其二是全民国家观念的兴起,长期以来,中国民众一直缺乏近代全民国家观念,民众深受乡土意识和家族主义观念严重束缚,逃避国事。20世纪初,国人意识到国家不是一家一姓之国家,而是全民之国家,每一个国民都具有救亡图存的职责和义务。国家思想在抵制运动中的体现就是,国人开始打破地域界限,超越乡土观念,认识到国家主权的极端重要性、人们对国家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1916年的老西开事件中,天津以及其他地区的民众表现出积极的应对民族危难的情怀,他们同仇敌忾,一致维护国家主权,具有明显的现代国民的特征。他们对人民主权和国家主权概念有明确的认识,认为国家是亿万国民的国家,而非一姓一族之国家。人民对国家负有责任,人们需要组织起来,才能形成力量,进而对政治产生影响。他们认为,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这是一个国家的、具有绝对性的权利,不容他国指指点点。国家之间的交往,应该秉持公理,而非“强权即公理”,应该相互尊重。民族国家的观念和思想,为民众的抵制运动提供了全新的话语框架,使得他们可以基于新的概念和观念,来对自身的抵制行为予以合法化。

关于国家主权,在抵制运动中,民众的态度是十分坚决和明确的,那就是,法租界的行径严重地侵犯了国家主权,这是他们最难以容忍的事情。国权国土会在给政府的上书中认为,“窃维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土地、人民、政事为立国之三大要素,而土地尤关于国家主权,无土地是无主权,人民何所托,政事何所施,故国家疆土不可轻以尺寸予人。”“若复置而不问,人民生命财产所失尚小,国家领土主权所失实大,况天津租界不止法国一处,法国可强占,他国何不可强占?”[16]很明显,维持国权国土会将领土完整当作国家主权不可或缺的特征,国无领土完整,国就无尊严可言。

在抵制运动中,人民主权的思想亦得到了十分鲜明的体现,人民通过参与公共讨论,能够形成影响政府和外交的力量,使得人民主权和国家主权得以保证。维持国权国土会认为:“民国主体既在人民,则土地为人民公产,人人有密切之关系,人人应负保护之责任”[17];“国家即人民之国家,土地亦人民之土地”[18]。在维持国权国土会看来,人民所具有的力量,十分关键,尤其在涉及到主权问题的外交场合,人民的发声更是至关重要, “老西开法领事占地交涉一案迄今未解决,非我人民力争不足以保主权”[19]。作为共和政体,不能一意孤行,凡涉及到重大问题和决议,都理应征求民众的意见。反过来说,如果人民不同意,人民没有赋权,即使国家做了决定,也是不合法的,可以予以救济。政府官员亦有此认识,“今闻政府与法领事交涉,政府以现在共和国体不能由政府方面作主,须征求民意,该公使昨要求政府二十四点盖印承认,否则即电知天津法领事自由行动,政府于时限内未经正式答覆,故该领事有派法捕擒华警之举”[20]。而作为人民,每个人都有责任在国家危难的时候,站出来,贡献自己的力量,“倘惜区区之金钱,一任国亡,岂不甘心欲作法人奴隶乎?事关救国,幸勿观望为祷”[21]。“要知覆巢之下当无完卵,吾国民即不为国家计,亦当为子孙计,舍万死求一生,此其时乎?”[22]

在国家间的交往中,要讲求公理,不能以强权压公理,强权的观念与主权国家的理念格格不入。在《益世报》的报道中,始终认为中国是弱国,他国是强国,但强弱只是势力的程度,并不关涉公理,无论强弱,在公理面前都应该一视同仁、不可逞强凌弱。之前中国政府之所以允许其他国家在中国建立租界,这本身便是极为不合理的事情,“然此皆从前外交人员不知公法原理、国际交涉,有此条约之误,今后欲谋自立尚当设法争回,岂有地在租界以外,界址分明,证据确凿,而反可任人无端侵占,置不与较之?”[23]关于法捕拘留华警一事,《益世报》参引国际法认为,“按照国际公法,公使等如有仇攻所驻之国者,该国即得以仇敌处之,倘情结较重,则执而囚之可也”[24]。因此,法国在中国的领土上拘留华警,按照国际法,无异于武装进攻,中国完全可以“囚之”。在民众看来,如果法国人在老西开事件上退让,那么,原因就在于,“深知公理难容。”[25]

 

四、抵制运动内部的张力及《益世报》的化解

 

在抵制运动中,运动群体内部以及国内民众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诸多不同的个人动机和利益诉求,这使得运动呈现出波澜壮阔、起伏波折的景象。抵制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不得不应对上述种种障碍,来最大限度地维持抵制运动的团结,使抵制运动能够得以进行下去。笔者初步列出四个方面的不同声音,分别是“汉奸问题”、“罢工团的矛盾”、“官员的问题”以及“社会与国家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益世报》一般都会自觉地引导舆论,以期争取时间和各阶层的同情、理解和帮助,从而化解各种难题。

(一)汉奸问题

民族主义和国民认同是民族国家建构当中的重要问题,尤其当面对民族危亡的时候,这两者就显得更为关键。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你是要成为爱国者还是汉奸,必须要做个选择。《益世报》在1916123日的报道中,点名称马姓兄弟“同恶相济”,帮助法国人打探反法信息,务要引起同仁的注意。[26]“破坏团体接济法人之马少华,种种情形曾志报端。兹悉法工部局之案件均归马少华审讯,故马少华对于该界之权利非常之大云。”[27]还有很多汉奸,在抵制运动中造谣惑众,动摇民众的信心:“日前有一般冷血华人,甘为洋奴传布谣言,谓公民会经费不足,无法补助各华工之薪金,有于正月十五解散等语,业经确实调查,皆系无稽之谈,现正月十五已过,而各罢工人仍如常到会,其内容较去年尤为巩固”[28]。颇为奇怪的是,到1917年的时候,讨论奸细的报道突然多了起来,而公民大会对会场的控制空前严格,尤为担心奸细进入,“在开议以前,特派侦查员多名在各门看守,局外人均不得入,非常严密,探其内容,系表示对于中央某项之要件云”[29]。原因当不难理解,因为公民大会内部出现了裂痕,尤其是关于罢工团工人的工资问题出现了争执。

(二)罢工团的问题

抵制运动当中的罢工行动是一个很纠结的问题:一方面,罢工之效果显而易见,并且可以说是立竿见影;但另一方面,罢工工人的工资谁来支付?有无能力支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一问题就摆在抵制运动面前,甚至引发了不和谐的事情。《益世报》对此早有觉察,并自觉地引导舆论:“刻下工团之工人已达千人以上,寓草厂者约居多数,各该工人等行动皆异常镇静,其秩序尤为整齐云。”[30]但这只是给观众看得“前台”,“后台”景象如何我们后面就会大致有所了解。在19161126号的报道中,公民会详尽地介绍了罢工补助办法,简而言之,公民会决定,罢工工人凡入公民会的,未另外寻找工作的,由公民会代发工资。但公民会切切告知众人的是,其实,公民会无法承担此等重任,即使暂时可以应付,但无法长期支撑此类财务,务求众人发挥才智,另谋出路。到19173月,有一则消息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公民大会现以罢工团发薪之期在迩,昨由本会拔出存款一万余元预备发给。兹已拟定于月之二十三日下午二钟,由卞会长亲自按名发给,以昭慎重。”[31]如果没有发生很重大的争执,是不会发布这条通告,而之前几个月,外地的捐助款项突然多了起来,以及联系公民大会开会格外严格,唯恐消息外泄,又加之公民大会关于薪金的辟谣通告,断不难推出,公民大会在罢工团的财务上出现了难题。在三月份,公民大会作了很多努力,来杜绝工人冒领工资的情况。果然,在415号,“罢工团各代表因老西开交涉延宕至今,并无解决只希望,皆异常激昂,前屡要求公民大会向政府交涉仍无进步,是以该罢工团全体屡开秘密大会,磋商与政府对待之手续,经公民会竭力劝导未果实行。”[32]5月份,“各工团均愿自谋生计,无事各自营业,有事一呼即至,事务所永久成立,非交涉达到目的,绝不取消。”[33]

(三)官员的问题

虽然抵制运动需要与国家紧密合作,得到国家的支持,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民众对国家的某些官员亦存有戒心。在民众看来,有些官员不顾国家大局,没有爱国热情,为了狭隘的个人私利牺牲掉国家的公共利益,与卖国贼无异。在抵制运动中,外交次长就是因为在涉及老西开事件中,处理不当,被当作卖国贼通告,最后不得不黯然下台;而外交部秘书刘符诚,在老西开事件中,蒙蔽长官、断送国土,是事件得不到及时解决的罪魁祸首,民愤极大:“呜呼!今之倚恃外力,为虎作伥者,不止一刘符诚矣!刘不过送一老西开,故仅仅升一司长,万一有奉送领土主权十百倍于老西开者,更将何以酬其劳绩乎?吾知必擢为总长无疑矣。”[34]

(四)社会与国家的问题

在抵制运动中,国家需要借助社会来钳制法国,它可以在外交场合扬言“人民如何如何不满”,甚至于“恐生变乱”等等;而社会亦要借助国家去正式交涉,如果国家无动于衷,社会的抵制运动也无法长久。这意味着,两者之间需要有最低限度的“默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种“默契”在老西开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国家曾对地方政府有所指示:“各地人民如有抵货罢工之举,总以设法劝阻为要,如实不得已,断不可以官场之名义加入,致予外人以籍口。”[35]但“在政府固不能强抑民气”[36]。这里就显出国家的骑墙立场了。很明显,国家不愿意陷入太深,它不愿意被他国认为支持民众抵制运动,这样一来,就可能造成理亏在先的局面,从而无法收拾。与此同时,社会在造声势之时,对国家虽抱有信任,但这种信任是有所保留的,尤其是当政府迟迟不予行动、老西开事件迟迟不能解决时,这种保留就更加明显了。

 

五、作为象征性姿态的抵制运动

 

1916年底,法国政府迫于各种压力,包括一战和天津民众的抵制运动,最后提议维持老西开地区现状,老西开地区实际处于中法共管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讲,抵制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与此同时,我们还不得不意识到,抵制运动除了有内部的裂隙之外,其活动的规模和范围都很有限度,它并不是全国性的抵制运动,也没有达到一定的规模,其主要的活动是组织罢工团以及与政府的交涉,迫使政府在外交上更加主动、态度更为坚决。在此意义上,我们要看到,任何抵制运动,不但有其实质性效果,亦有其象征性姿态的涵义,特别是对于中国民众的抵制运动,由于各种特定的原因,比如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地域文化上的、信息交通上的,更使得它的象征性涵义突出。

笔者对此不作详尽的分析,只是提出这一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中法两国人民和政府并未受此次抵制运动的影响,关系依旧如昔。在1923年的一篇《法国纪念节之辉煌》的短讯中,《益世报》写道:“月之十四日为法国共和纪念之期,昨晚法国侪民官商,举行提灯大会游行,定于今日上午七时,法国军队行阅操式。昨经驻津法国总领事提督,已柬请王省长赵镇守使杨警务处长祝交涉员前往祝贺,法租界悬灯结彩。”[37]在这里,我们完全看不到中法两国历史上的对峙。

民众的记忆或许就更为淡薄,行为就更为坦荡,在政局动荡、民不聊生的时代,行动者不可能基于记忆、基于民族主义的情节去行动,他们的行动更加具有工具色彩,他们不会纠结于历史或者记忆之类的“想象的存在”,他们的生活是实实在在的过日子、求平安。在《益世报》1928年的一则短训中,作者调查了在法租界居住的中国人,无疑让人大吃一惊:“年来中国境界,因受种种影响,顿呈萧条现象。大多数之商号居民率相迁入租界,避免意外纷扰。而各租界中尤以法租界较前繁盛异常,每至夜间灯火辉煌,宛如神仙世界。兹据法租界当局所调查,截至民国十六年年终止,全租界人口数达三万七千七百二十七。其中华人为三万六千五百、法侨为二百二十九、美侨九十二、英侨一百六十四、日侨一百六十六、俄侨三百三十八,其他各国侨民共一百三十八云。”[38]1916年抵制运动的组织者绅商们,在局势动荡的时代,亦纷纷迁入法租界,避免骚扰,“军兴以来,各富绅巨商多迁移租界,故各租界大有人满之患,惟各租界易藏匪人,故日租界内曾调查户口,发给居住证,而维治安。闻法租界当局亦拟仿照日租界办法调查户口,以防匪人,而遏乱萌云”[39]

不得不承认,行动者同时也是机会主义者,他们会基于他们的理性,做出判断,进行理性选择。这种选择,可能会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也会受到自身利益、力量结构等因素的影响,仅仅从民族主义的一面来理解抵制运动,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不免会失之偏颇。只有深刻理解行动者的属性,以及他所处的结构性条件,我们才能够理解他们的选择以及他们选择的缘由。

因此,我们能够意识到,种种复杂的因素共同作用于民众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上,虽然大众媒体是民族国家意识培育和生成的酵母,但在行动者的理性选择之下,大众媒体的功效会得到部分的消解。换句话说,民族主义和国家意识不可能一蹴而就,它们受制于诸多因素的影响,甚至于,民族和国家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建构起来的,其并无“自然的基础”。民众并非天生就是“民族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更可能是“共和主义者”,共和主义者关注的不是他的祖国是谁,而是我的祖国如何避免错误,“就其正确而言,它是我的祖国,若它拒绝改正自己所犯下的错误,它便是不是我的祖国。”[40]这种取向与民族主义完全不同,民族主义的口号是“无论如何,这是我的祖国。”共和主义中的个体,是具有批判和怀疑精神的个体,他们参与公共活动,维护积极的价值,争取个人的权利,而又具有合作和社会精神,他们是积极的公民。“而人之天性中那种能够超越一己之私、投身公益的美德,要求给予公民‘独立’、‘自治’以足够的施展空间,相信他们能够在政治家提供的不同方案之间作出最符合公益的选择。”[41]就此而论,民族国家意识并非天然就具有正当性,在共和主义者看来,作为公民的个体是民族国家意识的主体,他们的政治参与和政治自由,构成了民族国家意识的基本的、甚至是最重要的元素。

 

 

基金项目:本文系天津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应急)课题“中国梦的生成逻辑及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性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献忠(1973—),博士,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社会学、明史、科举学。

刘拥华(1977—),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理论与政治社会学。

 



[1] 张佛泉:《我们为什么要说长道短》,《独立评论》第230号,1937418

[2]唐小兵:《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3][]金希教:《抵制美货运动时期中国民众的“近代性”》,《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

[4]《法兵擅拘华警之大风潮》,《益世报》191610226版“本埠新闻”。

[5]《为天津交涉警告政府》,《益世报》191610242版。

[6] 梦幻:《老西开交涉之失败谈》,《益世报》191611122版“社论”。

[7] 梦幻:《崇奖汉奸》,《益世报》19177242版“评论一”。

[8] 《牧师竟代法国招工》,《益世报》19171306版“本埠新闻”。

[9] 《拟请劝阻法国停募华工》,《益世报》19168196版“本埠新闻”。

[10] 《华工争执领薪之风潮》,《益世报》1917516版“本埠新闻”。

[11]刘凤山等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2页。

[12][]奥克肖特:《政治思想史》,秦传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9页。

[13]王立新,《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抵制美货运动》,《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14][]金希教:《抵制美货运动时期中国民众的“近代性”》,《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

[15]王立新:《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抵制美货运动》,《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16]《国权国土会拟上政府书》,《益世报》1916886版“本埠新闻”。 

[17]《国权国土会拟上政府书》,《益世报》1916886版“本埠新闻”。

[18]《再争老西开交涉之近讯种种》,《益世报》191611256版“本埠新闻”。

[19]《国权国土会议决上书》,《益世报》19168286版“本埠新闻”。

[20]《法兵擅拘华警之大风潮》,《益世报》,191610226版“本埠新闻”。

[21]《再争老西开交涉之近讯种种》,《益世报》191611256版“本埠新闻”。

[22]《再争老西开交涉之近讯种种》,《益世报》19173146版“本埠新闻”。

[23]《国权国土会拟上政府书》,《益世报》1916886版“本埠新闻”。

[24]《为天津交涉警告政府》,《益世报》19161024,第2版。

[25]《□□封交核议胡公使之密电》,《益世报》191611223版。

[26]《马氏兄弟同恶相济》,《益世报》1917123

[27]《再争老西开交涉之近讯种种》,《益世报》191612126版“本埠新闻”。

[28]《汉奸造谣之不确》,《益世报》191728

[29]《关于公民大会近讯之种种·评议要事之秘密》,《益世报》1917319

[30]《再争老西开交涉之近讯种种》,《益世报》191611256版“本埠新闻”。

[31]《关于公民大会近讯之种种·定期发给工薪》,《益世报》1917319

[32]《罢工团秘密会议》,《益世报》19174156版“本埠新闻”。

[33]《公民会之坚持到底》,《益世报》19175106版“本埠新闻”。

[34] 梦幻:《崇奖汉奸》,《益世报》19177242版“评论一”。

[35]《最新交涉案·国务院电示中法交涉之近状》,《益世报》191611222版“特别要闻”。

[36]《最新交涉案·中法交涉借助(徐)东海之传闻》》,《益世报》191611223版“特别要闻”。

[37]《法国纪念节之辉煌》,《益世报》192371410版“本埠新闻”。

[38]《法租界人数之调查》,《益世报》19281112版。

[39]《法租界调查户口》,192861212版。

[40][]鲍曼:《寻找政治》,洪涛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57页。

[41]任军锋主编:《共和主义:古典与现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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