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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栾殿飞 生龙曲珍 “90后”: 当代青少年生活中的自我体现  
  作者:栾殿飞 生龙曲珍    发布时间:2013-06-07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90后”: 当代青少年生活中的自我体现

                             栾殿飞  生龙曲珍

文章来源:《青年探索》2013年第02期

摘要 ] “90后”,即非“90后”,是名“90后”。今天“90后”被人们认为,有一种不知往何处去的生活迷茫,造成生活失落的重要原因是“90后”不知道自己在生活中承担一份什么样的责任或者怎样“正确”体现自我。要理解“90后”现实生活行动状况与社会融合状况等,就必须去对“90后”的形成有所了解。

关键词  “90后”; 社会融合; “污名化”; 自我体现

    长期以来,青少年文化、行动、日常生活等,始终是社会心理学重要研究的一部分。尤其是近10年间,在经历过一段繁荣景象之后,“90后”的行动、思想研究在全国学术期刊范围内的“突新”,引起了青少年研究者的极大热情,这是因为对“90后”的行动、思想等研究,可能有助于青少年研究者更加深切地理解中国青少年一代的思想、情感、信仰、以及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幸福观。本文讨论的“90后”,正是这样一个被整体社会“污名化”同时,又努力的展现自我的问题。

    社会心理学之研究青少年问题,往往能够阐释出不同于许多其他学科领域之研究理念、立场和见解,只是因为它比较重视大众生活的时态观察,重视问题出现的“主位”立场,和“90后”有关联的和全貌观的解释。在讨论“90后”问题时,也持有以上立场。

一、 90后”等同于“少数”

    从一篇论文说起,2012年初,沙莲香教授在北京人民大学博士讲堂上,以“多数”与“少数”之区别,精确的阐述了“少数”(沙莲香,2012)的“狂”与其存在的意义,“少数”和“多数”是在“变化”中同时产生的。“狂”是“少数”的集体性格,但不是所有“少数”的人都是“狂”者,笔者认为“90后”就继承了永远“少数”的性格,“少数”来自“多数”由于其性格所使,使其在“社会”上略显“生涩”,在其脱自于“多数”,同而“反衬”“多数”的同时,遭受到“全方位”打压,让其没有“反抗”的余力,因其宝贵的特点(灵活聪颖、孤寂狂傲、言行不逊、不拘一格等),在现实生活中被“污名化”,此时此刻,“少数的90后”在受到尖锐、冷漠、性格孤僻等批判时,毫无还手之力,只有用行动来展示自己的“心声”。笔者认为在“多数”的“环抱”下“少数”永远像“熟睡的婴儿”,始终不能“挣脱”,在被“污名化”的同时,仍默默地前行。但是在前进的“车轮”上站立的“90后”,“颠覆”(沙莲香,2012)的时刻已经到来,因为不管“90后”前进与不前进,“车轮”永远都带动着“90后”。

    “90后”这一专属“消费”名词,不久将会被人们忘记,其概念不清晰、不准确、饱含讽刺意味,他们身上,既有80年代人的现代,也有70年代人的传统,更有“自我”的“创新”,他们出生靠前的,已经步入社会;出生靠后的,也正接受良好的教育,被视为中坚力量的“第三梯队”。

    “90后”这一特殊群体,在经济社会飞速向前,观念在时刻刷新的同时,也成为“80后”与“00后”的分水岭高峰,这是一种“标志”,即使被社会推到了波峰浪尖,成为社会的聚光的焦点,也会被社会整体遗忘,他们的“出现”与“消失”是必然的同时,他们也是时代的“粘合剂”,他们把这一社会出现的“多元化”“结晶”,“消化”、“接续”、“传承”下来。笔者认为在“夹缝”中生存的“90后”,面对缺乏宽容及某些人的“攻击”、“诅咒”时,并不急于“辩解”,而是用“挑衅”、“不屑”、“嘲讽”、“戏弄”来证明这份“淡定”的宽容。忘记明天就意味着背叛,“90后”在网媒下多么的“无助”,竟被“分析”成,无“偶像”。笔者此刻提出疑问:1、为什么要有需要崇拜的“偶像”;2、即使有,是否存在“值得”崇拜的“偶像”。当面临“崩溃”,“90后”用展现“自我”的方式去“抗拒”,“70后”用“呐喊”,“80后”用“颓废”,“90后”用“行动”来表明。说起“90后”的“反叛”,我们必得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统一思维模式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二者必居其一的“情境”,也就是说他们,在没有逃离“多数”的“包围”下,就是永远的“反叛”,承不承认反正都是一回事。被称为“垮掉的一代”的“90后”,从“脑残族”到“非主流”,受到主流社会的“暴力摧残”,在2011年的一次网络媒体调查后,结论是“多数被访90后无偶像,精神世界很迷茫”,更有多名专家读解,“在他们眼中,偶像已死!朋友和电脑,是同等意义的存在!梦想也不是一个虚幻的修辞····”,就这样可贵的“少数”被评定为“其实,这些都正说明他们正经历迷茫和困惑”。“少数”的言行被“束缚”、“限定”、“操控”。这些年来,我们研究中国当代“概念化”(沙莲香,2012)替代名词起源时常常感到,许多“新”语言的出现和观念变迁模式有关。其中最明显的是,我们在接受西方现代观念时用音译作为新名词的数量相当少,大多数是採用本土文化中原有的词语注入新意义来表达外来观念,“90后”作为新名词,就可以解释为“旧词新意”。然而,“少数”的“90后”在形成的过程中,传统并没有断裂,当然这并不是说“少数”的观念没有“更新”,这是现代观念与传统的“极大差异化”现象。“多数”用理性化作为“权利-暴力”以及一切社会行动正当性和合理性的依据,正如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所说,理性化实际上是“人对自己行为正当性进行论证”;而在任何一种合理性论证之中,必定存在着合理性根据(“少数”正当性的前提)和推导规则两个不可化约的要素。因此,所谓“少数”的非理性化,实际上是用某种非合理性标准和普遍规则,对“90后”和所谓的“非主流”的正当性进行论证。

二、名化”?是“自我体”?

    “90后”被社会排斥,一方面从客观上讲,使“90后”建立良好形象和形象的权利被剥夺,在受到社会排斥的同时,对“90后”本身就是一种损失;从另一个层面来解释,就是被“污名化”,因而导致作为“少数”的“90后”被“多数”有意疏远,间接的使“90后”丧失了获得从社会上的情感支持,因此导致“90后”被称为“非主流”后,被社会、“多数”等“孤立”、“隔绝”。如果我们根据“从何处排斥”和“被谁排斥”来看,可呈现出经济排斥、政治排斥、社会关系排斥、文化排斥和福利制度排斥;以及个人排斥、团体排斥和空间排斥(增群、魏雁滨,2004)。用以上观点,本文所说的“90后”受到的排斥应被视为来自社会“多数”的社会关系排斥,不能否认,这种排斥类型也会涉及到其他类型排斥,但是本文是“少数90后”被“多数大众”的社会关系排斥。诺贝特斯(Norbert Elias)在提出“污名化”的概念时,详细的阐述强势群体(多数)逐渐将刻板印象加诸于弱势群体(少数)的动态过程,在此过程中“标签”是一种最常用的一种方式。戈夫曼也对“污名”进行了颇为深刻入理的分析,他提出“受损的身份”,用于描述遭受“污名化”体验的人们在社会上其“多数”人眼中逐渐丧失其社会信誉与社会价值,并因此遭受到排斥性社会回应的过程(刘能,2005)。本文提出了“90后”被“标签化”以及由此丧失社会信誉和社会价值,并最终遭到“多数”排斥的具体过程。就此,“污名化”作为一种有效地社会排斥方式,在现实社会中“多数”对外表“成熟”,内心“幼稚”的“少数”进行“挤压”,导致“少数”处于弱势地位和被排斥状态。“多数”称“90后”被认为是“不能吃苦,难以担当大任”,原因是在成长中缺乏锻炼,受到的关爱太多,承受的东西少。最主要的是多数学者认为,“90后”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一定会“唯我独尊”的,但有少数学者认为,“自私”只存在小部分“90后”中,不能以偏概全。笔者认为从“自私”上升到“极度的自我关注”的“少数”是“少数”中的“少数”。社会大众的“多数”对“少数”的“90后”“污名化”过程主要是从三方面展开的,首先,从“90后”与“多数”交往时的联络能力和“为人”的程度,是“90后”在“社会多数”舆论中地位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同等情况下“90后”这一群体,其交往的社会关系是标志其地位的重要指标,这一衡量标准对每一位“90后”同样适用。在强势的“多数”环境下,“90后”是在一个不同于前一个时代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快速增多的信息,高速发展的科技,“90后”比上时代的孩子接触的要多,这成就于“90后”的“早熟”,反之“沟通”能力上达不到一种“认同”,在新网络时代中,显示出独立、自主的风格,这被“多数”称作“不懂事”。由于似乎被赋予太多的“期待”,反而“走偏锋”。他们被“多数”过分的要求“独立自主”,已经超越了这个时代所能给予的。其次是“无作为”的“污名化”,作为“少数”的“90后”一开始,就被贴上“脑残”的“标签”,其原因是一种自我体现的表示,“90后”勇于接受现实社会的“多方面”挑战,不断充实自我,在受到“多数”排斥下面对“污名化”,却仍然坚韧的“前进”。事实上“90后”不同于任何时代的年轻人,在日常交往中,“90后”就显得特别,有人图简单,半开玩笑,干脆称为“过渡的一代”(徐志频,2009)。成长于“过渡的时代”,面对社会转型或“异化空间”,“90后”是否接受“过渡的一代”的说法,在相同“认同危机”下,既无法接受“多数”的传统、保守;又不愿像“极少数”同体,前卫、浮躁、边缘、飘忽、过度自由率性。只是想表露自身的“多面性”。第三点是道德规则上的“不正经”“污名化”问题,在多数的意识中“90后”总是与危险性相联系,社会上称“90后”为“非主流”,同样也被“多数”视为威胁,伴随这种威胁而来的,便是各种形式的排斥和隔离。这种“不正经”是“多数”对“90后”道德状况的评价和看法,更准确地说,“90后”与“社会大众”之间的关系处理方式的一种不满和斥诉。这种不满与斥诉同样是先于“社会多数”对“90后少数”的具体行为的“污名化”。这种“污名化”使得一部分“少数”有所顾虑而不愿与“多数”交往,社会上的“多数”也威力避免惹上麻烦而尽量不与“90后的少数”接触,从而在效果上实现了对该群体的社会排斥。

三、90后”信仰与心理的普遍性

    “90后”的信仰、心理有什么不同?关于“90后”经常在媒体上报道,是什么“动力”造成事件的根本“原因”,虽然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其完整度各有不同,“90后”信仰与“多数”信仰的要素或碎片组合成生活中具体的基础方式也有所不同,但其构成原理却是大体一致或彼此接近的。

    “90后”的主体意识是他们自由善变的“多面性”,在其试探性自我选择行动方式的同时,受到“多数”的固有的“禁锢”。所以在形成自我主体信仰时,就呈现出:主体觉醒、路径识别、锻炼自我、停顿回顾、就位前进等,几个发展段落,反叛就是主体性展开的契机。“90后”就在这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成长、并编织自己的价值体系,于是“90后”的内心也自我冲突、抵抗、过滤等。

    在“90后”心理特点上(张宝君,2010),表现出很高的自主性,渴望独立但又过于“早熟”,但实际上“90后”依赖心理很强,抗挫折能力差,假性成熟。在情感上指出“90后”情感强烈,外显而又张扬,但深度不够,具有情绪心境化,隐蔽性差的特点。然而,在思维上“90后”受到各种思潮熏染后,观念超前、“世故圆滑”。张宝君指出“90后”在认知特点上,善恶分明但又善恶不分,敢爱敢恨、果敢直接,但却是无法真正判断是非对错。在《中国青年报》上刊载(崔玉娟,2012),“90后”在物质追求的同时,更注重“精神生活”追求,原因是在文化活动的消费方面,“90后”比较务实,往往选择消费成本比较低的消费项目,多以简朴性和无偿消费为主,从这一侧面可以观察到因为经济支出受限制所导致的文化生活“匮乏”。在理想信念上,“90后”已经逐渐成为社会的主体(王易,2011),面对“90后”这一更加关注自我、更加务实的社会群体,理想信念教育应当适当装换角度,更加贴近“90后”的思想与生活的实际,真正增强理想信念的实效性。实际上客观评价“90后”特点的双层矛盾原因:首先是维权意识过强与责任感缺失,过于强调权利获得而往往忽略义务履行,只重视个人利益的获得,而无视社会责任。其次是功利主义观念(李晓雪,2009)与有用无用论,激烈的社会竞争和社会的功利主义倾向,使“90后”普遍存在功利主义观念,认为只要有用的都是好的,只要是显示社会需要的都是对的。但是这种观念往往造成“90后”忽略个人道德观念的培养,成为“有用无德”的“劣才”。最后是过于注重自我与缺乏尊重别人,因成长环境的影响以独生子女为主体的“90后”正是自我,并且过度重视自我体验。往往凡事以个体为中心,忽略他人的感受,不懂得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我的感受。对上述引述做一个综合比较,“90后”的信仰、心理变迁轨迹笔者认为是很有启示性意义的,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信仰及心理在以各种方式存续着。对他们的信仰及心理问题的关心,是青少年问题研究者“旧话”重提已然具备了非常现实性的意义。

四、消费社会与“90后”

    “90后”在“当下”消费社会中面对大众的形象,多数是“反叛”、“疏离”、“激进”、“异议”等。被许多学者称为,这来自青年文化与主流文化,我觉得,其实不然,所谓的青年文化与主流文化等,实际上是一种形式上的体现,其根本“核心”点来源于“意欲”。由于“意欲”的渴求而表现出一种“声音”,通过“声音”来体现出“90后”的“多面性”。实际上消费社会的基础是差异,只有保持差异或甚至扩大差异后,消费行为和消费社会才能顺利地发展下去。“当下”的“90后”就是伴随消费社会慢慢成长的,他们的“多面性”是与消费社会的性格是“吻合”的,如果基于“90后”的“反叛”来整合,就会达不到集体行为的“良性循环”。但是笔者觉得可以从“异化”这个角度去与“90后”对话,因为现时社会上出现的种种“潜规则”等,直接影响到“90后”将来的成长,“异化”的人和物已经不能去佐证什么,这就是“异化”后的现实结果,这已经使“90后”无法用什么来证明自己的思想、意识等是否正确。然而,笔者还要强调“认识”的重要性,“90后”在消费社会里受到挫折的洗礼是一种表象的知觉。沙莲香老师就曾提出“站而不止”于其中的概念,这是督促我们在消费社会中要以“90后”的方式去和“90后”来相互“认识”,且在“当下”我们要清楚地“认识”“90后”的存在意义。在消费社会中“90后”危机,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实际上包含了“多数”的相似和“独自”差异的统一,即与“多数”在消费社会中有同一特性或“群体”之间的相似性,同时在消费社会中“90后”的“多面性”表达,又与“多数”保持着差异性。这10多年来,这种相似和差别主要通过“冲击”、“反抗”、“悔悟”等因素来区分开,“90后”在消费社会感受到的危机来自“内部”、“外部”,前者是一种内在的危机感受,是经自我经历形成,作为反思性与另一个我做“比较”,后者则是“90后”在社会实践中对某一共同体特定价值、信念进行“反叛”时,生成的危机。然而,消费社会的到来已经“颠覆”了消费文化的“意欲”支撑,“90后”通过源源不断地“异化”符号价值来显示自我的“多面性”。通过“异化”信息,每个“90后”或群体都在寻找差序格局中的位置。通过“异化”信息,一个多元化社会为每位“90后”都保留一份空间。由此可见“90后”在消费社会会有自我分类和认同功能,这种认同导致“90后”与“多数”,“90后”与“社会”的紧张关系,在一定危机意识中会有困惑与焦虑等,这还要“当下”“90后”以自身的“认识”来转变,也可谓是“自身净化后的升华”。

小结

1、“当下”的“90后”与“多数”是相互映照的,也是共生的,“共”在平衡、互助、和解等,“生”在“生”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等,在相同的消费社会下,共同的环境里,要互相包容,同时,“90后”又是一面镜子,它使“多数”能看到自我的不足之处,通过这面镜子可以看到未来中国社会的文明。

2、“90后”这一替代概念,完全可以作为一种“新标志”,在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良好展现中国青少年文化传承的延续性,虽然“90后”到来会影响当今社会的主流意识,但是“90后”在“反思”中创出自我认同文化,会改变“旧”的,“陈腐”的思想观念。

3、“90后”将进入社会主流,虽然一时受到“多方面”束缚,但是一定要卸掉自身的价值枷锁,重新“认识”自我。在进入“主流”社会之前一定要建立好新的群体,建构好新群体必须要有良好的规则和习惯。

注释

① 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三-民族性三十年变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02).304-307P

② 沙莲香,中国民族性改造所必须的“颠覆”--思想方式的严酷性[J]北京:第三届人大社会系与辅仁社会系、心理系研讨会,2012.9-10P

③ 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三-民族性三十年变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02).310-313P

④ 增群、魏雁滨,失业与社会排斥:一个分析框架[J].社会学研究,2004,(03).13-14P

⑤ 刘能,艾滋病、污名、和社会歧视:中国乡村社会中两类人群的一个定量分析[J] .社会学研究2005,(6).145-147P

⑥ 徐志频,一代人的心灵史[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175-178P

⑦ 张宝君,“90后”大学生心理特点解析于对策[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04).112-113P

⑧ 崔玉娟,“90后”农民工既要钱也要“精神”[J] .中国青年报 .2012 .第8版

⑨ 王易 ,增强“90后”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实效性的思考[J] .教学与研究.2011 .19-20P

⑩ 李晓雪,浅谈“80后”、“90后”大学生的思想特点及教育对策[J]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9.147P

参考文献

[1 ] 吉登斯安东尼.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 ].北京:三联书店,1998.

[2] 乔治・H・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05).

[3] 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三-民族性三十年变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02).

[4]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

[5] 加加美光行.中国的新发现[M].东京:日本评论社,2008.

[6] 陆士桢.青少年社会工作[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7] 曾群,魏雁宾.失业与社会排斥:一个分析框架[J].社会学研究,2004,(03).14-15P

[8] 潘泽泉.空间化:一种新的叙事和理论转向[J].外国社会科学,2007,(04).43-45P

【作者简介】栾殿飞1981-,男,黑龙江哈尔滨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日本爱知大学中国研究科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青少年研究及中国农村社会问题研究;生龙曲珍,1986-,女,四川甘孜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饮食文化研究及中国农村社会问题研究

 

 
  责任编辑:zhouyan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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