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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成刚 农民工“临时夫妻”现象的社会心理学解析  
  作者:曹成刚    发布时间:2015-08-29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农民工“临时夫妻”现象的社会心理学解析

曹成刚

原文载于:广西社会科学

 

“临时夫妻”,也叫搭伙夫妻,是指夫妻双方或其中一方已结婚,因在外打工而与配偶无法团聚,临时与他人结成像家庭般的伴侣关系而居家度日“临时夫妻”最大的特点是不换掉自己的配偶,而是以保全法律上的夫妻关系、不拆散原有家庭为道德底线。他们或暗或明地生活在一起,彼此互相照应,以此填补因夫妻长期分居带来的感情生活和性需求的缺位;而当夫妻团聚时,“临时夫妻”即自行解体,男女双方仍与自己的配偶过夫妻生活。

2013年全国“两会”上,来自农民工群体的全国人大代表刘丽指出,一些已婚农民工前往城市打工,由于与配偶长期分居两地,出现了大量组建“临时夫妻”的情况。农民工“临时夫妻”现象有悖于道德伦理的特性,对农民工自身婚姻家庭的破坏性,及由此引发农村婚外恋增多、离婚率上升、子女教育问题、违法犯罪案件等社会问题的社会破坏性引起了各大媒体、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然而,目前学界和大部分媒体报道主要从一般社会学层面分析农民工“临时夫妻”产生的原因,探讨对农民工自身、农民工已有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并提出一些对策建议,但缺乏从心理学视角对农民工“临时夫妻”现象的深度解析。农民工“临时夫妻”作为现阶段特有背景下的一种社会现象,既不是偶然的也非局部的,其产生背景和形成发展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机制。本文拟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对农民工“临时夫妻”现象产生的社会心理机制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以期为更好地理解和解决该现象奠定学理基础。

一 “临时夫妻”现象的社会危害与影响

(一)破坏伦理纲常,引起道德滑坡。重视伦理纲常、重视感情的专一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传统的家庭伦理观中尤其看重配偶的忠贞,婚姻态度严肃、保守,婚外情被认为是一件非常可耻之事,在民风淳朴的农村婚外情更被认为是伤风败俗,然而正是在淳朴的农民工群体中产生了大量的婚外情——“临时夫妻”。“临时夫妻”不仅严重破坏了夫妻忠贞相守的伦理规范,也正消解着中国社会对婚姻家庭的态度。

(二)频发多种问题,影响社会稳定。“临时夫妻”容易引发多种纠纷和矛盾,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一方面,“临时夫妻”涉嫌“事实重婚罪”,且在生活中常有纠纷。由于他们抱着生活多个照应、满足生理需求等各取所需的目的结为“临时夫妻”,在生活中只过日子不谈感情,经济独立,感情基础薄弱,故在财产和感情的最终归属上很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临时夫妻”容易造成夫妻感情不和、家庭破裂,甚至伤害自己或他人。因“临时夫妻”引发的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刑事案件并不鲜见。“临时夫妻”现象给社会和谐稳定埋下一定的隐患。

(三)激发家庭矛盾,瓦解婚姻和家庭。“临时夫妻”行为从本质上来说是婚外恋行为,已有研究表明青年农民工的婚外恋行为,容易导致离婚、婚外性行为、家庭暴力以及更低的婚姻满意度评价中国传统的婚姻生态也将受到挑战和破坏[。这表现在一方面,“临时夫妻”配偶的婚外恋经历会冲淡个人的婚姻满意程度,降低对配偶的感情。另一方面,当留守在家的一方知晓另一方与他人结为“临时夫妻”后,心理受到严重伤害,家庭频发冷战、言语暴力、暴力行为等冲突,有的甚至弃家中老人、子女不顾,报复性地选择与他人同居,以此表达自己的强烈不满,最后往往以离婚收场。目前,中国有两亿多的农民进城打工,假如1/10的单身农民工与他人结为“临时夫妻”,那么就有几千万个家庭面临解体的处境。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农民工“临时夫妻”的盛行,必然会对社会的家庭和谐产生严重影响。

(四)身陷双重困境,留守子女成长雪上加霜。家庭是孩子健康成长的摇篮,父母的言传身教是孩子身心健康发展的土壤。“临时夫妻”中多数农民工的子女是“留守儿童”,本已处于亲子教育缺乏的不良家庭环境中,如父母一方与他人结为“临时夫妻”,留守子女还将处于因父母出轨引起系列问题的不良家庭环境中,他们的健康成长将受到严重影响。已有研究发现留守儿童与外出父母相对疏远[,有盲目反抗心理,大多对父母充满怨恨[,而且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如对自身的评价低,情绪较不稳定[,社会适应不良问题较突出等。如果留守儿童还在“临时夫妻”影响下成长,不仅会恶化既有问题,更会造成责任心的缺失和荣辱观的错乱。一位14岁的河南籍留守儿童告诉研究者,自从知道爸爸在外面组建“临时家庭”后,父亲的“英雄形象”在心目中轰然倒塌。令他更为难过的是,母亲知道这件事后,选择和父亲离婚。他说,自己成了没爹没娘的孩子,对生活也失去了信心。

二 “临时夫妻”现象的社会心理机制

农民工结为“临时夫妻”行为的发生,是外界事件刺激与长期单身外出务工已婚个体心理行为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一定时间内,个体形成某种共同的思想意识和心理状态,即社会心理,是农民工结为“临时夫妻”的催化剂。“临时夫妻”现象的发生蕴涵着自身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有一个从萌发到消亡的过程。社会心理是“临时夫妻”现象演变机理中重要的因素。

(一)萌发期的心理需要。单身农民工长时间与配偶分隔两地,其基本的生理需求和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同时众多单身农民工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居住环境和工作环境,这很自然地为单身农民工结成“临时夫妻”催生了起码的心理条件。

1.低层次需要的缺失。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认为,当个体的低层次需求没有获得基本满足时,低层次需要对个体更有激励作用,个体行为更多的指向低层次需要。目前的状况是农民工的低层次需要严重缺失。首先,由于农民工长时间与配偶分居两地,无法获得正常的两性生活,他们面临着性需求这一生理需要得不到满足的问题。且这部分农民工大部分为青壮年男女,对性的需求正处于旺盛期。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的调查,2012年外出打工的16336万农民工中,有12961万人是独自一人外出打工,其平均年龄为37.3岁,其中2150岁之间正值性需求旺盛期的青壮年高达80%。且根据过去5年的结果来看,该数据呈上升趋势。2007年《齐鲁晚报》在济南的调查表明,40名已婚调查对象中,80%以上的农民工与妻子长期两地分居,50%以上的农民工每年与妻子见面的次数少于4次,90%的农民工3个月以上没有性生活。

其次,农民工情感归属需求也很难得到基本满足。他们离开家乡熟悉的社会网络,少了家人和亲友的扶持,生存在充满竞争压力的陌生环境中,他们备感孤独与彷徨[。此外,还得承受远离家庭、夫妻长期分隔两地相思牵挂的压抑和煎熬。尤其当农民工独处感到孤独寂寞时,渴望婚姻家庭爱的温暖、寻求自己避风港的心理需求就日渐强烈。农民工生理需求和情感归属需求的缺失是驱动其行为发展的动因,由此,“临时夫妻”就成为满足其需求的一种可能的选择。

2.封闭“群居”中产生的多看效应。对越熟悉的东西越喜欢的现象,心理学上称为“多看效应”。农民工大多集聚居在城市的某部分区域,居住的出租房相隔紧密,农民工日常进出中长期碰面,增加了相互间的熟悉。一个长期在农民工集居地出租房屋的屋主表示,集中密集的“群居”生活也的确给部分农民工创造了“在一起”的条件。他说,“出租房的房间一间挨着一间,一开门,就见着对方,一过走廊,身子还会擦肩而过。大家彼此抬头不见低头见,对于一些独处的民工,确实容易擦出火花”。另外,每月一般只有一两天的假期,近乎两点一线的生活轨迹,加上长期在同一工厂、同一工地的“封闭”工作状态,都给农民工男女提供了许多近距离接触的机会。长期独处的空虚寂寞,加上日久生情的接触了解,最终一些人突破道德底线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二)发展期的暂时心理满足。随着外出打工时间的不断增多,农民工群体对临时组建“夫妻”搭伙过日子行为的亚社会认同,社会价值观念的开放进化使农民工降低了对自身行为的约束,同时农民工去个性化的状态诱使他们观察学习、效仿从众已有的“临时夫妻”行为,“临时夫妻”开始逐渐从个体现象向群体现象发展。

1.农民工群体的亚社会认同。亚社会是个体的首属群体和个体社会化的直接背景,个体首先以亚社会为出发点,并在其被要求、期望和奖罚的环境中被引导[。在同一个城市中,外出务工农民大多聚居在城市的某部分区域,这些群体形成了城市中特有的农民工亚社会群体。农民工亚社会群体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受教育背景、生活经历、工作经历,也有着相似的心理需求,与他人相比,农民工相互之间更理解心理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时的压抑与苦闷。当个别农民工现实的心理需求超过社会道德的自律程度时,迫于无奈,他们选择做“临时夫妻”的行为更能得到农民工亚社会群体的理解和认同,由此农民工个体选择做“临时夫妻”的行为得到了对他影响最大的亚社会群体的认同。

2.社会价值观念的开放进化。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性生活、家庭生活与生育三位一体的传统两性模式逐渐被打破,在婚姻家庭生活中人们有更多的选择[。在过去,非婚同居、婚前性行为等往往是被认为伤风败俗,而现在人们对这一现象给予了更大的宽容。进城务工的经历使新生代农民工的性观念更加具有现代性[。靳小怡等人的研究发现,流动之后,农民工的婚恋观念发生了显著的改变,现代性有所增强,他们对“未婚先孕”和“婚外恋”变得比较宽容。这些变化使得农民工逐渐摆脱了以“男女结合为夫妇,在社会公认之下,约定以永久共处的方式来共同担负抚育子女的责任”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婚恋观的束缚,进而渴望通过现实情境交往中所谓强化感情的夫妻方式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和情感满足。

3.去个性化后的放肆。个体处于去个性化状态时,自我观察和评价的意识降低,内疚、羞愧和恐惧等行为控制力量被削弱,从而使人表现出通常社会不允许的行为。去个性化的外在条件有两个,一是身份的匿名,二是责任的模糊化。“临时夫妻”农民工的处境恰好具备这两个特点。一是农民工长期远离亲朋好友,在工作环境中,无人认识自己,所作所为处于匿名状态中,原有熟人社会里的道德约束减弱,自我控制系统作用减弱,道德感下降,顾虑少,促使农民工与他人结为临时夫妻。二是当农民工成为“临时夫妻”现象中的一分子时,他认为“临时夫妻”现象的产生是多人共同行为的结果,自己的责任较少,受惩罚的可能性少,压力感减少,内疚感下降,从而使行为更加放肆。有报道称,在一些“临时夫妻”中,不少是通过网上认识、老乡介绍等方式就轻易地结成“临时夫妻”[20]。工友一般不会把同伴与他人同居的事告诉同伴老家的“那一位”,这种互相保密的做法虽然能暂时维系家庭,但更助于“临时夫妻”农民工的去个性化,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加入到该群体中。某记者调查显示:“临时夫妻”现象在部分地区已很普遍,并形成群居效应。“临时夫妻”现象的普遍还引起了国外媒体的关注,《印度时报》2013516日的一篇报道称:中国农民工临时夫妻人数或超10万,73%以上已婚。在庞大的数字背后,去个性化因素起着重要作用。

4.“临时夫妻”群体的观察学习与从众行为。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个体可以通过观察有共同特征的他人的行为和后果来学习各种行为、行为规范和行为方式。通过外显学习或内隐学习,个体的观念与行为向大多数人相一致的方向变化时,则会产生从众行为。当一个尚未结成“临时夫妻”的农民工面临生理需求和情感归属需求长期缺失时,他可能会以处于相同处境的单身农民工群体为学习对象,观察学习其对同类问题的应对方式,产生从众行为。他们发现学习对象采取结为“临时夫妻”的方式来解决基本需要缺失问题,这种解决方式既经济又有效,且不易被家乡配偶发现,还能保持已有家庭结构的完善,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益的问题解决方式。尚未结成“临时夫妻”的农民工很有可能从众,选择这种相同的方式解决自己当前问题。“临时夫妻”行为在在农民工群体间相互传染,这也促使了“临时夫妻”从个体现象向群体现象发展。

(三)结束期的心理痛苦。当农民工个体夫妻长期分隔两地状况结束,或在“临时夫妻”关系中获益未达到期望值、被亲友知晓去个性化状态消失等原因,主动或被迫结束“临时夫妻”关系,“临时夫妻”行为结束,但由于这段违背社会道德且极其伤害家人感情的婚外情经历,农民工会在较长时间里体验愧疚、自责、痛苦、后悔等消极情绪。

1.夫妻长期分隔两地状况结束。农民工结为“临时夫妻”的初衷是满足其基本需要,基本需求缺失的主要原因是夫妻长期分隔两地,所以当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状况结束,“临时夫妻”行为停止。对于要与配偶一起在同个城市或相邻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夫妻来说,住房是首要解决的问题,目前已有城市开始实行廉租房制度,部分用人单位专设农民工临时夫妻住房,为进城打工的农民夫妻团聚提供便利。

2.在“临时夫妻”关系中获益未达到期望值。不同的农民工抱着不同的期望结为“临时夫妻”,如情感依托、性需求、分担经济压力、生活多个照顾等。但当他们在“临时夫妻”关系中发现,同居生活带来的好处没有达到期望,甚至带来坏处时,这些农民工会主动选择结束“临时夫妻”关系,另一方则被迫结束“临时夫妻”关系。但“临时夫妻”的解体常常跟随着复杂的经济纠纷、情感矛盾,有的甚至大打出手、对簿公堂。同时双方可能会重新选择新的同居对象,组成新的“临时夫妻”搭档,也可能不再选择,彻底结束这种违背道德的行为。

3.被亲友知晓去个性化状态消失。当远在老家的亲友知晓农民工在外与他人结为“临时夫妻”时,农民工去个性化状态消失,“临时夫妻”这种婚外情行为在配偶、子女、亲友间曝光,农民工的亲人倍受伤害,农民工本人不仅会受到家庭、亲友等原有熟人社会的强力谴责,自身也体验到强烈的内疚感、羞愧感、自责感等。而且他还面临婚姻和家庭濒临瓦解的困境,农民工个体可能会选择结束“临时夫妻”关系以保全原有家庭,或与配偶结束夫妻关系,或继续保持原有家庭和“临时夫妻”兼容的状态。无论哪种选择,农民工的婚姻和家庭都遭到破坏,农民工本人的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

三 消除“临时夫妻”现象的措施

(一)“临时夫妻”现象社会心理机制的反思。

上述分析表明,夫妻长期两地分居不足以构成引发“临时夫妻”现象,农民工生理需求和情感归属需求等低层次需求缺失是前提,众多单身农民工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居住环境和工作环境为结成“临时夫妻”提供了条件,处于相同处境的农民工群体对“临时夫妻”行为的社会认同,以及社会价值观念开放使农民工降低了对自身行为的约束,为“临时夫妻”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单身农民工的去个性化的状态以及对已有“临时夫妻”行为的观察学习,促使更多的单身农民工产生从众行为,并加入到“临时夫妻”队伍中,形成庞大的“临时夫妻”现象。当农民工与配偶的两地分居结束时,或在“临时夫妻”关系中获益未达到期望值、被亲友知晓去个性化状态消失等,农民工会主动或被迫结束“临时夫妻”行为。这就是农民工“临时夫妻”现象产生的社会心理机制模型,阐释了单身农民工如何产生“临时夫妻”行为以及“临时夫妻”个体现象如何发展为“临时夫妻”群体现象的路径(见图1)。

(二)解决措施。

 “临时夫妻”作为一种异常的家庭形式,正危害着家庭的稳定、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人们的道德意识,并引发出多种严重社会问题,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是社会要创造条件多途径满足农民工的需要,如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网,使农民工的医疗、养老、失业和生育保障不再受地域限制;建立全国统筹和地方投资的住房保障制度,为无力租住或购买住房的农民工提供廉价的政府租赁房;政府投资,同时鼓励民间组织和企业为农民工提供文化娱乐设施设备,关心他们的精神生活,帮助他们融入城市;改善子女留守处境,由中央政府承担义务教育的经费,根据入学学生的实际就读情况而不是户口,给予财政补助[;企业提供带薪探亲假和休假,增加夫妻团聚机会;流动人口输出地基础政府注重培养留守农民生活能力的培养,使其夫妻双方甚至全家人有能力在异乡创造美好生活。二是改善农民工封闭的“群居”环境,降低农民工由于“多看效应”而产生感情的概率。三是充分发挥道德和法律的社会调节功能,对农民工加以正确引导,培养正确的道德观、家庭观、爱情观,同时大力宣传组建“临时夫妻”的代价,使农民工切身感受到“临时夫妻”行为对自身、家庭和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提高农民工对自身行为的调控能力。四是在农民工打工地方营造熟人社会,强化农民工各自不同的社会身份,避免农民工呈现去个性化状态。

 

 

 
  责任编辑:xie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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