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风格   全球视野

——郑杭生先生主编的《民族社会学概论》评介

岳天明

（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暨社会学系  兰州  730070）

摘  要：本文全面评述了我国民族社会学的研究现状，以此为前提，对郑杭生教授主编的《民族社会学概论》作了评介。文章指出，《民族社会学概论》既突出了社会学的学理追求又体现了民族社会学的学术视野、既紧密结合了我国多民族社会的转型进程又将这种转型置于全球发展的大背景当中，全面贯彻了民族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探讨与民族相关联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从民族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深层学科理念。

关键词：郑杭生；本土化；全球化；民族社会学

和任何学科一样，民族社会学的发展和社会学的完善，一方面表明它所关心和研究的问题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另一方面则表明学科对于众多社会问题的探讨也会越来越深入、越来越专门化。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分支学科不断形成并经学科的不断自觉过程而趋于成熟，民族社会学也难能例外。

上个世纪80年代初，费孝通先生在一次座谈会的发言中，倡导把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调查研究当作民族社会学的基本方法，[i]后来他又指出民族调查是社会学研究的重点项目之一。[ii]从此，我国才开始了真正的民族社会学研究的征程。[iii]截至上个世纪末，我国出版的相关著作或教材主要有：云南社会学会印行的《民族社会学研究》[iv]、贾春增主编的《民族社会学概论》[v]、郑凡、刘薇琳、向跃平的《传统民族与现代民族国家——民族社会学论纲》[vi]和马戎的《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vii]，这期间的译著当数马戎的《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viii]。进入新世纪以来，值得提及的主要有赵利生的《民族社会学》[ix]和马戎的《民族社会学》[x]，前者是在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民族社会学的理论结构研究》的基础上修订、充实而成的，因此研究之中的“板块化”倾向较为突出；后者更多地融入了国外的研究文献，在不少问题上有深入细致的论述。

必须指出，以上著作对我国民族社会学的学科发展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积极的影响。比如，马戎一直坚持认为，民族社会学就是主要运用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来分析和研究当代的民族现象和民族关系的，[xi]这确实为民族社会学框设了极高的学科使命，真是不失新意和具有现实意义的学科规定。但实事求是地说，或许是由于相关作者的学科背景的原因，现有著作在体例的设定、论述的倾向性和学科理念上大都是在民族学、人类学甚至社会政策学之内或明或暗地表征民族社会学的。

客观地说，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在“民族社会学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还是民族学的分支学科”这一问题上进行过多的论辩，再说，预想在这一问题上最终取得全面一致的学术认同也是非常困难的。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在中国，社会学和民族学从学术分科上说可以合而为一”。[xii]虽然如此，但笔者总是以为，对于一门在我国尚不成熟的分支学科而言，在已有学科积淀和学术积累的基础上，从全新的学科视角来认识和架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社会学应该是进一步深化学科发展的迫切要求。果如此，则必将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学科的发展。对此，有责任的学者责无旁贷。

可喜的是，在2003年开始酝酿、2004年正式启动，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实施，郑杭生教授主编的《民族社会学概论》一书终于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7月出版了，这不仅是国内社会学学科发展进程中的大事，而且也为国内民族学学科的丰富和完善创设了开阔的学术视野，搭建了较高的理论平台。

为了全面保证教材的质量，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于2004年8月13日在云南民族大学联合举办了《民族社会学概论》编写工作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讨会。在这次会上，教材主编郑杭生教授在全面把握中国社会学从传统到现实的百年轨迹的基础上，结合现有的学科现状，确定了教材的编写原则，那就是：（1）立足现实——转型中国的基本国情，是教材编写的出发点和归宿；（2）开发传统——教材要在已有探讨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提升，避免简单重复；（3）借鉴国外——借鉴本学科国外的成果及其理论背景，但不能照搬照抄，要符合我国的国情；（4）创造特色——要研究自己民族的情况，做到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结合。

通读《民族社会学概论》，让人耳目一新，感到真是一部具有鲜明学术特色和理论追求意蕴的教材。在全面借鉴现有相关成果的基础上，该书既突出了社会学的学理追求又体现了民族社会学的学术视野、既紧密结合了我国多民族社会的转型进程又能够将这种转型置于全球发展的大背景当中，全面贯彻了民族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探讨与民族相关联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同时也从民族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xiii]的学科理念。

第一，全新的学科靠背和鲜明的学术追求

必须承认的是，如果从民族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历史进程来考察，则现有的专著或教材在总体上对于学科的基本内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有些论著甚至对部分内容进行了极为深入的探讨，这就为民族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但纵览这些著书，其共同一致的地方也很明显，那就是大多无一始终将民族社会学置于社会学的学科背景下，这固然有其积极合理的意义，因为，我们“既不可能把客观事物人为地划分为各个学科彼此绝对不重合的研究范围，也不可能限定某一种研究方法为一个学科所垄断”。[xiv]但缺乏在社会学的学科视野下对于民族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探讨，这对于一门正在处于发展和成熟过程中的分支学科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建立在学科性质基础之上的学科归属和学科靠背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会规定一门学科在学科体系中的“角色”和“位置”问题。[xv]郑杭生先生早就认识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加强社会学与民族学的联系和互动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2001年6月6—8日，教育部在京召开了全国重点研究基地主任会议，会上，社会学的3个基地[xvi]和民族学的5个研究基地[xvii]确定了两个学科组的联席会议制度，按照联席会议负责人郑杭生先生的说法，这昭示着民族学和社会学的体制性交流的开始。此后，在2002年7月6日湖北恩施召开的“第七届全国民族学学术研讨会”的致辞中，郑杭生先生非常明确地指出：“社会学的视角，就是社会运行和发展，特别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视角。由此看来，民族社会学就是从社会学视角，研究民族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与社会运行的关系的学问。它研究不同民族自身的发展，民族的内部关系、民族间的外部关系；研究怎样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有利于社会运行，而怎样的社会运行又对各民族的发展有利。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关键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分配机制，也就是社会结构的问题。从这样的观点看，社会学与民族学确是密不可分的。”[xviii]

也是从这时候起，郑杭生先生与民族学的关系逐渐增多，与民族院校的交流也逐渐增加，正是在这样的体制和交流中，他形成了关于具有中国特色民族社会学的总体思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民族社会学概论》始终贯穿着一个基本的方法特征，也以一贯之地坚持这样的学术倾向，那就是，“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认识民族事象和民族发展，同时又从民族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结构和运行”的具有自身特色的方法，[xix]以研究社会中民族关系的协调发展和社会的良性运行的机制和规律。这就决定了，从目前来说，民族社会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在于：研究社会中民族及民族文化的形成、变迁和相互作用的过程及规律；探讨民族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社会互动的结构、过程及特征；研究民族社区、人口、教育和社会问题；研究民族政策和制度安排；研究和探讨民族地区的社会变迁和民族社会转型、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著书的主要内容涉及到：民族社会学的视野、民族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民族文化、民族社区、民族社会分层、民族社会关系、族际互动、民族生活方式、民族人口、民族教育、民族语言、民族政策、民族社会控制、民族地区宗教、民族地区社会问题和民族社会转型。很明显，如此的体例设定，是将民族社会学作为“分支”合理地架构在社会学这一“主干”上，著书的这种结构在同类教材中应该是全新的，也是富有创新性的。

中国社会学界中老一辈的社会学家都非常关心少数民族地区，他们当中的不少学者都在少数民族地区做过深入的调查和考察，流下了许多丰富的成果。著书清楚地认识到，忘记起点的学术是不能找到正确的轨迹的，因此，教材的编写既充分吸收了现有的相关学术积累的成果，同时也在此基础上很好地进行了拓展，成功地贯彻了学科发展中传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关系，其鲜明的学术追求不显自彰。

第二，本土化的理论探索

体例的创新和学术追求固然很重要，但在某种意义上说，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创新和追求得以建立的理论基础和由此所体证出来的学术生命力。郑杭生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从哲学转向社会学以来，在社会学领域身先士卒，一直致力于从社会学的视角总结自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直至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检视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审视经济全球化进程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二十年来，他先后提出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学学科本土化理论”和“社会互构论”等四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这些理论分别在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领域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学术影响，成为人们观察中国社会的不同视角。例如，“社会协调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还只是学术性语言，后来在90年代逐渐成为大众性语言，到了21世纪经过十六大，正式成为政策性语言。[xx]事实上，全面、协调、均衡、可持续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发展观即为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延续，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理论的符合国情的新探索和新发展。[xxi]这也使中国社会学成为对科学发展观和社会和谐思想的形成和提出做出贡献的主要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之一。

但诚如郑杭生教授所言，“作为一般的社会学理论，如果不能运用于作为特殊的分支社会学，那是没有生命力的，正如一种自称从实际中来的社会学理论，如果不能回到实际中去，就没有生命力一样。”[xxii]所以，如何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很好地交融于对民族与社会的关系的分析中，全面、综合、动态和科学地认识社会中出现的各种民族事象，既突出研究对象的民族属性以及它“与社会相联系和融为一体的关系”，[xxiii]又突出社会学在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中的特色和学科优势，就成为提升学科生命力的内在要求。

《民族社会学概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运用上述四种理论，主要是社会运行论和社会转型论的视角，来分析我国社会各方面的民族课题。在我国多民族共同生活的族际社会里，如何认识和研究民族社会转型的现状和困境，如何维持和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进而推进民族社会转型的顺利进行，就成为民族社会学理论的生长点。应该说，著书中的“族际社会的良性运行”和“转型社会的民族发展”、“民族文化变迁”和“民族宗教变迁”等章节到很好地体现了社会运行论和社会转型论的视角。就学科本土论而言，十多年来的现实影响说明：社会运行论和社会转型论是一种具有较明显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xxiv]所以，著书的这种探索和实践本身就是一种本土化的运用，是对国内已有学术成果符合中国国情的本土化运用。作为对经历巨大变化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社会互构论就是要通过对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具体研究，着力探讨我国社会转型加速期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结构和组织模式的转换和变迁，揭示这一总体进程的本质。[xxv]很自然，这种研究和探索必然也要将民族社会及其成员纳入民族社会学的学科视野。所以，如果说，教材中社会运行论和社会转型论的视角是相对明显的，那么，学科的本土化理论和社会互构论的视角则是隐含而不着意张扬的。这样，一明一暗的理论渗透和交织，实现了一般与特殊在中国社会与民族关系基础上的结合，既是对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对民族社会学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三，全球化的学术视野

郑杭生先生在论及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时，曾这样指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提法，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学仅仅是中国的，而是表明这样的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同时是具有世界眼光的。”[xxvi]很显然，《民族社会学概论》在中国化的理论探索中，也聪慧地融入了全球化的学术视野，著书适时地指出：“对于民族社会学来说，科学地揭示民族与社会、民族特色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是当前极为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xxvii]。著书在论及民族多样性、民族特色的发展与保护、民族文化、族际互动、民族社会生活方式、民族学校教育及其当代意义和内生化要求、民族社会转型等时都能以全球化的视野展开，这很大程度上增强了著书的厚重感和时代意蕴。

对于中华民族这样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多元一体的社会来说，目前，还“十分缺乏由我国学者编写、直接联系中国国情并比较系统的‘民族社会学’教材”[xxviii]，郑杭生先生也非常类似地指出：“现有的民族社会学方面的教材确实是太少了，特别是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社会学教材更是太少。”[xxix]应该说，这是对我国目前“民族社会学”教材建设现状的客观而又真实的描述。

笔者在这里想指出的是，我国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的不少学者一直在为民族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探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当然，这些地区自然也有发展民族社会学的有利条件。据笔者所知，早在六年以前，甘肃的相关学者就设定了较好的“民族社会学教程”的编写体例，而且他们在当时也着手和完成了教材的分工撰写工作，笔者也有幸参与了完成教程的实质性工作，但终因这样和那样的原因，该教材至今尚没有公开出版，这，不能不说是非常遗憾的。

系统理论的不足，研究对象的歧见，使得民族社会学的概念体系的梳理和研究框架的完善还处于不断的探索过程当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门应用性极强而又被现实所特别需要的学科，还不能有效地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因而，民族社会学的繁荣，有待在学科性质、对象、地位、基础理论等学科建设基本问题上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xxx]郑杭生主编的《民族社会学概论》无疑是这方面的一次有益而又成功的探索。令人欣喜的是，该教材已经作为30种二十一世纪社会学教材之一出版，并已成为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学学科指导委员会的推荐教材。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本既具有本土风格又融入全球视野的教材的问世，一定会促进和推动我国民族社会学的研究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