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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宁 消费流动:人才流动的又一动因  
  作者:王宁    发布时间:2015-05-04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消费流动:人才流动的又一动因

——“地理流动与社会流动”的理论探究之一

 

王宁

 

原文载于:《学术研究》201410期。

 

  【内容提要】消费流动是社会流动的一个向度。但是,在以往的文献中,这个向度被忽略了。文章分析了这一忽略的根源,并认为,要深化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理论,必须重找切入口,即:用分析性概念来替代综合性概念和经验实体性概念。从分析的角度看,社会分层可以分解为四个相互联系的向度。它们分别是:经济流动、权力流动、消费流动和地位(声望)流动。前三者共同构成后者(地位流动)的原因。消费流动不但涉及与市场相联系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涉及与再分配机制相联系的社会不平等。通过引入消费流动的向度,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理论就不但解释了个体之间或阶层之间的不平等,而且解释了区域之间或地方之间的不平等。通过把消费流动整合进社会流动的理论模型,文章扩展了“地理流动与社会流动之关系”的内容,并据此分析了地方与地方之间在人才竞争上的优势与劣势的体制根源。

【关 键 词】社会分层;社会流动;消费流动;人才流动;地理流动

【作者简介】王宁,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 510275

 

  一、问题的缘起

  经过30来年的经济发展,中国政府已经迫切意识到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性。例如,广东前省委书记汪洋到广州任职期间(2007-2012),就明确提出了珠三角地区要实行“腾笼换鸟”、“产业升级”的战略。珠三角地区各地政府也纷纷以行动(如创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做出响应。但是,珠三角地区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所面临的瓶颈之一,是高新技术人才短缺。而人才短缺一方面源于本地培养的人才的不足,另一方面则源于从外地流入的人才数量不足。外地人才的流入,涉及人才的地理流动以及当地对外地人才的吸引力问题。虽然人才的流动也是人口流动的一部分,但它却是特殊人口的流动,具有一些与其他人口流动不同的特征。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现有关于人口流动或国内移民的研究,主要是用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工资差异以及就业机会等因素来解释人口从一地到另外一地的地理流动。这种理论可以概括为“经济流动”理论。它用工作机会的增加和收入的提高来解释人们的地理流动行为。从这种理论看,人才的地理流动取决于流出地和流入地的经济机会及其比较收益的差异,以及扣除成本(包括机会成本和心理成本)后的边际收益。[1][2][3]这种经济流动理论可以解释农民工群体向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地区的地理流动行为,却难以解释高新技术人才的地理流动行为。事实上,在中国,一些设立了高新技术园区的地方,即使在物质待遇、户口、住房等方面给出了优惠的条件,也难以招到足够数量的符合要求的高新技术人才。

  从社会学视角看,地理流动(或国内移民)可以放在社会流动的框架下来分析。[4][5]但是,在经典的社会分层与流动的文献中,社会流动往往简化为职业流动。因此,按照这种理论,人们之所以从一个地方流动到另外一个地方,是因为流入地比流出地提供了更多的职业流动机遇,以及相应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提高。[6]但是,该视角同样无法充分解释高新技术人才的地理流动行为。为什么珠江三角洲地区为高新科技人才提供了大量的职业流动的机会,但前来应聘的人数与所提供的职位数的比例却不大?与此同时,为什么一些高新技术人才为了留在某些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宁可放弃苦学得来的专业技能而转行,甚至不惜从事低端技能的职业(即隐性人才流失)?而一些地方即使为高新技术人才提供了施展才华的空间,甚至提供了很好的物质待遇和职业升迁的机遇,也难以对高新技术人才形成充分的吸引力?这说明,仅仅用职业流动或经济流动理论,难以充分解释高新技术人才的地理流动行为。

  本文认为,要解释高新科技人才的地理流动,仅仅用经济流动或职业流动的理论来解释,是不够的,还必须从消费流动的角度来解释。在解释人才的地理流动问题上,消费流动理论之所以能弥补经济流动或职业流动理论的解释力不足,原因之一在于地区之间的消费水平差异。在中国,地方与地方或城市与城市之间,不但经济水平与经济机遇存在巨大差异,而且消费供给水平(包括作为社会福利的集体消费和作为市场消费的各种消费基础设施与服务等)也呈现出很大差异。如果说,经济流动或职业流动是一种与阶层结构位置(如:职业位置)相联系的社会流动,那么,消费流动则未必完全如此。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种与“地方作为一个整体”相联系的社会流动。如果我们把地方当做一个整体,或当做一个“扩大的消费品”,[7]那么,对它的摄取就是通过市民身份的获取来实现的。一个从三线城市移入一线城市并获得一线城市户籍的人,即便在社会经济结构的位置中属于底层,也能享受到该市市民的许多共享型或摄取(access)型的集体消费福利(如就近享受高水平的医疗服务水平、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统)。在这里,至少在一部分集体消费上,消费地位的上升,不是因为职业流动,而是因为市民身份流动——人们的市民身份从三线城市转移到一线城市。只要地方与地方之间在集体消费资源的配置上的不平等依然存在,那么,这种通过地理流动而实现的消费流动就注定存在。

但是,遗憾的是,在有关地理流动的文献中,尤其是有关地理流动与社会流动的关系的文献中,消费流动对地理流动的影响作用,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的目的,就是从理论上分析消费流动对地理流动的影响。为此目的,本文将首先尝试把消费流动纳入社会流动的理论体系中去。然后,本文将探讨消费流动的三种不同的形式。接着,文章展开消费流动对地理流动的影响作用的论述。最后,文章讨论消费流动在城市的人才吸引力中的作用。

 

  二、消费流动是社会流动的一个向度

  在社会流动的文献中,研究得最多的内容是职业流动。学者通过测评职业位置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及其声望,来测评人们的社会地位在代内和代际之间是否实现向上流动、向下流动或水平流动的情况。[8]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形式的社会流动:经济流动(职业收入流动)和地位流动(职业声望流动)。尽管这两个方面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它们分别属于社会流动的两个不同的向度:经济流动和地位流动。前者属于物质流动,即:物质财产或经济收入的变动情况;后者属于符号流动,即:人们的与职位相联系的社会评价和声望的变动状况。

  很显然,在布劳与邓肯那里,“职业流动”是一个综合性概念,而不是分析性概念,因为它事实上把在分析层面上可进一步分解的因素或方面(如经济收入和职业声望)未加分解地综合在一起了。这一综合性概念在经验研究的运用中的确很有成效,但综合性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社会流动理论模型的推广运用度。原因在于,在以综合性概念来测量社会流动的理论模型中,综合性概念(如职业流动)所包含的各种分析性因素(如财产/收入和声望)如何联接或组织在一起,存在文化的差异。不同的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往往会因为文化的原因,来对各种可分析的因素采取某种特定的联接模式。例如,“官员”的地位在中国和美国就有很大差异。在美国,官员的声望不过是一种特定类型的职业(管理型职业)声望,但是在中国,官员的声望则不仅仅是一种特定类型的职业声望,而且是一种全能权力的声望。中国官员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高于美国官员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再比如,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女艺人的收入不菲,但其社会地位并不高——她们被贬称为“戏子”。新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时期,女艺人的收入并不高,但其社会地位却很高。

  不仅如此,用综合性概念来测量社会流动的理论模型的另外一个弊端,在于综合性概念所包含的“事实上可分解的因素”多于“事实上被论述的因素”。例如,在布劳和邓肯的理论模型中,职业流动作为一个综合性概念,所包含的事实上可分解的因素不止“职业收入”和“职业声望”两个方面,它还包括消费水平、消费机遇或消费体验方面。但在他们的理论阐述中,事实上被论述的因素只是“职业收入”和“职业声望”两个因素。但是,“职业收入”和“职业声望”这两个向度并没有穷尽社会流动的全部内容。社会流动必须落实为人们的生活体验和感受,包括消费体验和感受。然而,“生活风格”、“生活机遇”或消费的向度,尽管为马克斯·韦伯所看重,但在布劳和邓肯的社会流动的理论模型中,却没有获得相应的位置。对生活体验和感受的忽略,导致其在解释人们之间实际的不平等状况的时候,显得有所欠缺。例如,一个小城市的工程师与一个大城市的工程师尽管在职业结构位置上是相同的,实际收入也差不多,但他们在生活质量方面却是不平等的。大城市的工程师享受到比小城市的工程师更高的生活质量。在这里,两人的不平等不在于职业位置的不同,而在于所居住的地方的质量的不同,其中包括消费生活条件和质量的不同。地方与地方之间在生活质量和机遇上的不平等,也是社会不平等的一个内容。而从生活质量更低的地方流向生活质量更高的地方,其实也属于社会流动。这种流动未必是职业位置的变动(流动前后依然从事同样职位的工作),也未必是职业声望的变动(职业声望没有变化),而是生活体验的变动,或消费体验的流动。

  不但用综合性概念来测量社会分层和流动存在一定的问题,而且用经验实体性概念来描述社会分层和流动也同样会引起麻烦。在经典的社会学教科书中,社会流动至少包括三个不同的分层依据:经济流动、地位流动(即:声望流动)和权力流动。这种理论模型源于马克斯·韦伯关于“阶级、地位群体和政党”的社会分层理论的论述,[9]但随后主流社会学家修改了韦伯的论述,用“权力”来替换他所说的“政党”。于是,经济、声望和权力,就成为社会分层的三个重要分层依据。不过,尽管在所有的社会学教科书中,权力都被列为社会流动的三个方面之一(经济收入与财产、声望和权力),但在主流的经验研究文献中,运用“权力”来测量社会分层的研究却很少。之所以如此,Sorensen认为,原因在于“权力”概念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导致其难以测量。[10]我认为,主要原因不在于此。那么,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在韦伯那里,阶级、地位群体和政党,都是经验实体性概念或描述性概念,而不是分析性概念。其中,“阶级”和“地位群体”作为经验实体性概念,可以改造成“经济地位”和“声望”这两个分析性概念,借此就可以对人群进行定序分层。因此,这两个概念就被普遍地运用于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经验研究中。与之相对,“政党”或“权力”却未做类似的改造。如果“权力”被界定为政治权力,那么,它只适用于对人群做“有无权力”的定类区分,而不适用于对所有人群进行梯度分层或定序区分。虽然学者可以按照权力大小进一步对权力阶层内部的各群体进行定序分层,却无法对无权力群体进行进一步分层(定序分层)。而社会分层与流动更适合对所有人群采用定序分层变量。

  要避免权力分层变量对所要分层的人群的遗漏,可以采取两种立场:第一,在现有的文献中,社会流动中的权力分层变量往往被当做一种管理职业,而不是国家政治权力。这样一来,职业性的管理权力就被合并到“职业流动”中了。第二,对权力概念进行重新界定,即把权力概念变成分析性概念。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所说的权力是影响他人意志的能力,其实就是一个分析性概念。权力成为一种相对于他人而言而显示出来的影响他人意志的能力。任何人都有或多或少的权力,与此相联系,权力等级体现出人的自主性或依附性的程度。用这种广义的权力来替代政治权力,那么,权力概念就可以用来对所有人群进行定序分层。(如从工人到车间组长的变动就是一种权力流动)。本文采纳第二种立场。

  可见,扩大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理论的解释力的方法之一,就是把理论模型建立在分析性概念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综合性概念或经验实体性概念的基础上。那么,从分析的角度看,有哪些要素是社会流动中最基本的要素呢?很显然,主流教科书中所说的“经济流动”、“声望流动”(或“地位流动”)和“权力流动”依然是十分有效的概念。

  但是,现有的教科书把经济流动、地位流动和权力流动并排在一起,存在逻辑上的混乱。事实上,经济流动、权力流动和地位流动存在两重不同的关系。一方面,经济流动和权力流动是“因”,地位流动(声望与声誉)是“果”。例如,有巨大财富的人或具有很大权力的人,往往会有很高的地位(声望)。另一方面,地位流动可以反过来影响经济流动和权力流动。

  很显然,“因”与“果”不能平行地并排在一起,它们应该是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因此,社会分层理论中的各分层变量之间的结构必须重新进行安排。那么,社会分层变量之间存在着一种怎么样的概念结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梳理这些分层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前面说过,地位流动是经济流动和权力流动的结果,经济流动和权力流动是地位流动的原因。但生活的常识告诉我们,经济流动和权力流动并没有穷尽地位流动的所有原因。例如,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就把生活风格或消费当做地位群体之所以有声望的原因。很显然,在韦伯那里,生活风格或消费,也构成社会分层的一个分层变量。但韦伯的失误在于,由于他把地位群体当做一个经验实体性概念,而地位群体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其独特的、他人难以企及的生活风格,于是,生活风格就变成了一个固着于单一群体(即地位群体)的属性,而未能成为一个对所有人群进行分层的变量。但韦伯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他意识到生活风格或消费也是地位或声望的一个原因。很显然,如果地位流动是一个结果的话,那么,引起地位流动的原因除了经济流动和权力流动,还包括消费流动(即生活风格或消费水平的流动)。在逻辑上,地位流动不能与经济流动和权力流动平行并排,它应该是经济流动和权力流动的结果。但是,在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因果概念图中,引起地位流动的原因不是以前所说的两个:经济流动和权力流动,而是三个,即经济流动、权力流动和消费流动。

因此,从分析的层面看,社会流动具有四个向度:经济流动、权力流动、消费流动、地位流动,但是,在逻辑上,这四个向度不是平行并排的关系。前三者构成后者的原因,后者是前三者的结果,但也会分别反作用于前三者。经济流动反映的是人们在经济关系结构中的位置变动,权力流动反映的是人们在权力关系结构中位置的变动,消费流动反映的则是人们在消费关系结构中位置的变动。三者分别从不同方面引起地位流动。但三者对地位流动所造成的影响并非总是相同的。由于分工的存在,不同的群体和阶层的地位(声望)所倚重的资源类型不同,有的主要依靠财富或收入,有的主要依靠生活风格(消费品味),有的主要依靠权力。韦伯所说的阶级、地位群体和政党,就是分别依赖这三种类型的资源而获得各自的等级地位。尽管地位流动可以主要通过经济流动、权力流动和消费流动中的一个来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只依靠三者中的一个。事实上,其他二者也或多或少对地位流动发生影响作用,只不过其作用相对来说处于次要地位罢了。在这里,经济流动、权力流动和消费流动都是分析性概念,而地位流动则是综合性概念,因为地位流动是综合了前三者的影响作用的结果。

经济流动、权力流动和消费流动不但分别影响地位流动,而且它们之间也相互影响和转换。例如,通过经济流动,人们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本,它不但为人们带来声望(地位流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人们还可以凭借经济资本来兑换权力(权力流动)和消费体验(消费流动)。权力流动也是这样。它不但带来地位流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人们可以凭借权力资本来兑换经济资本(经济流动)和消费体验(消费流动)。同样,消费流动在影响人们的地位流动的同时,人们也可以凭借文化资本(消费中体现出来的文化品位)来兑换经济资本(经济流动)和权力(权力流动)。但消费流动向经济流动和权力流动的转换需要借助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即:通过展现与上流社会类似的文化资本,人们就获得了更高质量的社会资本或关系资本,借此获得更多的经济流动或权力流动的机会。

 

三、消费流动的三种形式

  前面的论述揭示了消费流动是社会流动的一个向度。但在主流的社会流动的文献中,关于消费流动的研究还比较少。现有关于居所流动(housing mobility)和住区流动(residential mobility)的研究,从某个角度看,也可以算作消费流动的文献(但并非全部此类文献都如此)。它通过研究人们的住房更换和居住区位的变动,从某个侧面揭示人们的社会流动。但居所流动和住区流动只是消费流动的部分内容,消费流动还包含其他内容。

  具体来说,消费流动包括三种不同形式的流动:消费方式流动、消费趣味流动和消费空间流动。消费流动的第一种形式是消费方式的流动。它既包括个体的消费方式流动,也包括集体的消费方式流动,前者如人们从骑自行车到驾驶轿车、从用笔写字到用电脑敲字、从使用电风扇到使用空调的转变,后者如从到水井打水到喝自来水、从上山砍柴到使用管道煤气、从煤油灯照明到电灯照明、从私塾教育到学校教育的转变。个体的消费方式流动反映了社会流动中的个体差异,而集体的消费方式流动反映了社会流动中的区域差异。一个个体从一个相对落后的消费方式区域来到一个相对先进的消费方式区域,就实现了某种形式的消费流动,而这种消费流动,也属于社会流动的一种特殊方式。决定个体(或家庭)消费方式流动的条件有两个方面:供给方状况和消费方状况。前者主要由市场供给条件(如:技术产品)所组成,后者主要由个体或家庭的经济收入或经济资本所构成。决定集体的消费方式流动的条件也同样由供给方状况和消费方状况两个方面构成,前者指的是集体消费状况和制度,后者指的主要是居民的市民身份,即居民是否有效地融入城市(如获得住房,并获得居住资格),获得市民身份(如户籍)

  消费流动的第二种形式是消费趣味流动(或生活风格流动)。布迪厄认为,趣味具有社会区隔的作用。人们的社会区分不但是建立在经济资本之上的,而且也是建立在文化资本之上的。而文化资本会对人们的消费选择、尤其是文化消费选择,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文化资本内化为人们的“趣味”。人们根据自己的趣味来从事消费选择,不但获得了消费满足,而且客观上透露了自身所拥有的文化资本以及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组合,从而显示了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11]在社会的转型期,那些在经济资本上实现了向上流动的人,其文化资本可能是滞后的,没有随同经济资本同步增长。但这不妨碍这些实现了经济流动的人通过学习或社交而获取更高等级的趣味的过程。这种趣味等级的升级,就是消费趣味流动。消费趣味流动与经济流动的一致性,保证了地位(声望)流动的顺利实现。否则,只有经济流动,没有趣味流动,就会给人造成“暴发户”的印象,地位流动(社会评价和社会声望)就无法同步实现。因此,消费趣味流动有助于地位流动。

  消费流动的第三种形式是消费空间流动。它包括本地流动和跨地流动两种不同的方式。本地消费空间流动主要体现为居所流动和住区流动。所谓居所流动,就是住房的更换。居所的向上流动指的是从更小的或更简陋的住房搬到更大的或更豪华的住房。居所的向下流动指的是从更大的或更豪华的住房搬到更小的或更简陋的住房(如美国人到临近退休时候,通过这种住房向下流动,即用大房换小房而匀出一笔资金,用于旅游或养老)。所谓住区流动就是居住区位的变动,住区的向上流动指的是从一个邻里素质较低或物业税较低的住区搬到一个邻里素质更高或物业税更高的区位居住,以获得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如优质学校教育)和社区质量(如低犯罪率)。反过来,从邻里素质更高或物业税更高的住区搬到邻里素质更低或物业税更低的住区,就是一种向下的住区流动,它往往意味着向下的社会流动。

  跨地消费空间流动指的是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流动。这个过程虽然是地理流动(空间流动),但它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流动的体现。[12]在一定条件下,地理流动是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的一种特殊方式。这个条件是,地理流动如果要成为社会流动的途径,必须以工作流动为中介。如果一个人从一个地方流动到另外一个地方,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流离失所,只能是流浪,而不是向上的社会流动。可见,地理流动只是实现社会流动的各种必要条件中的一个,而非充分条件。在完成了地理流动后,流动者要顺利实现社会流动,还取决于流动者是否能有机地融入流入地的社会中去。除了退休者或食利者,非退休人员必须通过在当地获得一份职业(能获得经济收入),并同时获得市民身份,才能有效融入流入地社会。因此,消费流动与经济流动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

  为什么地理流动能够在一定条件下成为社会流动的途径呢?原因之一在于流出地和流入地之间在生活质量或生活机遇上存在着显著差异。从一个生活质量更低、生活机遇更少的地方来到一个生活质量更高、生活机遇更多的地方,正是一种向上的社会流动,因为社会流动包含了生活质量和生活机遇的变动的内容。从一个扩大的视野来看,我们可以把一个地方当作一个整体性的消费品来看待。[13]因此,地理流动乃是一种地方消费品的选择过程。通过选择到整体生活质量更高和生活机遇更多的地方去居住,乃是一种借助地理流动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的方式。

  在中国,由于国家权力在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导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弱化。其结果之一是,许多由国家财政资源所供给的集体消费资源(如“985”高校),按照地方的行政权力的等级地位来进行配置,从而使得地方与地方之间在公共性的集体消费资源的配置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同时,由于集体消费资源是凭借本地户籍身份来获取的,这就导致不同户籍的人在国家财政所供给的集体消费资源的摄取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如北京户籍的高考生拥有比其他省份更大比例的进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名额)。于是,人们的社会分层,不但发生于市场领域或生产领域,而且发生于以再分配机制为中介的集体消费领域。[14][15]一个高等级的行政权力所在地的居民,凭借其户籍身份,获得了比其他低等级的行政权力所在地的居民更多、更优质的消费机遇(集体消费)。因此,人们从一个低等级的行政权力所在地向一个高等级的行政权力所在地的地理流动(并获得流入地的户籍),事实上就实现了消费流动,而消费流动乃是社会流动的一个向度。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地理流动而实现的消费流动,是建立在社会公民权的不平等基础上的。

地理流动作为社会流动的方式,不但体现在单程流动(从一地移入到另外一地,即:国内移民),而且也体现在双程流动,即以旅游、休闲、游学与度假为目的的流动。这种外出性流动是临时性、享乐性和消费性的,并以回归为最终目的。在这种双程的消费空间流动中,流动者的消费空间大大扩大了,从日常居住地扩大到旅游度假目的地。而旅游度假是需要经济成本的,旅游度假成为经济流动的显示。不仅如此,由于旅游度假消费被纳入人们的社会评价的体系中,它还有助于建构人们的社会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旅游度假这种双程性的消费空间流动也是社会流动的一种显示。旅游目的地的距离与质量等级同人们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位置具有某种对应的关系。相应地,人们是否有能力参与旅游度假,以及旅游目的地的距离与质量等级的变动,与人们的社会流动状况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四、消费流动与地理流动

  社会流动与地理流动是有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地理流动构成社会流动的一种途径或方式。[16]然而,在过往的文献中,当人们讨论社会流动与地理流动的关系的时候,人们所说的社会流动往往只涉及职业流动,很少涉及消费流动。上述的讨论已经说明,社会流动是包含消费流动的内容的。因此,为了分析社会流动与地理流动的关系,必须把消费流动纳入分析的范围。

  我们可以把通过地理流动(跨地流动)而实现社会流动的过程简称为“社会—地理流动”。在这里,地理流动指的是人们从一个地理空间移居到另外一个地理空间。社会流动则指人们在经济关系结构、权力关系结构和消费关系结构以及相应的声望结构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动(向上流动、向下流动或水平流动)。这种变动既包括代际的,也包括代内的。

  有必要指出的是,伴随着地理流动,声望结构中的位置变动变得更为复杂了。原因在于,在没有地理流动的情况下,声望评价体系是单一的。但发生了地理流动以后,声望评价体系从单一变成了二元体系,后者既包括流出地的声望评价体系,也包括流入地的声望评价体系。因此,要判定流动者的声望是否发生了变动,必须确认是根据哪一种声望评价体系,即:声望评价体系是流出地的,还是流入地的。二者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就不一致的情况来说,依据流出地的声望评价体系来判断,一个移民发生了向上的社会流动(相对于移民在流出地的同辈的社会地位),但依据流入地的声望评价体系来判断,他或她可能依然是处于社会的底层。

  我们可以把依据流入地的声望评价体系而获得的向上的社会流动称为“绝对社会流动”,而把依据流出地的声望评价体系而获得的向上的社会流动成为“相对社会流动”。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之所以愿意从事地理流动,并不是为了追求“绝对社会流动”,而是为了追求“相对社会流动”。

  在以往的文献中,学者们往往把相对社会流动归因于收入因素,即经济流动。的确,在两个不同区域的工资水平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同一个工种(如建筑工人)从一个工资水平低的地方来到工资水平高的地方,就实现了相对的经济流动。[17]这种相对经济流动的确可以解释许多“社会—地理流动”现象。但这种理论解释却遇到现实的挑战。例如,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所发生的黑人向南方的移民,没有实现绝对收入的上升,而是经历了绝对收入的下降。如何解释这个矛盾呢?弗利朋认为,答案在于相对社会流动,即:美国黑人向南方的移民,尽管导致绝对收入的下降,但他们却获得了社会地位相对提升或相对剥夺感的剥离(相对于他们在流出地(即美国北方)的社会地位而言)[18]

  弗利朋的研究显示,一个流动者的相对社会地位的提升既可以来自经济流动,也可以不来自经济流动。[19]经济流动不是解释移民的相对社会流动的充分原因。人们通过地理流动而实现的相对社会流动,还包括其他原因。我认为,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移民在流入地与流出地的生活机遇、生活质量、消费机遇或消费系统上的差异。

很显然,除了经济流动,消费流动也是促使人们进行地理流动或国内移民的原因之一。正如前面所述,通过地理流动而实现的消费流动源于流出地和流入地在消费生活机遇和消费生活质量上的差异。一方面,流入地比流出地具有更高质量的市场消费体系(如商业服务网点、多样而丰富的消费品和消费服务)。人们通过地理流动,享受到更好的市场消费条件和消费机遇。另一方面,流入地比流出地具有更高质量的集体消费,如教育、医疗、住房保障、交通基础设施和服务、水电气等基础设施、文化、娱乐、休闲、体育设施等)

 

  五、消费流动与城市人才吸引力

  随着中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劳动力市场及其相应的劳动力自由流动制度的建立,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采纳“用脚投票”的策略来对地方进行选择。[20]在人口流动加剧的情况下,资本流动的速度也相应加剧。这导致区域之间的差距迅速拉大。很显然,一个地方对劳动力人口的吸引力,有助于外来劳动力的流入。而一个地方对劳动力的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它对外来投资的吸引力(如通过优惠的税收、低廉的地价等政策)。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产业聚集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并因此为农村劳动力人口创造了经济流动的机会,从而构成对外来劳动力人口的吸引力。

  从农民工的角度看,尽管他们在流入地依然处于社会分层地位的底层,但他们实现了相对社会流动(主要是相对经济流动)。相对于他们的家乡的从事农业的劳动人口来说,他们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务工获得相对更高的经济收入。可以说,过去的几十年,珠江三角洲地区依靠提供相对经济流动的机会,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

  然而,经济流动机会吸引外来劳动力人口的理论,往往只能解释一个地方对低端劳动力人口的吸引力,无法解释对高端劳动力人口(如高新技术人才)的吸引力。也就是说,仅有工作机会或相对更高的实际收入,并无法满足人才流入所需要的全部条件。以东莞为例,它凭借各种产业聚集,为农民工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即经济流动的机会,并因此吸引了大量的农民工。但它却无法吸引大量高新技术人才的流入。事实上,为了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东莞采取了一系列“腾笼换鸟”的政策,并建立了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创业园区。为了吸引外来高新技术企业进驻园区,东莞提供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但是,东莞在产业转型升级问题上,面临人才短缺的短板。即使它提供了高新技术工作机会,也难以吸引足够的高新技术人才的流入。例如,某自主品牌手机制造公司的研发部门由于招不到足够的愿意来东莞工作的高新技术人才,不得不把研发部门搬迁到深圳,以吸引高新技术人才前来应聘。

  很显然,要吸引高新技术人才的流入,一个地方仅有经济流动的机会是不够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高人力资本的持有者,对社会流动往往有更高的期望值。他们不但要求向上的经济流动机会,而且要求向上的消费流动机会,以及相应的地位流动(声望流动)。而向上的消费流动机会则包括市场消费流动机会和集体消费流动机会两个向度。前者体现在市场化的消费供应系统,后者则体现在通过再分配体制所提供的集体消费系统(如教育、医疗、交通、基础设施、文化设施与服务、公共休闲、体育与娱乐设施与服务等)。因此,要吸引高新技术人才的流入,一个地方不但要提供经济流动的机会,而且要提供消费流动的机会。后者构成社会流动不可缺少的一个向度。

  在中国,区域之间在市场化的消费供应系统方面的差距尽管也是显著的,但其差距显然没有集体消费系统之间的差距那么大。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如果资源配置是按照市场的逻辑,那么,依照边际效用递减和利润最大化原则,市场化的消费供应系统会在各地之间逐渐趋于均衡。当然,这种均衡是相对的,由于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区域之间的市场化消费供应系统依然会存在显著差异。另一方面,如果集体消费资源配置不是按照市场的逻辑,而是按照各地的行政权力等级来进行配置,那么,各地之间在集体消费资源的供给上,就会形成巨大差异。通常来说,行政权力级别越高的城市,所获得的这种集体消费资源越多,其等级和质量也越高(如重点高校、三甲医院、博物馆、体育场馆等),反之,行政权力级别越低的地方,所获得的这种性质的集体消费资源就越少,其等级和质量也越低。因此,地方与地方之间不但具有空间的距离,而且具有社会的距离,即:社会分层距离。当然,人口规模本身也构成集体消费资源的空间配置的一个重要依据,因为人口规模越大,各种专用性的消费品(如博物馆)才能找到足够的消费市场,因此就越有机会获得供给。[21]但在中国,公共财政所供给的集体消费资源,未必只按人口规模来进行配置,它往往更多地按照地方的行政权力等级来进行配置。以北京为例,它聚集了数量最多、等级最高的集体消费资源。

可见,地方与地方之间即使经济流动的机会是相同的,它们之间所能促成的社会流动机会并不总是相同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地方与地方之间所能提供的消费流动的机会并不相同。如果说,低端劳动力人口的地理流动是经济流动机会导向的,那么,高端劳动力人口的地理流动则不仅如此:他们除了要求流入地具有经济流动机会之外,还要求流入地能提供消费流动机会,其中包括集体消费系统等级的升级。消费流动机会与经济流动机会一道,构成了一个城市对外来高端劳动力人口的吸引力所在。

 

  六、结论与讨论

  消费流动是社会流动的一个向度。但是,在以往的文献中,这个向度被忽略了。我们的上述分析说明了,要深化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理论,必须重找切入口。这个切入口就是用分析性概念来替代综合性概念和经验实体性概念。从分析的角度看,社会流动可以分解为四个相互联系的向度。它们分别是:经济流动、权力流动、消费流动和地位(声望)流动,前三者共同构成地位流动的原因。经济流动、权力流动和消费流动都是分析性概念,而地位流动则是综合性概念,因为它作为前三者的结果,是前三者对其所构成的影响的综合。

  消费流动不但涉及与市场相联系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涉及与再分配机制相联系的社会不平等。通过引入消费流动的向度,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理论就不但能解释由市场机制所引起的社会分层,而且也能解释由再分配机制所创造的社会分层。不仅如此,消费流动的向度的引入,不仅解释了个体之间或阶层之间的不平等,而且解释了区域之间或地方之间的不平等。后者源于权力所主导的由公共财政所供给的集体消费资源在空间配置上的失衡。

  有趣的是,这种地方与地方之间在集体消费资源配置上的不平等,构成了那些获益城市的人才竞争力的一个根源。那些获得更多更好的优质集体消费资源的地方或城市,往往能吸引更多的高端人才流入,进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进入,并因此进一步拉大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在人口流动加剧的情况下,人力资源越来越成为决定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吸引劳动力人口,尤其是高端人才的流入,构成一个地方或城市的挑战。以往的研究主要从经济流动机会来解释一个地方或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本文则说明,这种经济流动机会理论只能解释一个地方或城市对低端劳动力人口的吸引力,无法解释一个地方或城市对高端劳动力人口(人才)的吸引力。

高端劳动力人口不同于低端劳动力人口的地方在于,他们不但追求经济流动,而且追求消费流动,以及相应的地位(声望)流动。因此,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一个地方或城市要提升其对外来高端劳动力人口(如高新技术人才)的吸引力,除了要大力吸引投资,提供经济流动的机会外,还需为外来人才提供消费流动的机会。至于如何提供这种机会,限于篇幅的限制,只能另文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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