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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棉管 福利体制研究中的二维视角 ——评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  
  作者:李棉管    发布时间:2016-02-24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福利体制研究中的二维视角

——评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方法论

李棉管

原文载于:《社会建设》2015年第5

摘要:除了三种福利体制的类型学之外,艾斯平-安德森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还为学术界提供了研究福利体制的方法论原则,然而这一学术贡献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艾斯平-安德森所界定的方法论实际上包括二维视角:中轴原理视角和比较历史视角。中轴原理视角倡导直接把握社会福利制度的本质属性来建构福利体制的类型学;比较历史视角强调从国家的历史结构中寻找类型学差异的原因。研究艾斯平-安德森方法论可以为当前国内福利体制研究的“去中轴化”和“去历史化”的研究现状提供方法论反思。

关键词:福利体制;方法论;中轴原理;历史维度

一、引言

自从艾斯平-安德森1990年出版《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一书以来,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福利体制比较研究的热潮,该书也成为社会福利研究领域难以绕过的经典著作。但是奠基于该著作之上的主流研究现状值得重视。这种现状就是研究者热衷于直接与艾斯平-安德森的研究结论进行对话,通过国别间的经验材料验证或挑战艾斯平-安德森所划分的三种类型。某种意义上,所谓“东亚福利模型”、“拉美福利模型”等都是此类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而这些“例外模型”是否足以构成“例外”,已经成为了福利研究的争论焦点。争论的一方认为,东亚或拉美地区的社会福利体制既不同于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和欧洲大陆的保守主义传统,也不同于英美的自由主义传统,它们应该被视为“第四种体制”甚至是“第五种体制”[①];而另一方则认为,虽然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福利各有特点,但仍然属于已有体制的“混合模型”,或某一种类型的“子类型”,艾斯平-安德森的分析框架依然适用[②]

这场争论依然没有定论,有些学者指出研究者不应该再纠缠于“福利体制”的宏观归纳,更现实的做法是多做一些具体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福利运作过程的研究,从经验材料中重新建构分析框架[③]。解答福利体制争论固然需要坚实的经验材料基础,但我们首先应该反思争论的起点:争论双方是否是在同一分析框架中归纳福利体制类型的?学术对话往往在同一视角展开才能有效:研究者在相同的论证逻辑下得出了差异性结论,这才构成了一方对另一方最强有力的反对。

基于以上思路,本文将从福利体制研究的源头入手,分析艾斯平-安德森福利体制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并以这些方法论原则为框架反思中国福利制度的现状与趋势。在艾斯平-安德森的体制分析中,有两条研究线索:第一条分析思路是中轴原理视角,即从社会福利的本质属性出发为类型学研究确立分类维度;第二种分析思路是比较历史视角,即为福利体制的现实差异寻求一种历史解释,这是福利体制类型学研究的归因原则。

二、中轴原理视角:类型学的建构

艾斯平-安德森的福利体制研究首先是从“什么是福利国家”开始的——艾斯平-安德森称之为“最初的问题”[④]。被奉为共识的教科书式的关于“福利国家”的定义是:国家对于公民的一些基本的、最低限度的福利负有保障责任。早期的比较研究不假思索地认定社会福利的支出水平能够充分反映出国家在福利方面所承担的责任。艾斯平-安德森对早期的相关研究提出了反思,他认为“将福利支出作为焦点是错误的。福利支出对福利国家的理论主旨来说只是个附带现象。”[⑤] 与上述聚焦于福利支出的研究比较起来,艾斯平-安德森认为蒂特马斯的社会政策研究更具有启发意义,通过对“补缺型福利国家”和“制度型福利国家”的分类和比较,使得“研究者跳出福利支出的黑箱,将注意力转移到福利国家的内容上来”[⑥]。如果社会福利分析跳出表面的福利支出,而关注福利国家的“内容”,那么首先要回答的是“社会福利的本质属性是什么”?

(一)中轴原理的建构

艾斯平-安德森赞同T.H.马歇尔的观点:社会公民权利是福利国家的核心概念。但是他认为这一观点必须得到充实和拓展:研究者需进一步追问公民权利反映的实质又是什么?艾斯平-安德森认为,公民权利的本质属性是劳动力的“非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这是一种制度保护下的劳动力生存状态:“当一种服务是作为权利的结果而可以获得时或当一个人可以不依赖于市场而维持其生计时,非商品化便出现了”[⑦]

只有通过“非商品化”概念,我们才能理解福利制度的本质属性,这样才能摆脱对所谓福利支出水平或福利覆盖水平的表面描述,这充分反映了中轴原理研究方法在福利体制研究中的应用。中轴原理方法的基本操作策略是暂时搁置社会现象的某些细节,通过直接把握核心机制来对探究该社会现象的本质属性和总体特征。毫无疑问,中轴原理可能有“简化研究对象”的风险,但是中轴原理的分析方法着重强调通过对某一社会现象核心机制的把握来理解该社会现象的本质属性,并通过核心机制扩散开来,寻求对某一社会现象的总体概括。从这个意义说,中轴原理分析方法一方面是对社会现象的总体性把握,另一方面也具有将细节描绘系统化的功能。

社会福利制度的本质属性是劳动力的“非商品化”,这是通过对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的总体历史考察之后得出的结果。人类社会的自我保护经历了一个制度化的过程。如果我们将英国的《济贫法》视为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起源,那么现代社会福利制度从一开始便是在与劳动力市场的互动中产生的。正是工业化的进程产生了劳动力商品化的需要,而主动或被动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社会成员却并不是总是能够实现商品化,于是才产生了社会福利需求。波兰尼对社会保护的制度化过程进行了经济史的分析,在他看来,促使人类社会建立制度化社会保障政策的关键原因在于自由市场的自发扩张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而劳动力市场是其中核心要素。波兰尼指出,“若是允许市场机制成为人类命运和人类的自然环境的唯一指导者,实际上甚至是购买力总量和用途的唯一指导者,那么,社会则会因此而毁灭”。因为劳动力商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所谓的‘劳动力’商品,是不能被推来搡去、不能被随随便便地使用的,或甚至不能被丢在边上不用。在安排一个人的劳动力的过程中,市场经济体系可能会顺便处理一下与劳动力标签连在一起的那一肉体、心理和道德存在之‘人’。剥去人类文化制度的保护性外壳,人类可能会从社会为所欲为的作用中消亡;人类可能会作为剧烈的社会混乱的牺牲品而灭亡,而这种混乱则是由邪恶、颠倒黑白、犯罪和饥饿所引起的。”[⑧]正是着眼于对劳动力过度商品化的考虑,社会产生了一股自我保护的力量,这种自我保护主要通过社会立法的形式而实现。制度化的社会保障安排是“双向运动”的结果:一方面市场的支配范围在拓展,另一方面社会的自我保护在加强。

以劳动力“非商品化”为概念图式,艾斯平-安德森对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福利体制类型学的划分。第一种类型是“自由主义”福利国家,在这一福利体制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是基于家什调查的社会救助、少量的普救式福利和作用有限的社会保险计划。艾斯平-安德森认为,这种带有社会污名化的少量给付所带来的“非商品化”效果最差,因为“这种济贫制度将迫使除了最走投无路者以外的所有人参与到市场中去”[⑨]。第二种类型被称为“保守主义”体制,这种体制所关注的是对既有阶级分化的保护,权利因阶级归属和社会地位而定。在以社会保险为主要政策模式的保守主义体制国家中,国家对劳动力市场中的社会成员提供社会保护,而劳动力市场之外的成员则主要由家庭、社区或其他传统力量进行保护,这种福利体制的“非商品化”程度居中。第三种类型是“社会民主主义”体制,这一福利体制的保护方案表现为高度非商品化原则与普救主义相混合的计划,国家为所有拥有共同体资格的成员提供基于公民权利的体面生活条件。

在艾斯平-安德森看来,虽然“非商品化”虽然体现出的是程度差别,但是“非商品化”程度背后却反映出国家、市场和家庭之间关系的取向上的差异,因而是“三种本质不同的福利国家逻辑”[⑩],而不是简单的线性分布关系。

(二)中轴原理的辐辏性

中轴原理的 “辐辏性”是指中轴原理作为一种中心承轴能够将该社会现象运行的其他机制联系起来,在某种意义上,其他机制正是依托中轴原理而发挥作用的,中轴原理是其他相关制度和机制的基础。“进行社会分析的困难之一,是这些原则之间以及一个体系内部存在着相互交叉重叠和矛盾冲突”[11]。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贝尔指出,只有以中轴原理为核心机制将其他运行原则联系起来,才能使得相关的运行机制得到系统解释。

艾斯平-安德森认为,社会福利制度运行的中心机制是“非商品化”,这一中轴原理不但可以用来解释各国社会福利支出结构和覆盖水平的差异性,更重要的是与社会福利相关的其他经济社会现象也可以通过中轴原理而得到解释,并且只有通过中轴原理的考察才能更深刻地把握其他经济社会现象差异性的原因,艾斯平-安德森以劳动力市场为例对此进行了分析。

在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中,社会福利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应该保持清晰的界限,社会福利制度主要关注那些长期不能或暂时不能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社会成员,劳动力市场应该独立地对劳动力价格信号做出反应[12]。艾斯平-安德森并不认同这一看法,他认为“劳动力市场可以独立于政治之外而存在的说法,不过是一个由意识形态支撑的、为陈旧的理论学说捍卫的神话,但是这个虚构的神话却在历史经验中被赋予了现实生命”[13]。相反,在艾斯平-安德森看来,“福利国家不仅与就业制度相重合,而且对就业结构的演变、进而对新的社会冲突轴心的演变,确实具有直接的和不确的影响”[14]。艾斯平-安德森从劳动力参与和劳资关系等方面分析了社会福利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命题是价格机制,他们认为社会福利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唯一原因在于“福利替代率”:富有吸引力的福利给付会诱发劳动力退出劳动力市场。然而大规模的国际比较数据显示,福利给付与劳动力退出之间并非线性关系:给付水平最高的北欧国家以低退出率为特征;给付最低的自由主义体制国家以中等退出率为特征;而给付水平居中的欧洲大陆国家则以非常高的退出率为特征[15]。艾斯平-安德森认为研究者需要从福利制度所提供的“非商品化”所带来的“替代性选择”中进行思考。在北欧国家,以社会权利为基础的社会政策与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相结合,为面临失业威胁的社会成员提供了一系列劳动力市场选择;与此相反,在欧洲大陆国家,面临同样威胁的工人却没有相应的选择,只有退出劳动力市场。福利制度影响劳动力参与的另一个因素是“作为雇主的福利国家”:国家作为雇主直接吸纳劳动力的空间大小对劳动力参与也有重大的影响。在北欧国家,福利国家吸纳了总就业人口的20-25%,女性的高劳动力参与率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因于此;欧洲大陆国家社会福利就业发展极不充分,公共部门的福利性就业作用很小;与上述两种情况皆不相同的是,自由主义体制的福利国家中,福利服务就业发展得相当良好,但是多数的从业人员是在私营部门中,这样的福利体制既不鼓励劳动力退出劳动力市场也没有特别的举措鼓励女性参与就业[16]

关于社会福利对劳资关系影响的问题,社会科学界形成了协调论和冲突论两大阵营。协调论阵营关于劳资关系的预设又可分为两大子阵营,一个子阵营认为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矛盾,资本的获利需求与劳动力的权利需求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两者之间的矛盾可以调和,一些制度设置可以将劳资矛盾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德国历史学派大体属于这一子阵营。另一个子阵营认为资本和劳动力的利益诉求在本质上是协同一致的,通过“做大蛋糕”的方式,资本和劳动力都可以从中获利,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基本可以被归入这一类。冲突论阵营以新马克思主义为代表。高夫(Ian Gough)认为,战后西方各个国家都经历了福利的大幅度扩张,而与此同时,福利官僚体制也在大幅度扩张,这在导致福利效率低下的同时,也使得工人将斗争的矛头既指向资本所有者,又指向国家的福利体制[17]。奥菲更直接地描述了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劳资关系新形态,他指出福利国家在形式上赋予了工人阶级的社会权利,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劳资冲突的深层原因,也就是福利国家承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需求,却没有交代实现这些承诺的根本性办法,于是工人阶级在“挫折怨恨”中对资本的冲突意识更加强烈[18]。然而,艾斯平-安德森认为分析社会福利制度与劳资关系的影响还得从“非商品化”的制度性角度入手。福利国家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资源。艾斯平-安德森分析道:“栖身于市场中的领薪劳动者不可避免地处于分散化和分层化状态——他们被迫相互竞争,没有任何保障,受制于其自身无法控制的裁决和势力,这种状况限制了他们的集体团结和动员的能力。而社会权利、收入保障、平等化以及消除贫困这些普遍为福利国家孜孜以求的目标,正是集体权力动员得到强化和凝聚的必要前提”[19]。因此,他认为各国的社会福利体制的类型差异也将导致各国的阶级动员的差异。在社会民主主义体制中,由于福利共识的存在,工人结成政治联盟的可能性更大,而自由主义体制中的工人由于被原子化地推向了市场从而被削弱了结盟的能力。

三、比较历史视角:类型学的解释

作为当今制度分析的主流学派之一,历史制度主义的成型是比较晚近的事情。直到1992年,在西伦、斯坦莫等人主编的《建构政治学:比较分析中的历史制度主义》一书中,“历史制度主义”才第一次出现在了学术界话语体系中[20]。而后,历史制度主义倡导者试图完善制度分析方法的建构。保罗·皮尔逊的《回报递增、路径依赖和政治学研究》一文是历史制度主义理论系统化过程中重要文献[21]。虽然当时历史制度主义并没有成型,但是艾斯平-安德森已经明确采用了历史分析的视角,这是他进行福利体制类型学解释的基本路径。

艾斯平-安德森要解答的一个学术难题是:任何一个走向市场化运作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需要解决相同的劳动力商品化问题,但是为什么不同的国家走上了不同的“非商品化”道路?艾斯平-安德森开篇就指出:“国家的历史特点对福利国家主义的产生有着决定性作用……我们叙述的主题仍然是政治性阶级联盟的历史,这是导致福利国家差异的决定性因素”[22],这就清晰地交代了他对于类型学成因解释的历史视角。各国福利体制差异的深层根源隐藏在差异性的历史脉络之中,不同国家的历史结构对劳动力的“非商品化”要求做出了不同的回应,从而产生了三种福利体制类型。

(一)观念框架与体制分化

观念框架逻辑是指制度制定者身处于一定的主流认知氛围之中,主流思想观念为制度制定者设定了认知框架和变迁边界,行动者只能在此框架内进行策略选择,而根本想象不到观念框架之外的其他选择,即便其他选择可能更有效率,它们也不能进入制度制定者的视野。这样一种逻辑就导致了制度变迁的延续性:尽管制度的具体规则会发生演变,但是制度核心价值依然得到延续。当然,制度巨变也是现实存在的,但是制度巨变的前提是认知范式的巨变[23]

面对劳动力“非商品化”的现实需求,长期被保守主义思想主导的欧洲大陆国家通过三种方式加以应对:家长制的庇护主义、合作主义和国家主义。“庇护主义(clientelism)……在驯服冷漠无情的商品化世界方面有着特殊的影响力……基督教民主党的战后政权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的福利庇护制度,尤其在工作分配和伤残军人养老方面”[24]。合作主义是保守主义在社会福利方面的重要传统,艾斯平-安德森指出,合作主义模式是对商品化的最早的、也是最为普遍的回应之一。这些合作主义传统以行业协会或社团的形式提供排他性的内部保障,“它们的成员既不是商品也不处于市场中,而是依据他们的团体身份划定范围”[25]。以德国为例,合作主义的雏形基尔特消亡以后,这些团体转变为互助会(mutual society),而互助会的行业界限突破就形成了后来的社会保险计划。同时合作主义“内在的动机是社会的整合、权威的维持……同时,它也受到反个人主义和反自由主义动机的强烈驱动”[26],这将间接导致一种国家主义,并同时赋予社会成员公民身份。以上几点的结合充分解释了为什么在欧洲大陆国家,公民所享有的社会权利与北欧国家不相上下,但是社会福利往往是以社会保险为主导的福利模型。

自由主义思想传统面对“非商品化”的压力经历了巨大的转折。长期以来,自由主义“理想社会”的初步模式都假定,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是保证劳动力自身福利的最好方式。这一假定以所有个体都有参与市场的能力为前提,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一些人可能永远无法与其他人一样拥有参与劳动力市场的能力和机会,除此之外,任何人都难以单独抵御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危机。迫于现实压力,“自由主义从公共利益的原则上承认社会干预的基本原理”[27]。为了在市场自由和社会保护之间取得平衡,自由主义者选择了两种可以接受的政策途径。第一种策略是严格的社会救助体制,并将之取代济贫法,“以家什调查为基准的救助制度,是一种能确保将非市场收入保留给那些没有任何能力参与市场的人的方法”[28],它通过严格的资格审查来限制社会福利制度对市场自由的冲击。第二种策略是将公民权利和个人责任更直接联系起来,权利与给付与相应的缴费相关联,这显然是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内在的价值要求。在第二种策略的影响下,自由主义福利体制内的国家普遍出现了有限的社会保险和大规模的市场保险。

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传统对劳动力“非商品化”问题的回应同样经历了漫长的探索。虽然从一开始,社会民主主义就视劳动力的商品化为劳动异化和阶级动员障碍的根源,但是由于合作主义的保守传统在早期非常强大,以至于这些国家的福利给付也被限定在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准保障。自从“社会权利”概念得到广泛认同并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制度的核心观念之后,社会民主主义体制下的福利国家发生了两种根本性的转变:第一,权利的外延必须超越基本需求这个狭隘的范围;第二,提高给付使之达到一国之正常收入和平均生活水平[29]。在“社会权利”价值观的支撑下,社会民主主义体制将全民福利作为社会政策主要领域,该政策模式的要义是将人们从市场依赖中解放出来。

(二)利益群体与制度惯性

当自由主义的倡导者们将市场作为个人福利提供的最优策略的时候,他们却面临着“市场失灵”的现实,为了应对“市场失灵”,自由主义不得不在压力之下转向家什调查基础上的社会救助体系,但是这种社会救助体系带有强烈的社会耻辱感。带有耻辱特征的社会救助体系直接划分出利益群体:社会底层群体主要依赖于耻辱性救助;中产阶级羞于耻辱特征放弃了社会救助,选择参与政府和市场所提供的社会保险;特权集团则直接转向从市场中获得他们的主要福利[30]。这种利益群体的分化使得自由主义体制得到了自我强化:底层群体主张维持社会救助,但是由于他们的边缘地位,使得他们没有办法推进权利的扩张;而特权集团和中产阶级对于市场保险的青睐却可以使得市场机制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扩张之时,它首先要解决的是“联盟权选择”问题:社会民主主义者与谁结盟才能对当时的社会结构进行回应并赢得政权?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社会结构是由众多的城市和乡村“卑微者”所主导,因此农民阶级是广泛联盟的支柱。但是战后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发达的经济体系中,“卑微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白领阶层和比较富裕的工人阶层,为了维持普遍的团结,社会民主主义者不得不以中产阶级的标准调整社会给付[31]。保障的标准由下层阶级转向中产阶级,这是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得以维持的关键,因为它将普遍性资格与高收入等级的给付结合在一起,使得福利国家的给付和服务非常符合绝大多数公民的期望,福利国家借此而免遭反对派的攻击。

当保守主义国家(如德国)推行早期的社会保险计划式,它们不得不两面作战:一方面要对抗偏爱市场解决方式的自由主义者,另一方面则要对抗支持行业边界的合作主义者。双重压力之下,以国家为主体的社会保险计划不得不向自由主义和保守的合作主义同时做出部分妥协。妥协的结果是在一个国家内建立了定位于不同阶层的社会保险计划,每一种计划都是特别设计的,以适合于受保人相应的社会地位。于是,在一些国家(如奥地利、德国和法国)有着给予公务员格外慷慨的福利待遇的传统,同时在工人及管理者之间也存在着一道鲜明的藩篱[32]。通过社会保险制度而分化出的利益群体反过来又维护了这种福利体制的长期运行,每一个利益群体都在现有的福利制度框架内寻求利益实现,从而强化了以社会保险为主体的福利体制。

艾斯平-安德森对三种福利体制所展开的历史考察已经非常清楚地展示了历史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变迁的基本判断:制度变迁的一般逻辑是“断裂均衡”,制度在其存在的大多数时间里都处于均衡状态,然而这些均衡并不必然是永恒的,制度也存在变化的可能,但是变迁不是任意的[33]。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是历史制度主义的核心概念和轴心机制,虽然研究者对此存在多种理解,但是基本认同这一术语的基本内涵:一旦一项制度安排得到了最初的选择,由该制度安排所设定的框架或模式将被延续下去,除非有足够的力量克服最初形成的惯性[34]

四、结论与讨论

艾斯平-安德森的福利体制研究方法论由二维视角构成。一种视角是中轴原理视角,该视角将劳动力“非商品化”视为社会福利制度的本质属性,突破了仅从收入分配角度研究社会福利的思维定势,从而完成了福利体制类型学的建构。这一理论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日本学者武川正吾指出艾斯平-安德森将去商品化概念操作化使得去商品化的定量分析成为可能,而且使得社会福利分析走向了“质”的层面而非“量”的层面。“福利国家社会学中的给付国家的质的层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提示我们,即使社会性给付规模完全相同,对社会结构产生的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再分配前的收入分配比较平等的国家,与那些不平等的国家相比,用较少的社会性给付就能提高再分配效果;而高福利高负担国家的社会性给付不一定具有更强的去商品化效果。”因此,“我们必须留意,仅用社会性给付的规模观察福利国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35]但是新近出现的“发展型社会政策”对这一条中轴原理提出了质疑。他们的研究证明社会政策在理念上存在多种形式,以“再分配”为主要属性的“非商品化”社会政策仅仅是一种类型,而以“社会投资”为主要属性的发展型社会政策却能促进劳动力实现“保护性再商品化”。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重新回到波兰尼的界定,将社会福利的本质属性认定为社会保护和市场运作之间的调节机制可能更为全面。

第二种视角是历史维度视角,理解福利体制类型学之间的差异仅仅从现有的社会经济状况出发是不彻底的,因为任何福利体制的形成都是一种历史塑造。这一视角给社会福利研究领域提供了重要启发,自他以后,从历史角度来研究社会福利制度的变迁与改革成为一种基本策略。然而艾斯平-安德森的这一原则性倡导在国内福利体制研究中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许多研究认为中国原有的福利体制是一种历史虚无,似乎不会对中国的福利体制转型产生实质性影响,只要国家加大了福利投入,中国的福利体制将会自然发生转变,这不但违背了中轴原理的分析原则,也违背了历史维度的分析原则。当然,这可能与艾斯平-安德森没有清楚交代历史维度的分析方法有关:由于缺乏详实的经验材料,艾斯平-安德森只能通过思想史的梳理来论证历史维度。但是自皮尔逊之后,历史制度主义对“路径依赖”的机制分析已经变得系统起来,福利体制的历史研究已经有了相对明确的分析框架可以参照。

解读艾斯平-安德森的福利体制研究方法论并非为了重复他的研究成果,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为我国福利体制转型研究提供一种方法论的反思。这对于改变国内当前福利体制研究的“碎片化”和“去历史化”的研究现状有重要的启示。社会福利体制不同于某个单项的社会福利政策。对于某个福利政策的解读研究者自然可以从福利覆盖率、保障水平等现实的福利效果入手,但是对于福利体制的研究却不能局限于这些浅层的数据。中轴原理分析方法提示我们需要从劳动力“非商品化”及其背后的“国家-市场-家庭关系”入手、采取一种结构分析方法来研究福利体制及其转型;历史框架分析方法则要求研究者更加重视历史中的制度安排对于当今福利体制转型的影响。许多学者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福利体制归纳为“生产主义体制”,某种意义上直接回应了艾斯平-安德森的中轴原理分析原则。在社会政策为经济政策服务的制度氛围下,劳动力的“非商品化”呈现出独特的景观:这种“非商品化”较少地基于“社会权利”而更多的基于“效率逻辑”,这是国家主导下的发展路径所导致的特有现象。但是“生产主义体制”一旦嵌入历史,它就会对日后的福利体制转型产生影响,而这一点往往被当前研究者所忽视。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社规划项目(14NDJC225YB)和“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T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棉管,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浙江金华,32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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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mesh M. 2004, Social Policy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王卓祺:《绪论:东亚福利模式、优势及特征. 载王卓祺主编:《东亚国家和地区福利制度》,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1

[] 林卡、赵怀娟:《论“东亚福利模式”研究及其存在的问题,《浙江大学学报》,2010(5)

[] 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第19页。

[] 同上,第20页。

[] 同上,第21页。

[] 同上,第23页。

[]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第72页。

[] 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第30页。

[] 同上,第5页。

[11]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5,第28页。

[12] 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第163页。

[13] 同上,第165页。

[14] 同上,第248页。

[15] 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第170页。

[16] 同上,第178-179页。

[17] 克劳斯·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第9页。

[18] 同上,第5-6页。

[19] 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第16页。

[20] Thelen, K. and Steinmo S. 1992.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Thelen, K. and Steinmo S. (ed.).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1] Pierson, Paul. 2000. “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4(2)251-267.

[22] 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第1页。

[23] Hay, Colin. 2001. “The “Crisis” in Keynesianism and the Rise of Neoliberalism in Britain: An Ideational Institutionalist Approach”. In John L. Campbell and Ove K.Pederen (ed.).The Rise of Neoliberalism and Institutional Analysi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4] 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第42-43页。

[25] 同上,第43页。

[26] 同上,第44页。

[27] 同上,第46页。

[28] 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第47页。

[29] 同上,第48-51页。

[30] 同上,第74页。

[31] 同上,第77-79页。

[32] 同上,第67-69页。

[33] B. 盖伊·彼得斯: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75页。

[34] 同上,第71页。

[35] 武川正吾:《福利国家的社会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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