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口还起作用吗？

——户籍制度与社会分层和流动*

陆益龙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副教授）

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摘要：户籍制度是中国社会一项基本制度安排，它把户口作为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重要凭据，对社会分层和流动产生较大影响。通过对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社会分层具有城乡户口差别和城市户口等级差别并存的特点，户口转变和迁移的开放性程度与个人社会流动机会获得有正相关关系。市场转型虽带来了较多流动机会，但户口等级差别以及户口对体制内流动所起的结构性影响依然存在。鉴于户籍制度的强粘附性生成了社会差别，改革这一制度的基本方向是推行户口一元化和迁移自主化。

关键词：户口、户籍制度、社会分层、流动

以户口登记和管理为中心的户籍制度，不仅是中国的一项基本社会管理体制，也是一项与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密切相连的制度。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入学就业、福利保障，在一定程度上都采用了户口标准。户籍制度的核心内容包括将公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身份制；同时根据户口辖地管理原则，对异地间户口迁移实行严格的行政控制，这一制度安排通过对身份转换和自主迁徙的控制，对中国社会城乡二分结构的形成，以及城市等级差别现象的出现产生重要影响。[0]

如今，户籍制度已经历了多种形式的改革，如1980年代中期的小城镇自理口粮户口及当地有效城镇户口改革、居民身份证制度试行、1990年代交钱办“农转非”的变相卖户口，以及进入21世纪后的户口一元化改革试点等。尤其在市场转型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村及城镇人口开始流向大中城市，他们在那里以临时工、合同工以及农民工身份，在务工或从事着个体经营活动，他们那种不正式迁移户口也可在城市照常生活的事实，让人们似乎感觉户口在今天已经无关紧要了。但是另一方面，户口有时又显得格外重要，小到孩子入学，大到个人仕途发展，本地户口是获得这些体制内资源必要条件。在我们这个社会，有了本地户口并不觉得享有优势，可是没有户口则会遇到重重障碍。所以，目前户口或户籍制度改革问题作为一个社会热点问题重新被提起，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户口在我们的社会还没有淡出，户口可能还在起作用。户口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又是怎样起作用的？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这些作用是否还属正义的？[①]关于这些问题，从立法者到管理者、从学术界到普通民众，已经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观点及建议，可谓是众说纷纭。到今天，我们有必要通过更为精确的实证研究，对这些问题作一阶段性总结和前瞻性展望。

就户籍制度的理论研究而言，以往研究基本在二元结构论的框架下，讨论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或是探讨户口管理体制改革的技术性问题，这些研究主要建立在常识性认知和一般性推理之上，在分析户籍制度的整体社会影响以及呼吁改革方面，已取得一些积极效应。但是，户口与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机制有何联系？如何从户籍制度变迁角度去认识中国社会转型呢？中国社会结构究竟哪些已经变化了，哪些还没有，以及是如何发生变迁的，变迁的效应又如何呢？对这些重要社会学理论问题的回答，以往的户籍制度研究较少涉及。而且在已有的研究中，经验研究尤其是以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深入细化的实证研究较不多见。因此，从社会分层与流动以及社会转型的理论视角、立足于经验数据分析的实证研究，将会有助于人们更深入、更精确地认识户籍制度造成了怎样的社会差别，以及又是怎样造成的。基于经验研究的发现和理论认识，将会增加人们改造这一制度的决心和信心，并提供改造这一制度的策略、路径和方法。

理论和假设

在关于户籍制度与中国社会分层和流动机制以及社会结构转型之间关系的经验研究中，一种较为流行的理论就是城乡二元结构论。如蔡昉提出，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其形成与相关体制有着密切关系，其中，户籍制度对城市劳动力就业起到了一定保护作用，相反，对农村劳动力则具有排斥作用。[②]还有一些经验研究提出，在劳动力市场上，劳资关系存在着户籍差别，城市工和农民工在工资、保险和工会参与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其中户口的作用在30%左右。[③]但是，肖文韬则在其研究中指出，户籍制度实际上并没有阻止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大量农民工进城的事实就是证据，因此户籍制度并未对城市劳动力市场起保护作用。根据统计数据分析，肖文韬提出必要工业化人口与年度工业化人口的差异比率过高，就业形势严峻是阻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主要因素。[④]

此外，关于中国户籍制度的社会影响问题，美国一些学者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户籍制度造成了1949年后中国“社会空间等级”（social spatial hierarchy）现象。[⑤]户籍制度则通过对异地户口迁移的管制，使得不同社会空间的差别得以固化和凸现。如果仅仅有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并不一定造成社会差别，因为人们可以通过自由迁移途径来改变自己的劣势地位，从而可以平衡和消解部分社会差别。但是，如果异地迁移权被剥夺，区域发展不均衡就变成了社会空间差别，因为户口在发展较滞后地区的人，难以在较发达地区获得发展机会。

在关于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机制的社会学理论中，无论是单位再分配论、市场转型论，还是权力维续论，这些理论所依据的经验数据要么只来自于农村，要么就只来自于城市，忽视了城乡之间、不同级别城市之间以及宏观制度性因素的影响，这就相当于忽略了对组间误差的估计。[⑥]而在中国现实中，制度性影响所造成的组间误差通常可以解释阶层地位和机会获得差异的更大一部分。

吴小刚和特雷曼（D.J. Treiman）在对同期群获得城镇户口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时，发现虽然教育和政治条件（党员身份）会增加“农转非”的机会，但是农村户口则明显减少受教育和政治地位获得机会。由此，他们对先前基于中国城市社会高代际流动率和亲子间职业地位低相关的研究结果而得出“中国是开放社会”的论断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这种判断以来自城市数据为依据，而忽略了农村和城市户口间的差别以及城市户口的难获得性，因此造成有偏向的结论。[⑦]吴小刚等虽验证了城乡户口对阶层和流动机会差异的作用，但没有考察城市间户口等级差别。他们注意到城市户口的难获得性，而没有关注城市间户口的难迁移性，以及由城市资源相对封闭性而产生的城市户口等级差别现象。[⑧]

虽然程铁军和萨尔顿（Tiejun Cheng & M. Selden）提出了户籍制度导致中国的“社会空间等级制”现象，实质就是由城市行政区划级别而延伸出城市户口等级差别现象，但是，他们的这一观点是基于政策和文献分析而概括出的一般结论，而没有用经验数据加以检验。

基于上述理论研究已取得的进展，本文试图通过对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来检验户口与中国社会分层和流动关系的两个理论假设：

假设1：在户籍制度基本规则即城乡二元户口和城市间户口迁移限制未改革的前提下，户口因素仍对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产生较显著影响。中国社会的分层机制表现为城乡分割和城市户口等级差别并行的格局，个人户口级别即户口所在城市的行政区划级别越高，获得较高阶层地位的机会越大，城镇与乡村居民的阶层地位存在显著差距。

假设2：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流动机制也可能发生相应变化，呈现出历史阶段性特征，不同时期人们因为政策或制度的安排，获得流动的机会和方式会有所不同。户籍制度作为中国基本社会政策和制度安排之一，其内容及其变迁可能影响着社会流动的机制。那么，各种户口变量究竟有没有影响？又是在哪些维度，或以何种方式影响人们流动机会的获得呢？这些影响有没有历史时期特征呢？针对这些问题，本文的假设是：尽管从理论上讲，市场经济会提供开放的流动机会，但现实是，户籍制度所构成的结构性壁垒依然存在，表现在个人和家庭的户口性质、户口迁移和转变的经历对个人上升流动机会存在较显著的影响。越是城市户口、越是能迁移和转变户口者，上升流动的概率越大。

数据、变量和方法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2003年实施的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03）。此次调查采用了人口普查抽样框，首先在全国（不包括新疆、西藏、青海）城镇地区随机抽取相应居委会，再由抽样调查员根据居委会住户登记册采用等距抽样法抽取户样本，入户后由调查员采用入户随机抽样表抽选被访者并进行问卷访谈，调查最终获得有效问卷5894份。被访者居住城市的分布情况如下（见表1）：

表1  被访者户口分布情况

关于阶层地位，韦伯（M. Weber）和伦斯基(G. Lenski)曾提出可以从权力、市场机会和社会声望三维度来加以考察，因此，本文将党员身份、收入水平、职业地位作为测量个人阶层地位获得的三个因变量，其中收入变量是根据受访者上年年收入计算的平均月收入水平的定距变量。测量向上流动机会获得的因变量主要有：受访者职业是否向上流动、受访者管理级别是否向上流动、受访者主管单位级别是否向上流动三个变量，同时考虑户籍制度改革的历史时期影响，因此引入了三个时期变量：1976年以前、1977-1992年、1993年以后。1976年之前反映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情况，1977-1992年这一时期既是改革开放的过渡时期，也是“农转非”及迁移等户口指标政策推行时期，1993年之后，中国市场化改革进入深化时期，粮食流通体制、城镇就业体制方面的改革，不断深化和拓展。流动机会获得变量是根据被访者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是否有过向上变动的事件史测算出来的二分变量。

自变量主要包括：本人户口等级、本人出生时户口等级、本人户口性质、本人户口所在地、本人户口迁移经历和性别，父亲和母亲的户口性质、出生户口、户口所在地、户口迁移经历。自变量的测量及含义见表2。

为比较户口因素和非户口因素的影响，在自变量中还引入了受访者性别。考虑到户口与个人的教育、职业有着密切关联，因而未将个人人力资本因素列入自变量。

表2   主要变量及其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