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字 搜索 高级搜索
      “2016年中国社会发展高层论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的社会治理创新与社会协调发展”邀请函 《社会建设》杂志征稿启事
首页
悼念郑杭生先生
社会学动态
新闻消息
公告启事
  学术沙龙
升学留学
招聘信息
社会学研究
推荐阅读
学术专题
  学界人物
论文辑览
书刊推介
社会学评论
佳作评介
  社会评论
课堂内外
教学信息
电子课堂
课外辅导
电子资源
毕业论文
调查数据
网上调查
友情链接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社会学网站链接

 
首页 > 社会学研究 > 推荐阅读 > 推荐阅读列表 >
  杨敏 人的“个人化”与构建社会和谐的现实动力  
  作者:杨敏    发布时间:2008-12-04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人的“个人化”与构建社会和谐的现实动力 

杨敏 

摘要:随着早期工业化过程的社会大生产体系及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变迁,各种大型组织也在持续性地消解或重组,它们的影响力也明显地衰落或转变。这些最新的动态将个人的主体性推入了新的阶段,使得个人以新的方式对快速变迁的生活给予积极的回应。相对而言,当代“个人”面对的是一种更为个性化的或“个人化的社会”.在这个阶段上,构筑和分享共同的生活也就更为艰巨、意义更为重大。当代个人通过自我的发展揭示了构筑和谐的现实动力。
关键词:个人;“个人化';人的社会化;社会和谐的构建

也许可以说,我们处在社会学创始以来又一个极为复杂的时期。现时现代性穿越了以往的束缚,追求更加自由、轻快和流畅的节奏,我们的生活也在持续巨变。在当代,全球化过程对现代以来的社会秩序和规则体系、社会利益关系及人们的交往关系体系不断造成根本性的冲击,财富的创造、积累和分享在极大程度上已经脱离了现代性早期的状态和方式,社会生产、分工和分化及结构转型对于劳动体系的深度影响,高科技对社会生活领域的广泛渗透以及随之而来的风险化过程等,都增加了个人生活的流变性和不确定性。随着社会和集体的事业离开传统的航道,个人境遇也更为不确定和难以预见——短暂的需要取代了对永恒的向往,流动变化比稳定持久更具有常态性。这些最新变化牵动着社会学理论对现时社会生活的关怀。对当代个人再度进行一种观察和分析,显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以人为本的时代意蕴,并从中开发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资源。 

一、古典时代的个人与社会和谐的追求社会生活总是具有集合性的,但这种集合性会采取怎样的表现形式,处于现代性不同阶段的社会是各不相同的,这一点又影响到个人间相互依赖和关联的具体内容。观览和比较现代性的早期历程和现时历程,我们就会发现,社会在追求整体性、和谐性的过程中,其集合性的表现形式出现了明显的时代变移。概括地说,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型社会集团和组织对于社会的结构特征发挥着支配性的作用,“个人”正是立存于这种“集体化的社会”之中的;从20 世纪末期到当今时代,由于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和变迁,各种大型社会集团和组织也发生了持续性的消解或重组,它们的影响力也在明显地衰落或转变,相对而言,当代“个人”面对的是一种更为个性化的或“个人化的社会”。显然,有关个人的这种基本走向的社会学理解和解释,对于现实的公共管理和社会治理有着重要的意义。
    19
世纪是西方现代性全速推进的时期,同时也是建构现代社会的关键时期。前现代的社会秩序——初始性的生存群体、传统社区、城乡区隔,以及人们对于这类事物的集体记忆和认同——受到了彻底颠覆,各个狭小的、松散孤立、分崩离析的自然社会被熔炼为一体,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总体社会。这一过程确定了“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特征,也确定了社会学关于“现代社会”的某些预设。首先是社会的整体性,如埃利亚斯所描述的,至少“整体”这个词在我们心中唤起的是关于某种自成一体的东西的想象,是关于这样一种构造物的想象,它有着勾勒分明的轮廓,有着一种直接可见的形态和一种可触摸的、或多或少可直观到的结构。[1]此外,作为结构性整体的现代社会也预含了它是“和谐”的。不同的构成要素、部分之所以能够集结为一体,必有其实现整合的机制。所以,作为整体的社会本身即意味着和谐。尽管从经验上看,“人类的社会群体生存却充满了矛盾、敌对和冲突。上升变成衰落,和平时代战火绵延,经济发展中却危机不断。人类之共同生存全不是这般和谐。”[2]也因如此,现代人面对着对于社会和谐的不懈追求。
   
随着古典现代性步入高峰期,社会生活也进入了全面性的组织化和集体化的时代。人类生存加速了由自然状态向人为状态的转变,传统上自然发展起来的劳动方式被理性化的设计和规划体系所取代,形成了现代劳动制度。对于现代社会来说,为了使获得解放的劳动力成为可购买和转让的商品,成为一种基本要素加入经济过程,与货币、土地、技术等资源构成合理结合和配置,成为资本进行积累和再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得到进一步的有效开发和运用,一种现代性的社会劳动制度是绝对必要的。就个人的生存而言,这种劳动制度也是必不可少的。正如贝克所言,只要一个人是在为从事劳动做准备,他就是个年轻人;一个人从事某项工作时,他就是个成年人了;当一个人退休时,他就是老年人了。[3]贝克揭示了,在现代社会,个人的生命历程和身份地位都是由其参与就业劳动而得到界定的。不仅如此,劳动既是社会的制度性需要,也是个人生存的依凭和生命意义所在,更是国家和政府的责任,这就确立起了以劳动为业和充分就业的社会观念,于是又有了全民型的保障制度和福利政策,因而福特制、丰田制、福利国家的出现也就具有了一种必然性,它们对个人执行着从摇篮到墓地的全程监护。这种劳动制度和观念也促成了对劳资协约的现实保障,它确定和维护了两者之间牢不可破的互赖关系,这曾经成全了无数人与工厂、企业、单位、组织的“白头之盟”,个人与集体的约定就像人对上帝的誓言,同样是神圣的:“工人依赖于雇佣来维持生计;资本则依赖于雇佣工人以求再生和发展”,“资本与工人结合起来,不论富裕还是贫穷,也不论健康还是疾病,只有死亡才会把两者分开。工厂是它们共同的家园——同时也是短兵相接的战场和实现希望与梦想的天然场所。”[4]

正如马克思敏锐观察到的,这是一个“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取代“人的依赖关系”的发展阶段。社会对自然事物的控制和转化能力的提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正是这种能力提供了现代性迅速推进的基础,而大型社会集体和组织则从资源、技术和行动上支撑着这种控制和转化。这就决定了,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集合性着重是以大型集体和组织方式来展现的。活跃在这一时期的一些普遍的社会现象——社会组织、社会运动,民族国家、政治民主化和民主参与,福利国家和充分就业政策等等——都提醒我们,这种集体性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表征了古典现代性的一种基本特征和趋势。它们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这是一个建构集体性的社会时代。这种建构卷入了当时社会中最重要的行业、群体、集团和组织,从而形成了聚纳和汇集个人的社会机制,使得个人融汇于现代社会秩序之中,成为了这个时代所期待的那种集体性存在。
   
这种集体性行动直接导致了工业化早期的社会运动——劳工运动、妇女运动、民权运动、政治运动等等,锻造了一批新的大型社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当时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和冲突成为这些社会运动的主导力量。两大工业阶级出于各自的社会理想、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以及对国家政权的现实追求,都需要对社会成员进行大规模的、持久的动员,以支承长期的政治行为,这就催化了一些特殊的集团或组织的出现。这类集团和组织充当了一定阶级的代言人,它们承诺对利益和资源的重新分配,使不同阶级阶层的个人和群体感受到自我利益期望兑现的可能性,在必要时使自己投入到集体性的对立和冲突之中。而且,这类集团和组织是专业化和制度化的,它们使分散的个人和群体的利益得到集中阐述,凝汇成一种集体意志和要求,并通过制度化的行动准则和规范的制定和实施,以经常性的集体行动来表达这种意志和要求。因此,早期社会运动的发展过程催生了大型的常设性和职业化的社会组织,诸如政党、工会、妇女协会和其他一些群体性组织。反过来,众多个人和群体的投身也使这些组织显示出勃勃生机,因而在19 世纪到20 世纪中期,这些大型社会组织在牵动、影响甚至左右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方面发挥着显著作用。[5]
   
总之,早期现代性的工业化过程,各种社会因素共同助推了整体化社会结构的形成和成熟,当时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阶级阶层活动、社会群体和组织等现象表明,社会生活的集合性是以集体性方式来表达和实现的。在前现代传统社会关系瓦解之中诞生的“个人”,以新的组合方式进入了组织化的集合体中,通过集体行动实现生存和获得保障,并在集体生活中获得人生的意义、价值、信念和理想;集体是“全能的”,几乎可以承载个人的全部人生,因而使个人命运与特定集体的命运紧紧捆缚在一起。可以说,“个人”在约19 世纪至20 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这种普遍状况,构成了这一时期中社会和谐的一种基本保证。 

二、“个人化”——个人的当代形貌 

二战以后,早期现代性工业化过程建立起来的社会大生产体系不断受到动摇,组织化和集体化时代所确定的传统逐渐被超越,社会生活走出了以大规模集体行动来锻造历史的那个伟大时期。在这一持续的巨变过程中,生活的规则被彻底改变了。至20世纪末期,当代世界以及中国社会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和制约的重要趋势:
   
经济的信息化、符码化和数字化。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和应用,服务性产业的发展迅速超越了工业制造业,特别是信息技术在消费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形成了消费信息的市场和社会需求的规模化,信息、符码、数字技术对各个社会生活领域(如交通、广告、金融、法律、教育、就业、医疗、娱乐以及家政、心理和情感等)造成了覆盖性的影响。
   
经济活动性质的转变。计算机、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促成了抽象化的符码数字象征系统,并对当代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形成深度渗透,大大削弱了时空场景对事件过程的约束,提供了资本在全球范围的瞬时、远程运作的技术条件,促使经济活动从以生产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向以套利为目的的投机经济的转移,虚拟经济迅速成长,与此同时,也造成了当代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高波动性和高风险性等特征。
   
生产的轻型化、小型化和微型化。随着社会产业结构由重型化的工业制造业向轻型化的信息服务业的转型,以及社会生产的信息化、符码化和数字化,社会生产体系也相应形成了轻型化、小型化和微型化的发展趋势。
   
社会劳动部门进一步白领化、年轻化、女性化。社会产业结构的转型导致了新的劳动和分工趋势,在这种变化中,我们可以识别出职业群体、年龄和性别这几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变项。这组趋势意味着,个人的知识、活力和信息能力对劳动世界的影响仍在日益增加。
   
劳动方式的自主化和个人化。借助计算机、网络、传媒等新技术,劳动时间和空间的流动性、变化性大大加强,同时弹性化也达到了空前水平,因此,劳动正在面对自主化和个人化的崭新阶段。个人真正处于劳动的核心地位,其智力、体能的具体性、多样性得到充分发挥,能够独立而能动地支配和掌控劳动过程。同时,各种小规模的、个人的、家内的作业方式应运而生,劳动场所不断多样、多元和分散。总之,劳动方式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灵活、流动和权变的特性。
就业方式更富于开放和变化。各种现象表明,充分就业、长期就业、稳定就业的观念日益变得不合时宜,职业岗位以往固定不变的模式不断被打破,各种形式的短期就业、临时就业或自雇用越来越成为常态,个人对职业的选择也愈益自由化,与此同时,抱定在一个单位、一个地区终其一生的愿望的人们日趋减少,打破了以往个人与群体之间“终生拥有”的盟约。
   
个人选择的直接责任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网络通讯交往越来越普及,个人间(以及群体间、个人与群体间)的即时性沟通也越来越成为常态,时空场景对事件和行动的传统制约进一步被突破,这就形成了一种“去中介化”过程,即个人必须越来越多地直接作出选择。不仅如此,这种即时性的交往沟通方式,使不同地域、文化、性别、种族、阶级阶层、群体和其他个人的以往经验和当下选择在瞬间涌来,同时在一点上形成聚集和交错,在此情形下,传统上运用时间和空间寻找调节和磨合的机会,往往失去了可能,这更加凸显了个人的即时选择及直接责任。
   
总之,生活给予我们的更多感受是,短暂的需要远远胜过了永恒的价值,流动变化是比稳定持久更为健康和正常的一种状态。所以,鲍曼这样提醒人们:别把你的旅程计划得太远——旅程越短,你完成的机会就越大;不要过多地把感情投入到在逗留地遇到的人身上——你对他关心越少,你前进的代价就越小;不要让自己被人物、地点、事件所牵制——你不可能知道这些将持续多久,或在多长时间内对你的行为有价值;不要把当前的资源当作资本——存款很快就会失去它的价值,曾经自夸的“文化资本”转眼就会变成文化的债务。最重要的是不要将满足延迟,如果你能够即时获得满足,不管你追求什么,现在就要努力得到它;因为你不能知道,今天你追求的满足明天还会不会是你的目标。[6]十分明显,在所有这类巨变之中,个人既是承受的终端,也是产生新的变化的起点:个人的角色、身份、地位、职业、人际网络的终身不变的情形已经十分罕见,个人的情感、家庭、婚姻和自我的其他特征也更具开放性和可选择性。
   
因此,当代社会生活的这些最新动态将个人的主体性推入了新的阶段,这一发展使个人能够以特有的行动方式对快速变迁的生活给予积极的回应。我们将这一阶段称为人的“个人化”,这是随着当代经济活动、社会生产和劳动、就业方式及社会生活进一步开放和快速流变的条件下,个人作为社会关系体系中的一个基本单元、作为社会行动过程中的一个实体单位,他的完整性、独立性和独特性的表达和展现,他的自主行动、能动抉择、直接责任的一种日益凸显过程。从更为现实的角度来看,“个人化”也是当代个人应对社会最新生活变化的实践策略。
   
我们时代的现代性正在超脱出以往的固定形态,越过滞涩和趔趄的阶段,变得自由、轻盈、液化、流转变移,日益趋向一种更加流畅的形态。随着人类生活和组织模式的转型变迁,以往社会生活所形成的集体景观正在逐渐被改造,个人变得更为异质多元、形貌万千、开放拓展,不断将自己推向新的边际发展状态。作为多样化的个人,我们也更加难以复制出彼此的经历和体验。正是在这种轻快的时代节奏下,人的主体性发展进入了我们所说的个人化阶段。这种发展集中反映了当代社会和个人的种种新特征。作为个人而言,“个人化”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一种过程,以至于可以说,这是我们时代的个人区别于以往时代个人的一种标识。 

三、关于社会和谐的某种思考与实践 

随着“去集体化”趋势的发展,现代性早期以来的社会集体化特征仍在从现时生活舞台上加速淡出。社会组织和集体不再是装载个人的简单“容器”,组织和集体在结构的弹性、形式的多元性和多样性、制度的灵活性和可调节性等方面,仍在不断提升。这些变化为个人的进取热情、成就期待、创造能力的激活、释放和发挥创造了更为有利的社会条件。但总的来说,这仍然是一个转变和过渡的时期,从每一个生活领域的现实中都可以感受到封闭与开放、僵滞与灵活、消极与能动的角力。正如吉登斯所见,我们处在“后传统社会”之中,这是一个真正新型的社会世界,因为社会纽带不是由过去继承而来,而是被有效建立起来的。[7]社会传统的这种不断被打破和被重构的过程,使得当今时代对于社会团结和社会和谐的追求,成为了一项艰苦卓绝的工作。
   
在当代,个人是成为社会生活的被动的承受者还是能动的创造者,关系着社会团结和社会和谐的基础和质量。因此,当代社会的“去集体化”使得当代个人的社会化问题更为突出了。正如吉登斯所批评的,在传统上,人的社会化过程被规定为一种固定的顺序、像命运一样不可逆转的模式,人的生活历程被当作了“线型的生命计划”,[8〕因而,从儿童走向老年的道路是线型的:只有一个方向,“不能犹豫、迂回、实验,没有第二次机会”。[9]显然,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清理以往人的社会化实践中的传统性和保守性,这一过程的盲目、被动、强制和单调的特征,及其对个人的能动性尝试、选择和体验所造成的排斥。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家庭、教育、职业、婚姻以及退休仍在普遍遵循这种“线型”模式,使不同的个人以相似的方式被复制出来,构成了一种持续的自我再生产机制,不断地对重构社会生活、增进社会团结、构建社会和谐的实践形成诸多负面效应。
   
所以,为了积极地回应这个复杂的转变和过渡的时期,对个人社会化的类型给予一些新的思考,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明晰在实践中的必要的取舍。譬如,根据社会化过程是人为安排的还是自然展开的,可分为工程型社会化与自然型社会化;根据社会化过程是侧重使个人获得某种专门化的职能,还是注意培育和发展个人的潜在素质,可以划分为功能型社会化与素质型社会化;根据这一过程的推进是来源于个人的外部力量,还是来源于个人的内在动力,可以分为强制性社会化与自主型社会化;根据社会化过程造成的心理影响及持续动力,可分为焦虑型社会化和能动型社会化;根据社会化过程的基本取向,是局限于发挥个人的现实性、功利性、手段性的作用,还是注重启迪和培养个人的价值追求、精神情操、理想信念,可区分为工具型社会化与价值型社会化;如果从社会化的性质及其对个人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为标准,可分为复制型社会化与创新型社会化(或未来型社会化);从社会化导致的实际结果来划分,则可以区分出人的片面发展的社会化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化。
   
这样,我们就能够确定社会化的基本价值取向,不能仅仅局限于社会工程的安排、满足某种功能的需要、依赖于外部强制性的力量,仅仅培养工具型的人才、复制型的社会成员,导致人的片面发展。与之相反,我们时代的社会化应当以个人的能动性为基点、充分发挥人的自主性,培育人的良好素质,激励人对于崇高价值的追求,使人具有不断创新的能力,并着力营造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
   
同时,这一过程有助于促成个人应对这个变迁的系统世界和生活世界所必须具备的内在机制,譬如:
   
公共性自我与私有性自我的转换。当代个人同时面对着两种生活空间:一是国家政府和社会的公共生活空间;二是为每个人自己所拥有的日常生活空间;社会生活的再生产是在这两个领域中实现的。在公共生活空间中,个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参与对公共物品的供应、分配、消费的制定或协商,同时也参与制定并遵循有关的制度、准则、规范、惯例等。在日常生活空间中,个人通过家庭、人际交往和结群,营建属于自己的生活风格和生活方式,塑造独特的自我品位和情趣,使自己成为自主、自治、自律的个人。这就形成了当代个人的两个面相,公共生活中成熟的公民与私人空间中独立的自我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对公共性自我与私有性自我的转换和协调是个人化的一种重要机制。
   
自我身份的不断修正。当今的社会生活处于一个富于变化的时期,我们比喻为“液化趋势”,生活状况、劳动就业、社会流动变得更加因人而异,更为个人化,传统的集体记忆和命运以及行动方式发生了持续性的消解或转变,人们在以往“社会化”过程建立起来的生活经验正在被瓦解,个人的受教育模式、家庭、成才和成功也日益创造出新的模式和途径。所有这类变化都会通过个人身份的变化反映出来,同样,个人的身份也常常处在重新获得的状态,而身份选择的开放性和自由度也日益增加。所以,个人的发展中,对于自我身份的修正有着重要作用。
   
意义和价值的创造。社会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意义共同体。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生产意义、提供意义、制定意义、相互意义赋予。在此过程中,个人、群体、组织、阶级阶层等也寻求和表达自己的价值,通过相互间的价值认可形成一种共同生活。意义和价值既是人的主体性的表达方式,也是人的主体性的实现方式。因此,意义和价值的创造对于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每一个人会以独有的方式来进行这项活动。因此,意义和价值的创造是个人内在的一种重要机制。 

社会认同的寻求和构建。我们处在社会的各种差异日益凸显和明晰的时代,个人间、群体间、阶级阶层间、国家和地区间以及文化间的区别和分化仍在不断发展。然而,这仅仅是事实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差异提供了认同产生的前提:正是在这类差异、区别和分化之中,蕴含着认同的动力。在现实生活中,多元异质的人们之间仍有着共同的关注,譬如,人们对于阶级阶层、地位、民族、性别、年龄等社会差别的关注,对于环境和生态、自然界和其他生命的关注,对于自己不同的文化和传统的关注,这些都表明了某种共同生活、共享价值的存在。这也是人们之间达成认同的基点。[10 

作为社会生活的行动主体,当代个人努力对这个急剧变迁的时代给予积极的实践回应,人的主体性也因此迈进了一个新的发展里程。在现时代,个人作为独立和独特的行动单元、自主和能动的行动者及直接责任人的重要意义日益得到展现,这从一个新的角度进一步说明了,人是实施现代社会工程、达成自我目的、实现自我价值的实践主体,而且,人本身也是这项工程的价值和目的所在。与此同时,在人的主体性发展日益呈现“个人化”特征的阶段上,人们也深感彼此之间更加难以复制出相同的经历和体验,因而构筑和分享共同的生活也就更为艰难、意义更为重大。这说明社会和谐是一项极为迫切的需要和艰巨的任务,同时也揭示了我们时代自身所蕴含的达成这项需要、完成这一任务的现实资源。 

参考文献 

[ 1 ][ 2 ]诺贝特·埃利亚斯.个体的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14

[ 3 ]乌尔里希·贝克,约翰·威尔姆斯.自由与资本主义——与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对话[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19 .
[ 4l
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9.
[ 5
]郑杭生,杨敏.现代性过程“个人”的创生与集体化——行走在自我创新前夜的个人[J].社会,2006,(2):1-11.
[ 6
]齐格蒙特·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98.

[ 7 ]安东尼·吉登斯.为社会学辩护[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62 .
[8][9]
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78 .

[10]郑杭生,杨敏.个人的当代形貌:社会化理论的世纪挑战-人的主体性的新发展与以人为本的时代源泉[J].河北学刊,2006,〔3):73-82.

来源:《西安外事学院学报》第2卷第320069 

作者简介: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北京,100081 

 

                                                                                                                                   责任编辑:huang

 

 
  责任编辑:hjl  
 
现有 0 人对本文发表评论 查看所有有评论    发表评论>>>
   
 
  相关文章:
  无相关信息  
 
 
首页 > 社会学研究 > 推荐阅读 > 推荐阅读列表 >
Copyright © 2007-2014 Sociology Perspective, All Rights Reserved
【社会学视野网】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办
版权所有 转载请注明出处 联系我们 sociologyol@163.com
京ICP备0902811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