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韩国的社会转型

———论迈向竞争化市民社会的三种主要推动力

[韩]韩相震　吴玉鑫　译

内容提要：　对于当代韩国社会而言,在政治民主获得了某种相对强势地位的背景下,市民社会也正在趋于变成一个不同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并存且相互竞争的空间,这就是一种竞争化的市民社会。在推动市民社会性质变化的背后主要有三种推动力:社会学推动力、技术推动力和文化推动力。在这三种推动力的作用之下,韩国市民社会朝着一个更为健康和充满活力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　社会转型　竞争化市民社会　社会学推动力　技术推动力　文化推动力

何谓社会转型?

社会转型在不同的阶段可能意味着不同的事情,但是笔者主要倾向于把它看作充满冲突的一系列民主化过程。因此,笔者将首先提及与民主转变相关的三种不同的转型观点。然后,将基于近年来韩国的经历着力阐明何谓“竞争化”市民社会。最后,对社会转型的三种主要推动力进行说明,也就是转型的社会结构因素、技术因素和文化因素。

有关转型的第一种观点专注于程序民主。在此阶段,核心的问题是程序民主在多大程度上以自由、平等的竞争和选举形式得以巩固。转型意味着从某种形式的独裁政治转变为民主政治。这一转型过程的根据能够从考察人们的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等基本人权以及这些基本人权如何得到尊重和保证的事实中去寻得。对于自由出版和集会的权利以及公正司法,我们可能提出同样的问题。我们也需要密切关注诸如政党、选举和国会等这样一些代表制度以确认对权力的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是否很好地得以持续制度化。当我们对独裁主义压制人权和代表制度的粗暴现实表示反抗时,向程序民主的转型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有关转型的第二种观点专注于民主化的经济方面。在此阶段,核心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政治后果,而且更主要的是民主化的经济后果。这里,我们将面临两类问题:一是如何消除特权,这些特权原先是出于确保市场正常发挥功能而赋予如同企业联盟等的巨大的经济权力。这属于来自于独裁主义遗留下来的产物的历史性转型的一部分。二是民主改革的分配体。只有当民主能够为人民中尽可能多的人尤其是为那些在独裁统治中受到歧视的人带来利益时,民主才能持续地存在。在此基础上,一个广泛的民主联盟和团体得以建立。然而,世界上很多国家似乎已经走向了相反的方向。比如,在阿根廷,民主政体一直承受着大量的外债,同时全球化的负面后果带来了经济上严重的不平等。这促使我们形成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全球化背景下,需要强调社会正义和经济平等。

有关转型的第三种观点专注于市民社会的民主化。在此阶段,核心的问题不再是独裁政权的政治改革而是公民积极参与到诸如公共领域、公民组织和NGO、道德和文化传统以及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中来。如何评价转变之后市民社会的作用是一个未得到解决的问题。但是,就市民社会一直在为改变动员方式和抗议独裁统治提供巨大的能量而言,要想在积极的市民之间达成民主共识是相对容易的事情,而且这种共识被证明是非常强有力的。但是,在政治转型之后,换句话说,当政治民主重新获得其强势地位的时候,市民社会就会趋于变成一个竞争的空间,其中存在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甚至包括反动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想当然的习惯、风俗、惯例和规范作为日常生活中不可见的微观权力的符号基础深深地侵入人的主观意志。因此,考察社会冲突的模式和冲突过程中出现的断裂以及思考市民社会是否能够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从而通过理性商谈来进一步培育民主化就变得极为重要。这样看来,毫无疑问,市民社会所具有的提供开放沟通和理性商谈的能力对于民主化的进步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一个竞争空间的市民社会:韩国的经历

在民主化的不同阶段,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倾向于发生变化。当官僚独裁主义盛行时,国家很可能将把市民社会作为其附属品加以支配。但是,在民主转变过程中,市民社会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显示出它的反抗能量。当独裁统治走向衰弱而政治民主走向复兴时,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会显得变动不居。变动不居的含义在于:市民社会可被看作是政权的“防护墙”,或者是被看作一道“闸门”,通过它,变迁的压力被传递到政治系统。这实际上意味着市民社会在经历了政治转变时期之后倾向于变成一个竞争的空间。

回顾已有的研究文献,当肇始于20 世纪70 年代中后期的欧洲南部的民主化进程扩展到拉美、东欧和亚洲时,很多学者对市民社会发生变化的动力做过研究。所有对表达、言论和集会自由的压制都被看作是与独裁政权密切相连的。因此,市民社会被认为是对民主动力的一种保留。

不过,本文的目的在于对市民社会性质的变化进行分析。正如葛兰西的“职位之争”概念所暗示的那样,政治权力的民主传递是不够的。在这一衔接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涵盖了阶级结构、大众传媒、意识形态和公众情绪的市民社会可能构成实质民主的严重障碍。这种情形似乎更可能出现在那些与历史彻底决裂看起来并不现实的国家中,因为,作为民主化的受益者,那些沾沾自喜于其既得利益的人仍会在市民社会中施加强烈的影响。而且,在政治转变之后,隐藏在压迫性政权背后的不同要素开始涌现:权力取向的私人关系、集体性的自我中心主义和保守思想。因而,与前民主运动相比,市民社会变得越来越具有异质性。而且,它会在意识形态、情感和社会运动等方面展现出自我冲突的一面。换句话说,不确定性和流动性增加,日益使得市民社会成为一个竞争的空间。

韩国的经历能够很好地证明上述观点。韩国可能呈现出一种民主转变的次序演进模式,这一转变是由大量的中产阶级支撑的,而这些中产阶级是作为经济快速发展的后果产生的。当我们对1987 年、1992 年、1997 年和2002 年这较近的四次总统选举结果进行考察时,这一正在持续地发生的转变就可以被很容易地加以确认。在1987 年的第一次选举中,由于两位文职领袖相互竞争使得具有军事背景的候选人获胜。但是,在经历了5 年的军事统治之后,1992 年的选举产生的是文官总统。随后,1997 年第一次实现了权力从执政党到反对党的和平转移,从那时起,程序民主就在韩国政治土壤里牢固地扎下了根。进而,在2002 年的选举中,以前一直无法明确界定的公民权以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得以明确表达,即通过民众的志愿运动以及年轻的网民通过互联网进行动员,由此推进了权力从老年一代向年轻一代转移。而2004 年4 月的大选通过把大多数席位让与具有改革倾向的开放国民党进一步加速了这一代际转移的进程。

更具体地讲,韩国的经历可以按照1987 年前后出现的历史性转折加以考察。此前的15 年已经经历了典型的官僚独裁体制,其历史根源甚至可以追溯到20 世纪上半叶的日本殖民统治。但是独裁政权在1961 年的军事政变中出现了高涨,并在1972 年10 月被朴正熙总统在维新制度框架内加以巩固。这一政权具有两个看似冲突的诉求:维护一种高压统治制度与通过发展增长型和出口型经济建立一个富强、繁荣的国家。至此,总统选举和大选被中断,民意被扭曲。总之,程序政治民主遭到破坏;国会和政治党派被排挤到了政治的边缘之处;军队控制下的情报部门对市民社会进行了严密的控制;持不同政见者遭到残忍的迫害和惩罚;国家安全和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公民被迫保持沉默。然而,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在与防卫军官以及在政府的保护下产生的经济企业联盟的共同合作下,经济计划官员和官僚们对经济的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对于1987 年之后的又一个大约15 年,我们已经经历过民主化时期,期间有四次总统选举。最有意义的选举可能是1997 年的那次选举,因为,在历史上,政治权力第一次从执政党转移到了反对党,产生了金大中政府。从此以后,政治发展似乎确保了程序民主的稳固确立,公民组织和各种各样的NGO 也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进步。

然而,长期以来,国家权力和经济组织一直都是结合在一起服务于当局者的既得利益的。只是随着民主化的发展,一些变化的迹象才开始为人们所感觉,政治派别也是如此。一个有力的佐证是金大中总统纠正社会断裂和政治断裂的努力,加上他出台的针对保障穷人生活基本权利、妇女在劳动市场中的参与权利的改革政策以及为增进韩国人内部和谐与合作的通婚政策。众所周知,当时金大中总统正竭尽全力地应对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危机却出人意料地为韩国打开了一条通往社会经济结构改革的广阔道路。要不然,这次改革最终很可能与日本遇到的情况一样棘手。因此,全球性标准几乎是在没有遭遇到任何阻挠的情况下被引介进来,并被用于经济企业联盟和银行以消除曾经给予他们的特权。这样一来,独裁政府与商业企业之间存有问题的结合就开始被解除。同时,民主政体面临着改进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迫切需求以便应对急剧涌现的失业和城镇贫困问题。

尽管国家权力和经济组织之间的这一分化已经出现,但是,由于前者只是一个代表少数人的政府,因此,改革面临着来自动员着不同资源的强势的经济组织联合体的非妥协性抵抗。这就产生了一个重要问题:一方面是不同级别政府运作中权力的正式的和官方的循环,另一方面是通过在经济组织支撑下形成的与地域性断裂和意识形态断裂的不同联系加以运作的非正式的和实质性的权力循环,那么,我们应如何来看待这两者的关系呢?

从相关历史背景来看,2002 年的总统选举极其富有意义,因为年轻的一代发起大众运动来支持政治改革。他们这是第一次以具有很好的公共意识的决定性的重要政治力量而出现的。由于他们提出了一种崭新的沟通技术即互联网,因此能够与保守的媒体、文化和社会相抗衡。他们支持并不代表少数人利益而是强烈主张政治改革的卢武铉。在选举日当天,年轻人借助互联网和手机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大规模的自愿性沟通和动员,卢武铉最终赢得了竞选。

此外,事态通过2004 年4 月的大选进一步向前发展。由于深深地被占据国会超过三分之二席位的保守的反对党提起的总统弹劾法案所触动,年轻一代再一次团结起来抗议国会的权力。他们看到了隐藏在违背民众意愿的国会决策中的民主即将出现的危险, 并且他们因此在2002 年的总统选举中被广泛地动员起来。这意味着保守的反对党不仅再次失去了总统选举而且也失去了对国民集会的控制权。

这一朝向下面笔者将很快会提及问题的状态:政治民主的前进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平稳进步在今天的韩国看似已经在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民族倾向和全球倾向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平衡。而且,对这两种发展的交互分析显示出奇怪的事实,即人们越是倾向于认为自己具有改革倾向,就越是趋于全球倾向而不趋于民主主义倾向,而且这与年龄、教育、收入、居住地等这些基本变量无关。由于改革派人士长期被视为具有民主主义而不是全球倾向,因此这与过去想当然的假定恰恰相违背。不过,韩国的市民社会已经急剧地变化成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剧烈竞争而不是结构上平衡的市民社会,由于这样一些事实的存在,因此,这一假定是正确的。

社会学推动力

上面已经提到,笔者将区分出竞争性市民社会中的三种主要原动力,它们对形塑社会转型的模式具有重大影响。它们是: (1) 作为社会转型主要参与者的具有改革倾向的中产阶级的作用的扩大; (2) 作为一种替代沟通方式的互联网; (3) 文化变迁的后常规逻辑。第一个方面指的是在竞争性市民社会中起作用的社会学的或社会结构的推动力。社会转型因此可被通过这样的方式加以解释,即辨别出支持改革的主要参与者,也就是区分出那些有能力挑战和改变经济组织的中产阶级。第二个方面指的是技术推动力,它是和社会沟通方式有关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当这些社会学背景和技术背景结合在一起时,将会形成强大的协同效果。第三个方面指的是要求对想当然的假定和态度进行话语检验的文化推动力。沟通和信息的全球化固有地倾向于培育这一话语检验的过程。如果我们考虑在市民社会中发挥作用的这三种推动力,比如,近来在韩国出现的烛光游行并不是简单地表明一种反美情绪而是一种新的由社会学的和技术的背景所支撑的道德发展,那么这就意味着韩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具有一种合理性的和系统性的基础。

笔者将首先对社会学推动力加以考察,核心的问题与引领市民社会的主要参与者有关。简单地讲,人们可能会认为,在独裁统治下的经济繁荣期间,保守的中产阶级在引领市民社会的过程中是最具影响力的。但是,这一情形在今天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显而易见了。相反,人们也可能极为合理地认为,具有改革倾向的中产阶级已经在数量上明显增多,因此,他们今天至少具有和保守派同样的影响力。照此看来,笔者打算关注在20 世纪80 年代引领民主化运动发展走向的那些人的特征①。他们现在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在IT 产业和许多其他相关领域扮演着领导角色。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奋斗,他们在20 世纪80 年代和90 年代一直坚持民族的民主,并为公民参与传统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②。韩国许多较大的NGO 在他们的领导下已经形成并一直处于他们的领导之下。此外,他们一直在推动与IT 革命相关的风险行业的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充当先头部队,他们始终积极参与政治意义显著的网络激进主义。

对他们所做的深度分析显示出许多有趣的现象。首先,由于他们在20 世纪80 年代的政治抗议的文化中长大并走向成熟,因此他们一直维持和共享着一个作为改革倾向的社会力量的集体性认同。其次,他们把自己视为“人民”或“草根”的一分子而不是经济组织的一分子。第三,他们倾向于从对大众权利和福利的热切关注的立场而不是从支持一小撮权力精英利益的立场出发来看待历史和社会。第四,借助广泛的社会视野,在面对诸如妇女、外国劳工、残疾人、穷人、囚犯、同性恋、社会主义者等社会弱势群体( social minorities) 的情况下,他们能更好地理解自身所处的境遇。他们努力地包容而不是排斥这些弱势人群。第五,面对一些力量强大的国家,他们能够保持其民族主权感而不是采取屈从的态度。第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