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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肃然 也谈“反事实、控制变量和文本”  
  作者:吴肃然    发布时间:2015-07-09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也谈“反事实、控制变量和文本”

——与刘林平教授商榷

 

吴肃然

 

原文载于:《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

转自: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15年第5

 

内容提要:

刘林平在《反事实、控制变量和文本——对定性研究的反思》一文中指出,由于没有处理控制变量来解决反事实问题,以“诗性语言”和“个案研究方法”为特征的定性社会学研究存在着“根本性缺陷”。本文则认为,刘文对定性研究的批判意见一方面源于对某些关键概念的模糊界定,另一方面源于在特定的概念框架下所导致的循环论证。相对于定量研究来说,定性社会学研究并不具有较低的知识地位。

 

关 键 词:

反事实问题、控制变量、文本、定性研究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刊登了《反事实、控制变量和文本——对定性研究的反思》一文[1](以下称刘文),作者刘林平在讨论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反事实”问题后指出:由于无法合理地处理控制变量来解决反事实问题,以“诗性语言”和“个案研究方法”为特征的定性社会学研究存在着“根本性缺陷”。而本文则认为,刘文对相关概念的定义不够清晰,其所依据的分析框架也不完全可靠,该文对定性研究的批判意见一方面源于对某些关键概念的模糊界定,另一方面则源于在特定的概念框架下所导致的循环论证。本文试图通过对“科学”、“因果关系”、“反事实”、“控制变量”和“操作化”等概念的讨论来回应刘文,进一步揭示社会学方法论论争的复杂性,以期能够一同推动中国社会学界对研究方法问题的讨论与反思。

一、“社会科学”的多重含义

按照爱因斯坦的定义,科学包括两大核心要素:“形式逻辑”与“因果关系”。[2](P574)这一定义相当简明,然而在社会科学家们围绕着研究方法展开的大量辩论中,我们常常能看到“科学”一词的繁多指涉,它们包括:演绎逻辑、因果关系、量化方法、经验研究、实证主义、客观性、合理性、目的理性、功效性、真理性。这些指涉不仅彼此缠绕,而且蕴含诸多矛盾,可是许多社会科学家尤其是量化取向的学者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倾向于认为,在自己谈论和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时,“科学”一词可以无矛盾地将上述指涉结合在一起,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以刘文所述的《史记》和《论语》为例,它们并没有体现出近现代自然科学所使用的“科学研究方法”,但是人们大都不会否认这两部作品所具备的知识价值。然而在一些社会科学家对这些作品进行评析时,在当代社会的一些理工科从业者批评人文社科专业时,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论证逻辑:“某知识产品没有遵守科学研究方法,因此它不具有或只具有较低的知识价值”。这种推理的内在逻辑显然不够严谨,因为不难联想到,人们绝对不会对一位艺术家或作家提出这样的批评。因此,如果社会科学家需要承受这种批评,批评者就需要附加一个隐含前提,即社会科学需要遵循自然科学的方法(比如数学化)才能实现自身的知识价值。有了这样的前提,我们才能从“定性社会研究没有数学化”推导出“定性社会研究不具备或只具备较低的知识价值”,因而它有着“根本性缺陷”。

可是,这个隐含前提并不为社会科学家们普遍接受,特别是那些从事定性研究的学者。以对方不接受的前提来批评对方,这种做法强化了对立,却不具备十分有效的知识意义。事实上,不少学者已经指出,社会科学本身就是科学方法与艺术、哲学的结合,[3][4][5]当代经验社会科学所依据的实证主义立场和事实/价值的二分观念并没有与人类的认知理性保持一致,[6][7]因此,正像我们不能从“画家没有使用数学”推出“画家的画作有着根本性缺陷”那样,我们也无法从“某项社科研究没有数学化”推导出“这项研究有着根本性缺陷”。

可以看到,一些研究者在批评定性研究时对“科学”一词的使用颇为模糊,他们时而用“科学”意指一套技术,时而用“科学”意指真知,在将两种用法混合使用后,定性研究的知识价值就受到了批评。可是定性研究者不会承认这种做法的效力,他们倾向于将研究技术与真知相区分,这就与量化研究者产生了分歧。其实这种分歧在社会科学发轫之时便已出现:英语学界的社会学家认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是Science,而德语学界则将其称为Wissenschaft,虽然这两个单词都译为“科学”,它们的意思却不一样。前者的范围比较狭窄,专指“自然科学”,后者则指涉“对事物系统的理性探究”,范围大于前者。正因为如此,“讲英语的人往往会说,科学过去是哲学的一部分,但后来从哲学中独立出来了;而讲德语的人往往会说,哲学是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些德国哲学家还会说,哲学是最接近真正科学、严格科学的那一部分。”[8]因此,英语学界常常将社会科学描述成传统社会哲学的对立面,在强调自身工作价值的同时,他们甚至会将传统的社会学研究一律打入“非科学”或“反科学”的范畴。这种做法在德语学界看来显然是不恰当的,我们所熟知的德语学界社会学家,如曼海姆、齐美尔、韦伯、舒茨、哈贝马斯和卢曼等人都是在广义的“科学”涵义上来理解和界定“社会科学”的。

这两种对“社会科学”的不同定位为社会学界带来了大量的困扰和争论,许多关注方法论问题的社会学家都在努力尝试解决这里的冲突。中国的社会学家在学习西方的社会学时选择了不同的路径,不少人只习得和接受了两种“社会科学”理解中的一种,因此必然也会围绕着“科学化”问题产生分歧。而社会学究竟应以什么样的研究方式来使自己成为真知(episteme),目前来看尚是复杂且没有定论的。

刘文援引了《史记》中的一段话,并认为司马迁从少数案例(Small-N)出发而得出的关于“个人境遇和成就的关系”的判断不够“科学”。然而在定性研究者看来,以这种“抽样调查”的思维来批评《史记》的做法是不恰当的。在最近人们津津乐道的故事中,华裔数学家张益唐多年历尽艰辛,最终攻克了重要的数论问题。通过这件事人们发现,张益唐的最终成功和他的淡泊与坚持是分不开的,这种“因果关系”内在于此个案中,许多青年学者由此产生共鸣,激发出他们甘坐冷板凳的决心,同时也可以促使管理者对既有的科研评价机制进行反思,为从事艰深基础研究的学者提供更多的政策保护。然而如果批评者站在大数量(Large-N)的角度,他们就有可能给出以下批评意见:1)很多人像张益唐一样坚持,但是都没能产出杰出成果;2)存在着一些没有历经磨难便少年得志的数学家,比如陶哲轩;3)即使张益唐早年就放低标准从事比较简单的研究,在衣食无忧之后再钻研数论,也未必就不能解决孪生素数问题。这些理由听上去都颇有道理,但它们都不能对上述“个案研究”所揭示的因果关系做出实质性的反驳。实际上,在提出这些意见时,批评者已经根据自己惯常的研究风格重新定义了该个案所揭示的因果关系,因此他们所做出的方法论批评就显得有些错位了。

二、因果关系与反事实问题

由前文讨论可以看到,社会科学研究可以将反思性、启发性、实用性作为自己的根本知识追求,但它们未必都会处理因果关系。而对于那些处理因果关系的定性研究来说,它们与定量因果分析间也仅仅是分析策略的差异,并没有高低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