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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敏 现代性的反叛与理论社会学的前景  
  作者:杨敏    发布时间:2011-03-18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现代性的反叛与理论社会学的前景

杨敏

[摘 要]  现代性又一次显示了自己的永新特征:它不断脱出既有的形貌,日益变得轻盈、灵巧、液化、流变,它的经验结果也更为不确定和难以预料。这造成了现代叙事和想像的“衰败”,也使社会学的批判和反思走向亢奋。然而,在西方社会学“新三圣”的现代性理论中,激进具象下隐匿的深沉困惑和焦虑表明,这无以挽回旧式现代性的总体颓落之势。与此同时,现代性在中国正面对着一种新生。“社会互构”理论指出了新型现代性的大趋势,即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资本为本的实践选择,正在促使资本从目的性意义向手段性位置回归。这一理论还阐释了,通过多元社会主体的“互构谐变”,推进社会沟通、对话、协商以及论坛和听证的制度化,实现我们对于和谐社会的共同期待。正是这一来自实践的理路,使理论社会学拥有了一个赢得未来的起点。

[关键词]  现代性;新型现代性;理论社会学;社会互构;互构谐变

   在不同的社会和民族之中,社会思想的渊源久远而多样,但真正的社会学理论则发轫于现代性过程之中,这一点应当是没有疑义的。社会学在现代性扬起的个人与社会的巨变中兴起,以着力理解和刻画这一变迁为己任,形成了社会学与现代社会之间的知识联结,也促成了现代性与社会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彼此推进。迄今为止,现代性一直保持着它的永新性:个人与社会不断推进的“去传统化”,促推着现代性的拓展,也塑造了这一过程不断求新的精神底蕴。因而,只要现代性的进程依然持续,它就会给社会学带来新的激情、憧憬和反思。

    历经几个世纪,现代性的动力有增无减,仍在狂飙突进,所及之处,摧毁了自然的作品,重构了社会世界,留下了一个人为工程系列——经济规划、政治方案和文化模式等,以及游离和漂浮在这个人工世界之外的“碎片”。而且,这一过程以新的形式上演的“历史活剧”,一再激起现代社会的各种世俗反应和学术思考。正如一些有识之士的见解,这种社会计划和政治计划已经成为深沉的“哀悼”,因为“一切生命都以围绕某种‘逝去的’东西而重新组织”[ 1 ] 。这里所谓“逝去的”东西,可以理解为现代性一向倚重的传统、陈旧的发展方式和进步原则。当今,这种方式和原则仍被视为个人、集体、社会组织的共同行动,在人为工程中继续得到推行。

    这样,无论西方还是东方,现代性变为不能兑现的承诺,不仅如此,它甚至已经濒临绝境。社会学也因之深切地感受到这种时代危机,但这也许正是现代性和社会学的新生来临的一种征兆。我们期盼它能赋予社会学更强的想像力,促使理论社会学走上新的转折。

一、激进具象下的保守——社会学“新三圣”的现代性反思

  作为经典社会学“三圣”的迪尔凯姆( E.Durkheim) 、马克思( K. Marx) 、韦伯(Max Weber) ,曾以“三项简单命题”——社会事实之实在性、社会冲突之长久性、抑制冲突的合法性机制之存在[ 2 ] ,为经典社会学奠基,同时也开创了有关现代性的忧患和批判的理论传统。迪尔凯姆从“社会事实”范式展开的社会性与自然性的断裂、文明苦旅的讨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冲突的分析、批判,韦伯对现代世界的理性化过程以及社会生活的“祛魅”(disenchantment ) 的见解,确定了社会学理论重要传统的“基线”。其后,这一“条理连贯的最低限度的基线”不断得到拓展,使得对于现代性的批判锋芒愈加锐利。

    自上世纪末,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到来,现代性不断脱出既有固定形态的束缚,变得动荡不居、无形无状。与此同时,自然的负荷愈加深重,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也急剧恶化,这又造成了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和想像的“衰败”,引发了以往的集体信念的动摇,并再次激起了个人主义情结的亢奋。于是,在当代社会生活中, “违背逻辑的逻辑”、“失去常规的常规”变得越来越明显和普遍,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因此进入一个严峻时期。凡此种种,都动摇了源于西方的现代性过程本身的进步和正义价值的基础, “历史”也因之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被宣告“终结”。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最近几十年中,现代性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在各种各样的“后”主义、“新”社会方案、“绿色”行动之间翻滚、撕扯、煎熬。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学理论家们推出了各种新的理论方案,其中,哈贝马斯(J . Habermas) 的交往行动理论的“社会救赎”方案,吉登斯(A. Giddens) 的现代性的毁灭性力量及“第三条道路”的构想,贝克(U. Beck) 关于现代工业社会的瓦解和风险社会的阐释,可以视为现代性批判和反思的新“三圣”。

    社会学家的构思、话语、方案的翻新,折射了当代社会和个人对现代性转折的越来越焦灼的期待,从中可以体味得出,关于现代性批判的质性也发生了变化。笔者将这种变化概括为从经典时期的“能动型批判”转向了当代的“焦虑型反思”。在这一转变中,现代性大大降低了理想和追求的原有品位,不仅如此,它已经被牢牢地套住,蜕变为亟待被解套、被拯救的困兽。如此一来,尽管现代性批判仍显得生机盎然,但在实质上却形成了激进与保守的一种奇特的契合——在激进的具象下隐匿着极为保守的内涵。

    例如,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不是失败的事业,而是一项“未竟的事业”,现代世界仍有很多事情可做。[3 ] ( P212) 按照他的观点,由于“系统”与“生活世界”相分离,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并向生活世界“殖民化”,造成了生活世界再生产的萎缩,因而导致了现代生活丰富性的全面衰败。他主张,现代性助推了理性化的扩散,使得人的精神意识深受“工具理性”的侵害;要反抗、缓解这种影响和压抑,就必须分析人们相互交往和理解的特定机制,以把握促使社会整合的原因,从而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解放方案”。[4 ] ( P225) 他进而分析了社会行动的四种基本类型,即目的性行动、循规性行动、剧作性行动、交往行动。他认为希望在于交往行动,因为这是交往主体“彼此自由承认的对称性互动关系”,这一过程能够形成交往理性,达到相互理解。他确信,交往行动能够“重建一种事实上应该存在的状况”[ 5 ] ,因而竭力论证“通过沟通行动实现整合社会的愿望”[4 ] ( P256) ,这似乎提供了一种新的现代性救赎方案。

    然而,在现代社会的总体结构和体制性背景下,资本化、资源化过程对于人的本能、欲望、需求、情感和意识的浸透,特定阶层和集团对于符号和话语的主导和垄断,这些“社会事实”已经深深地嵌入到人类的理性之中,支配着精神生产的效果。因而由沟通行动达到交往理性和相互理解,更像是一种新型乌托邦,这就使得哈贝马斯的理论很难摆脱“幼稚”和“浪漫”的实际结局。

    按照吉登斯的理解,现代性正处于新的波峰期。当代科学技术、网络通讯手段的发展促成了符号系统、专家系统等抽象形式的覆盖性影响,使社会行动过程日益脱离了特定时空场景的束缚。在传统消解的同时,社会知识体系也在扩展并力图取而代之,这一过程的反思性正在不断将社会生活推向未知的方向,因而系统的后果变得“根本不可能被完全预知”。因此,现代性显示出极端的动态性,在速度、范围和深度方面都远远超越了以往,成为一个“失控的世界”。吉登斯认为,这些导致了一系列人为的和制度性的风险,如由于世界生态体系的破坏而引发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资源和财富配置的两极化造成“贫困大毁灭”,战争的工业化有可能触发核冲突和大规模战争,以及极权倾向的增长形成对民主权利的大规模压制。在他看来,现代性的这种毁灭性力量对当代社会生活构成了全面的颠覆,促使社会问题必须被提升到宏观政治的制度层面进行思考。吉登斯因而积极策动了一套行动方案,提出了所谓“第三条道路”的激进政治框架,试图通过超越左与右、激进与保守的策略,应对现代性的毁灭力量和风险化趋势。[6 ]

    吉登斯的上述思考无疑推进了社会学家的现时性意识,促使理论研究向那些与当代社会生活的转型变迁密切相关的实际问题、政策和对策的进一步聚焦,从而强化了理论与应用、学术与生活的联结。同时也应看到,他的思想显露出消极与亢奋、宿命论与唯意志论的混合特征:一方面,现代性被视为一场全球性的“冒险”、“试验”,它不但远离了启蒙先驱们设想的轨道,甚至也与当代人的普遍预期相悖逆[3 ] ( P201 - 204) 。无论每个人的主观意愿如何,都不得不卷入这场冒险之中。他断言,我们不可能完全控制毁灭性力量,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掌握现代世界。[7 ] 另一方面,吉登斯也使他的社会学带有浓重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色彩,他的所谓“超越”既是一种折中方案,同时也显示出意识形态的霸权倾向。[ 8 ] 这使得有关社会团结、生活政治、对话民主、积极福利的话题,在现实中难以摆脱极权和压制的阴影。

    贝克以“风险社会”理论对当代现代性进行了分析,他指出,现代性已经由工业社会转向了风险社会,社会问题的核心议题和焦点也从财富分配转移到了风险分配,“不平等的”社会价值体系已为“不安全的”社会价值体系所取代。在他看来,风险社会本身意味着不可预料后果的普遍化,所以尽管“风险穿着数字和公式的外衣”,因果关系的预设已经在根本上受到了动摇,科学传统上对理性的垄断因之被打破了。同时,能够应对风险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尚未获得发展,现有专家理性和日常理性、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不足以提供行之有效的对策,使得科学和理性都面对着穷途末路。[9 ] 所以贝克认为,我们生活在“崩溃的文明”之中,政治在自行衰败,民族国家成了“不能兑现的许诺”,人们在这种处境中难以自拔。[10 ] ( P45)他因之描绘了一幅现代性的暧昧前景,即这究竟是没落的还是成功的景象,人们迄今无法作出诊断。[ 10 ] ( P33) 贝克的观点使“进步”、“繁荣”、“经济增长”、“科学理性”等概念面对着极为严厉的考问,关于现代性道路的学说之争也更趋激烈。

    贝克还论述了风险化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冲突和分裂。由于每一个利益集团都试图主导风险的界定,以便规避可能发生的利益损失,所以,风险界定和评估的竞争导致了政策和对策的分歧,这种分歧又激化了权力斗争。虽然他显示出重新进行政治设计的激进姿态,但他的方案中却充斥了混乱的政治景观:恐慌、无力和无能的气氛,漠然与骚动的交替,等等,因而贝克笔下的未来更具有命定的和宿命的意味。此外,贝克主张,现代性批判和反思最为“至关重要的”,是“为社会学发明出新的概念框架,或给旧的概念框架作出全新的解释,充实以全新的内容”。他继而将锋芒转向了后现代主义,指出后现代主义远离科学,无助于阐发新的概念,反而阻碍了对于创新理论框架、范畴、相应机制的科学尝试,也阻碍了从政治上驾驭社会变化。他认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中“隐藏着学术上的懒惰”、“不诚实”、“不正派”。[10 ] ( P16 17) 然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尽管贝克从20 世纪80 年代就致力于“风险社会”的理论探索,但迄今为止,他本人在这方面的理论框架、范畴、相应机制的真正建树,还是十分有限的。

    总的来说,从哈贝马斯、吉登斯、贝克的现代性批判和反思之中,可以品味出极其深沉的困惑、焦虑和无奈,这种情绪贯穿在他们的浪漫主义、新意识形态、风险化和崩溃文明的观点之中,显现出他们的知识方案和政治设计中存在的极度贫困,因而使其对于现代性重建的积极意义被大大削弱了。

二、新型现代性的抉择

    在现代性发轫之际,启蒙思想家即预想了这一过程的理念,其中最为突出的基本点可以说是价值性和人为性。首先,“现代的”本身就是价值性的,它以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为目标,旨在创造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体现正义原则的理想社会,奠定人类幸福的永久基业。其次, “现代的”也是“人为的”,它是一项人为规划的社会工程,是人通过自我奋争去赢得和执掌命运、型塑历史的宏伟过程。在现代性的两大核心理念中,价值目标是根本性的,人为工程作为手段和工具则是可选择性的,也就是说,为了实现进步和解放的根本目标才选择了这一手段和工具。

    然而,西方现代性启动了一个劫掠自然的过程,使得对于资源的争夺和控制具有了根本意义,造成了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生产性价值的主导地位,对物质性的、可计算的利益和财富的追求具有了终极目标的含义,这一点已经重塑了现代个人和社会的品性。在这一进程中,人为工程完全压倒了解放的理想,从手段和工具变为目的本身,从而改变了现代性的基本趋向,这就决定了西方现代性的陈旧和腐朽的实质。现今,西方现代性的弊端已尽显无余:当代社会深陷于恐怖主义和社会暴力,在地区性战争、种族灭绝和文明间的冲突中难以自拔;社会的风险化侵蚀着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以至于风险的诊断、预防和控制不得不纳入个人的日常选择和行动、公共决策和管理的过程;绿色危机有增无减,生态退化和环境衰竭是所有的国家、民族、阶级、阶层和个人都无以逃避的威胁,因而成为真正的、唯一的“社会公平”;各种新社会运动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对现存制度的不满,这类选择、抗议、批判行动推动着社会结构的深层转型。

    20 世纪接近尾声之际,现代性的进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欧美模式深陷困境,苏联模式则彻底解体,这就促使人们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进入了新的阶段。其中,东亚国家的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据我所知,韩国社会学家韩相震先生( Han SanJin) 关于“第三条道路”( t he third way) 的探索,应早于吉登斯。此外,日本社会学家也在积极探索现代性的替代道路(alternative way) 。显然,在西方开启的旧时代退隐消逝之际,现代性正在东亚获得新生。

    正是在这一新的世界格局下,以西方旧式现代性的巨大缺口作为起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走进了现代性之全球化时代。在这一总体背景下,中国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先生首先倡导了一种新型现代性的思想。[11 ] 他主张,通过一种真正“以人为本”的社会实践,在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彻底重建的基础上,促成社会与自然的双盛、相携永久,个人与社会的双赢、和谐而丰足,使现代性回归到推进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这一根本目标上来。根据新型现代性的主旨,现代性的新生有赖于一种全新的抉择,其焦点问题在于:现代性的未来选择是“人本”还是“资本”,或者说,是真诚地实行“以人为本”的原则,以人的需要和全面发展为目的,而资本仅仅是服务于这一目的的一种手段,还是相反——将资本的需要当成目的本身,从而使以资本为本的历史以某种方式得以延续。可以说,新型现代性宣示了一种未来——“人本”与“资本”的决战。

    西方现代性造就了资本对现代社会的掌控这一事实。在这样的时代,资本与人的关系彻底颠倒了:它应当是服务于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必要手段和工具,却变成了具有独立地位的、人格化的实体(entity) ,赢得了支配整个社会的霸权;在它的统治下,社会和人完全屈从于现代的“奴隶制度”,成为资本积累的手段和工具;它征服了自然,亵渎了神灵,击溃了人的尊严和良心,撕下了利己和剥削之上的所有装饰,在社会生活中贯彻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等等。所以,马克思斥责资本主义社会“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12 ] 。在资本无所不在的奴役之下,人蜕变为低俗的“经济动物”,金钱成了衡量和标示人的价值的唯一尺度;人的主体性因而夭折了,这种主体性只能以异化的方式存在、表达或控诉。对于这个资本至上的世界,异化和破坏是唯一可能的持续方式,因为,它必须改变自然、社会和人的本质,以便攫取一切现实的和潜在的价值;它必须把自然、社会和人牢牢地绑缚在资本积累和再生产的巨轮上,以便使霸权得以延续下去。这样,资本的统治建立起了一个二重的、极化的世界——富人的天堂和穷人的地狱、衰朽破损的自然景观和繁盛华丽的社会幻象,在财富、丰裕和富足之侧,始终傍依着贫困、匮乏和危机的阴影。

    迄今为止,现代性与这个资本的世界依然难以剥离、割舍,以至于资本成为现代社会一切事物的标志——社会结构、组织模式、管理机构和制度、意识形态、文化和生活,它们无不与资本有着至深至切的关系。而且,资本的含义、样式仍在不断地延伸和更新,将越来越多的自然事物和社会事物卷入相互交换、流通和转化过程,资本的社会体系也推向了空前规模,它的负面“绩效”日益趋近极致,使得现代性遭受着难以摆脱的诅咒。福柯把历史看成是从一个支配体系到另一个支配体系的蹒跚徘徊[3 ] ( P64) ,但资本始终是这一过程的真正支配者。

    可见,资本是现代社会一切霸权、强权及其意识形态的支撑点,资本也意味着蕴于现代事物之中的一种根本共性。这样一来,资本就构成了一种解读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的方法,即本质主义(essentialism) 的方法。本质主义可以采取不同的学术形式——一元论(monism) 、因果论(cau
sationism)
、独断论( dogmatism) 、决定论( determinism) ,等等。如此一来,新型现代性所代言的“人本”与“资本”的决战,也意味着理论社会学的一场革命。

三、新型现代性框架下的理论社会学

    追求永新的“现代”已经失去了“现在”,因为它的深沉底蕴就在于内在的“不安息”;一旦驰入现代的路径,社会生活就会贯穿和体现这种质性,不断地流动、转变、演替。当代中国正在努力遏制旧式现代性的负面结果、加速推进新型现代性的实践进程,这就为理论生产和创新添加了现实动力,使得理论社会学的发展呈现出新的前景。近年来,以现代性过程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为主题,形成了社会互构论[13 ] 和社会行动的意义效应理论。[14 ] 它们的理论预设的一个共同点是,排除关于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分裂性表达,也拒绝对其中的任何一方作出优先性选择,更不赞成任何霸权、单极化、强权支配或者消极屈从的逻辑。

    例如, “社会互构论”所展现的个人与社会的基本关系,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也不是因果性关系,更不是主导与从属、支配与被支配、强制与被强制的关系,而是个人与社会的“互构共变”或“互构谐变”的过程。因此,现代社会生活不是一种线性的、因果必然性的链条。“社会互构论”既看到了社会对个人、结构对行动的制约,更强调个人对社会、行动对结构的创新,因而这一理论既不是集体主义的,也不是个体主义的;既反对各种宿命论,也反对形形色色的唯意志论。“社会行动的意义效应”理论则分析了,由于多元社会主体的共同参与和意义效应,行动所导致的经验后果是非确定的、不可预料的,社会主体可以通过积极的谋划、构建去“赢得”某种事实,这本身就是对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的挑战。显然,多元主体的行动“意义效应”对于社会管理、政治体制等的创新尝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将促进社会沟通、对话、协商以及论坛和听证的制度化过程,对政治民主化的内涵、形式、运作及其绩效带来积极的影响。

    此外, “社会互构论”还阐述了现代社会何以能够实现自身和谐的深层机制。首先,和谐社会是以个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为基本前提的。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对财富的欲望仍以自然、环境和绿色的毁灭为代价,社会和谐的达成就还要经历漫长曲折的路程。此外,社会和谐是行动主体在社会互构的基础上所形成的、行动关联模式化结构的最佳状态,它意味着,社会中的多元主体——个人、群体、社会及国家——之间的相对稳定、持久的行动协同和一致,这也是通过民主对话、平等协商、共同分析和探讨,达成相互理解和接纳、彼此认可和让与的过程。“社会互构论”坚信,包容差异的气度、化解分歧和冲突的能力、共担风险的精神、对共同利益和意义的感悟,以及对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的集体信念,将促成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嵌入和胶着,使社会和谐获得坚不可摧的基础。

    “社会行动的意义效应理论”则重视对利益调节机制的解释。例如,互惠( reciprocity) 机制,它体现着社会合作的公平原则以及基本的权利和义务,使参与者相互表达自己的利益期望,在合作中共同承受成本、代价和风险,从而实现社会主体的共存和双赢(或多赢) 。又如学习(leaning) 机制,也是内涵于“意义效应”过程的重要机制,学习使个体、集体、社会及国家再现其他行动者的视角、思维和行动立场,不断地进行自我调适和修正,从而协调和重塑利益结构。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权力往往表现为“可以拒绝学习的能力”[ 15 ] ,学习机制对于权力的支配者有着特殊的意义。再如重叠( superposition) 机制,它的发挥能够启发社会主体对于利益、意义的共同悟知,促进相互间的包容、承认和接纳,缩减差异、分歧和冲突,促成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利益和意义的重叠域,从而增进社会合作的意愿和选择,削弱机会主义和权宜性行动所造成的社会离散。

    在当代中国,现代性正在展现自己的永新性:它不断摆脱旧时的沉重形貌,日益轻盈、灵巧、液化、流变,它的经验结果也更为不确定和难以预料。这种趋势使我们的生活状况、从业方式、社会流动变得更加因人而异和个性化,一些集体性记忆、命运、经验图式和行动方式面临着某种变化或消解的过程。在新型现代性的框架下,当代中国理论社会学的发展大大推进了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认识,并仍在关注和跟踪现代性的这些最新动态。例如,贫困现象何以具有了发散和变化的特征,使得贫困更像是一种个人化特点而不是集体性符号,如同贝克所言:“穷人的公共汽车不再造就集体命运,而是不断地有人在上车和下车”[10 ] ( P110) 。再如,由于劳动力市场和就业体制的迅速分化和瞬息变动,人们不再固守于充分就业、长期就业、稳定就业的传统观念,而是积极寻求多种多样的短期就业、灵活就业、临时雇佣和自雇佣,从而打破了传统上个人与集体之间“终生拥有”的“白头之盟”。此外,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动和弹性化,当代中国人越来越难以仿制、重复上辈人的经历。因此,我们正在目睹新型“个人”的来临:他们更渴望展露风华、成就自我、创造生活和享受生活,他们的思考和行动也更契合社会的技术化、符号化和智能化趋势,从而对现有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些发展趋势必然推动以往的“社会化”体系的转变,以及社会认同、共识和整合机制的调整。

    福柯曾断言,人只是一个近来的发明,一个人类知识中的简单褶痕;人正接近其终点,他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16 ] 然而,在我们看来,人毕竟是人类知识中的永久褶痕,它的每一次抚平都是另一次展开的前奏。所以,轻盈灵巧的现代性和再一次浮现的“个人”,所有这些现时变化都被纳入了新型现代性和理论社会学的观察视野。

四、结束语

    今天,东方与西方乃至世界各个不同文明的交流进入了新的时代。在东亚和中国,新型现代性的探索和构建已经兴起,这一过程将加速旧式现代性退出历史舞台的进程。固然,霸权、强制与顺服、屈从还将持续,强者和弱者的区分仍是经验中的现实,然而, “互构谐变”、“意义效应”所表征的一种社会潮流,其涌动和推进将改造世界的形貌——文明的征服在继续,也在自我反思和克制;资本的劫掠在扩张,也要顾念自己的明天;“人本”、“和谐”不仅是社会生活的趋势,而且有望成为真正的事实。正是在这种互构双赢(或多赢) 所促催的社会和谐的情势下,理论社会学获得了一个叩开未来之门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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