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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祎金 社会学学科史书写的方法与政治  
  作者:何祎金    发布时间:2015-10-04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社会学学科史书写的方法与政治[1]

何祎金

来源:《社会学评论》2015年第5

 

内容提要: 学科史讲述一门学科起源与发展的故事,内容上包括不同时期基本的理论、方法和学派的进展。不仅是学科形象的自我表达,更是提供学科集体认同的重要领域。但是,受社会变迁与不同社会思潮的影响,社会学的学科认同与对过去的书写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一方面,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社会学的兴起,挑战了传统社会学史中以西方为中心和男性化的写作立场;另一方面,对理论主导学科史内容的不满,亦使得过去受到忽视的主题和领域重新回归学科史的讨论。并且,侧重通过文本和概念建立来的社会学学科“内史”,越来越受到“外化”历史的冲击。后者对社会学历史的呈现,目的不在于描述学术本身的内在逻辑与脉络。在不同历史情境下,这门学科的轨迹与实践,它在社会进程中所承担的角色和任务,成为学者所关注的主题。本文尝试从方法与政治两个方面,讨论不同取向及趋势的学科史书写,以及它们对非西方社会学理解这门学科和梳理自身历史所构成的挑战。

关键词: 社会学;学科史;方法;政治

 

在社会科学中,任何一门学科都会书写自己的历史。学科史讲述一门学科起源与发展的故事,内容上包括不同时期基本的理论、方法和学派的进展。不仅是学科形象的自我表达,更是提供学科集体认同的重要领域。对于学科实践者而言,他们由此熟悉了学科的创立者(founders)和贡献者(contributors),以及他们的事迹和成果。在今天的社会学教学大纲中,西方或者本土的社会学史成为必修课程。

虽然存在大量的学科史文献,但是对学科史的书写方法或者研究方法的讨论却存在不足。许多文献甚至隐去研究方法这一章的内容,直接对历史进行不同形式的呈现。这种隐身并不难理解,因为社会学理论主导了学科史的内容,而理论本身并不像经验研究一样存在具体与标准的操作化流程。但是,即便是对理论的历史呈现,也存在一定的方法论特征。本文便从方法与政治两个方面,讨论不同取向及趋势的学科史书写,以及它们对非西方社会学理解这门学科和梳理自身历史所构成的挑战。

 

一、学科史的政治:一个充满张力的领域

因为学科史具有提供象征意义与学科合法化的功能,这注定了它不是一个平静的领域。一方面,通过历史来塑造学科的集体认同,是每门学科的常规方法,具有普遍性;另一方面,学科认同并不意味着它有效的凝聚了内部的所有共识。竞争与矛盾、分歧与冲突、选择与放弃,一定程度上对学科史的书写构成了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学科史并不只是对过去的书写,它也受到当代社会变迁与思潮的影响。

伍尔夫﹒勒朋尼斯(Wolf Lepenies)和皮特﹒维嘉特(Peter Weingart)注意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历史受到关注,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历史中断(discontinuity)观念的流行;其次是对学科专业化发展造成子学科与学科结构调整的历史分析的需要;最后是社会变迁与学科形象所发生的变化。自1960年代以降,大部分社会和行为科学的自我形象(self-image)都经历了实质性的变化。西方文明的进步信念减退,伴随着怀疑主义情绪的高涨,许多学科的自信心也降低了。对学科的“再历史化”(re-historicization)成为一种必要的回应。过去在主流科学发展中受到忽视和隐藏的领域被重新挖掘,学科认同亦被重新阐释。并且,描绘学科发展的语言也发生了变化,那种半自然增长的叙事(quasi-natural growth)被政治冲突的词汇取代了(Lepenies& Weingart1983)。希欧多尔﹒波特(Theodore Porter)和多罗希﹒罗西(Dorothy Ross)也有类似的观点,1960年代激进主义的社会思潮,使学者开始重新思考在技术专家(technocratic expertise)与科学主张背后,社会科学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在此情境下,社会科学的历史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主题(Porter & Ross, 2003)。可见,学科史并不是对静态的学科过去的描述,它还成为一种当代的“需要”。

但是,社会学的学科史却呈现了一幅颇为吊诡的画面。在社会学的历史(the history of sociology)中,历史通常意味着理论。社会学的历史也变成了社会学的理论(theories of sociology)。这种局面甚至反映在学者的职业认同中,乔治﹒斯托金(George Stocking(1966)指出,大部分“社会学史”的作者,都将自己称为理论家,而不是历史学家。作为后果,社会学的历史被当成了社会理论的历史。这种理论化的历史,是以历史感的缺乏为代价的。罗伯特﹒默顿(Robert L. Merton(1967)曾批评,即便是社会理论的历史,也存在建立理论系统(the systematics of theory)与历史的拙劣混合。对过去理论的批判性总结,辅以主要理论家的简短生平,构成了理论分类的内容,也被当成了社会理论的历史。

在一些大纲性的教材或者理论专著中,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社会理论的结构(Turner,1997)、主要社会学思想家(Stones,1998)、社会学思想(Swingewood,2000)、社会学的传统(Collins,1985)、社会学的范式(Ritzer,1974)和社会学的主要思潮(Aron,1965)等等。社会学的遗产根据不同的标准被塑造和再造,理论家与理论的系统分类集合成一段历史,这种集合同时又是生产和制造“经典”(canon-making)的过程。其中,对某个理论家或者理论的拣选和“遗忘”,亦为其今后的重新出现提供了空间和可能。这里可以参考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个案,孙本文(1946)曾向国内读者介绍“现代社会学主要的理论与贡献”。在他提供的理论家名单中,包括了施班(Othmar Spann,季亭史(Franklin H. Giddings)、孙墨楠(William Summer, 乌格朋(William Ogburn, 马凌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和孟汉(Karl Mannheim)等人。[2]显然,这份主要的理论家名单与今天我们所感知或者“认可”的主要社会学理论存在区别,乃至马林诺夫斯基被归为人类学家而非社会学家的名下。

在论及谱系学与历史的时候,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8479)指出我们寻找事物历史的开端,所发现的并不是关于起源的神圣认同(inviolable identity),反而是其他事物的相互倾轧与不一致(disparity)。在塑造学科认同的时候,社会学需要制造“经典”,这同时也是一个排斥与屏蔽“非经典”的过程。一方面,这种拣选与遗忘反映了学科史的书写动态,它并不是一个一层不变的领域;另一方面,它还是学科史书写政治的一种体现。可以看到,传统或者范式,是社会学在类型学意义上自我呈现与确立经典的一种方式。在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对社会学传统的梳理中,1985年他概括了:冲突论传统、涂尔干传统和微观互动论三个传统。但是在1994年,理性与工具主义传统成为社会学的第四个传统(Collins1994)。在这里,传统并非指向固定不变的历史,它可以完成扩容与再造。

与传统一样,经典社会学家的列表也是一个存在变动的领域。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2007)对社会学“成型时期”(formative period)的梳理认为,不能简单的通过社会理论来理解社会学的历史。在这门学科的成型时期,理论家之外,还有社会研究、社会改革和其他领域的实践者,如心理分析学者、政治科学家、人类学家等,他们同样为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做出了贡献。斯科特提供了一份长达五十五人的大名单,其中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学家,还包括了心理学家佛洛伊德、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和摩尔根、语言学家索绪尔等人。斯科特认为他们虽然站在社会学的门槛之外,但是在成型时期,他们围绕社会学的争论,亦为这门学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从“成型时期”来看,这一术语表现出明显的历史意涵。但是,斯科特的方法依然是对个体社会学家的分类与描述,呈现一个较社会学传统起源叙事扩大了的分类系统。对于将历史呈现为理论的分类系统,默顿提出的替代方案是追寻社会学理论“真实的历史”(authentic histories)。我们需要揭示社会学概念的复杂起源,了解它们发展的方式。并考察理论与社会学组织的互动,关注理论的传播和过程中发生的变动,以及它们所受到文化环境与社会结构的影响(Merton, 1967:2)。这一方案将关注点从理论的内部结构,拉伸到外部环境中来。对理论的变迁及过程的阐释,是历史考察需要关注的内容。

罗伯特﹒琼斯(Robert Jones(1983)回应了默顿对建立理论系统分类的批评,提议以“社会学的新历史”(new history of sociology),来克服建立知识分类系统的局限。认为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对社会学理论的历史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出现了一些新的尝试。[3]社会学家的个人体验和他们所处的环境逐渐受到重视,社会学的国家传统(national traditions)研究也开始兴起。在组织与制度化建设方面,发行了专业的以学科史为主题的期刊,如《行为科学杂志》(Journal of Behavioral Science)和《社会学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ociology),国际社会学会(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也专门设立了历史社会学委员会。

此外,非西方社会学、性别和少数族群话语,对传统的社会学学科史书写,越来越构成的挑战。理查德﹒汉密尔顿(Richard F. Hamilton(2003)对美国社会学文献的观察发现,社会学史的书写在不同时期处于一种波动的状态中,并且面对来自社会思潮的直接影响。一个显著的例子便是随着性别研究的兴起,社会学的男性化写作受到质疑。19世纪的女性作家哈略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被重新挖掘,当作社会学的奠基人来对待。另一个例子是杜·波伊斯(Du Bois),第一位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非洲裔美国人,也被重新视为美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

在不同社会思潮的影响下,甚至对社会学公认的传统“三圣”(Holy Trinity)都造成了冲击。斯科特(2006)不无讽刺的说到,涂尔干、韦伯和马克思是这门学科公认的奠基人,但是他们名字的首字母在今天却代表“死了的”(dead)、“白人”(white)和“男性”(male)。毋庸置疑,在社会学传统叙事受到质疑和挑战的情况下,这三个字母传达了一幅尴尬的学科史画面。在这幅画面中,三个字母显然是有所指的,它针对的是学科史书写中男性主义、父权主义与欧美中心主义的立场。

前述柯林斯概括的传统或者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确立的范式,内容上仅仅以欧洲或者西方的社会学家为中心。这种方法也越来越受到批评,特别是来自后殖民国家社会学的挑战。社会学在不同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被概括为新的传统。随着传统的扩容,欧洲中心主义的社会学也因此而面临消解(何祎金,2013)。此外,性别话语的兴起,亦挑战了社会学父权制的学科史书写。在传统的学科史叙事中,社会学之父(founding fathers)们的垄断地位受到强烈质疑。历史上那些处于隐身状态的女性社会学家被“重新发现”,作为社会学之母(founding mothers)进入学科史,甚至被塑造为先锋抑或经典(何祎金,2014)。

事实上,理论主导了学科史的内容,对社会学的另一个重要维度,研究方法及其实践的忽略,本身便是学科史书写政治的一种表现。此外,通过建立理论的分类来呈现历史,这是一个选择与制造经典、排斥与屏蔽非经典的过程。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理论的流变与理论家的沉浮,社会学的传统亦完成了扩容或者再造。最后,在女性主义与反欧洲中心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冲击下,社会学的学科史面临改写的必要与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学科史既表现为历史的结晶,又是对现实的反应。

 

二、学科史的书写:逐渐外化的历史

在学科史书写中,就方法而言,根据对象与主题的区别,存在理论化与经验化的两种取向。第一种方法理论化或者历史化学科过去,理论或者理论家仍构成学科史的主要内容,但是存在重视社会史与制度性情境的趋势。第二种方法表现出经验研究的取向,甚至采用标准的社会学方法考察过去。研究方法、社会学教材和社会学专业组织,这三者构成了学科史的主要内容。这里无意强调或者夸大理论与经验研究之间的隔阂。超越单纯的文本与概念,趋于关注社会学实践者的能动作用与外部的情景性因素,是两种方法共同的取向。本小节侧重讨论理论化学科史书写的外化趋势。

如前所述,建立过去理论的分类系统,成为呈现学科史的一种普遍方式。将理论分类等同于历史固然存在局限,但是我们显然无法把前者逐出学科史的领域。但是,在具有理论化取向的叙述中,仍试图超越这种静态的系统分类。皮特﹒瓦格纳(Peter Wagner)(2001)的《社会科学的历史与理论》,如书名所传达的信息,将历史与理论结合起来讨论。其著作亦尝试揭示社会知识的生产形式、理论建构模式和历史上概念形成之间的关系。这种复杂的关系被瓦格纳展开为两部分的内容:首先,描述社会科学在西方社会历史中的发展,这门学科的进展与西方社会的政治与制度发展结合密切(closely associated)。社会科学的历史不仅是纯粹的知识发展,还必须考虑制度性情境的因素。其次,瓦格纳追溯了社会科学几个核心概念的历史:选择和决策(choice and decision-making)、行动和制度(action and institution)、文化、社会、政治和现代性。上述概念的缘起及变化,在瓦格纳认为的社会科学史中,属于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

罗伯特﹒奈斯比特(Robert A. Nisbet)(1966:5-7)也有类似的以概念为核心的学科史研究尝试。为了超越学科史的传统剧目式的人物出场列表(dramatis personae),即建立理论家与学派分类的方法,奈斯比特提出对社会学的“单元-概念”(unit-ideas)进行分析。他列举了五对社会学中无法回避的核心概念:共同体与社会、权威与权力、地位与阶层、神圣与俗世、异化与进步。在奈斯比特看来,这五对概念构成了社会学的核心标志(trademark)。

瓦格纳通过追溯概念的起伏(fluctuations)来反映学科的历史轨迹,在方法上与雷蒙﹒威廉斯(Raymond H. Williams)对关键词的文化研究相似,体现了强烈的历史意涵。在另一类研究中,如前述斯科特对社会学“成型时期的分析,选取学科历史上的某个特殊时段进行研究,亦体现出强烈的历史性。勒朋尼斯(1988)对社会学前史(prehistory)的研究便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他认为社会学在欧洲的兴起可以归为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第三种文化”(third culture),它介于科学取向与文学追求之间,同时面临着来自二者的压力。这里的前史在社会学中,是一个相对而言受到忽视的领域。在正统的学科史叙述中,实证主义定向的社会学,业已是科学导向战胜了文学追求之后的结果。换言之,被屏蔽的文学已经被驱逐出了学科史的领域。勒朋尼斯的研究再现了那段社会学的“正统”确立之前,充满张力的历史。类似的研究可以参考阿尔伯特﹒海尔赛(Albert H. Halsey)(2004)对英国社会学的历史分析,在英国社会学的发展与成型(shaping)史中,科学与文学之争,构成了前者的一个基本情境。

约翰﹒海尔布隆(John Heilbron)(1995)建议我们在理解社会科学起源的时候,采取长时段的视角(long term perspective)。不同于勒朋尼斯所关注的学科前史,他认为前史或者早期历史(early histories)相对而言较为模糊,故提出“前学科史”(predisciplinary history)的概念,在时间上从十六世纪开始到十九世纪中叶。社会科学的历史也被分为“前学科阶段和“学科阶段。在前学科史中,社会学并没有在现代大学中获得合法席位。实践者们也缺少社会学家或者社会科学家的专业头衔,他们是文人(men of letters)而不是有社会学头衔的教授。虽然专业化和制度化的局面尚未到来,这一时期所热衷讨论的概念,诸如国家、社会和经济,为日后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制度化铺平了道路。

海尔布隆(19959-10)比较了学科史书写的两种常见方法:首先是学科的“内史”,它对文本进行阅读、比较和阐释。在认识论上,认为通过对文本的理解,可以发现它和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因为特定的文本,是对其他文本的变化(variation)或者回应。较之于第一种方法完全以文本为中心,第二种方法称为学科的“外史”,它将情境(context)视为分析的重心。本文之外的社会关系和情境,成为理解文本的关键因素。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种方法认为文本不仅是作者的思想和话语,它同时也是阶层与社会结构的反映。在海尔布隆看来,内史与外史的方法,都存在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和还原化的倾向。前者完全依赖文本,忽视了文本以及知识生产的社会性因素,乃至“内”直接被等同于“非社会”(non-social);而后者则过于强调知识外的结构性因素,并不重视实践者所具有的独立性。

受布迪厄场域理论的影响,海尔布隆将此运用到学科史书写中,尝试知识史与社会史的结合,考察社会理论在法国知识场域的兴起。海尔布隆(199511-13)认为前者有效的解决了内史与外史的方法论困境,社会理论不仅是特定社会结构或者利益的反映,同时也是生产者工作的后果。实践者在工作中形成的关系,他们处置的资源与具有的惯习,对社会理论的建构至关重要。在法国的历史情境中,从贵族的沙龙到学术团体,再到独立的科研机构,社会理论在这样的知识场域中兴起并发展,社会学也最终确立为专门化的学科。

布迪厄的理论尝试化解行动与结构,这对社会学经典课题之间的矛盾,在海尔布隆这里,从事知识生产的实践者构成了特殊的行动者。对法国知识场域历史进路及其变迁的关注,在社会史这一维度,正如瓦格纳在欧洲的政治与制度性情境中考察学科史,亦体现为一种外部的视角。与前述书写外史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对后者的决定论成分持怀疑与批判态度。

此外,在默顿尝试寻求的“真实的历史”中,提议关注理论的历史动态及它与外部环境的互动。这种选择不仅含有经验主义的成分,同样也是学科史外化的一个表现。对历史上理论的流动、接受乃至误读进行研究是重要的主题。这种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修正”历史上发生的误读,还原一个“更准确”或者“更真实”的理论和理论家。对这种流变的历史研究,本身便是对学科或者学术历史的一种呈现。珍妮弗﹒普拉特(Jennifer Platt)(1995)对涂尔干在美国不同历史时期被接受状况的研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个案。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考察,普拉特揭示了涂尔干的理论及著作到达美国之后,如何从研究“群体意识”(group mind)的社会心理学家,一个被批判的角色,逐渐转变为功能主义的先驱,乃至最后成为社会学的奠基人。普拉特的研究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所理解的理论家,其经典地位并不是在开始阶段便确立的,它的形成来自一个历史过程的塑造。

事实上,在勒朋尼斯和维嘉特看来,学科史的“外化”(externalized)业已成为一种趋势。在这一趋势中,学科本身不再是书写学科史的参照系,它置身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成为阐释的对象。考虑到学科史具有的象征意义与提供学科合法化的功能,这种合法化并不将知识文化当作价值追求。在文本与人物构成的“内史”中,科学的学科被处理可以对外界干扰免疫的活动。但是在外化的历史中,它的合法化功能没有前者那么积极,它甚至破坏了一般学科史中营造的,英雄成就与精英主义的神圣氛围(Lepenies & Weingart, 1983)。日常的社会活动,可能是其塑造的科学形象。

这种外化的趋势无疑会对非西方社会学造成一定的“困惑”或者挑战。[4]古典或者经典社会学这一说法,它以时间性的“古典-现代”来划分这门学科的轨迹,本身便存在将社会学当作一门普遍主义与世界主义学科的倾向。作为后果,在社会学共同体中,民族国家或者地理边界的意义隐退了。但是,在世界主义或者国际化的孔德背后,社会学是在西方或者欧洲这一地方化的情境中诞生与发展的,它不仅与非西方社会存在区别,即便在欧洲内部也面临着相当程度的差异。在外化的历史中,西方与非西方社会学在历史与社会情境之间的张力,势必会引起激烈的讨论。因而,可以看到非西方社会学的崛起,尝试梳理自身的历史,确立自己有别于西方的历史传统。

 

三、学科史的书写:研究方法的回归与经验的历史

在经验取向的学科史研究中,研究方法回归了学科史的讨论,社会学教材与学术组织的历史也成为研究对象。相对于前述理论化的研究,因为研究主题与对象的关系,后者甚至可以使用如访谈和文献分析,这类标准的社会学研究方法。

如前所述,社会学理论主导了学科史的书写,历史被等同为理论。研究方法虽然是社会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在学科史中处于隐身的地位。作为后果,在漫长的学科历史中,研究社会的贡献全部由理论家独占了。例如:在柯林斯和马科夫斯基的畅销书《发现社会之旅》(2006)中,两位学者带领读者穿越一个世纪,探寻社会学研究社会的历史。但是,从齐美尔到米德、再从曼海姆到米尔斯,理论家依旧垄断了这场“发现社会之旅”。由此带来的假象是——“社会”是由理论家发现的,这项工作和使用经验研究方法的学者无关。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在撰写《社会学主要思潮》的时候提醒我们,现代社会学具有两个主要来源(principal sources):其一是政治-社会思想或者学说;其二则是管理统计、调查或者其他经验观察。阿隆本人在书中回避了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讨论,他谦虚的称自己的能力与旨趣决定了只能选择去讨论社会学的学说,而不是研究方法(Aron, 1965:xix)。雷恩﹒康奈尔(Raewyn Connell(1997)也批评在社会学制造经典的历史中,社会理论与社会研究相互分离。虽然历史上存在大量的量化研究、民族志和生活史研究,但是它们在经典化的历史中根本就没有被提及。方法及其实践的缺席,导致了一幅尴尬的学科史画面。

在历史中的缺席,并不意味着研究方法重要性的丧失。事实上,量化或者质性研究方法,业已成为当代社会学的标志性“技艺”。作为学科从业者的必修科目,市场上也存在大量以研究方法为主题的文献。但是,大部分文献都是从工具主义或者技术的角度讨论方法。在缺少时空情境指涉的情况下,研究方法被当作了科学、客观、中立和透明的研究工具和媒介,经由适当的调整,可以由任何人运用到任何地方。对学科实践而言,缺少历史的理解,容易导致狭隘的误读与盲目的技术复制。

当然,方法的历史并没有被完全忽略。即便在技术性的描述中,偶尔也会涉及简略的历史。只是这里的历史,多以方法的哲学或者认识论传统为内容。例如:在解释“量化方法”(quantitative methods)的时候, 罗素﹒舒特(Russell K. Schutt(201256-57)指出对历史与哲学的忽略,将使我们无法充分的理解定量方法的性质。在舒特的描述中,量化方法是通过数字来呈现经验事实的收集的技术(a collection of techniques)。社会世界被认为是通过观察而可知的(knowable),并能量化它的特点。舒特建立的历史系谱,追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思潮。哥白尼的日心说不仅挑战了传统的常识,更意味着一种实证主义精神的胜利。对物理世界的理解,摆脱了宗教与哲学教条的束缚,从而进入到现象观察的领域。

但是,哲学或者认识论传统的历史,并不能告诉我们方法的形成及实践过程。普拉特 (1999)对美国方法的研究,弥补了前者的缺憾。她选取1920年至1960年这一时段,考察经验研究方法在美国的发展。不仅对美国社会学是一个重要时段,对世界社会学亦是如此。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社会学逐渐形成了量化和质性研究方法的主导地位,并对美国之外的社会学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普拉特认为自己研究方法的历史,目的是为了扭转社会学史中的不平衡现象:社会学的历史被当作了理论的历史,虽然会涉及一点方法论的讨论,但是常常停留在抽象和哲学思辨的层面。故选取一个不常见的角度,即选择考察研究方法的历史。在方法上,普拉特的研究与建立理论分类系统的方法截然不同。一方面,她没有就方法谈方法,进行纯工具和技术角度的讨论,而是将其置入美国社会与制度性的情境中来分析;另一方面,她采用了标准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对当时活跃的美国社会学家进行了非结构化的访谈,收集了丰富的一手资料。

普拉特的研究带有明确的学科史取向,但是学者的讨论并不限于方法在一个国家所经历的发展历程,方法的历史及其实践所嵌入的情境也不仅仅是高等教育机构。麦克﹒萨维奇(Mike Savage(2010)对研究方法在英国实践的研究,不仅描绘了方法的历史轨迹,更通过考察不同时期的方法实践来揭示英国的社会认同与社会变迁。在萨维奇的认知中,研究实践留下的不仅是方法的历史,同时也是社会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科学的方法实践,越来越成为当代生活日常实践的一个重要特征。因而,在追溯方法的时候,它所还原的并不是作为记录的经验性的数据,同时还呈现了社会与国家的历史。

为此,在这类研究中,可以清晰的看到知识史与社会史的结合。在社会与历史的情境中理解方法的实践,学者对方法的理解也超越了纯粹的研究技术。事实上,在早期社会学致力于改造社会的社会工程中,方法被当作了一种重要的治理方式或者工具,而不仅仅是学者发现事实(fact finding)的学术研究。在1920年代的美国,社会调查(social survey)被当作一种含有实用目的工具,与之相对的则是科学研究(scientific research)。社会调查与研究区别开来,并直接被视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方法(Bartlett,1928)。这种提法,无疑赋予社会调查巨大的政治能量与功能。即便到了1950年代,马克﹒阿布拉马思(Mark Abrams(1951:143)仍将社会调查视为一种社会行动(social action),他充满激情的赞扬布斯(Charles Booth)的伦敦调查和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的约克调查将英国从暴力中解救出来,使它走上经济民主之路。事实上,在阿布拉马斯的理解中,社会调查在英国的兴起,本身意味着一种治理模式的转变。从早期针对个人的道德与形而上学说教,转变为现代的量化管理(Abrams, 1951:3-4)。

可见,一旦我们将方法置入特定的历史情境,它所具有的政治内涵和社会属性并不是工具主义解释可以概括的。更为重要的是,方法的实践不仅是一个生产“事实”的过程,它的研究对象乃至社会本身都会受到影响。托马斯·奥斯本(Thomas Osborne)和尼可拉斯·罗斯(Nikolas Rose)(1999)的历史研究,向我们展示了社会科学的技术实践是如何影响西方社会的。奥斯本和罗斯的研究初衷,是为了比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实践的差异。在一般的认知中,自然科学通过一套方法和程序,其研究结果可以制造新的、先前没有的现象(create new phenomena)。而社会科学的实践,被认为不具备自然科学这样的性质,它不会生产现象。奥斯本和罗斯的研究揭示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同样可以生产现象。不同于自然科学快速的产生和发现结果,社会科学生产现象的节奏或者速率非常缓慢。并且,这种现象本身并不容易被察觉。

通过对公众舆论测验的历史回溯,奥斯本和罗斯揭示了社会科学的知识实践,在西方社会个人身上发生的内化(internalization)。民意测验的历史实践,使得人具有了“意见”。人们了解到研究的期待,并能做出相应的回应。在这个过程中,人本身也具有了“可被研究”(researchable)的特质。民意测验在今天已经进入日常生活,构成了西方社会的一项传统,这与社会科学在西方的历史发展和实践是分不开的。也恰恰是因为方法的这一属性,使得萨维奇可以通过展开方法的实践,来反映英国社会的文化与认同变迁。

经验研究方法的兴起,在欧美的现代性表现为对自身工业化进程与建设福利国家的需要。但是在欧美之外的非西方社会,特别是在殖民地社会中,方法的实践成为殖民地治理的重要手段。这里的方法包括广义的地图、人口普查和调查等方法工具(methodological devices,它们被运用到帝国主义的统治计划中,暗含了秩序与权力的意味。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91:163)对民族主义起源的研究中,地图测绘与人口普查的方法实践,成为“想象的共同体的直接来源。并且,现代统计技术的使用,改变了对殖民地人口的传统描述方式。从宗教、精神与文明的理解,变为可计量化与物化的人口统计呈现,他们成为可以通过知识施加治理的总体(Rowse & Shellam, 2013)[5]这种统计呈现,将非西方社会的土著居民,纳入到西方的可以理解与施加治理的知识体系中去。他们不仅是“可知”与“可被研究的”,同是亦是“可被治理的”(governable)对象。

对中国社会学而言,我们比较熟悉的是1930年代对布朗的引进,其社区研究方法成为社会学的主流研究方向。但是历史上布朗对社区研究的推广,包含了殖民主义的政治内涵。布朗本人曾亲自参与培训殖民地管理者和官员,认为自己的比较社会学结合殖民地政策与方法的研究,相对于传统的体质人类学与考古学在实际应用方面的不足,更为有效的满足了学生的需要,成为可供英国学生统制和教育土著的科学基础(布朗,1936)。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学者对殖民计划的认同,而是在历史上表现为一种中国化了的理解,将其纳入自身的现代性计划。[6]

作为治理工具的研究方法使得我们在回顾其历史的时候,无法回避它所包含的社会性和政治性,这也意味着单纯的技术描述与讨论暴露的局限。对非西方社会学而言,追溯自己被研究的历史,对其进行反思与批判,成为解构欧洲中心主义社会学的一种方法。在对社会学方法论去殖民化的讨论中,琳达﹒斯密斯(Linda T. Smith)指出,在殖民地土著居民的集体记忆中,“研究”一词(research)充满了苦涩的回忆,是土著字典里最肮脏(the dirtiest)的词汇之一。它直接将“土著”同问题联系起来,并持续将前者当作“问题”来建构(Smith,1999:92)。对西方社会学而言,社会学与研究方法在帝国治理计划中扮演历史角色,使得学者重新审视这门学科的历史。乔治·斯坦梅兹(George Steinmetz(2013)对英国社会学历史的考察,追溯了一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他认为英国社会学并非只是在高等教育扩张的情境下兴起,它的研究主题、方法、院系设置、人才培养和学科实践者,与英国殖民主义及海外殖民地的历史存在密切联系。因而,斯坦梅兹将英国社会学的兴起称为“帝国之子”(a child of empire)。

这里概括了关于方法的两种历史,其一是普拉特式的对方法的起源与发展进行历史的考察;其二是考察方法在不同情境中实践的历史。前者更接近一般意义上学科史的范畴,而后者具有社会史乃至政治史的意味。就研究方法而言,历史档案与文本解读依旧是重要的形式,但是访谈形式的调查,使之与理论化取向的学科史区别开来,体现出经验性的特征。

研究方法的回归之外,更为直观的体现经验性特征的学科史书写,是对社会学教材与组织制度历史的考察。这种研究并不是对概念或者理论的历史讨论,在可操作性上,易用使用标准化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进行。它们可以根据需要生产自己的“数据”(data,通过对数据的阐释来揭示历史。

社会学教材作为这门学科的公共知识库,对其进行历史的考察,可以反映出这门学科在不同时期的形象。普拉特对英国大学社会学教材从1949年到2003年的分析发现,社会学的知识内容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它反映了社会学与英国社会经历的变迁。可见,社会学教材并不是封闭的知识体系,它是可以反映制度与社会情境的社会产品(Platt,2008)。普拉特强调我们应该严肃的对待社会学教材,从单本教材到系列丛书,从民族国家社会学到跨国社会学,教材的历史动态不仅反映了学科本身的变化,亦是不同国家社会学之间联系的反映。对社会学教材的考察,足以揭示这门学科的文本与观念,相互传播与影响的历史。就价值取向而言,对教材的研究更多的体现为一种经验主义的历史取向,它会考虑高等教育与市场因素的影响,与前述理论化的内史研究存在区别。

除了方法与教材,普拉特的研究还包括专业社会学组织机构的历史,包括国际社会学会(ISA(Platt,1998)和英国社会学会(Brit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BSA(Platt,2003)。普拉特曾担任ISA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因此对组织的一些内部事务比较熟悉。ISA的历史,不仅包括不同时期的组织结构、经费来源、成员变化、期刊设立和学术活动,对于组织内部的政治也有涉及。从1948年到1997年,覆盖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普通读者亦能从中了解到社会学研究旨趣在国际情境中的起伏与流变。

BSA的研究中,除了利用学会留下的历史文档,她还对一些关键人物与活跃分子进行了访谈,并从内部动态与外部环境两个方面,来揭示BSA的历史变迁。英国社会学的专业化进程、女权运动对学会的影响、社会学专业毕业生的增长等等,对BSA的制度及结构产生了影响。相似的组织机构研究,有斯蒂芬﹒特纳(Stephen Turner)与乔纳森﹒特纳(Jonathan Turner)(1990)对美国社会学的制度分析。他们注意到社会学史的研究,大部分都是对社会理论的阐释与再阐释,对方法的探讨也在停留在哲学层面,较少有人关注社会学共同体本身的变化。其制度分析关注美国社会学家对资源的竞争,使用了大量统计数据,包括美国社会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成员数量的变化,社会学专业毕业生在不同时期的差异等等。

 

四、小结

本文梳理了学科史书写的方法与政治。作为塑造学科认同的重要领域,学科史的书写不仅要记录历史,同时也要选择与屏蔽历史,这种选择与屏蔽是书写政治的一种体现。随着社会思潮的变化,非西方社会学的兴起、女性及少数族裔,那些在历史上隐身的社会学家被重新发现,进入历史的领域。就书写方法或者研究方法而言,它在文献中并不显著,有时候甚至被写作者所忽略。但是,对历史的呈现,不管是建立人物流派的知识分类系统,还是经验性的历史研究,均存在一定的方法论特征。

对将理论等同于历史的不满,使得学者开始关注理论之外的社会情境,以及理论本身在组织与制度情境中的生产、传播和变形。对“真实历史”的追求,学科史书写也表现出“外化”的取向。这种外化的历史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方面,理论或者理念的历史脉络与逻辑被置入生产它的外部情境中去考察,学科的历史具有了社会史的特征。在对研究方法历史实践的考察中,更是摒弃了纯粹技术和工具主义的理解方式,转而关注不同的研究方法实践的政治,以及它如何与地方社会相互交织。历史上对这门学科的社会工程观理解,以及它在帝国治理计划中扮演的角色,为方法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领域。

另一方面,外化的历史一定程度上会挑战我们对社会学固有的理解。传统学科史中塑造的英雄形象,可能会在外化的历史褪去神圣色彩。对方法历史实践的研究,则揭示了这门学科同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社会学或者方法的去殖民化,成为今天后殖民社会学的目标之一。同时,外化的历史对非西方社会学重构自身的历史提供了契机。社会学的世界主义形象面临民族国家传统的冲击,非西方社会学重构的历史,势必需要结合自身社会的历史轨迹,后殖民社会学的兴起,便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

最后,在学科史的书写中,我们愈来愈无法将它处理为封闭与孤立的知识体系。显然,单纯依靠社会学的知识理念或者学术本身的内部逻辑与脉络,不足以反映动态的学科历史。除了关注学者的论著与生活,这门学科的起伏与流变,它在不同历史情境中发展的轨迹,承担的任务与角色,将成为学科史研究者需要关注的对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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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现代社会治理的早期探索:经验研究方法的历史实践”(2014M560156)。

作者简介:何祎金,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社会学研究方法史。

[2]对姓名的翻译和引用,本文遵照孙本文的译法,而不是将它们重译为今天我们所普遍接受的译法。

[3] 库恩的科学革命及范式概念,在社会科学中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应用在社会学身上,仍有继续讨论的空间。科学研究中一种范式取代另一种范式的革命观,在社会学中并不适用。经典化的古典社会学虽然被划分为几种传统或者范式,但是它们并不是革命性的关系。并且,古典社会学在当代仍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处于不断扩展与延伸的状态中。这也为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即是否可以用革命观或者进化论来分析社会学的学科历史。

[4]即便是在阐释文本相互影响与关系的“内史”中,相比于西方社会学有足够丰富的古典资源可以依循,非西方社会学在建立自身历史系谱的时候,依然需要面对西方他者的存在。

 

[5]蒂姆﹒卢瑟(Tim Rowse)和蒂凡尼﹒谢兰(Tiffany Shellam)考察了欧洲殖民者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土著居民展开的“保护”计划,后者作为殖民政策,认为通过统计调查与公共卫生调查,殖民者可以对脆弱的土著居民施以管理和保护。卢瑟认为这一计划并不成功,但是对殖民地“问题人口”的统计,却构成了统计想象在殖民地的出现。

[6]关于本土学者对殖民主义的理解,可以参考费孝通后期的文章。作为社区研究的代表人物,在《江村经济》时期,费孝通的写作表现出强烈忧国情怀,急于用所学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在《前言》中,作者充满激情的写到这并不是用墨水对消失历史的记录,而是由百万人民鲜血写成的世界历史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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