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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 敏 我们何以共同生活——“中国经验”中的“杭州经验”  
  作者:杨敏    发布时间:2009-05-28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我们何以共同生活

——“中国经验”中的“杭州经验”

载《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5

  内容摘要  “杭州经验”是“中国经验”中一页亮丽的篇章。杭州以独具特色的城市经营和更新模式,努力与旧式现代性的发展方式分道扬镳,发出了新型现代性的实践先声。“杭州经验”通过社会复合主体这一行动架构,促成了政府与市场、市场与社会、政府与民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促进了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合理配置,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有着深刻的意义。

      杭州经验 新型现代性实践 共同生活

  作  者 杨敏,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我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是一个制度创新的持续过程。这一过程通过各种地方性创新的景观,汇成了现代化进程“中国经验”的创作。近5年来,杭州市相继获得了“联合国人居奖”、“国际花园城市”、“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全国最具安全感城市”等荣誉,连续3年被世界银行评为“中国城市总体投资环境最佳城市”第一名。正如杭州已经获得的荣誉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杭州经验”也饱含连续性的不懈努力,大致有这样一个序列——“走向钱塘江时代”(2002),“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杭州精神(2002),和谐创业(2004年),“生活品质之城”(2007),生活品质系列点评(2007),生活品质网群(2008),“城市有机更新”(2008),社会复合主体(2008)。

  作为社会学的理论构建和应用领域的探索者,“杭州经验”以及最新的“社会复合主体”的发展思路,印证了我们的理论思考具有一种时代感和实践感。同时,它所集合的来自日常生活的生动与淡定的品质、对人生和人性的精彩与精致的体悟,使我们进一步感到,真正活化的社会学理论应当是宏大而精微、广阔而深入、智性而实践的。

 

“杭州经验”的表层探因:全球叙事与地方故事

 

  我们曾分析了当今中国社会的实践结构性巨变,将这种变化归结为两个基本侧面——现代性全球化的变迁与本土社会的转型,并由此形成了对当代中国社会进行观察的“二维视野”——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以及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1]这种二维视野有助于我们对“杭州经验”作更为客观的分析和理解。从表象上看,与中国许多地区和城市的大体情况基本一致,杭州的发展始终处在来自两个维度的“复合性”压力之下。这种压力促成了杭州从长江三角洲、全国城市格局乃至全球区域环境的视野,对自己进行审视、考量和定位,不断激励自己创新。

  1.杭州“十字路口”发展状态的警觉。根据2005年统计数据,杭州市人均生产总值即将突破5000美元大关,市区将突破6000美元大关,如果按购买力平价标准计算,人均生产总值可能会更高。这一指标标志着杭州已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门槛。面对这一成就,“杭州的发展当前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作为警示却被反其道而提出。相应的追问是:为什么广大市民没有深切地感受到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思考是:能否真正跨入发达城市的“门槛”,不仅要看人均生产总值是否超过10000美元,更要看民众是否真正享受到发达城市的生活品质和质量,是否拥有相应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2.全球和中国城市格局中杭州独特性的探索。一个城市要在世界城市发展体系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必须显示出差异性和独特性的发展道路,必须具有引领性和时代性的发展方式。杭州的人文历史过程经过梳理,从良渚文化、吴越文化和南宋文化中提取出了“精致”、“和谐”、“以民为先”等理念特征,并将其共性再次聚合,凝练成杭州独有的城市品牌——“生活品质之城”。杭州人坦言,以某些单一特点与中外著名城市比较,杭州不占优势;但如果将环境、文化、创业有机融合、互为支撑,作为城市整体的生活品质,正是杭州的综合优势所在。

  3.对杭州“生活品质”城市品牌指标体系的设计。杭州对国内外有代表性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发展趋势与特点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分析,拟定了《生活品质评价的导向性建议》(2006),强调生活品质评价的几大“转向”:从以城市建设为本转向以人的生活为本,从注重经济发展指标转向更加注重人文发展指标,从注重客观理性分析转向更加注重主观感性评价,从注重共性指标转向更加注重个性指标,从注重人的生存性指标转向更加注重人的发展性指标,从注重反映量的指标转向更加注重反映质的指标,从注重单项性指标转向更加注重集束性指标,从注重对现状的静态反映转向更加注重对变化机制的动态描述。在独特性、引领性、操作性和导向性等方面,杭州的生活品质评价指标体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4.通过城市评价联动机制提升杭州的影响力。为了促成生活品质的研究和评价网络,更准确地把握各个城市的特色和优势,杭州围绕“让我们生活得更好”的主题,邀请国内外相关城市代表、行业代表和普通市民参加,以对话交流、研讨点评、展示表演、考察体验、现场发布等活动形式,开展相关行业、产品、品牌和城市等不同层面的相互交流,促进东西方城市生活文化的交融。这种国际和国内城市的交流与对话,使杭州在合作中竞争和特色发展的格局中,展示了自己的软实力、辐射能力和自我主动建构能力。

  5.追求城市发展模式“更新的创新”。2008年,杭州市再一次审视了自己在城市空间、文化遗产保护、生态环境可持续、城市管理现代化、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所面临的“九大挑战”,对现代意义上西方国家的城市发展和研究历程进行了批判性思考,提出了“城市有机更新”的新理念。“‘城市有机更新’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城市更新’,更不同于‘拆老城、建新城’的旧城改造,其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传承历史、面向未来,和谐发展、科学发展,其实质就是走科学城市化道路。”[2]他们将科学发展观引入了“城市更新”,使城市发展成为不断生长和创新的过程。

 

“杭州经验”的深层困题:利益分化中的

社会共同体与社会共同性

 

  要进一步了解“杭州经验”,需要进入到它的更为深入而微观的层面。约2002年开始,杭州以“我们与社会”为主题,从“让我们生活得更好”的视角,开展了大量研讨。研讨成员来自杭州市党政界、学界、媒体以及社会组织、企业等不同领域。研讨内容覆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不同方面。研讨层面并不局限于现象性、描述性的反映和评论,而是包含了价值性、学理性的深度考量和反省。[3

  比如,他们对“局外人”现象进行讨论:在社会改革、利益调整中,一些人谈论起他人和社会问题很来劲,俨然把自己放在了局外人和评判者的地位。他们对社会的系统运行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进行思考:在我们关注社会制度、结构、框架的问题时,把社会作为一个主体,但这个主体与日常生活中的“我们”有较大的距离。他们对当前社会分化现象进行评析:社会分化导致了各阶层之间的疏远和对立;社会群体参与公益性活动不积极,觉得社会与自己“不搭界”。他们对社会分工、利益关系和价值体系的变化提出问题:“利益整合”与“道德整合”之间出现了矛盾,在利益分化和价值多元化日益明显的趋势下,社会利益的一致性、价值观的普遍性是否具有达成的可能。他们还对社会生活中的冷漠现象进行分析:当今中国实际生活中的社会冷漠是前现代冷漠、现代冷漠和后现代冷漠三种形式的集合,既有按照“熟人社会规则”对“圈外人”的冷漠,也有使人失去个性的制度性的冷漠,还存在只问索取不思回报、追求绝对快乐和生活刺激的冷漠。

  随着对现实社会问题理解的深入,这些讨论逐渐形成了一个递进的反思系列:第一,如何理解“利益”、“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公共利益”的相互关系?它们是完全矛盾的、绝对排斥的、根本冲突的,还是存在着相互联系、制约和某种一致性?第二,如何对社会利益关系进行调节——是发挥政府的职能,通过制度安排,形成一定的公平秩序,还是让不同利益群体自行社会动员、对话和博弈,相互间直接进行利益分配?第三,假定选择直接博弈的方式,各利益群体是可能达到相互宽容、妥协和协议,还是可能出于自我的、物化的、短期的利益期待,陷入对立、冲突、分裂,难以实现双赢或共赢?第四,我们应当仅仅关注物质的、经济的、短期的利益追求,还是应当更为重视自我利益中包含的情感性、价值性、道德性因素?如果仅仅关注前者,人们在追求自我利益时就难以避免排他性,个人利益与其他利益就难以形成有效的组合,群体之间也就很难进行相互沟通和理解;如果更为重视后者,人们通过一定的价值导向、心态导向、认知导向,则可以促进各种利益追求的相互融和,使社会的个体和群体形成合作关系。

  这一系列实际问题的研讨循着社会转型、社会分化、利益结构调整、利益取向,逐渐提升到了有关“终极实在”的思考,关涉到了社会生活的根本理念、意义、价值观等等,我们可将这类思考集中概括为“社会共同体”和“社会共同性”的问题。

  “社会共同体”即“社会”本身,指人们在一定时间和空间界域中,通过相互关联的求存活动而结成的生存共同体或生活共同体。简而言之,“社会共同体”这一表达强调,社会是为众多个人共同拥有的一个实体。在这一共同体中,个人和社会分别表现了相互关联的二重含义:个人是社会的终极单元,社会则是个人的存在方式;从共同体的构成而言,它是众多的个人;从众多个人之间的关系而言,它就是社会。人类生活共同体的发展就是个人与社会互构关系的演变过程。[4]显然,“社会共同性”是“社会共同体”的一个逻辑属性。在实践中,社会共同性至少有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利益的共同性。利益共同性往往直接取决于一个社会的利益结构是否公平正义。利益结构的基本公正性将为制度安排提供正当的社会背景,使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得到合理的配置,从而维系社会的权利和义务体系,促成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和持续合作。二是意义的共同性。社会成员、群体或阶层对自我利益赋予怎样的意义,在任何一个社会的共同生活中都居于核心位置。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成员、群体或阶层只关注自我利益的最大化,排斥其他成员、群体或阶层的利益要求,这就背离了意义的共同性,也将违背公平正义和成果共享的基本生活原则。

  我国社会30年来一直处于剧烈的转型变迁,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呈现出快速流变,生活共同体中的对立与协调、冲突与整合的状态极为复杂,同时出现了贫富差距的两极分化、收入分配的不公正,以及财富占有、资源和机会配置方面的不合理,相关的新制度和新规范尚在探索过程。在社会共同体快速变迁和明显分化的时期,社会共同性也似乎与我们的生活渐行渐远,越来越成为了一个问题。“杭州经验”正是触及到,在急剧变迁和分化的时代“我们何以共同生活”这样一个核心问题。杭州人力图这样解答:政府在社会之中,通过自我职能从强制转变为服务、从管制转变为治理,通过协调、规划、沟通增进与知识界、经济界、媒体界的互动和理解,逐步构建生活的价值导向、心态导向、认知导向,促进利益的多样与个性、当下与长远、物质与文化、利己与利他等的融和,使社会各成员形成自觉自愿的合作关系。

 

 

“杭州经验”的郑重抉择:

新型现代性的实践先声

 

  行动的超前性往往源于理念的引领性。杭州人将理念的突破和创新一直视为城市发展的前提和动力,这使得“杭州经验”不断培育出新的理念和思路。

  1.生活品质的提升。不断提高人的生活品质是“杭州经验”中的一个根本理念,也是其持续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来源。在杭州人看来,作为“人”的生活,应当具有一定的品质。从现实上说,生活能够使人享受到人生的欢愉;从价值上说,生活具有使人为之奋斗的意义。提高生活品质,既是每个普通人的当下愿望、日常需求,也是杭州发展的根本出发点,这一目标使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市民的日常活动更紧密地贴合在一起。

  2.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生活品质的提升首先取决于采取科学的发展方式,使发展成为一门艺术,通过发展来促进社会和谐。所谓“发展的艺术”体现在,努力实现一系列“既要……又要……”:既要经济快速发展,又要社会和谐进步;既要竞争、创新、创业,又要合作、继承、休闲;既要着眼于人们日常生活、基本的和现实的需求,又要涵盖人们对渴望卓越、有所作为、成就人生、实现自我的追求等等。“发展的艺术”也是统筹和兼顾的艺术:通过城市发展,使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本地人与外地人、中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青年人与老年人,在共创生活、共享成果中彼此和谐相处。

  3.生活的艺术化和艺术的生活化。“杭州经验”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更深层面的问题——如何消解来自工作、竞争、创业的单调、紧张、冷漠?杭州人的回应是,重建理想、再造意义。他们努力完善各种公共性和公益性的文化设施(如公共图书馆、体育场所、文艺演出场所、旅游休闲场所等),让人们通过这类公共文化空间走进“社会”、走近彼此。他们进而提出“生活艺术化”和“艺术生活化”,认为杭州的自然条件、人文环境、文化积淀以及经济和社会现有发展水平等实际条件,已经具备了扩大公共文化空间、提升人们精神素养、引导文化消费的现实可能性。他们表达了更为长远的思考:“应该鼓励人生艺术化、艺术人生化,鼓励培养阅读习惯和终身教育理念、鼓励享受体育活动和各种集体活动等,真正建设我们的社会生活”;“在中国要沿用我们自己的传统,让艺术生活和教育理念更多地起到类似西方国家的宗教的作用”。[5]

  这个城市在种种富于创意的构想和探索之中,逐渐浮出了更为宏伟的目标。中华民族有属于自己的“过去”,在特有的符号、象征、意义等抽象元素中,在礼治、习俗、惯例等制度规则中,在心态、信念、价值等精神遗产中,都活跃着“过去”沉淀下来的先民原创、本土原型和集体记忆。这种“过去”具有跨越时空的坚韧生命力,是“活着的过去”和“未来的过去”,它们所凝结成的独特文明形态和文化模式,为后来者提供了传统再造、文化再造和知识再造的行动来源,是一个民族最为深厚的“软实力”。启用这一丰厚的无形资产和柔性资源,将“过去”中蕴蓄的“软实力”转化为硬财富,并从本土经营迈向世界传播成为全球共享——杭州的探索有着特别深远的意涵。

  我们将“杭州经验”视为“新型现代性”的实践先声。所谓“新型现代性”是与“旧式现代性”相对的一个范式。“现代性”约17世纪在西方发轫,后来世界许多地区逐渐走入了盎格鲁—撒克逊的文明轨道。这一进程使得人和社会选择了与自然的战争,征服自然和侵略他人变成了个人自由和社会公平的前提。随着旧式现代性的全球推涌,个人自由、社会公平变得更加不可思量,这一过程本身也成为社会危机和风险的深重根源。为此,我们提出了人和自然双盛、人和社会共赢,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新型现代性”。从新型现代性的理论视野看,在一系列创新性的理念和思路所推动的实践中,杭州努力形成独具特色的城市经营和更新模式,显示出了与旧式现代性轨道彻底分道扬镳的发展取向。

  1.“杭州经验”对初级要素的更新。杭州城市经营过程的一条成功经验是,使无形资源和软资源的作用得到充分而有效的发挥,从而摆脱因过于依赖原始性初级资源而导致的发展限制。工业化依赖的许多自然性初级经济要素具有难以避免的局限性,如过于稀缺、不可再生性、不可持续性,以及人、社会和生态环境的高代价等等。过于依赖初级经济要素必然使利益结构不合理、社会资源和机会配置不公平、人们相互关系不协调等问题成为趋势性社会现象。在此情势下,再分配方式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实际功效只会递减。因此,对初级要素的更新也许意味着从根本上改造经济社会的成长方式。

  2.“杭州经验”对创新的创新。以人道的、公平正义的理念善待自然,以绿色的、可持续的方式开发自然,是“杭州经验”的一个突出特点。在此,我们看到杭州人完全逆转了熊彼得的创新律。在熊彼得看来,企业家精英作为创新的主体,与传统实行断裂,打破均衡状态,快速地筛除自己的竞争对手,其结果是在创新与萧条的怪圈中,终因规模性的膨胀而毁掉自己。熊氏创新律是深有影响并沿袭已久的一种思维定势。 杭州人则表明,创新不是“创造性破坏”,不是绝对的破坏性、冲突性、否定性,创新是一种有生命的过程,它以绿色、生态、环保的方式使自然恢复应有的尊严,也使人类走出文明的困境,走上回归自我和重建家园的道路。我们将杭州的创新称为“创新的创新”。

  3. “杭州经验”的深厚创新。杭州倚重无形资源和传统资源进行城市经营,这些资源中富含智力、知识、技术和人文质素,构成了更为高级的经济要素。这些要素中许多不仅是无形资源(如理念、规划、设计、品牌等),也是无限资源(如非实体性的传统文化、价值、精神,以及实体性的人文遗产)。由于它们与高级的人类智性和创造力直接联系,因而也是柔性资源,具有自我内生和再生的品性。这些高品质的“软资源”在不断地被转化为“硬财富”的过程中,显示出永久的可持续性。

  4.“杭州经验”蕴涵柔性变革。2004年杭州提出了“和谐创业”的发展模式,将城市的经营和发展切入到日常生活、渗入到草根阶层,通过新型资源的社会性开发和运用,推动平民创业和大众创业。相对于再分配方式而言,平民创业、大众创业本身关系到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是对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进行合理配置的更为根本的方式。不仅如此,由于创业不再是少数精英群体的专利,而是一定规模的社会行动,也意味着对实现初次分配公平性的理性平和方式的探索。这一探索打破了一种陈旧的学术误识,即初次分配的公平惟有在“社会灾变”、“暴力行动”之后才能实现,从而使得对初次分配公平性的追求成为了高昂社会代价和沉重历史梦魇的代名词。

  5.“杭州经验”聚汇东方智慧。相对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更善于聚纳百汇、融合异质、持久传承,以艺术方式来处理中国社会生活中独特的复合性现象。“杭州经验”展示了这一传统的复合性思维艺术。它力图打破一些已成定势的思维方式,努力将看似质性迥异的极性现象聚为一体。譬如科学与人文、前沿与草根、柔性与韧性、精致与大气、和谐与开放、生活与创业、竞争与合作,以及传承性与时代性、整体性与独特性、大众性与品位性、平常性与震撼性、简洁性与组合性等等,使这些极不相同的品格在“杭州经验”融会贯通,形成创造性的整合。

 

面向未来的杭州故事

 

  杭州是在应对当今社会发展和城市发展的多种压力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经验。这类压力在实践层面的汇聚往往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即政府、企业和社会三大部门之间应当形成怎样的关系。由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和社会系统的高度分化,社会系统三大部门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成为一个重大挑战。事实上,当今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社会管理的高昂成本和沉重代价,都与三大部门之间的各种失谐现象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从理论上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是互为前提、互相规定的,它们的共存、矛盾和制约,使得现代人的共同生活成为可能,也构成了现代社会生活的重大面相。从实践来看,如何建立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防止可能出现的各种“失灵”现象——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甚至社会失灵,仍然需要许多实质性的探索。“杭州经验”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正在于,对促成和发挥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合作伙伴关系做出了现实可行的探索。

  在“杭州经验”的当前阶段,通过“社会复合主体”这一行动构架,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创业与创新行动过程中,让这些原本不同的多个社会主体构成一个社会主体,成为复合性的创新与创业主体。这种行动方式促成了“四界”(党政界、知识界、行业企业界、媒体界)的大跨度整合。换言之,社会复合主体容纳的“四界”涉及到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个人不同行动主体的关系,体现不同领域社会行动主体的深度协作和互构关系。在当代中国,重大的社会现象或问题最终都绕不开利益关系和利益结构。在利益关系和利益结构的转变过程中,如何使社会资源与社会机会得到更为合理的配置,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这一问题涉及到几乎所有重要现实问题及其社会学思考(如社会分层、收入分配、社会公正、社会建设、社区建设、民生问题等等)。社会复合主体所促成的“四界”整合的重要启示在于,以一种现实可行的方式推进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合理配置。具体说来,社会复合主体通过大跨度的和深度的社会协作,使各个领域的社会行动主体建立起合作伙伴的关系,从而在一个大的范围中形成社会资源与社会机会的合理配置机制。从更长远的过程看,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合作伙伴关系对于利益关系和利益结构的动态协调是十分有意义的,因为,它不仅有助于我们避免陷入已经充分认识到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困境,而且有助于我们避免陷入尚未意识到的“社会失灵”的危险。

  正如现代社会生活本身充满了流变一样,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也是动态性的。从现实和未来看,这三大部门的关系仍是“杭州经验”以及“社会复合主体”需要持续应对的一个关键。在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关系中,政府控制的资源和权力远远超过后两者,处于更为主动和有利的位置,是三者关系的主导性方面。从目前看,政府对企业和社会组织的介入过程容易出现“不到位”——行动的越位或者责任的缺位是两种典型现象。政府行动越位主要是政府过多地使用强行管制的方式,对企业或社会组织实行过于严格的行政约束,对其自主经营和发展造成了妨碍。政府责任缺位有各种原因,如对企业或社会组织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疏于约束和引导,在管理上过于松散等。政府应当对企业和社会组织进行适度介入和有效介入,更重要的是,政府的介入行为要进一步规范化,形成政府介入的合理机制。

  目前我国在政府行动的法治规范方面还相对滞后。但是,即使在较为成熟和完备的法治规范条件下,政府对经济和市场的介入也会产生双刃剑的作用——它既能使政府职能和资源及官员个人潜能得到充分发挥,也往往会使政府及官员为之付出代价(如腐败高风险、政府形象等问题)。认识到这一点,政府部门及官员个人应尽可能将这类成本降到最低,这是更为现实的思路。所以,我们提出政府介入应明确自己的底线。在促进经济和市场发展过程中,政府运用自己的权威和资源,确实比行业企业、社会组织更能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增加社会效益,这是政府介入的合理性所在。反之,如果政府介入的效果与行业企业、社会组织的作用相等甚至低于后者,这应是政府介入行为终止的界限。也就是说,政府发挥作用的效果应高于行业企业、社会组织的作用,其可以视为政府介入的边际效用。在具体情形中,政府可以运用量化指标进行比较,来量度自己介入的合理性,选择更好的行动方式。

 

[本研究成果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项目《关于杭州市复合创业主体的理论与实践探索》(36108143)资助。]

 

 

注释:

①在“社会运行论”(1987)、“社会转型论”(1989)、“社会学本土论”(1997)已经奠定的基础上,约2001年始,我们进行了“社会互构论”的构建;自2006年以来,一直在推进“实践结构论”的探索。同时,这些新的理论探索也被运用于社会行动的现代性变迁、社会公平正义、社会建设、社会认同等等研究。“杭州经验”及“社会复合主体”的研究使我们感到,这是学院式社会学思考与实际社会学探索的一次相遇。

 

参考文献:

1]郑杭生、杨敏. 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若干新趋势. 社会科学,2006(6).

2]王国平. 推进城市有机更新 走科学城市化道路——关于城市化挑战与杭州城市有机更新的思考.(中共杭州市委)市委办通报[20082.

3][5]杭州市委政研室. 关于“我们与社会”问题的讨论. http://jianpeng.blogdriver.com/jianpeng/283907.html,2004.8.14.

4]郑杭生、杨敏. 社会互构论的提出——对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审视和快速转型期经验现实的反思.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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