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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国恺 时空社会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的新视角 ——以景天魁的时空社会学研究为例  
  作者:宋国恺    发布时间:2016-02-23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时空社会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的新视角

——以景天魁的时空社会学研究为例

宋国恺

原文载于:《社会建设》2015年第5

 

摘要:时空社会学是一门前景无限的新兴学科。景天魁以其深厚的学术造诣,长期致力于发展和推动时空社会学来解读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和发展。景天魁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成就,需要新的独特视角加以分析和解释。因而在其引入时空社会学的过程中,坚持将时空理论与中国学术传统恰当接续、坚持将时空分析与中国社会发展实际有机结合,发展对中国社会发展具有很强解释力和分析穿透力的时空社会学,并不遗余力地发展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中”的社会学。时空视角对于解读中国社会建设和发展是非常有益的。

关键词:时空社会学 社会发展 景天魁学术思想

 

作为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景天魁以其深厚的学术造诣,经过长期不懈的辛苦耕耘,逐步形成了以“底线公平”为理念,以时空社会学为框架,以普遍福利论为功用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始终贯穿于《底线公平: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发展社会学概论》、《时空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基础整合的社会保障体系》、《福利社会学》、《当代中国社会福利思想与制度——从小福利迈向大福利》等著作之中,体现了其致力于“社会学中国化”的学术追求。这既是现代社会学与中国学术传统接续的典范,也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认识和解释。景天魁长期致力于时空社会学的发展和建设,更是集中反映了这种学术思想,“我的学术研究所致力的目标,主要是对中国社会发展做时间和空间分析,以期建立一种能够解释中国社会发展经验的‘时间空间社会学’”。[]时空社会学是研究中国社会发展的新视角。

一、 时空视角:“解读中国发展之谜”的独特路径

吴文藻等老一辈社会学家始终坚信,中国社会学一定是“‘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中’的社会学”。[]费孝通在20世纪30年代倡导“社会学中国化”,改革开放以后费孝通主持恢复和重建社会学工作,始终强调“社会学中国化”这个方向,并为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继费老之后,陆学艺、郑杭生等我国社会学领军人物同样执着坚守“社会学中国化”这个方向。如陆学艺先生指出“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正遇上我们伟大祖国经济社会发生历史性变迁的时期……这些转变发生在拥有10多亿人口的大国之中,其规模之宏大,形式之多样,波澜壮阔,错综复杂,这是难逢的历史机遇。不仅我国的前代学人没有遇到过,就是欧美工业化国家的学者也没有遇到过,他们只经历了工业化过程中的某个阶段,而我们这一代人却经历了我们国家工业化的前期、初期,直到现在中期阶段的整个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郑杭生先生则对社会学的本土化进行了系统论述和大量探索,形成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等较为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

景天魁同样将“社会学中国化”作为中国社会学发展道路和目标。他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学者的研究条件是得天独厚的,“我们有幸身处中国社会大转型的历史时期,得以观察和体验到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大时空跨度、时空交错下的社会冲突和融合、继承和扬弃、压缩和延伸,并且我们得以在个体的有限时间和获得范围内,亲身‘参与旷世难逢的大变局’,这是那些生活在西方已经定型化了的社会中的学者们难以得到的机遇和条件。”[]

然而,在景天魁看来,我们这一独特优势,并没有充分地转化为大胆创新的强烈的自信心。恰恰相反,这一优势却被掩盖和弱化了。因为在当今世界体系中,正如在经济上,发展中国家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一样,在学术上,我们也没有什么话语权。因此,他极力呼吁“社会学中国化”,“今天,我们的国运昌盛了,连西方学者都承认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转而尊重中国的经验,我们何苦非要把西方学者在对不比我们复杂的社会对象的研究中形成的概念奉为圭臬,而把我们自己的成功经验视为敝屣呢?”[]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对于中国发展之“谜”却没有给出足以令人信服的解释。希望从事社会科学的工作者,特别是社会学研究者,从中国发展的时空情景出发,充分发掘当代中国社会,尤其是改革以来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这个“富矿”,总结“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因此,早在1999年,他就提出“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许多问题,要想取得深入的认识,就有必要寻求新的研究视角”。并由此引入了时空结构论,指出“从研究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时空特性也是一个基本的因素,或者说,也是研究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景天魁甚至以“解读中国发展之谜”[]为题,尝试从时空结构的视角解读中国发展之“谜”。

景天魁认为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已有30多年,中国社会学家已经形成了可观的阵容,学术成果有了比较丰厚的积累。无论是社会学专业人员的数量、专门的教学和科研机构的数量,学术出版物的数量,在世界上都已名列前茅,问题是要提高质量,而提高质量的关键在于学术创新。他指出社会学中国化的首要含义,“就是怎样使外来的好东西变得更能够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让社会学这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土地上开花结果,这就首先要学习借鉴、吸收消化;当然也有进一步的含义,那就是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实践经验,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质和风格的社会学。这种社会学也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能够与国外社会学对话、交流和开放的。”[]事实上,《中国社会发展与发展社会学》、《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建立具有中国时空特征的理论框架》、《发展社会学概论》、《时空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等著作和论述,都体现了其“社会学中国化”的不懈努力。

强烈的“问题意识”不仅是一种学术研究取向,同时也是“社会学中国化”的不竭动力。景天魁最感兴趣的是社会哲学,以后其学术历经从社会哲学走向社会学的重要转变。但其问题意识的学术研究取向始终如一贯穿于其研究之中。他提出“底线公平”的概念时,是基于民生问题的“问题意识”:民生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那么,为什么民生问题会凸显为一个焦点问题,这里面是否具有必然性?如果具有必然性,其中起重要作用的因素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哪些教训和启示,怎样才能更好、更快地解决民生问题?”[]1999年在引入时空结构和时空分析时,其强烈的问题意识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作为中国人,没有把自己的发展及发展成绩和问题说清楚,西方社会学概念和理论也不适合解释中国的现实,甚至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正如景天魁所指出的那样:“中国自1978 年以来已经连续近30年高速经济增长,‘理解中国发展’已经不只是中国学者的事。前英国驻香港总督、‘中国通’彭定康说,中国对他而言是个‘谜’。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说过解释中国经济发展是极其困难的,秉持着西方政治理念的人更感到理解中国的发展尤其困难。中国的发展既是一个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普遍过程,也是一个非常复杂和特别深刻的特殊过程。像彭定康这样的‘中国通’为什么会感到中国发展是个‘谜’呢?”。[]

事实上,早在1994年,针对推动对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即研究中国如何走向世界,世界如何接纳中国的问题时,景天魁就提出了“扩展社会发展研究的宏观背景”,把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置于对世界总格局研究的框架内。[11]中国30多年的发展,在时间和空间的特征方面,超出了以往西方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已有的经验,所以从表象上看似乎都在进行现代化,都在发展工业化、都在推动城市化,都在大力发展经济,但是不论是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还是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感到中国的经验相当的独特,用以往的经验很难去理解它,包括像欧美汉学界学者和研究人员,乃至“中国通”,都难免感到困惑和不解。

二、时空理论:中国社会发展解读与学术传统的接续

老一辈社会学家对中国学术传统的坚守,不仅是推动“社会学中国化”的一个成功经验,而且是推动“社会学中国化”的重要方法。孙本文倡导“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其中两个重要方面是“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学史料、“实地研究中国社会之特性”,“并由此综合而成有系统有组织的中国化的社会学”[12]费孝通明确指出,“中国丰厚的文化传统和大量社会历史实践,包含着深厚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理念,蕴藏着推动社会学发展的巨大潜力,是一个尚未认真发掘的文化宝藏。从过去二十多年的研究和教学的实践来看,深入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国学者对国际社会学可能做出贡献的重要途径之一。”[13]陆学艺指出“21世纪中国社会学的发展重点,已不是把西方社会学引入中国并在中国生根的问题,而是要创建中国社会学。与此相应,已不是用中国语言和社会事实诠释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和概念,而是要实现中西方学术平等的原则……要古为今用,吸收中国前代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和系统地发掘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精华,集中前人的智慧结晶为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社会学建设服务。”[14]社会学本土化无非“在于增进社会学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在于增进社会学在本土社会的应用,”[15]认识和解释中国社会发展。

哲学背景出身的景天魁,即使在引入和发展较为抽象时空结构和时空分析时,也从不“言必称希腊”,相反,其在引入时空结构论解释中国社会发展时,“努力用中国话讲清楚中国事、探讨对中国有用的道理”,并没有忘记从中国传统学术中发掘“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中”的学术理念、甚至概念。景天魁指出,中国社会发展既要讲农民工,同时还要讲存在于中国的巨大的内部差距,如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等。认为“拉开差距可以促进发展,缩小差距也可以在新的阶段促进发展。如果在同一时间空间内,又要拉开差距,又要缩小差距,是相互矛盾的,是不可能的。但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内,拉开差距和缩小差距不仅不矛盾,而且还是相辅相成的。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研究文武之道,重要的是找到适度差距的“度”。扩大差距不是越大越好,而是要有一个适当的“度”;缩小差距也不是越小越好,同样要有一个适当的“度”。而这个“度”不可能是一个固定的量,适当与否,要依具体的时间空间而定。同时还批判了“那些前前后后鼓吹‘中国崩溃论’的人,却对连中国老百姓都懂得的文武之道一窍不通。”[16]

在论述关于中国发展的目标时,景天魁指出“中国崛起,主要不是表现在经济上,更不是在军事上,而是在文化上。所谓文化,含义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指一种生活方式:钱不必太多,够用就好,物质享受适可而止,生活不求奢华而求滋润,精神健康向上、充实而不空虚。创造一种中国人的活法,让世界上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达到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结合的生活水平,这就是文化崛起,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17]

景天魁从时空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指出,文化传统主要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如果中国发展的目标追求的仅仅是经济崛起,就会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受到资源和环境的严重的约束,这样路径不可行;第二,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对物质的追求不是楼越高越好、路越宽越好、车跑的越快越好、吃的越贵越好。在这个意义上,景天魁主张要记住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的‘活法’”。指出“中国要向世界贡献一种‘活法’。不能‘把生活的美满全放在物质享受上’,要‘改换那求生活美满于外边享受的路子,而回头认取自身活动上的乐趣’。梁漱溟曾断言:‘中国不复活则已,中国而复活,只能于此得之,这是唯一无二的路。’”[18]景天魁满怀信心地指出,“在全世界创造出一种最滋润的生活方式——中国人的活法。可以说对人类的未来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对中国的老百姓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也是一个巨大的贡献。”[19]

景天魁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大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社会事实,就其蕴含的理论意义而言,并不亚于形成发展社会学原初概念所依据的那些社会事实,因而呼吁我们应当从中国发展的时空情景出发,做好从“中国经验”走向“中国概念”这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在他看来,小康社会、社会转型、以人为本、自主创新、和谐发展、科学发展、改革开放、合作共赢、生态文明、四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统筹兼顾、时空压缩、超越进化、学习型社会、创新型国家等等,这些概念深深根植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伟大实践,是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恰当概括,而且它们都在创造了发展奇迹的中国人民的行动中、言谈中得到了体现和应用,得到了检验。这些概念都是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现实中的一些共同的特征而被定义的,虽然他们未必能完全表达现实的本质,但是它们的确可以使我们能够与各种事物建立起某种内在的联系。并且指出:“在中国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概念,既然能够在实践的过程中起到很好的沟通和解释的作用,那么它们对于作为实践结果的事实就应该有表达和解释力……为什么在实践中取得了成功概念就没有表达和解释力,而那些离实践很远的概念反而就有表达和解释力呢?”[20]形成和阐释这些根植于中国社会的概念,特别是那些被赋予了中国特色和新含义的、具有很好解释力、被公认和广泛接受了的概念,不仅是总结中国社会发展经验的一个重要步骤,因为“社会学家的第一步工作应该是界说他所研究的事物,以使自己和他人知道他在研究什么”,[21]也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经验的敬重,更是对中国学术传统的敬畏和传承。

融通古今,其时空社会学与中国学术传统的成功接续,不仅体现了其深厚的学术造诣,实实在在地表明了其对中国学术传统的深刻理解,“中国学术传统深入骨髓,脚下有根,就有独立的自我,因而能够站着学习西方学术;脚下如果无根,就只能躺着或飘着学习西方学术……做不出令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尊敬的学术成果就几乎是注定的了。”[22]

三、时空分析:中国社会发展经验的分析工具

老一辈社会学家吴文藻促使社会学之中国化的设想是“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与事实糅和一起,获得一种新的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材,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23] 费孝通谈到“社会学中国化”问题时,指出“用现在语言来说,意思是主张中国的社会学应当联系中国的社会实际。社会科学理论的来源是当时当地的社会实际,而且应当为当时当地社会发展服务。”[24]“我国的社会学既以结合中国社会实际,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服务为其目标,这就决定了我们的社会学必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成长起来……要批判地继承所有过去社会学的成果和批判地吸收西方社会学的成果,但必须以立足当前中国社会实际为主,通过实践的考验逐步发展我们自己的社会学”[25]。陆学艺指出我们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许许多多的新问题、新困难,有一大堆的难题要解决。要做出回答,需要提出新的措施,很多问题在本本上没有过,与传统做法都不同。作为社会学工作者、社会学理论工作者,有责任、有条件通过调研对问题做出理论和说明,做出对策研究,为改革服务。”“哪怕能有一个方面的回答,一个问题的解决。对改革发展都是有利的”。[26]

景天魁在“社会学中国化”的历程中,同样坚持这样一条学术理路。即使是在发展和建设时空社会学过程中,也不例外,“我的时空研究有一个贯彻始终的特点,就是时空研究与社会发展研究紧密结合:一方面,努力结合中国发展问题研究时空社会学;另一方面,尝试运用时空社会学的视角方法,研究中国发展特别是改革以来的具体发展问题。”[27]正是基于这样的学术理路,2006年景天魁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发表了题目为“理解中国发展”的演讲,运用时空视角和时空分析,尝试向英国听众解释应该如何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通过“时空转换:似曾相识不相识”、“时空改换:道是平凡却不凡”、“时空变换:文武之道在于度”等三个突出时空特色标题,分析了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与英国当年的工业化过程在时空结构上的深刻区别。并理直气壮地特意在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曾经供职过的学府批评了他的“时空延伸”的概念,针锋相对地阐述了自己所提出的“时空压缩”的概念;在进化论创立者达尔文的母校,阐述了自己的“超越进化”观念;在号称“第一个福利国家”的英国讲述了自己的“底线公平”理论。景天魁这种底气源于何处呢?

源于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刻认识。景天魁的研究不是在书房闭门完成的,多年来在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大量行政事务、以及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担负的政协社会事务的同时,他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基层的调查研究上。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老少边穷地区,无论是工厂还是农村,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走访了大量的工人、农民、企业员工、社区成员和各级领导干部,了解社会发展成就,更了解社会矛盾和问题,思考解决问题的策略和和谐社会发展的战略。

源于对中国复杂的社会结构和巨大的社会变迁是无与伦比的社会学资源的深刻认知。对社会学这样的学科来说,研究对象越是复杂,探究、想象的空间就越是广阔,发展前景就越是无可限量。因为科学的发展不会止于简单,而是从简单到复杂的不断求索。正是因为这样,景天魁发出了这样的呼吁:“中国学者坐享近水楼台之利,到处都是值得开采的‘富矿’,不乏世界级的学术难题,客观条件是非常优越的,问题在于我们自己是否善于提炼,是否能够驾驭。”[28]

源自于作为一门前景无限的时空社会学在中国大有作为的深刻认知。现在全世界公认的趋势是经济中心从西方移向东方,美国的战略中心也转向亚洲。其实这都是时空结构的变化。随着经济中心的转移应该伴随学术中心的转移,尽管许多人不诚愿、不接受,学术中心的转移意味着学术话语体系的重构。这其实也是一个时空重构问题。不管诚愿不诚愿,当人们接受了中国经济长期持续较快增长的事实,接受了中国社会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事实,下一个必须接纳和接受的就是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当今中国的发展乃至世界的演变,在时间性和空间性上出现了不容忽视的新特性,迫切需要从时空角度建构新的分析框架”。[29]由此,时空社会学可以助力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与此同时,时空社会学具有基础性学科地位,以及可以作为重建社会科学、走向“统一科学”的枢纽和平台的学科优势和特点,正好适应了这一新特性和需要。

景天魁将致力于社会学教材建设作为推动“社会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重视创新力求创新。将时空结构和时空分析引入我国发展社会学教科书,是其进行的一项具有创新意义的有益尝试。“我国的改革开放重塑了社会的时空结构,而从社会的时空结构中又可以更好地解读我国的改革开放,这就是改革开放的社会学意义。由此出发,我们就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我国社会发展的经验,在社会学教材建设中充分反映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学意义。” 这项工作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梳理我国改革开放鲜活的经验事实;阐释我国改革开放特殊经验的概念和命题;建立具有我国改革开放新时空特征的理论框架。并认为有了丰富的经验事实,有了大量的概念和命题,再建立相应的理论框架,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中国社会学就具备了经验基础、认识基础和必要的学术积累。[30]1995年,当景天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发展社会学”为专业方向招收博士研究生时,发现国内仅有两本译介国外发展社会学的教科书,国内作者虽有一些发展研究的专题性著作,但比较系统性的还处于空白状态。因此,写一本教科书成为其一项重要使命。2011年他主编的《发展社会学概论》,在引入了时空视角的基础上,试图通过较为系统地梳理发展社会学的思想和学术脉络,正视这个学科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并在阐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的学术意义的基础上,论证了走向一种新的发展社会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他看来,“新发展社会学”就是时空视角的发展社会学[31]

四、简短结语

社会学家景天魁长期致力于发展和推动时空社会学,并始终秉持社会学中国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道路。在他看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需要新的独特视角加以分析和解释,因而在其引入时空社会学的过程中,坚持将时空理论与中国学术传统恰当接续、坚持将时空分析与中国社会发展实际有机结合,发展对中国社会发展具有很强解释力和分析穿透力的时空社会学,并不遗余力地发展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中”的社会学。时空社会学是研究中国社会发展的新视角。

 



作者简介:宋国恺,首都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领域为社会结构、发展社会学。(北京,100124

[①] 景天魁:《理解中国发展: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演讲》,载《底线公平:和谐社会的基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1-18页。

[②] 吴文藻:“社会学丛刊总序”,《论社会学中国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947,第3-7页。

[③] 陆学艺:《自序》,载《陆学艺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第9页。

[④] 景天魁:《总序》,载《福利社会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4-5页。

[⑤] 景天魁:《总序》,载《福利社会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第4-5页。

[⑥] 景天魁:《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社会学研究》19996:54-66.

[⑦] 景天魁:《解读中国发展之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5):5-12..

[⑧] 景天魁:总序,《福利社会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4-5页。

[⑨] 景天魁:“底线公平理论与民生建设研究(代序言)”,《底线公平福利模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1页。

[⑩] 景天魁:《理解中国发展: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演讲》,《底线公平:和谐社会的基础》,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1-18页。

[11] 景天魁:《扩展社会发展研究的宏观背景》,《哲学动态》,19946):1-2.

[12] 孙本文:《中国社会学之过去现在及将来》,载中国社会学社编辑《中国人口问题》,上海:世界书局,1932,第1-20页。

[13] 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20033):5-16.

[14] 陆学艺:《序》,《中国社会思想史》(上),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第3页。

[15] 郑杭生、王万俊:《论社会学本土化的内涵及其目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1):45.

[16] 景天魁:《理解中国发展: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演讲》,《底线公平:和谐社会的基础》,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1-18页。

[17] 景天魁:《解读中国发展之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5:5-12.

[18] 景天魁:《解读中国发展之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5:5-12.

[19] 景天魁:《理解中国发展: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演讲》,《底线公平:和谐社会的基础》,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1-18页。

[20] 景天魁、邓万春、何健:《发展社会学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第339页。

[21] E·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第5页。

[22] 景天魁:《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学术路线》,《社会学研究》,20143):1-16.

[23] 吴文藻:《社会学丛刊总序》,《论社会学中国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947,第3-7页。

[24]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2-3页。

[25] 费孝通:《建立我国社会学的一些意见》,《费孝通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13页。

[26]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学要实现三项历史任务》(1998526日在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上的讲话),《中国式社会结构与社会建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391-392页。

[27] 景天魁:《前言》,《时空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第1页。

[28] 景天魁:总序,《福利社会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4-5页。

[29] 景天魁:《时空社会学: 一门前景无限的新兴学科》,《人文杂志》,2013799-106.

[30] 景天魁:《建立具有中国时空特征的理论框架》,《人民日报》:2004 10 28 .

[31] 景天魁、邓万春、何健:《发展社会学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第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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