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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敏 杨玉宏 “服务―治理―管理”新型关系与社区治理新探索  
  作者:杨敏,杨玉宏    发布时间:2013-06-28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载《思想战线》,2013年第3

“服务―治理―管理”新型关系与社区治理新探索

  敏 , 杨玉宏*

  要:随着社会利益结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社会关系等的持续巨变,传统固化的“单位人”逐步为“社会人”和“个体人”所替代,社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社区成为民生问题、社会矛盾的汇集点的同时,也提供了延伸公共服务、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空间。在构建“服务―治理―管理”新型关系的过程中,基层社区展开了全方位的实践探索,逐步形成“管控型”转向“服务型”的社区治理新理念新思路、社会资源配置社区化的社区治理新机制、网络化基层时代的社区治理新技术以及社区社会工作与社区治理的新途径。没有永远的最新,只有永远的更新。我们将会看到更多来自基层的令人惊喜的治理智慧。

关键词:社区治理;服务型社区;社会资源社区化;网络化基层;社区社会工作

 

30年来,我国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持续巨变,社会成员的组织方式也发生了根本转变。随着以往单位制的逐渐解体,传统的“单位人”逐步为“社会人”和“个体人”所替代,基层社区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社区也成为了具有多重功能的社会场所,反映人们的心态体验、表达不同的利益诉求、折射社会矛盾和风险的幅度,从而标刻出社会秩序体系的有效性和稳定性。目前,社区治理作为一个重要的实践探索领域,正在寻求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创新和突破

一、走出“单位制”重返“社会人”的转变与挑战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我们面对的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是社会变革的伴生物,其中一些问题和矛盾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相伴相随,已经历了数十年的衍生和积累过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一直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基本议题,由此带来了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组织方式的变化、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型等等。从中可以看到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线索,这就是单位制度的解体。

(一)我国社会矛盾的变化趋势和特点

近几十年来,我国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利益格局等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改革开放最初的一段经历中,我们曾经以为,只要经济发展了、生活富裕了,许多社会问题就会自然得到化解。于是,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丰富内涵在很大程度上被简单化约了,导致了以经济增长为目的、为经济而发展经济的战略性偏差,带来了更多的负面性社会后果。”[①]然而,这一过程蕴生了多方面的始料不及的结果。随着市场化经济的推进,我国经济体制出现了深刻变革,社会结构出现了深刻变动,利益格局出现了深刻调整,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社会财富配置极不均衡,社会不公平和不合理现象越来越突出,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出现了明显的裂痕,许多新型社会矛盾也随之显现。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逻辑演进:经济市场化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的利益分化也与之相随并进,人们的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化和差异化,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同时,对物质利益的迫切要求远远压倒了对理想价值的追求,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和竞争也愈演愈烈,这一倾向反过来又助长了利益诉求的不一致,往往激化了社会矛盾甚至引发了社会冲突。目前,社会矛盾的一些实际趋势值得我们倍加关注和警惕。

首先,社会矛盾的性质呈现出恶化趋势。除了以往的常规性利益矛盾,如干群矛盾、贫富矛盾、劳资矛盾等,一些恶性矛盾如涉法抗法矛盾、涉黑涉恶矛盾、敌我矛盾等,发作频率正在不断攀升。其次,社会矛盾的强度和烈度也在提升,一些群访、缠访和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的对抗程度明显加剧,伴有非法集会、聚众闹事、械斗、游行、示威,阻断路和铁路交通、扰乱公共治安、扬言制造恐怖事件等现象,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表现出暴力骚乱的症候,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和正常秩序第三,贯穿在社会利益诉求进一步多元化、复杂化和冲突化,涉及的社会生活领域更为广泛,伴随着劳动争议、住房拆迁、土地征用、移民搬迁、环境污染、突发性灾难等,在不同领域出现了侵权与维权矛盾,而且参与人员的规模扩大、阶层增多,除了失地农民、农民工、城市贫困、下岗职工等群体,在校学生、教师、基层公务人员以及一些中产阶层等也不同程度地卷入第四,社会矛盾的指向出现了令人关注的变化,许多群体性事件超出了利益纠葛的范畴,矛盾冲突直指基层政府、市县政府、公共安全部门和警务机构,冲击党政机关、拦截和毁坏公务车辆、暴力侵害公务人员的现象频发。第五,社会矛盾过程的传播和动员手段愈加技术化和网络化,除了以往使用的电子邮件、手机、互联网等,再加上博客、微博、QQMSN等新型网络手段,在极短时间内发生大范围的扩散,使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时刻面临难以预测的巨大风险。

总起来看,我国近年来社会矛盾引发了各种群体性事件,不仅具有高发频发和恶性化的趋势,由于技术化和网络化新型手段的推助,呈现出强烈度高、对抗性强、影响面大等特点,从多方面对社会承受力的临界点形成冲击,已经直接威胁到了公共生活秩序和社会运行安全。

(二)走出“单位制”重返“社会人”过程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采取了独特的单位制,这一制度提供了计划体制一系列必要的程序性、技术性和操作性条件,实现了各种社会资源的大规模集中和有计划配置,国家宏观计划能够贯通到社会的不同层面和各个领域中,一直下沉到社会的基层。这里所说的“各种社会资源”几乎囊括了全部可调集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包括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人力资源当然也在其中。因此,将个人整合在单位之中,赋予其“单位人”的身份,使之从“社会人”变为“单位人”,对于“单位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无疑是一个根本性的标志。由此可知,单位制的解体意味着社会结构和组织方式的空前巨变,社会资源的集中和配置方式也必然随之改变,个人从“单位人”重新转变为“社会人”几乎是无可选择的,而这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革走过的实际路径。

社会走出“单位制”与个人重返“社会人”的影响极为深远,引发了中国社会治理方面的一系列重要趋势。

第一,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新情况不断显现。譬如,剧烈的市场化转型过程释放出了大量的不稳定因素,同时单位制解体又削弱了社会生活的秩序性和人们行为的可控性,公共安全成为了令人关注的问题。相关研究表明,大约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我国进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五次犯罪高峰期,出现了各种新的犯罪现象,如未成年人犯罪、流动人口犯罪、经济犯罪、白领犯罪、网络犯罪、高科技犯罪、侵权犯罪、暴力犯罪、涉毒犯罪、治安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等。近年来,诸如抢劫盗窃、涉暴涉枪、电信诈骗、拐卖妇女儿童等罪亦有恶性化的势头。又如,在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过程中,城市的社会病态现象日趋严重,城区过大、人口超载、交通拥堵、噪音和空气污染、垃圾围城等,还有就业、交通、停车、上学、看病、住房等城市民生问题农村出现的村庄空巢化、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非常规家庭等现象,与此同时,农村不断衰败,村庄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死去”和消失。此外,其他社会问题也出现了新情况,如人口问题中的老年人及其社会问题令人关注,老龄化社会的提前到来造成了“未富先老”的困境,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增长、人口规模扩大,“空巢老人”、单身老人、孤寡老人、残疾老人等问题非常突出。

第二,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在基层社区的集结聚合。情况表明,随着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向基层下沉,转变为了社区层面的问题和矛盾,使社区处在了十分敏感的交汇点上。例如,在社区治安方面,随着城市化和商品住宅的发展,居民在生活中相互封闭隔离,社区犯罪的防控成为了一个难题;由于城市的扩大,城市道路长、路况复杂而难于监控,抢劫犯罪突出;娱乐场所存在的问题、老式小区防控力量不足、拆迁安置引发的维权、特殊群体的维权、各种新型纠纷等等,都是社区安全面对的新问题。此外,民生问题是社区矛盾的一个重要源头直接导致了社区层面的各种利益问题和冲突,包括社区居民的就业难、上学难、就医难、买房难、讨薪难、诉讼难、权益保障难以及拆迁安置造成的居民抗拒、不断上访缠访等。生态环境问题是社区矛盾的另一诱因,由于城市经济发展带来的污染剧增,如空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风沙、生活垃圾污染、绿化不足、森林破坏、公共场所污染、农药污染、荒漠化、工业垃圾污染、海域污染等,严重妨碍了社区居民的生活安全。

第三,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社区化”趋势。几十年来,单位制改革不断推动着个人重返社会。伴随“去单位化”而来的大规模结构性变迁,单位制曾经的社会管理功能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了,以往的单位人”从单位中分离出来,变为了“社会人”、“个体人”,其中许多成为了“社区人”沉淀在基层社会。以往政府是通过单位向社会和个人提供公共资源和社会服务,经过体制改革,这一过程的程序性、技术性和操作性条件已不复存在,政府必须直接面对无数呈点状分布的“社会人”和“个体人”这些个人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多元异质、快速流动,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和需要的服务也是高度个性化的。从“单位人”到“社会人”和“个体人”的变化,提出了“如何才能提供直接的、适宜的、个性化的社会资源和公共服务”这样一个问题。然而,社会问题迅速增多、社会矛盾不断复杂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却严重滞后。例如,“东部发达地区的某些乡镇,常驻人口为40万,甚至更多,基本达到了中西部地区一个县的规模。但机构设置、编制均为全国统一,仍按一个乡镇来配备,……某镇上级分配了130多个编制,但在实际的运行中却需要400人,否则,整个政府系统可能陷于瘫痪。上级政府为了节约开支,就不多合乡并镇,将数目变为原来的2/3,人员编制也一再压缩”。[]事实上,一些群体性事件发生与基层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严重缺口是有密切关系的。因此,基层社区的重要意义也日益凸显。这就推动了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向基层的“下沉”,而社区建设也逐渐成为了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前沿领域。

二、我国基层社区服务和治理的新探索

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向基层社区的下沉反映了当前中国社会治理的一种新趋势,我们将这一趋势称为“社会治理的社区化”。[]总体上看,这也是构建一个“服务―治理―管理”新型关系的过程。随着这一过程的发展,基层社区展开了全方位的实践探索,涉及了社区治理的理念和思路的变革、运行机制的转变、技术手段的提升、工作途径的更新。目前,社区治理已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新理念、新机制、新技术和新途径,在许多方面对我国社会管理创新发挥了探路甚至示范的作用。

(一)从管控到服务的社区治理新理念新思路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社会管理也不断面对更高的要求。经历了经济体制转轨、“单位制”解体、身份制转型以及户籍制变革,社区服务对象日益面对多元化的个体,社区服务范围也扩展为全体居民,促使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向基层延伸,建立以社区居民为终端的公共服务体系。这就要求构建服务―治理―管理”的新型关系。与此相应,从“管治型社会管理”转向“服务型社会管理”,成为了我国社区治理的一个主导性发展趋势。

首先,服务―治理―管理”是与以往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不同理念和思路。在服务―治理―管理”的关系中,服务是关键性的环节、实质性的内涵、贯穿性的内容,始终居于整个过程的首要位置。同时,服务本身就意味着管理和治理,在服务的过程中蕴藏着推进管理和实现治理的密匙。可以说,能否以服务引领管理和治理,决定着整个过程的成败。因此,改变以往那种单一管控的思路,确立以服务引领管理和治理的理念,寓治理和管理于服务之中,通过良好的终端服务实现基层管理和治理,以实现“管控型社会管理”向“服务型社会管理”的转变。

其次,“以人为本、以民生为重、以人民利益为宗旨”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客观地说,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以民生为重、以人民利益为宗旨”并不容易。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品质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增强,社会成员和社区居民的期待指数在不断刷新,对物质和文化的需求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一方面,不同群体和个人的利益诉求呈现出不一致,往往由利益诉求的不一致导致了利益纠纷和矛盾;另一方面,某些利益诉求的趋同从众也造成了维权意识的增强、维权方式的激烈,不同群体和个人之间的竞争、博弈、矛盾和冲突更为普遍。必须把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畅通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形成利益诉求的合理秩序,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矛盾的源头治理。确立服务理念、更新服务手段和提升服务水平,是及时回应和切实解决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最直接最现实问题的思想前提。

第三,形成社会化的管理和治理新格局是这一转变的重要目标。在服务―治理―管理”新型关系中,服务具有新的内涵——服务过程也是参与过程,社区居民不再是被服务、等服务的消极对象,而是服务的积极参与者,某些情形下甚至是服务的提供者。通过社会组织、民间团体、居民个人的“参与服务”,基层各个方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得到了释放、不同利益诉求的声音得到了表达,这种参与过程的相互交流增进了理解,形成了社会包容的良好氛围。同时,参与服务也是参与管理和治理,借助各种形式的自助、互助和志愿行动,培育起了基层社会的自律自治、自教育和自管理能力,加强了服务与治理和管理之间的相依相辅关系,推进了多元参与、共建共享的治理和管理过程。2011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着重阐述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倡导服务的参与性正是强调“党和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组成多元主体,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所以,从“参与服务”到“参与管理”和“参与治理”,既能充分激发社会活力,也能确保社会安定有序,从而切实转变社会管理的被动局面。

(二)社会资源配置社区化的社区治理新机制

社会资源的配置关系到“社会学的核心命题”,是中国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主线”[],当然也是新型社区治理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核心问题。新型社区治理、创新社会管理也是社会利益调整的过程,最终都涉及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构建服务―治理―管理”的新型关系,使“管治型社会管理”不断转向“服务型社会管理”,能否将社会资源转化为基层社区可用的民生资源,能否使民生资源得到更为公平而合理的配置关系到社区治理的机制能否创新这样一个实质性问题。

社会资源“进社区”体现在社区建设的方方面面,是涉及到社区各个领域的服务和治理行动。就社区经济而言,涉及到改善社区民生的多种问题,如失业人员、残疾人、老年人、贫困群体等特殊人群服务,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区治安等各个方面的便民服务。在社区政治方面,涉及到推进基层民主的各种条件,如创造社区公共参与的格局,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个人等各方共同管理基层事务。在社区文化方面,涉及到使传统文化、历史文化、高雅文化整合和融入到社区文化之中,在社区层面推进文化共同体和意义共同体建设。从社区生态环境来看,为了促进社区的环境保护以及生态系统的自我持续、自我循环和自我发展,则需要投入更多的优质资源特别是硬件资源。此外,社区生活世界的建设也是如此,在市场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人际疏松、人情冷漠、彼此陌生和不信任已成为城市社区生活的特征,如何将社区建设为守望相助的生活共同体,也对社会资源进入到社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社会资源在社区的优化配置覆盖了社区服务和社区治理的整个过程和各个方面,必须以国家、市场、社会三大部门的资源整合和协调运作为基础。通过“政府—企业—社会”的合作三维,形成结构互动、功能互补、机制互联,通过三大部门的互动互补互联关系,使社会资源进入到社区,成为社区建设资源和社区民生资源。[]在此过程中,相关各方的分工、协同、合作成为了社区治理的新机制。譬如,党政机构发挥主导作用,政府行政部门提供公共物品,企业组织提高效率和增加就业,社会组织提供公益活动和志愿活动,社会成员和社区居民个人的相互帮扶,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和服务资源的多样性,充分发挥了各自的优势,形成了社区服务和社区治理的“复合型”机制,使社会资源在社区的配置效果达到了最优。

(三)网络化基层时代的社区治理新技术

目前,网络与手机等新媒体引领的立体化传播方式,导致了信息化、网络化和数字化技术的运用范围扩大,互联网对社会生活和公共事务的影响日益深入。作为其重要结果,网络与基层两者的结合开辟了超乎想象的前景。一方面,网络进入基层改变了以往的舆论空间,大大提升了信息效果的公开性、覆盖性、即时性和渗透性;另一方面,网络化了的基层也不再扮演以往的缺场角色,而是具有了时时在场、瞬时发布的功能。从技术上说,“网络化基层”产生的效果,很大程度上能够使基层与顶层之间的信息沟壑被抹平消融。不难理解,“网络与基层”的关系集中了各种社会问题,也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基层工作因之感受到了双重困境,既要面对实体的社会世界的现实压力,也要承受来自虚拟的网络世界的舆论压力。这种情形改变了中国社区传统的治理方式。在社区治理中,“网络化基层管理”成为了一个新的发展趋势。

一般地说,“网络化基层管理”既是指依托网络技术建立起的基层管理系统,也是指基层工作者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技术管理模式。“网络化社区管理”是网络化基层管理的一个重要领域,通过社区的“三化”即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建设,将基层社区的服务和治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网络化社区管理”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社区服务和治理的覆盖性和渗透性,二是社区服务和治理的人性化和精细化。

首先,社区服务和治理的覆盖性和渗透性。通过“三化社区”可以将社区的各个平台(如部门职能平台、公共服务平台、基层治理平台等),整合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大工作平台,真正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工作效果。在许多城市,通过市、区、街(乡镇)、居的四级信息网络系统,建成了贯通市、街道、社区的三级公共服务中心,实现了覆盖性和渗透性的社区服务和治理。譬如,借助网络基层管理系统实现数据信息共享,构建社会救助、慈善公益事业、社会福利、优抚安置保障、基层社区、社会组织等公共服务信息数字平台,将行政服务、公共服务、公益服务以及便民服务、社会志愿服务有机结合起来,使单个部门的零散服务转变为多个部门的整体服务,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不同领域协作的现代公共服格局

其次,社区服务和社区治理的人性化和精细化。“三化社区”将更多数量、更优品质的社会资源转变为社区的民生资源,不断引入到社区居民的基本需要终端,使社会资源在基层社会得到合理配置。同时,“三化社区”搭建了百姓与政府之间的桥梁,更加贴近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广泛收集社情民意和民生需求,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民生问题。这一过程也开发了社会参与的热情、拓展了社会参与的渠道,有利于协调基层治理面对的多种关系,如治标管理与治本管理、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社区管理与社会管理、政府主导与多方参与,等等。因此,服务和治理的人性化与精细化能够产生源头治理的效果,把治标管理与治本管理有机结合起来。

(四)社区社会工作与社区治理的新途径

“社会工作是一种帮助人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工作。它帮助社会上的贫困者、老弱者、身心残障者和其他不幸者;预防和解决部分经济困难和生活方式不良而造成的社会问题;开展社区服务,完善社会功能,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和社会生活素质,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和谐一致,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⑥]近年来,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措施,特别是201111月,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民政部等18个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培养造就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我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强劲。

服务―治理―管理”的新型关系中,社区社会工作越来越显示出特殊的作用。目前,社区集中了大量的民生问题,如贫困问题、青年和农民工就业、下岗人员再就业、家庭问题、人口老龄化、流动人口与管理、生态环境问题、自然灾害,以及各种矛盾纠纷和突发事件等。通过社区社会工作,可以进一步促成公共部门、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以及家庭和社区本身的协作,更好地共同承担社区的民生服务,如为贫困家庭、单亲家庭、低收入家庭以及妇女、儿童提供特殊服务,针对青年的学习、工作、健康、组建家庭及公民权利等提供咨询和指导,为农民工和下岗人员提供就业或创业培训,在流动人员密集的社区加强调解工作和专项管理,等等。

此外,在社区服务和保障方面,如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慈善事业、婚姻家庭、心理健康、残障康复、教育辅导、就业援助、犯罪预防、禁毒戒毒、矫治帮教、纠纷调解、应急处置等,专业社会工作能够发挥十分广泛的功能。社区社会工作者特别重视服务宗旨和志愿精神,运用可以获得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为弱势群体提供帮助,使其正常的社会生活能力得到恢复和增强,从而形成相互帮助、互济互惠、相互奉献的良好社区风尚。

总之,社区社会工作通过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改变了以往社区服务和管理的传统工作方式,提升了社区服务的水平,促进了社区中不同群体、组织和个人的交往合作,推进了教育公平、就业公平、分配公平、保障公平、医疗公平、参与公平,不断强化了公平正义和共建共享的社区生活秩序。社区社会工作的发展预示着我国社区治理的一个新途径。

三、“服务―治理―管理”新型关系下的社区实践

几年来,我们在中国城市社区开展了持续的实地调查,目睹了社区在建设理念、运行机制、服务技术和治理途径等等方面的实践创举,对“服务―治理―管理”新型关系的发展趋向也获得了更为具体的认识。

第一,“服务型社区”引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大服务格局。构建“服务型社区”和推进社区大服务格局,可以说是我国社区建设具有普遍意义的实践探索。譬如,杭州市上城区的333X”社区大服务体系333X”社区大服务体系是3个主要主体(政府、社区、社会),发挥3类载体(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站、居民活动类载体、居民生活服务类载体)的作用,通过3种体系(公共服务、自助互助服务、便民利民服务),向社区居民提供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类服务项目(即X)。[]其中,政府、社区和社会其他各类组织作为三大参与主体,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促成社区服务资源的整合,让社会力量参与到社区服务中来,共同搭建起三大服务架构——公共服务工作站提供公共服务、居委会提供公益服务、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商业和便利服务。上城区的“社区大服务”格局主要体现在:一是搭建社区公共服务平台,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实现了政府公共服务平台的前移;二是搭建社区居民参与平台,提高自助互助服务水平,推进了“社区主导、多元参与、功能融合、四界互动、共建共享”的社区自治建设;三是搭建社区服务落地平台,提升信息化服务水平,实现了政务工作的延伸。多年来,上城区先后获得了“全国社区建设示范区”、“全国青年文明社区示范区”、“全国老龄工作先进区”、“全国社区残疾人康复服务工作典型区”等数十项荣誉称号。

第二、社会资源配置社区化的社区治理新机制。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直接面对规模巨大的社会人的同时,社会资源的配置也成为了一个大问题。在地处西南的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我们看到了一个优化配置各种社会资源的鲜活实例。这个区舟水桥街道的镇隆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是一个典型的工矿型社区,大部分居民都是下岗失业人员和就业困难人员。该社区首先抓住凝聚党心、民心这个根本资源,从社区文化入手,倡导孝为先、和为贵、诚为美、法为上创建和谐社区的精神依托。2010年,该社区启动了“文化大院”项目,积极联系市图书馆、市文广局帮助,社区图书馆新增各类新书5000余册,藏书量已近20000多册。社区还因地制宜地利用社区体育路径广场,运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制作成了社区文化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党建、廉政、综治、计生、健康教育等内容,同时筹划了创业就业的社区文化墙。在实践中,镇隆社区逐渐摸索出就业创业工作的“113”模式,打造了社区创业示范街和残疾人就业示范亭,并向辖区企业推荐社区失业人员就业。此外,在区委组织部、区远教办、舟水桥街道办事处的领导下,社区开展了远程教育及“百千万示范带动工程”,仅2012年上半年就举办了集中培训22余期,共培训554余人次。在以实现充分就业为目标,社区开展了“送信息、送岗位、送培训、送政策”等就业援助活动。目前,镇隆社区的失业率控制在3%以下,[]先后荣获了“贵州省五个好基层党组织”、“省级充分就业社区”、“遵义市文明示范社区”、“国家级充分就业社区”等荣誉称号。可见,使社会资源成为基层社区可用的民生资源,并使民生资源得到更为公平而合理的配置,小社区也能做出大文章。

第三、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的社区治理新技术。显然,要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必须依托新的社会资源配置技术。在这方面,地方和基层进行了许多新探索。如杭州市上城区的“双维社区建设模式”,将地域的物理的实体社区与网络的数字的虚拟社区合为一体,通过“二化四网六平台”的信息化网络技术系统,实现了社区服务的“5A”目标,即任何人(Anyone)、任何时候(Anytime)、在任何地点(Anywhere)、通过任何方式(Anyway)得到任何服务(Any service)。北京市民政局在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基础上建立了社区服务新模式,96156社区服务热线通过网络、电话、短信等多种接入方式,实现了社区服务手段信息化,已覆盖到了全市范围,渗透到了各街道、居委会以至直接深入每个家庭。[]遵义市红花岗区万里街道百艺社区不断推进信息化建设,在中国电信省、市、区分公司的支持和帮助下建立了社区综合信息服务站,通过社区网站、语音呼叫系统对社区资源进行整合,网站设立组织机构,市政信息、社区服务、社区论坛、社区身边事、社区商家等板块,实现社区管理者和居民之间的互动沟通,实现了不出社区就可以得到各种便利服务,如缴纳电话费、宽带费、送水送气、管道疏通、电器维修、家政服务、电信业务、电脑维护、订机票和鲜花等,不仅及时解决居民的困难和问题,也为商家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寻找更多的商业机遇。[]

第四、社区社会工作与社区治理的新途径。专业性社会工作教育在我国起步较早,至今已近百年历史。1978年之后,社会工作教育在我国高校逐渐体制化和制度化,在国外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不断引入的同时,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和中国化进程也加快了步伐。社区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北京市海淀区肖家河社区建立了新居民服务之家,通过社会工作的互助自助服务加强对外来人员的服务和管理。肖家河社区有户籍人口4200人,外来人口有3万多人,本地人和外来人口的比例在110左右。为了服务新居民,肖家河党支部、居委会组建了社区新居民服务之家,下设社区就业服务站、法律援助站、课后四点班与社区二手店。社区通过新居民服务之家组织大学生、律师、老年居民等形成了一支志愿者队伍,有针对性地开展一系列新的服务项目,使新居民逐渐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与自己的常住地形成一种依赖感、归属感,顺利地实现从农民向市民的过渡和转型。再如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2003年引入了社工+义工的“两工联动”模式,使社会工作的职业化、专业化服务与义务工作者的无偿志愿服务相结合,形成了社工引领义工、义工协助社工的运行机制,整合了社工和义工的人力资源,促进两工“联动双赢、互补互惠、互动共进”通过建立农村“社工带义工”联动站,在专业社工指导下建立了农村社区服务圈,提高了农村的公共服务和志愿服务,推进了南海的城乡一体化建设。

同时应看到,我国社区社会工作仍处在初期阶段。在社区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服务、互助自助服务、志愿义工服务这三大运用领域中,发展较快的是互助自助服务和志愿义工服务,专业化服务还有待加强。对于婚姻家庭、心理健康、残障康复、教育辅导、就业援助、犯罪预防、禁毒戒毒、矫治帮教等问题,专业化社区社会工作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随着社会利益结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社会关系等的持续巨变,社区成为了民生问题、社会矛盾的一个汇集点,同时也提供了延伸公共服务、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空间。笔者通过近几年来的实地调查和研究,从四个主要方面——“管控型”转向“服务型”的社区治理新理念新思路、社会资源配置社区化的社区治理新机制、网络化基层时代的社区治理新技术以及社区社会工作与社区治理的新途径,概括了中国社区治理实践的新探索。没有永远的最新,只有永远的更新。我们将会看到更多来自基层的令人惊喜的治理智慧。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社会学中国化视野下的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12ASH002);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城乡统筹办项目社会管理科学化的新探索——以佛山市南海区创新基层组织社会管理的实地调研为例”;遵义市红花岗区政府项目“遵义市红花岗区北京路街道社会管理新探索研究”

作者简介:杨敏,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北京,100081);杨玉宏,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9)。

[] 郑杭生,杨 敏等:《“大民政”的理论和实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夯实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基础的“北京经验”》,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第11页。

[] 曹锦清:《当前农村研究中的新问题》,《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11期。

[] 杨 敏:《我国城市社会发展与社区建设的新态势——新一轮城市化过程社会资源配置的社区化探索》,《科学社会主义》2010年第4期。

[] 郑杭生对此做了多次论述:“给社会正义下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学定义:社会正义就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配置的公平性和平等性。”“社会学的核心命题之一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合理配置和分配。”“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合理配置”是新中国60年来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主线”;“社会建设的实质是与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这个根本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社区建设,也跟社会建设一样,又是与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这个根本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参见郑杭生:《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一种社会学解读》(2008年12月16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召开的“改革开放3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学界回眸:新中国60年的社会发展与建设<导论>》;《共建共享,把我国社区建设推向新水平》(2009年5月30日在上海潍坊街道举行的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城区工作委员会主办的“全国首届社区共建共享高层论坛”上的发言);《关于社会建设的内涵和外延——兼论当前社会建设的时代内容》;《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8——走向更讲创新是社会:社区建设与制度创新<总论>》。载《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之四·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深化》(上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5页、第105页、第118页、第497页、第533页、第693页。

[] 杨 敏:《我国城市社会发展与社区建设的新态势——新一轮城市化过程社会资源配置的社区化探索》,《科学社会主义》2010年第4期;《“国家—社会”的中国理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创新公共服务和更好社会治理》,《河北学刊》2011年第2期。

[] 王思斌主编:《社会工作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7页。

[]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共建、共治、共享的上城模式——333+X社区大服务体系建设》。

[] 镇隆社区党委:《镇隆社区远程教育半年工作总结》,2012年7月4日;《小社区也能做出大文章——郑燕同志先进事迹材料》;《镇隆社区创建方案》,2012年2月6日;《家门口建创业街失业人员再创业》,《遵义日报》2013年1月18日。

[] 郑杭生,杨 敏等:《“大民政”的理论和实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夯实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基础的“北京经验”》,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第161~168页。

[] 百艺社区党支部:《社区信息化建设汇报》,2010年6月17日;《整合资源推动社区管理服务创新——百艺社区采取多形式加强离退休人员的管理服务》,2012年6月29日;《红花岗区万里路街道百艺社区党支部创先争优活动总结》,2012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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