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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敏 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成长与农村社会学的发展  
  作者:杨敏    发布时间:2014-06-02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载《人文杂志》,2014年第4

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成长与农村社会学的发展

  *

【内容提要】中国社会学经历了百多年的发展历程,随着学科也不断成长壮大,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正在愈益增强。与此同时,这一学科也表现出日渐成熟的特征。在中国社会学成长和成熟的过程中,农村社会学是做出重要贡献的分支应用领域。无论是从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和中国化的学术取向,或是追求主体性和自觉性的学术根基,还是承当民族生存和国家命运责任的学术立场,农村社会学的贡献是独特的和难以比拟的。当代农村社会学继续秉承了社会学先贤的事业和志向,并坚持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和“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的学术理念。面对已经到来的新型城镇化、城乡社会变迁、城乡关系调整的新阶段,农村社会学和整个中国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将进一步凝练和提升,以往西方社会学的话语支配地位将持续弱化并面临终结,从而真正迎来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学派的发展时期。

【关 键 词】中国社会学;农村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的学术贡献

 

中国社会学迄今已走过了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曲折艰辛和持续进步,这一学科也不断成长壮大,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正在愈益增强。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学也表现出日渐成熟的特征。其中最为重要的特征,莫过于这一学科的学术基本共识的形成和确定,我们甚至可以视之为学科成熟性的主要标志。在中国社会学走向成长和成熟的过程中,农村社会学是做出重要贡献的分支应用领域。无论是从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和中国化的学术取向,或是追求主体性和自觉性的学术根基,还是承当民族生存和国家命运责任的学术立场,农村社会学都做出了难以比拟的独特贡献。当代农村社会学继续秉承了社会学先贤的事业和志向,并坚持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和“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的学术理念。面对已经到来的新型城镇化、城乡社会变迁、城乡关系调整的新阶段,农村社会学和整个中国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将进一步凝练和提升,以往西方社会学的话语支配地位将持续弱化并面临终结。

一、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成长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中国社会学开始起步,目睹了民族和人民经历的沉重灾难和无数艰辛,也见证了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经历了万千磨砺和难以言喻的曲折跌宕,而今终于步入佳境并且成就辉煌。在对中国社会的实际观察和深入研究中,中国社会学研究者持续推动着学术的成长,这一学科的成熟性标志也日趋清晰,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即在于学术基本共识的形成和确定。在中国社会学的学术取向、学术根基和学术立场等重要方面,都贯穿着这种基本共识。

(一)学术的取向:社会学的本土化和中国化

本土化和中国化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学术取向,其确立经历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学者首先遭遇了两大基本关系——中―西关系和古―今关系,社会学的本土化和中国化正是中国学者经过了艰苦的探索做出的选择。事实上,中国社会学在早期发轫过程即经历了理论上的重大转变。在当时,社会进化论是进入中国最早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之一,这一理论源自于影响巨大的生物进化论。“在19世纪末,有人在杰出人士当中作过民意测验,以确定19世纪最有影响的10本书。结果显示,惟有《物种起源》出现在所有书单之中。”[]赫伯特·斯宾塞将社会与生物有机体进行类比,使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物种进化规则推广到了社会领域,形成了社会进化论。一定意义上说,生物进化论对于社会学学科的诞生极为重要,这一理论推动了“知识界和社会上的争论”,正是在这种环境中“社会学才作为一门有自我意识的学科诞生,因此关于社会秩序的概念深受生物学的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社会进化论对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冲击一度是颠覆性的,它曾经彻底改变了中国学者观察和分析社会即历史的眼光。梁启超如是认为:“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也;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故而凡“鉴观既往,熟察现在,以图将来”,无不以“进化之大理以贯通之”。[]严复也主张:“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治化极则”。[]然而,仅仅十余年之后,中国学者的观点再次发生了颠覆,几乎完全改变了他们对社会进化论的仰视。梁氏说自己对进化论“不敢十分坚持了”,因为“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吗?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严复则从自然进化论转向了到群学治乱论,认为进化的自然之道不能达到国家民族昌盛,善群才能进化,避免治乱轮回,因而群学为根本。严复的《群学肄言》便是这种转变的明证。从中国早期社会学家对治乱盛衰的关注,后来形成了具有本土特点的理论表达,即“社会运行论”,当然这是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事了。

可以说,本土化和中国化是早期中国社会学各学派的基本共识,这一点一直贯穿在马克思主义学派、乡村建设学派、综合学派、社区学派的理论传统之中,成为了这些不同流派的一个共有特征,也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学的一个显著特点。而且,社会学本土化和中国化不仅是理论社会学的基础性研究始终执着的目标,也是分支社会学的应用性研究的不变方向,这一点在社区研究、家庭研究、社会调查、社会问题以及社会行政、人口学、人类学研究中,都得到了明确无疑的体现。在今天,中国社会学研究者对于社会学的本土化和中国化形成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和更为自觉的追求。一方面,“社会学是作为西学的一种引入中国的,是一种来自西方的舶来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承认,没有西方社会学就没有中国社会学。”“我们必须学习它们、弄懂它们、借鉴它们。”[]同时,有了西方社会学并且在中国的传播,但是未必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社会学。“西方社会学不能代替中国社会学,我们必须跳出西方,不断进行社会学中国化的努力。”[]

在上世纪初期,梁启超就认识到:“学问本无国界,不能说,那是欧洲的社会学,这是中国的社会学,这样的分别一定说不通。不过原理虽无国界,资料却有分别,无论那个国家,那个民族,那种学问,都有他独立的资料;为他国家他民族所无。根据某种学科,已经发明的原则,证以本国从新搜集的资料;或者令原则的正确程度加增,或者遇必要时加以修正,甚至完全改造。”“中国人无论在何种学问,都有我们自己的责任,社会学方面责任更大,须看清楚了。一面我们责任重大,一面让我们自己发明的余地很多。”[]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者在本土化和中国化的付出和成就,足以告慰我们的学术先贤。

(二)学术的根基:学术的主体性和自觉性

在学术研究中,与学界同仁进行交流、对话和分享对于研究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因而学者们在表达自己的研究成果时须采用一定的学术方式并遵循一定的学术规则。因此,学术共同体内部会拥有一些能够反映共识和共享的方式及规则,如研究论题、分析视角、概念、范式以及文本和话语体系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从西方学术发展来看,从最初的自然哲学母体中逐渐建立了较完整的自然科学知识体系,并分化出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即使是18世纪启蒙运动中形成的新兴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仅仅是近现代进程也已历300余年。反观中国的近现代学术发展,从19世纪中后期或20世纪初期起步至今,仅有百多年的历史。其中一些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学科调整中被中断,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得以重建,目前才30多年的历史。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在经济用30多年达到了西方用300多年才达到的水平,但知识体系和学术水平必须靠一点一滴地持续努力和逐渐沉淀,绝不可能像经济发展这样速成。因此,我国学术走向成熟并形成与自己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匹配的水平,无论是基础理论研究、分支应用研究还是研究方法,前面还有一段长路。

如果学术研究和学术共同体具备了一些重要品质和特征,那么人们应当会从中感受到它所反映的成熟性和高水准。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品质和特征,莫过于学术的主体性和自觉性。从现阶段我国的实际来看,这种学术主体性和自觉性的品质和特征还不容乐观。在学术研究和活动中,各种既有的思想定势和观念制约发挥着隐而不见的无形钳制,大大限制了学术主体性和自觉性的生长和成熟。

譬如,所谓“普世主义”问题。对于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而言,几乎任何有效的研究都必须诉诸本国家和本社会的具体经验素材,或如贝克所言:“社会学分析的不是一般社会,而是各种社会”,“这就是说,有多少民族国家,就有多少社会。”[]因此,从这种本土性和具体性推论出普世性结论必须采取十分谨慎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然而,启蒙运动兴起、19世纪兴盛的西方新兴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自视为“普世学科”。虽然事实上,这些学科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核心国中“只研究了其中少数几个国家”(沃勒斯坦),但其目的却十分远大——试图从一种不变的人性假设推演出人类行为的规律。然而,变化是无可置疑的客观事实,对此,“普世学科”做了这样的处理:“认为这种变化仅仅对文明国家来说才是正常的,所以这些国家有义务把变化施加于与之反抗的其他世界。”于是社会科学就发挥了一种作用:“作为描述不变传统的一种模式,它为我们了解其他世界如何被带入‘文明社会’开辟了一条道路。”[]随着西方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西方社会科学也不断兴盛,这种普世的心态和抱负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强化。

因此,这些自认为普世的学科又衍生出普世的目标和依据。例如西方经济学以抽象的经济人和经济行为作为研究前提和对象,从而奠定了这一学科的普世化依据和基因,从其推衍出的经济现象和行为规律都是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原则,因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利益最大化和效率化是不容置疑的普世价值,应当建立一整套普世的行动规则使之付诸实践,这就是后来我们目睹的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过程。这样,被至于普世主义高地上的西方经济学论证了,经济行为摆脱道德束缚和道义责任是正当的,理性人为了自我利益最大化而转移成本和代价也是正当的,普世的强者因此就有了剥夺弱者的理由,这就以非常学术的方式为“他者”铺就了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如果说以往殖民主义的大行其道是不够光彩的,那么现在的经济殖民主义和金融殖民主义的大行其道却能获得喝彩和赞扬,这类所谓普世的社会学科是有重要责任的,这是以学术为业的人们必须承担的良知和道义上的责任。

在所谓普世学科的想象中形成了一系列的对立:普世性与历史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抽象性与具体性、单一性与多元性、同一性与异质性等等。对于学术而言,否弃了历史性、特殊性、具体性、多元性和异质性,学术主体性和自觉性也就成为多余的和不可能的了。可以看出,这种普世想象的不兼容、不协调和不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显然是大有问题的。因此,有必要重申以往的学术常识:人是社会性和具体性的存在,人是有良知的动物,人的行为应当体现道德的力量。同样道理,社会是历史性和实践性的存在,一个社会应当拥有自己的理性和良知。人与社会这种不可磨灭的历史性、实践性、具体性和特殊性事实,是学术从业者必须实事求是地予以认知和认可的。而一旦如此,学术人就能够超越普世教条的束缚和限制,对自己的社会和民族形成深入的研究、分析和解释,这样的知识体系将不再被囿于纸上,而是活化的和有生命的,这正是学术主体性和自觉性的生活来由和现实源泉。

再譬如,所谓“文野之别”问题。费孝通是对这一问题醒悟最早、认识最深入的中国社会学家。他通过人类学研究看到,当时的进化论思想家和人类学家,都将西方当成是全体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也就是将西方放在文明阶梯的最顶端。……所有的非西方文化都是在成为西方世界的文化残存cultural survivals)。[11]费老更为深透地看到了“欧洲从19世纪的对外帝国主义侵略,到20世纪前期的国家矛盾,与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有着难以切割的密切关系,而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又曾是一代人类学前辈的信仰。”这是一个清醒的告诫:“文野之别”划下了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之间的文化沟壑,也播下了观念和心理的隔离甚至仇视的种子,而且,强者的侵略和掠夺打上了文明的旗号,弱者无论屈从或反抗都抹不掉野蛮的标志。不管怎样说,这种区分使得不同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了。由于“这种对文化的价值评判戴着‘科学革命’的面具”[12],这就促使人们对西方社会科学与社会的矛盾、纷争甚至战争之间的某种关系进行识别和深思。

学术的主体性和自觉性必然直面“文野之别”及其不同的变形。从一定意义上说,“文野之别”是普遍存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母题,作为一种元符号和元象征构成的隐喻,其中寓有的隐蔽性、全息性的学术机理,不断再生出了社会科学中“文野之别”的种种新形态。譬如,在社会学中,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等二元划分,并将一些社会归入前者,另一些社会则归入后者。在法学中,对情理与法理、人治礼治与法治的划分,前者反映了具体语境的特殊规范,后者则体现了人类普遍的秩序准则,因而现代化也是具有普适性的西方法律不断移植到非西方社会并替代其特殊规范的进程。此外,政治学中的朝代国家或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化分,历史学中的历史世界与后历史世界的划分,等等。百多年来,追随和依循这类重重叠叠的“新文野之别”,中国学人试图“以野逐文”并“化野为文”,这一过程留下了人文思想和社会科学的重重曲折。这也许意味着,如果“文野之别”和各种“新文野之别”尚未破解,社会科学就很难称得上实质性的进步。[13]

(三)学术的立场:民族生存和国家命运的责任

中国社会学从其起步之时,就坚持以鲜明的学术立场反映民族生存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中西文化和社会思潮的大冲撞时期,也是中国社会面对千古未遇之变化的时期。外国侵略势力的入侵,历次战争的失败,生灵涂炭、割地赔款、民生凋敝;辛亥革命虽然终结了清朝帝制,也开始了军阀混战,随着殖民地半殖民地危机的加深,中国处于国运衰败、民族危亡的关头。这一时期,西方文化、哲学和社会科学被介绍到中国来,社会学也随之引入中国。所以,社会学从传入之时就面对着一个历史期待——深入研究中国社会、重新认识中国社会,以寻求民族自强、国运重振之道。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也接受了民族和国家赋予的责任。在五四运动、大革命、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等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风云之中,都能看到中国知识界人士(包括社会学者)的参与。正如韩明谟所说的,“中国社会学的发生发展,与中国近代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起来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地主王朝的统治而掀起的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是分不开的。一门社会科学,象社会学,它是社会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特定的历史情况的反映。因此,社会学的内容,一定程度体现为文学家所说的‘时代的脉搏’。”[14]

作为一门有强烈责任感的学科,中国社会学在民族存亡决战的关键时刻奋起,也在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进步的事业中有所作为,通过努力一代代学人的努力,确定了自己在中国学术史和学科史,包括近现代直到当代社会变迁过程的不容置疑的历史地位。百多年的曲折经历磨砺了中国社会学的学术风骨,同时也奠定了这一学科的重要传统。我很赞成曹锦清教授的观点:“我们要判定民族的未来,确定民族的立场,这是整个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同时,学术立场也从更深层次上反映了信仰问题。我想,信仰也可以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如世俗的信仰与宗教的信仰。世俗信仰植根于其世俗文化的土壤之中。中国文化具有的非宗教色彩的世俗底蕴,这一点可能是各种现存文化都不具有的独特之处。

世俗信仰不仅源于世俗文化的土壤,也是世俗理论的某种精华所在。中国文化的这种独特之处对有关信仰的理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于许多具有世俗情怀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民族就是世俗的上帝,没有上帝的民族崇拜民族。因为那里的‘活’有着意义。”[15]早在先秦时期,百家迭起、诸子争锋,世俗理论的发展异常繁盛、气象万千,基本确定了中华文化独特的世俗化道路。尽管先秦诸子在具体观点上异质多元,但是,他们对美好社会生活的向往,对合理制度和和谐秩序的求索,对社会避乱达治、长盛不衰之道的探寻,表达了一种共同理想。这是一笔珍贵的精神遗产。这也意味着,中国文化中的这种世俗信仰包含着深厚的理论底蕴和宏阔的历史视野,对民族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思考和回答,对“天下大同”的美好追求。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社会学对民族生存和国家命运所担负的责任感,具有某种崇高的和神圣的意味。

二、农村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学的学术贡献

中国社会学从早期朦胧中起步,随着中国踏上近现代进程开始讲述自己的叙事。农村社会学也在此过程中不断成长并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从农村社会学经历的每一个阶段发展,都体现着文化自觉、理论自觉的学术品质。

(一)以本土化中国化为指向的农村社会学

坚持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的学术指向是我国农村社会学的一贯基调,无论是在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对策研究或是方法运用方面,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这一鲜明的风格。

譬如,以费孝通为代表的早期社区学派确定的学术指向是:农村是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基础,也可以说是中国基层社区。……必须进入从这基层社区所发展出来的多层次的社区,进行实证的调查研究,才能把包括基层在内的多层次相互联系的各种社区综合起来,才能概括地认识“中国文化和社会”这个庞大的社会文化实体。[16]事实上,这一指向是费老取得卓越成就的学术基础。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江村经济》一著在社会人类学领域开创一个新风气,“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他看重的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认为“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是最艰巨的,并强调“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马氏因之将中国社区研究视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的形成。这种从一个个村落的研究积累逐渐扩展到对中国的整体认识,后来被Firth称为“微型社会学”,再后来被Freedman称为“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期”。[17]社区研究在引入功能主义理论、田野调查等方法和社区研究策略方面,获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重塑了人类学和社会学。

又如,李景汉的社会调查研究也是坚持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的一个典范。他所做的大量社会调查中,定县调查尤为经典。他根据第一手资料明确指出,土地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尤为严重而急切,因为中国尚在农业经济时代,若土地问题不得到解决,农业经济就会发生危机,整个社会经济亦将陷于崩溃。“我们不能不承认土地问题是农村问题的重心;而土地制度即生产关系,又是土地问题的中心;其次才是生产技术及其他种种的问题,若不在土地私有制度上想解决的办法,则一切其他的努力终归无效;或有效,也是很微的一时的治标的。一个政府是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府,一个政党是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和一个人是不是一个革命的人,很可以从其对于土地制度的主张来决定。”[18]通过实地调查李景汉对土地问题、土地制度、农村、农民以及政府、政党及革命等重大问题形成了极为深刻的认识。

再如,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明确认识到:“只有通过本土化、中国化的途径,才能真正在中国社会扎根、开花、结果。”[19]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是最早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中国化重要性的代表性人物。1938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理论命题,并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20]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又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1]“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提出,对中国社会学的民族特性、中国特性和中国特点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

当代农村社会学继续坚持并推进了本土化中国化的学术指向。“三十年来,农村社会学与中国农村的巨大变革相伴相随,其研究内容日益广泛和深入。其中既有宏观层面的考察,也有微观层面的探索,可以说,时至今日,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已经覆盖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22]随着改革开放过程中国社会的巨变,农村社会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当代农村社会学研究者给予了深入观察和追踪研究。例如,土地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准单位制”结束,所有制关系的多样性,农民职业结构的日趋多样化,农村新阶层(如农民工阶层、雇佣工人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个体工商户和个体劳动者阶层等)的特点及影响,农村组织及其关系的日趋复杂,村民委员会自治与村党支部的关系、村委会与乡镇政府的关系,农村基层组织的分类、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和管理等研究。此外,有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领域,涉及了流动人口、农民工群体、户籍制度、农民工与市民、农民工与本地农民,农村留守人群(留守家庭、妇女、儿童、老人等),农村社会救助、保障和社会福利研究,等等。

(二)追求主体性和自觉性的农村社会学

中国社会学的学术主体性和自觉性在这一领域得到了突出体现。农村社会学对于反映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和实践性、具体性和特殊性,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我国社会的本土实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给予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解释。具体地说,在知识性的载体和实体性的载体这两个方面,中国社会学的学术主体性和自觉性的都直接得益于农村社会学的不懈努力。

首先,就知识性载体而言,农村社会学的研究推动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知识体系的积淀。早期中国社会学中的乡村建设学派、社区学派、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派,在农村社会研究和调查过程中形成了丰硕的成果。在理论上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理论及生育制度理论、毛泽东的中国社会阶级理论和矛盾论及实践论等等。在社会调查方法上运用并改造了功能主义方法、田野工作法、社区研究法、个案方法等,并形成了更有本土特点的具体方法,如毛泽东提出并使用的典型调查法、座谈会法,对于社会调查方法的发展具有原创性的贡献。他亲自进行的中国农村实地调查就有30余次,如《寻乌调查》(1930)、《兴国调查》(1930)、《长冈乡调查》(1933)、《才溪乡调查》(1933)等。毛泽东坚持认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办法是向社会做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23]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学重建,农村社会学翻开了新的一页。譬如,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农民的思想观念(传统道德、婚姻、生育、礼仪、时间等观念)以及竞争观、乡土观、知识观和人生观,还有文化、社会化、社会交往、社会变迁等,都涉及到了基础层面的理论研究。在中层理论研究方面,涉及了农村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经济结构、收入结构、家庭结构、组织结构、职业结构、社会资本、精英类型等以及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模式、途径、样态等研究。同时,农村社会学对分支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如家庭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乡村治理学、法社会学、犯罪社会学、社会政策、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等,亦有重要贡献。[24]在社会调查方法方面,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不仅奠定了中国社会和中华文明的共同基础,而且也是中国社会的差异性、多样性、多元化、个性化的深厚来源。所以,农村社会学在研究方法上也就成为了最具新意和探索价值的一个领域。如比较研究方法、历史方法、各种社会调查、各种社会实验以及实地观察法、文献法、问卷法、访谈法等。在定性方法方面,则注重引入和发展人类学的方法(田野工作法、民族志、访谈法、观察法、个案法),对实地素材给予深度解析。在定量方法方面采用了各种研究技术,如调查技术、抽样技术、统计方法和技术等。同时,农村社会学也紧跟大数据时代的定量要求,依托国内各类数据库资源,运用各种统计分析方法(如回归分析、相关分析、因子分析、logistic模型等),对农村社会宏观层面现象(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文化教育、人口变化,社会结构变化、社会分层现象,区位特点、区域差距等)的研究能力得到了明显强化,也为农村社会的政策对策制定提供了更加准确的依据。

其次,就实体性载体而言,从事农村研究的本土学者形成了学术群体和共同体,不断推动着具有学术主体性和自觉性的中国学派的发展。早期农村社会学已经对社会学中国学派做出了卓越贡献,如乡村建设学派、社区学派、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农村社会学研究等,都是与农村社会学研究直接联系的。当代农村社会学继续推进了社会学中国学派的壮大。譬如,人类学取向的农村社会学通过家族与宗族组织等现象及其深层结构和功能需求分析,涉及了心理、文化、历史、制度及社会公益和福利事业等领域。又如,政治学取向的农村社会学围绕乡村治理问题,对村民自治、村级选举、农民政治参与、乡村关系、乡村治理类型以及乡镇政府的地位和角色、财政来源、运行困境与基层治理危机等进行了深入研究。社会学取向的农村社会学在专业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发挥了更全面的作用,如在高校开设农村社会学专业、编写和出版《农村社会学》和《农村社会调查》国家级教材、建设农村社会学国家级精品课程和教学团队、在农村发展研究方向招收博士生、建立农村社会研究平台等。[25]在学术方面,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催生了多个分支领域,形成了农村发展、“三农”问题理论、城乡一体化、新农村建设、农村社会管理与治理、农村基层政权、乡村演变、乡村社区治理等研究,凝练出农村社会学的众多分支理论。[26]农村社会学这种学术主体性和自觉性,很大程度上使社会学知识体系不再囿于纸上,从而体现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学派的特征。

(三)农村社会学的社会责任和学术担当

农村社会学有着特殊的天然品质,这就是它的乡土性和民族性,这是社会学的其他研究领域难以比拟的特质。因而也就不奇怪,一代又一代农村研究者将推动社会进步和民族振兴视为当然责任,在此过程中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如梁漱溟身处民族存亡之时,清楚地认识到“实民族历史上未曾遭遇过的命运”,“……故必从头作起。由此开展出来的社会,是一个全新的组织,为人类以前所无。”[27]他坚信“中国历史到今日要有一大转变,社会要有一大改造,正须以奔赴远大理想来解决眼前问题。抑今日实到了人类历史的一大转变期,社会改造没有那一国能逃。”[28]梁氏将自己对本土文化的虔敬之情、对民族命运的赤诚之心倾注到了农村社会研究中,不仅是乡村建设学派的领军人物,也是中国著名的现代教育家、思想家、文化哲学创始人及新儒学代表人物。虽然他一生并没有读过大学,也没有海外留学经历,却成就了学术史上的一个传奇。

费孝通对自己早年的研究(如《江村经济》)很自谦,称之为一棵“无心种下的杨柳”,但其意义被视为“人类学跨过‘野蛮’进入‘文明’进行一次实地探索”。[29]正是费老怀有的责任感和道义感促成了他在学术上的远大志向,这就是通过“社会学的中国学派”走出的道路,把研究文明国家的社会文化作为社会人类学的奋斗目标,[30]进而抹平“文野之别”。费老的学术实践开辟了从异文化迈向本土文化、从“野蛮社会”迈向“文明社会”的研究道路,因而成为了社会人类学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费老后来用“和而不同”这四个字来概括我国文化研究过程中人文价值的基本态度,[31]从而开创了中国社会科学“文化自觉”的先河,这一过程重塑了人类学和社会学。

陈翰笙是农村社会学的又一典范。上世纪20年代,针对当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激烈争论,他开始着手对中国农村经济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明确中国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症结,进而确定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并指明其发展道路。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他主持了江苏、河北、广东的农村经济调查,形成的基本结论是:大地主是促成农村崩溃的主要因素,“现在中国的贫农,难有增加其土地之望。……国有及公有的土地,为大地主所掠夺,他们非法的然而在事实上垄断了这些土地的地租。”“土地所有与土地使用间的矛盾,正是现代中国土地问题的核心。”[32]并指出:“这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进行土地革命,使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土地,是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农村问题唯一正确的道路。”[33]

诚如曹锦清所言:“回顾这六十年,复兴不可阻挡,我们要确立这个信心。中华民族要重新回到她曾经拥有的亚洲位置,这个趋势不可阻挡,这个目标一日不实现,中国的知识分子向前的思维运动就不会停息,这是近代告诉我们的。”[34]当代农村社会学不仅秉承了学界先贤们的责任感和道义感,而且以更大的勇气对国内外既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中国学者逐渐认识到,城乡社会变迁是工业化、现代化过程密切相关的两个侧面,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始终发挥着复杂的影响,这就使得理论视野更为开阔、研究内容方面更具涵盖力。在当代农村社会学对“城镇化过程中的三农问题”的重新思考中,可以看到这一变化。

首先,土地问题。土地问题可以说是以往城镇化的代价、困境和挑战的关键,并仍然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土地制度的调整包括土地流转等都会涉及到巨大的利益转移,应当通过更好的制度安排让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获得更为合理的收益,促使农业用地实现适当规模化。其次,农业和农民问题。中国的粮食安全已经成为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安全的一个大问题,这就使构建现代农业和现代农村职业体系显得愈加紧迫。我国农业需要实现重大转变,形成规模生产和经营,提高农业的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和市场竞争力,使“维系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体系”和“促进食品安全的本地化食物体系”成为现实。再有,农村问题。在本世纪中期实现75%城镇化率、达到中级城市型社会,是中国城市化具有现实性的目标。要达到高级城市型社会(城镇化率在76%90%之间)和完全城市型社会(城镇化率大于90%),必然受到人口规模和其他国情的限制。因此,新型城市化应当是新型城镇与亮丽乡村的并行建设的过程。此外,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其核心是农民市民化,其路径可分为“被动城镇化”和“主动城镇化”;户籍制度的改革是绕不过去的,应淡化户口价值,将附着在户籍上的各种社会利益进行分解。应促成城市中三大人口群体(即本地农民、本地市民和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流动人口)在社会利益上的基本协调,推动三元化利益格局的柔化和同化趋向,不断增进“身份―权利―待遇”的同城化,是走向包容、公平、共享的新型城市化必须的过程。[35]

结语

随着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成长,这一学科的学术取向、学术根基和学术立场等基本共识仍在继续凝练和提升。1997年,费孝通提出并阐述了“文化自觉”的理念,得到中国学者的广泛认同。2009年,郑杭生倡导“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指出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是“文化自觉”的学科特殊表现;2013年又论述了“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并指出这三个“再”代表中国社会学必须面对的三种基本关系:中西关系,今古关系,理实关系——理论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关系。[36]从文化自觉到理论自觉又到“三个再”,中国社会学的学术基调不断明晰和强化。当代中国社会学不会再囿于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笼子里跳舞,使自己的理论研究或经验研究成为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一个案例、一个验证。

中国社会仍在持续的快速的发展。在即将到来的这个时期,我们将目睹中国城镇化、城乡社会变迁、城乡关系调整的新阶段,农村社会学将再次面对农村社会发展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并在重新思考和研究中凝练出新的知识结晶,这类努力将使西方现代性叙事的话语支配地位走向终结,确立起城乡社会变迁研究以及整个农村社会学研究的中国叙事和话语体系,中国农村社会将随之进一步展露前所未有的新容颜,真正迎来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学派的发展时期。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社会学中国化视野下的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12ASH002)。

[作者简介]杨敏,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理论社会学及其应用、社会政策理论与应用研究。

[] []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第316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 []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第43页。

[]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第1819页,长沙:岳麓书社,2003.

[] 严复:《论世变之亟》(1895),参见《严复集》第一卷,第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 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1923),《梁启超文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第428页。

[] 郑杭生:《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中国社会学在“理论自觉”阶段的基本功》,在中国社会学会2013年学术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2013720日。

[] 郑杭生:《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中国社会学在“理论自觉”阶段的基本功》,在中国社会学会2013年学术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2013720日。

[] 梁启超:《社会学在中国方面的几个重要问题研究举例》,载《社会学界》,1927,第一卷刊。

[] []乌尔里希·贝克、约翰内斯·威尔姆斯:《自由与资本主义——与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第4页。

[]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19

[11] 费孝通:《人类学与二十一世纪》,载《西北民族研究》20021)。

[12] 王铭铭:《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4页。

[13] 杨敏:《当代社会变革中的“国家―社会”新型关系——社会学中国化视野下的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

[14] 韩明谟:《中国社会学一百年》,载《社会科学战线》,19961)。

[15] 曹锦清:《中国崛起时代的学术立场问题》,该文为作者在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新年第一次研讨会上的演讲,2011-01-08;三农中国http://www.snzg.cn/article/2011/1107/article_26098.html

[16] 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4)。

[17] 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4)。

[18] 李景汉:《定县土地调查报告》,载《社会科学》第1卷第2期和第3期,清华大学出版,1936年。

[19] 郑杭生:《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学》,载《社会学研究》20015)。

[20] 毛泽东:《新阶段》,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第202页。

[21]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534页。

[22] 钟涨宝:《农村社会学》,参见郑杭生主编:《中国社会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23] 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791页。

[24] 钟涨宝:《农村社会学》,参见郑杭生主编:《中国社会学30年(1978—200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25] 以农村社会学为特色和优势的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是国内较早恢复社会学教学与研究的系所之一。1986年,华中农业大学开设了国内第一个农村社会学专业;培植了1个国家级教学团队(农村社会学系列课程教学团队),创建了1门国家级精品课程(农村社会学),2006年开始在农村发展方向招收博士生;建有农村社会学研究所、湖北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社会管理研究中心、农民权益保护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妇女研究所。——参见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官网http://wf.hzau.edu.cn/about.asp?classid=93

[26] 陆学艺:《三农续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重庆人民出版社,2013李培林:《农村发展研究的新趋势、新问题》,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11-16陆益龙:《多样性:真正理想的农村发展道路》,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9);钟涨宝、狄金华:《社会转型与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创新》,载《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112);李培林、李炜:《农民工在中国转型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载《社会学研究》,20073);江立华:《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农民工转型:一个新议题》,载《社会科学研究》,20096);王春光:《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及问题的社会学分析》,载《青年探索》,20103);赵晓峰:《公私定律:村庄视域中的国家政权建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贺雪峰:《乡村关系研究的视角与进路》,载《社会科学研究》,20061);贺雪峰、董磊明:《中国乡村治理:结构与类型》,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双月刊),20053);解冰:《新农村基层政权权责制衡重构》,中国方正出版社,2010;吴毅:《不同语境下的乡村关系》,载《探索与争鸣》,20049);文军:《农村社区建设:乡村结构变迁中的新治理》,载《探索与争鸣》,201211);郭晓东:《乡村聚落发展与演变——陇中黄土丘陵区乡村聚落发展研究》,科学出版社,2013;王俊敏:《乡村生态社区的衰变与治理机制 理论与个案》,科学出版社,2013.

[27]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06页。

[28]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3页。

[29] 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4)。

[30] 参见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4)。

[31] 费孝通:《人类学与二十一世纪》,载《西北民族研究》20021)。

[32] 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参见《陈翰笙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4459页。

[33] 陈翰笙:《30年代的农村调查》,参见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第49页。

[34] 曹锦清:《中国崛起时代的学术立场问题》,该文为作者在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新年第一次研讨会上的演讲,2011-01-08;三农中国http://www.snzg.cn/article/2011/1107/article_26098.html

[35] 郑杭生:《城乡一体化与同城化齐举并进》,载《红旗文稿》201320);李强:《论农民和农民工的主动市民化与被动市民化》,载《河北学刊》,20134);李强、胡宝荣:《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载《社会学评论》,20131);钟涨宝、聂建亮:《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机制的建立健全》,载《经济体制改革》20121);陆益龙:《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北京,商务出版社,2004;曹锦清:《当前农村研究中的真问题》,载《探索与争鸣》,201211);杨敏:《三元化利益格局下“身份―权利―待遇”体系的重建——走向包容、公平、共享的新型城市化》,载《社会学评论》,20131);《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构建“新三农”发展格局》,载《学术论坛》,20139)。

[36] 郑杭生:《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中国社会学在“理论自觉”阶段的基本功》,在中国社会学会2013年学术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20137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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