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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磊 社会学传记取向的反实证主义传统  
  作者:鲍磊    发布时间:2015-08-28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社会学传记取向的反实证主义传统

鲍磊

原文载于:《社会学》2015年第7

【摘要】20世纪80年前后发生的社会()学传记取向,有着深刻而丰富的理论渊源。理论的选择并不是中立的过程,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价值、态度以及个人经历等密切相关。论文着重分析了传记社会学研究的主要理论传统,以期助益于这一新兴领域的发展。

【关 键 词】传记取向;传记社会学;理论传统;反实证主义

【作者简介】鲍磊,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所,江苏 南京 210013

【原文出处】《前沿》(呼和浩特),2015.4.2832

【基金项目】[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群体事件中的社会认同模式变迁与应对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2CHS042)阶段性成果。

20世纪80年代前后,传记取向成为社会()学中众多转向或取向的一种。相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芝加哥学派引领的传记研究,这一取向的范围更为宽广。它关注传记(个人经历)、历史与文化之间的交互作用,反对奉实证主义为圭臬的社会科学研究,重视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这一取向消解或者说超越了传统的二元论或二分法,促使社会学家反思自己的概念架构、研究方法以及书写实践。在晚近的发展中,一些学者甚至提出了自传/传记社会学这一具有分支学科性质的指称。[1]

从时间上看,社会科学中的传记取向较早发生在欧陆。1970年代早期,法国学界在传记研究方面曾出现一股热潮。1980年代,德国学界发生了一种“传记运动”,到1990年代,这种转向开始在英国出现。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这种取向同时从欧洲与北美的社会学传统中浮现出来。1978年,国际社会学会发起成立“传记与社会”特别小组,1984年设立该方向的分会。目前,国际社会学会、欧洲社会学会及英、德、法等国的社会学会都设有与传记研究相关的专业分会,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这一研究领域。与这种时间上的展开相关,社会学的传记取向的理论渊源也主要是在欧美学界。

理论的选择并不是一个价值中立的过程,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价值、态度以及个人经历等都发挥着重要影响。尽管很多社会研究者正在使用传记方法,但在理论或者说方法论的选择上它们之间并不一致。传记研究有着颇为复杂的叙述传统,如下,我们将聚焦于这一转向的主要理论传统或流派,以期为传记社会学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现象学社会学

传记研究法深受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他的哲学现象学为之后现象学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出发点。胡塞尔着重分析意识的结构。在他看来,正是意识的结构使得人们领会经验世界成为可能。意识往往是对某个事物的意识,感知不是对客体的被动反映,相反,它是人类意识在积极构造经验对象。当然,意识也不是凌驾于经验之上而独立存在,意识在感知世界的同时也在建构着世界。

受胡塞尔的影响,舒茨将现象学中有关意向性和生活世界的观念应用于社会研究,着力分析个人的主体性和生命史。现象学社会学分析主要关注的是理解日常的主体间性的世界(生活世界)是如何建构的,其目标在于把握人们如何将自己和他人的行动解释为有意义的,以及如何在个人主体间性的沟通之中去重构行动的客观意义的根源。自传是意识流形成的基本维度,同时也是了解个人意识流的重要方法,因此对于生命故事的收集,重点不只是了解个人的生命历程,更在于了解个人结构性的自我意识。

舒茨强调日常意义背后的传记情景(biographical situation),认为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一套知识,他们在此基础上获得一个熟悉的世界。人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主体间的世界,一个人所共享的世界,在互动的过程中,个体以相同的方式经历其中,分享同一个现实。现象学社会学认为,社会科学的重点是社会成员所经历的生活世界,即每个个体所想当然的世界的样式。对研究者而言,应暂时抛开对于事物和事件的性质及本质的判断,重点观察生活世界中的成员以何种方式对其据以为真的真实的事物和事件进行主观构建的。现象学社会学的不足之处在于,它过于强调传主的个人意识、主观意义,在历时性上的分析显得较为薄弱。

二、解释学

解释性理解最早出现在狄尔泰的早期著作之中。通过吸收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狄尔泰将其对圣经文本的诠释转向对人类经验的理解。狄尔泰从解释学的角度提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是两种不同的理论形态。鉴于处理的知识对象不同,狄尔泰反对用关于自在性的自然物的认知方式来对待人文科学的对象(即自主性的精神现象),人文科学的方法不是实验、观察、归纳,而是“理解”。在历史理性的引导下,人文科学通过对文本的理解形成意义经验,这经验使人们体悟到文本诞生时的一种生命状态,从而在理解中还原到生命的本真。

解释学的观点认为,人类行动是有意义的,要理解某一特定的行动,就要把握该行动的意义,按照行动者正在使用的特定方式进行解释。狄尔泰认为,如果我们要理解人类行动的意义,就要从行动者的内部去把握其主观意识和意图。而要做到这一点,则要对行动者进行一种同情式的理解,即通过进入行动者的内心,理解其行为的动机、信仰、欲求、思想等。[2]在狄尔泰看来,自传是最高、最富教益的形式,它是关于个体对其自己生命之反思,传记则是对另一个个体生存状态的理解。

在进行传记研究时,诠释学注重传记研究相关文献历史脉络的确定,采用“预先准备的诠释”“文本内在的诠释”“交互合作的诠释”理解传记文本的内容。[3]“预先准备的诠释”关注的是传记文本内容和资料来源的考验与评估,在检查传记版本后确定传记文本的信度。在传记文本的诠释中,研究者须对自己的“先前意见”、“先前理解”、“先前知识”、“待答问题”等加以澄清,使其观点非常明确。而且注重文本一般意义的诠释,以确定其核心的内容。“文本内在的诠释”注重文本语义和语法的探究,经由文字意义和文法关系,运用“诠释学的循环”,就文本整体和部分的意义进行来回的诠释,同时应用逻辑法则,将文本粗略加以划分,以阐明文本的意义。“交互合作的诠释”注重研究者对部分重要文本的理解,因为部分重要文本的理解有助于整体著作的诠释。对于作者意识与无意识的先前假定,例如,作者的价值观念、政治信仰、宗教观点等,必须尽可能加以批露,才能达到完全的理解。另外,要从具体教育情景出发,不混淆作者和诠释者情景的差异,方能达成较佳的理解。同时,意义关系与影响关系只是一种假设,这些假设必须不断加以证明或修正,经验显示对一个作者或特定的事物作长期和密集的诠释,可以获得较好的效果。

三、理解社会学

理解社会学是与韦伯联系在一起的。韦伯的社会学研究秉持的是一种反自然主义倾向,他对自然客体和社会现象进行了区分,突出社会现象的特殊性、不可重复性,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并不能用于指导人的精神活动这一独特领域的研究。人的行动由行动者赋予一定的意义,“理解”行动者的行动乃是社会学的任务。韦伯突出社会行动者的主体性、意识性和创造性,反对把人当作非人格的客观结构的物化现象。

韦伯把社会学定义为理解社会行动的科学,即是要通过理解社会的过程与结果,对社会行动做出因果解释。所谓社会行动,是指行动者以他主观认定的意义而与他人的行为发生联系的行为。对于社会世界的科学解释,必须参照人类行动的主观意义,并通过行动之间的相关性来解释人们的行动及其后果。行动者将个人主观意义与其行动相联系,个人在行动中考虑他人的行为及其目标,所以这种行动是有意义的行动。在界定行动的规范时,韦伯著作中所描述的典型个体是重要的例证。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富兰克林的自传就是他分析所用的重要资料。主观意义总是通过社会形成的,它参与了社会世界的构成。受韦伯影响,格尔茨把人视为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当然,韦伯的理想类型未能摆脱众所周知的形式主义和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缺陷。

韦伯主张借助价值关系理解人的主观意义在社会认识上的重要作用,但在社会认识上要求对社会事实和价值判断、理论和实践做出分别的处理。韦伯认为,研究者要达到客观认识历史事实的目的,价值无涉是应秉持的研究态度。研究者在研究中不能持任何价值观、党性、派性或阶级偏见,不能把学术与个人偏见混为一谈。韦伯提出的这一认识论原则,目的是要清除科学研究中的个人偏见,避免科学讨论与价值判断的混淆。事实上,研究者在研究中的涉入程度、其主观价值倾向,成了许多传记研究不得不面对并进行回应的问题。

四、芝加哥学派

人们通常把托马斯与兹纳涅茨基于1918-1920年间出版的四卷本著作《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视为传记社会学研究的最早时点。该书利用收集到的数百封波兰移民的书信以及大量的移民日记、回忆录,尤其是青年维兹纽斯基(Wladek Wiszniewski)长达300页的传记(生活故事),分析了波兰移民面临的解组过程,以及个人及其家庭如何融入新的生活和新的文化。在托马斯看来,通过自我与群体和社会的互动,个人的传记性材料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生活。

该书首次对“个人与社会”进行了实质性的社会学研究,它关于“情景的客观性因素与对这种情景的主观性理解”的区分具有基础性的意涵。[4]它认为,社会科学研究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社会生成(social becoming)的表面,而是应当获致人们活生生的经验与态度,这些才是社会制度与组织背后丰富与鲜活的社会现实。可以说,正是这部有着直接的经验研究取向著作,为芝加哥学派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受其影响,在20世纪20年代伯吉斯与帕克的倡导下,传记研究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很大的发展。研究者离开社会学的“扶手椅”,努力参与到“真实世界”之中,做到“在真正的研究中把手弄脏”,他们认识到“站在行动者的角度看问题”的必要性,以及传记个案研究对于记录各类环境中社会成员主观性视角的优势。在研究对象上,此一时期的芝加哥学派侧重于那些旨在描述个人“历史、经历与态度”的生活史或社会大众的生平记录(biograms),而不是那些在历史上或文学上具有雄心抱负之人所写的自传。

尽管符号互动论聚焦于个人,但它强调必须在互动的背景下来理解个人行为。符号互动论意味着“社会互动端赖于对自我(自我客体化)与他人(采取他人的角色)的考虑……社会是按照个人塑造它的方式进行理解,个人是按照其作为成员的社会来理解。”[5]符号互动论的鼻祖米德认为,对于人的研究应该放到其所处自然环境中进行,人并不是静态的,自我与社会既保持某种连续性,也处于发展与变化的过程之中。米德认为,个体的自我只有通过社会以及不断进行的互动过程才能产生和存在,个人总是依赖于自己所在的群体。因此,自我扮演着他人的角色,采取他人的态度(概化他人)。在此过程中,个人也变成其本人的客体。

在传记研究中,米德有关主体间性与反思性自我的论述,有助于人们思考如何“通过互动与语言学习,进行自我的建构与重构或制造与重造,以及对文化、亚文化及其符号进行调整和重新调整,一切都在社会互动过程之中和制度范围之内。”[6]晚近符号互动论者的著作对传记研究有着更大的影响。他们利用生活史以及参与观察,关注于生活的微观层面与主体性,他们研究过去与现在的生活,以在群体和社会背景下来理解个人。如在犯罪和偏差行为的研究上,符号互动论者不像实证论者那样,关注犯罪的病理学,在一般程度上分析原因,利用统计的方法测量阶级、贫困之类的特定变量的影响或者采用病理学的行为,而是检视如何经由社会性的建构、贴标签或其他外力的使然,将个人变成一名罪犯或偏差行为者。

受符号互动论影响的常人方法学,关心人们用来建立并维系社会秩序的日常方法,重在分析社会成员理解自身世界的方法与实践,强调理解老生常谈与日常生活中想当然行为的重要性。在常人方法学看来,社会秩序是通过日常社会互动来维系的,在解释社会活动如何发生时,常人方法学者认为社会学家也是社会行动者,其对社会事实有自己的感知。所有的行动者与社会学家都是他们社会世界的“理论家”,研究者并不是唯一的“理论”来源。常人方法学有助于传记研究者站在传主的立场来审视问题。

五、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其对主流社会学中的性别主义的批判。这种性别主义不仅忽视了女性的生活经验和感受或使其成为无形化,而且歪曲了对整个社会世界运行秩序和人类生活状况的全面公正的理解。女性主义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谁有权力去建构知识,并批评“男性社会学”(male sociology)或者说“男流”(malestream),认为他们忽略了或不顾女性的角色与生活,研究的焦点只放在男性公共世界上。因此,女性主义研究者倡导访谈者与被访谈对象之间的平等关系,认为研究与访谈不能只能是利用被访谈对象,而是有助于其认识自身的权利。

女性主义的研究匡正了使用男性语言、由男性研究者把持、进行的以男性为对象的研究,改变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权力关系。而传记研究能极好地胜任这一工作。“传记作品往往成为女性运动的重要一部分,因为它将女性从模糊的状态中带出来,修复历史记录,为女性读者与作者提供认同主体机会”。[7]女性主义传记方法是一种有力的工具。它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参与研究,为参与者的生命体验增加深度,赋予意义,提供背景。[8]女性主义的传记研究不仅揭示了性别不平等与压制的问题,也揭示了它们与其他不平等形式(如阶级与种族)之间的互动。传记研究甚至成为妇女运动的一部分,因为它把妇女从舞台背后带到前台,修正了历史记录,为女性读者与作者认同自己的主体身份提供了机会。女性主义的传记方法是一种有力的工具。它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去进行研究,根据传主生活的更大文化环境,为参与者的生活体验增加深度、意义与背景。”[9]

六、社会批判理论

由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在传记研究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批判理论者利用传记强调不平等和压制,进而提出改变社会的方案。利用个人叙事及其全部经历/传记,批判理论努力去解释那些不受质疑但具有压迫性的社会设置,以及严酷的物质现实,如何型塑了人们的言行。批判理论挑战并批判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披露由统治精英或统治阶级所欲保持社会中的不平等与不公正。后者欲图将现有社会秩序视为理所当然的、正确无误的,窒息了潜在的持异议者。

讲、听以及被识别的权利被视为社会公正的基本支柱,每个人都有讲述自己故事的权利,每个人都能够在社会互动中发挥自己的主观性,不应当只是简单地去顺应支配性叙事。传记能够帮助人们去理解公民身份与缺少公民身份的过程、结构与生活体验,理解他们被羞辱与被抛弃的体验,进而推动物质性现实世界的改变。在某种程度上,传记能促成那些被从历史中清除出去的具有欲望、希望与梦想的个人的抵抗行为。传记社会学所提供的替代性的叙事与实践,在纳入公共政策之后,也有助于改变嵌入于现行管理之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知识/权力坐标。[10]

批判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传记的集体(社会)意义,尤其是那些来自于同样的社会经济背景中的人,诸如白领工人阶级的女性,分享共同的阶级与性别不平等体验。对于个人关系结构所进行的反思性批评,能够激发读者反思他们自身的生活经历、自我的构建以及在社会历史情境中与他人发生的互动。

批判理论认为,研究是一种政治行为,研究者带着公开的假设进行研究,力图在认识上或政治上有所斩获。伴随着社会过程的客观化,社会科学日渐被关于预测与控制的语言所引领,启蒙运动孕育了一个超然的、宣称中立的工具理性霸权,它影响着研究者的定位,并导致忽略甚至无视社会事实的压制特征。批判理论竭力批评无反思性的工具主义,后者认为研究是一个技术活(technical matter),目的是建立并测量关键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而不考虑社会公正与人的价值。这种批判性的指向,有助于把人从强大的意识形态所塑造的依赖关系中解放出来。传记社会学涉及批判性的人本主义,它促使“社会科学更严肃地看待其人本主义基础,并产生一种思维方式,鼓励创造性、诠释性讲述生活故事——这将会带来一切伦理性的、政治性的与自我反思性的参与”[11]

七、个体化理论

在贝克看来,个体化意味着国家认可的标准化人生、参照图式和角色模式的崩溃,即去传统化。作为一种历史进程,个体化不停地质疑并欲图打乱人们传统的生活节奏。这种“生活节奏”是社会学家所谓的“标准传记”,一种规范的人生轨迹。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被迫拼凑他们自己的传记,并尽可能地填补所需要的内容。人们发现自己失去了以往那些不容置疑的假设、信仰或价值观念,建立现代生活所必需的架构,如福利国家、劳动市场、教育体系,也呈现出制度性或功能性的混乱。标准的生活史让位于自我创造的生活史。[12]

现代社会给予个人一种新的重要性,但同时也把更多的责任留给了个人,让他们自己选择自己的身份认同。社会结构——阶级、扩展家庭、职业共同体、工厂内的长期就业——先前为身份认同提供了强大的框架,如今则日渐式微。同时,社会向个人提供潮水般的信息以及关于如何生活的多样化的选择,也要求个人利用消费社会制造的无数道具,建构一个“真实性”的自我[13]。对许多人来说,这种新的“个体化的”秩序意味着解放的可能性。人们的确有理由欢呼这一自由与选择的新世界的到来。但随之而来的不确定性(风险)也受到关注,人们对维系个人生活意义所必需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团结表露出相当程度的焦虑。福柯指出,个人是通过社会程序被“制造出来的”,这像此前集体化的路径一样,它本身也呈现某种压制性。

“风险”与“个体化”观念带来的后果,把经济风险从资本的所有者转到那些没有资本的人身上。或许那些在劳动力或资本市场上处境较好的人,能够利用操纵不确定性提供的机会,从中会有所收获,但更多的人会受到不利的影响。在当代,现代化已经并将进一步把个体化与“个人”推到前台,结果就是,连同社会以及社会科学中的历史运动(historical movement)或许会——无论是在个人行动者这个层面而言,还是就研究者试图去理解个人行动者来说——导向一种传记式研究进路。[14]总之,无论人们对“个体化”现象怎么看,但毫无疑问新近对个人的关注正在影响着社会科学的方法。“在此氛围下,一种转向研究个人的新方法论正当其时,这就是传记研究。”[15]

八、结语

从上述这些理论流派来看,社会学的传记研究显然不是统一的思想运动,而是包含着多元化的理论视角。各流派之间、甚至一个流派内部的观点都存在很大不同,有些甚至是相互矛盾、彼此争鸣的。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传记社会学仍然很不成熟,缺乏体系性。如符号互动论更多关注个体,而女性主义和批判理论则更多地强调人们生活中的集体作用,尤其是压制性社会规范的影响。就这些理论流派的差异来看,最根本的是各自关于人类主体性本质的不同假设,以及它们对叙事的地位和透明度的不同认识。[16]

当然,我们的上述划分多少有些武断。这些理论流派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在思想内容上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交叉与重叠,彼此之间相互影响。虽然舒茨的学说属于现象学传统,但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是舒茨学术研究和批判的出发点,他到美国后还受到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尽管韦伯拒绝狄尔泰的“心理说”,认为只有用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来表达“直觉地了解的”东西,才能使研究者概念的主观世界变成科学的客观世界,但在“理解”的意义上,韦伯同狄尔泰是一致的,韦伯赞同狄尔泰的反自然主义,同样坚信对人类活动的研究不同于对天体运动的研究。韦伯从文化价值取向、伦理和心态的角度对社会行动的研究,促使心理学与社会学结盟,形成符号互动论。通过与女性主义和符号互动论的结合,批判理论能够以不过于决定论的或统一的方式,帮助人们认识与解释结构不平等的运作机制及其所具有的压制性特征。[17]

从总体上看,它们属于“科学至上主义的例外”[18],是对孔德之后的实证主义的反抗。可以说,实证主义成为塑造现代社会学的基本品质,它在日后又影响着社会学的健康发展。尽管真正左右现代社会学的社会事实范式秉承了实证主义精神,但其他诸种范式尤其是社会行为范式其实也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实证主义的影响。前述这些理论流派都是潜在的资源,它们遵循的是“人文主义”(humanist)或“观念论/主义”(idealist)传统路向。秉持这些理论的旨趣,传记社会学可以视这一取向为社会科学研究中久已存在的忽略人的主体性或将其边缘化的一种反动。上述这些理论流派只是从各自侧面提供了对传记研究的部分解释。今后,要推动社会学的传记取向甚或传记社会学这一具有分支性的学科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它们之间的相互融合、相互借鉴。

 

 

参考文献:

嬀1]鲍磊.社会学的传记取向——当代社会学进展的一种维度[J].社会,2014(5).

嬀2][]托马斯·A·施瓦特.定性研究的三种认识论取向:解释主义、诠释学和社会建构论[M].定性研究(3):经验资料收集与分析的方法,风笑天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208.

嬀3]梁福镇.教学社会学研究的新典范:传记研究方法之探究[J].教育科学期刊(台湾)2004(1).

嬀4][11]Ken Plummer, Documents of Life: An Invitation to a Critical Humanism. London: Sage, 2001: 40-41, 1.

嬀5][6][9][16][17]Barbara Merrill & Linden West, Using Biographical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2009, London: Sage: 59, 61, 65, 58, 59.

嬀7]S. Reinharz, 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199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6.

嬀8]N. Popadiuk, The Feminist Biographical Method i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The Qualitative Report, 2004 9(3).

嬀10]Maggie, O'Neill & Ramaswami Harindranath, Theorising Narratives of Exile and Belonging: The Importance of Biography and Ethno-mimesis in "Understanding"' Asylum. in Qualitative Sociology Review 2006, 2(1): 39-53.

嬀12][]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个体化[M].,李荣山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01.

嬀13][15][18]M. J. Rustin, Reflections on the Biographical Turn in Social Science, in the Turn to Biographical Methods in Social Science: Comparative Issues and Examples, edited by P. Chamberlayne et al.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嬀14]Fischer Wolfram Rosenthal, Biographical Work and Biographical Structuring in Present-day Societies,in the Turn to Biographical Methods in Social Science:Comparative Issues and Examples, edited by P. Chamberlayne et al.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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