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文化变迁的内容与特点探析

———评特里·N1克拉克主编的《新政治文化》

焦若水,夏建中

　　摘　要:在西方学术界,政治文化正在经历从“阶级政治”的文化向“新政治”文化的转变。新政治文化的主要特点包括社会和财政问题、市场和社会个人主义、福利国家政策、市民参与、等级制政治组织的式微、阶级和传统政党政治的瓦解、公民力量、平民主义领袖、市民参与和社会资本的兴起、城市娱乐、全球化背景下的消费和旅游等。克拉克主编的《新政治文化》一书对这种变迁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值得我们研究政治文化时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新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变迁;特里·N1克拉克

在社会学家看来,政治文化主要指的是那些界定和帮助一个社会的政治权力系统合法化的规范、价值观和象征符号等。而政治文化的研究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阿尔蒙(Gabriel Almond)和沃巴( Sidney Verba)的名著《公民文化》,就是对多个更加进行比较的经典之作,展现了文化与政治是如何相互影响而发展的。因此,近年来在欧美学术界正在产生越来越大影响的新政治文化研究的出现,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这一新的研究将现代政治由“阶级政治”走向“新政治”的历史性转变做出了精彩的论述,在西方政治学与社会学研究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新政治文化不但为我们了解西方国家政治演变的潮流与历史方向,借鉴西方社会学关于政治文化研究的理论进展开辟了全新的视野,而且其方法上的严谨与精巧之处对于社会学研究的启示与价值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一、为变迁的新世界绘制政治文化地图

如果将经典的社会学看做是以现代性研究为核心展开自身的话语与理论建构的话,那么,在当代社会学中,这一议题又有了新的进展,后工业社会、网络社会、信息社会等概念在当代社会学中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成为规制人们日常生活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力量,在不自觉间,全球化将这些议题扩展开来,使得社会学的论题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可以说,引领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潮流与风向的,正是对发生变化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做出恰当解释的那些理论探索的先行者。客观而言,对于变化了的政治现实的解读,长期以来笼罩了过于浓重的左右之争与意识形态的色彩。安东尼·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这样一种简单化的论述框架,使得研究在一种更为宽广的视野中展开,从而将更多影响政治实践的共性因素与个性要素结合,对于理解当代政治实践给出了相当有价值的见识。在很长时间内,吉登斯理论的成功使其研究的方法与视角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都颇具影响力,抽象而综合的叙述风格、面向现实的研究取向、由理论到理论的精巧建构,深深地影响着当代民族国家与政治研究的发展。然而,欧陆传统的理论固然能给予我们理论思考的灵性与启发,但众所周知的是,在社会学重镇移师美国后,特别是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社会学实证主义传统给当代社会学研究贡献了新鲜的空气,我们就不能不关注政治文化在美国研究的进展。

看似某种巧合,同样是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以其鲜明的实证主义研究特色为我们展现了以社会学所见长的定量方法研究政治文化的精彩之处,而领衔这一研究的则是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国际社会学会城市社会学分会会长特里·克拉克( Terry· N. Clark) 。他主编的《新政治文化》英文版于1998年由Westview出版社出版,中译本于2005年在国内出版。《新政治文化》一书对当代政治文化变迁进行如此整全而又科学的研究,新政治文化应该是开了风气之先。正如著者所言,“政治文化隐含着一个独特的理论和方法论。首先,我们把它看成渗透到人们政治生活的一种视角。其次,对分析师而言,政治文化指的是模式化的价值和规范,这些价值和规范是可以用多种方式计量的,比如调查数据、田野调查、文献阅读、内容分析,话语分析等等。我们发现,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拥有一套相当有用的相对的核心概念；不过,当他们走极端,否认科学与系统证据的合理性时,当他们抹杀过去的成果时,我们和他们的意见就分道扬镳了”[1]86。正是在这样的研究思路下,新政治文化经由3个总体的理念(衰落的等级架构、资源的民主化、变化之中的结构条件)展开,将其扩展为7个核心要素,又通过对具体的22个命题的证明组织起来。支撑新政治文化庞大的理论架构的,不是虚空的理论研究或模糊的舆情研究中的资料,所有的命题是建立在对通过FAU I项目在全世界35个国家、7 000多座城市的数据科学严谨的分析之上的。

    那么,什么是著者所指称的新政治文化呢? 新政治文化不是一个概念化的名词,书中并没有给出确切的定义。在著者看来,“新政治文化是一个理想中的类型,就像资产阶级这个类型一样。具体的、个体的公民和领导人千差万别,但他们都能够和这个类型匹配。我们并没有把新近的政治发展动态一网打尽。我们关心的并不是解释一切的新动态,而是解释那些基本的要素,能够做出分析的要素”[1]87 。在将这一理想类型推向可以用社会学方法验证的研究路径中,新政治文化不是直接通达到具体的命题,连接新政治文化这一抽象概念与政治实践的,实际上则是现实中社会、经济与政府层面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有三大力量促动新政治文化的发生,即经济因素上的市场个人主义,社会因素中家庭缩小和教育发展所带来的对个人和群体变异更多的宽容。从广义的角度讲,“新政治文化”的研究包括“新政治文化三部曲”:《都市革新》(克拉克, 1994) 、《后工业社会里的公民政治》(克拉克、雷姆佩尔, 1997)与《新政治文化》(克拉克、文森特·霍夫曼- 马丁诺编) ;另一批成果则直指研究的主题,构成了城市政策挑战丛书,共包括20余部著作、200多篇文章。作为总结性论述的《新政治文化》一书,对新政治文化变化的七大主要领域进行了揭示和分析。它们包括:社会问题和财政问题、市场个人主义和社会个人主义、福利国家政策、市民参与、等级制政治组织的式微等。在中文版的序言中,作者进一步指出了新政治文化新的变化特征: (1)阶级政治和传统政党政治的瓦解; (2)公民力量、平民主义领袖、市民参与和社会资本; (3)全国性政治; (4)正在拓展的领域:向政治恩庇主义猛攻; ( 5)深入研究微妙的进程; ( 6)把城市作为娱乐机器:消费、文化道德教谕式旅游; (7)全球化、消费、具有讽刺意义的距离和个人身份[1]3 - 11。

　　二、新政治文化“新”在何处?

新政治文化是对西方政治生活中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的论述,实际上,作为论述结果展现的论著本身就具有相当崭新的价值,不但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崭新的新政治文化在西方政治现实中的浮现,而且具有相当崭新的理念。

1. 新政治文化内容之新:从历史哲学的观点来看,事物的意义只有在后续的历史进程中才能得到确定,那么,时隔十年之后再来评价新政治文化的诸种主张,可以发现,世界各国和地区政治,特别是西方以外朝着工业/后工业社会发展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量鲜活案例很好地呼应了著者的观点,比较准确地体现了新政治文化所提出的政治生活中的发展趋势。新政治文化对传统的阶级政治与恩庇主义(Clientism)所做的批判,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科学关于政治实践的研究图景,研究者深入细致地对政治生活中的后工业社会中的意识形态、福利政策、政党、地方官员、市民参与等各个层级上所发生的变化做出了全景式的论证,并从中提炼性地概括出一种“新政治文化”的出现,为我们揭示了在各个层级上西方后工业社会中政治图景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在新政治文化的分析中,不但有建立在大量数据之上的客观分析,也有在理论上的深入反思。“尽管经济已被非政治化,文化却被高度政治化了⋯⋯在美国,就基

本的经济政策而言,民主党和共和党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现在,主要的政治差别集中在文化形式上,而非经济问题上。”[2]的确,克拉克所指认的新政治文化与我们对政治的认知和区别紧密联系,他对于阶级政治与新政治文化的区分,与我们对于解放政治( emancipatory politics)与生活政治( life politics)的区别相一致,“解放政治是一种生活机遇的政治,而生活政治便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3]。但是与这种指引式的理论阐释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就是新政治文化的论述全部建立在对政治生活实践细致入微又科学严谨的解读之上。

2. 新政治文化理念之新:与普特南那样对市民社会正面价值几乎毫无保留的赞美也相当的不同,新政治文化的主张者在对达致社会政治形成的各种复杂因素,尽量保持着社会学对于“社会事实”研究价值无涉的诉求。与吉登斯也有区别,克拉克并不主张新政治文化在道德或政治上是好是坏,而是从源头上追溯了新政治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并力图客观地阐释其在全球不同环境中的表现。而这种在价值上的无涉实际上也表征着研究者的某种主张,因为,他们看到,整个社会政治的文化是一个互相联系和作用的网络,任何一种因素最终“善”与“恶”价值的达致都是在彼此的相互作用中实现的。同样的因素,在不同的传统和社会环境中,往往有着截然相反的表现和作用。而这样的警醒,显然是有着极强的价值意蕴的。从新政治文化可以看到,对政治生活的理解,并不必然经由意识形态、党派这样一些认

知途径,相反,社会结构中所发生的变化对于政治生活有着更为根本的影响。

    3. 新政治文化方法之新:长期以来,文化、时间、空间等一直是社会学家头痛的字眼,的确,这些巨型词语经常会挑战研究者的智力,属于那种不问时明白,问的时候难以回答的问题。就文化而言,斯诺曾将其区分为两种:科学的文化与人文的文化,在社会学的研究传统中,对于文化议题的研究实际上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社会学倾向于提供一种科学式的对于文化的解读,但是如何从对文化的界定开始就开始充满争议,更不用说提供一个纯熟的操作化框架,而对于人文的文化,社会学不但难以和文学、历史与艺术的生动展示相抗衡,而且在很多方面明显逊于人类学的出色表现,回顾西方社会科学界关于社会变迁的研究,虽然对后工业社会、网络社会、信息社会这样一些词语耳熟能详,但是对于我们精确地认知整个西方工业社会的变化只是提供了一种认知的框架与方法,并没有对政治与文化做出详尽的解释。用米尔斯批评的话来说,“作为宏大理论家,他们从来没有从更高的一般性回落到他们所处的

历史的、结构性的情景中存在的问题”[4]。新政治文化则避开这样一种研究缺陷,相当纯熟地选择当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变化对新政治文化进行操作化的测量与观察,令人信服地提供了解释当代西方宏观、中观、微观政治生活的分析框架,其中对于测量指标的选取、对于数据分析的精细、对于数据分析与理论建构的对应,多有值得称道之处,我们或可以不同意作者的观点,也尽可以对其所谓的新政治之新是否提出怀疑与批评,但是,新政治文化研究中所体现的对方法精细的追索却无论如何是我们研究时值得特别借鉴的。

　　三、走向新政治文化分析的研究历程

纵观新政治文化对全世界主要工业社会政治实践的综合研究,可以发现,从新政治文化的理论中,不但政治文化与都市政治的种种理论都收纳其中,而且将来自全世界7 000多座城市的海量数据所呈现的政治现实尽收眼底,通过精巧的方法设计,庖丁解牛般地将西方政治文化纷繁复杂的种种变迁用明晰的主线勾勒出来。分析这一庞大理论的建构与论证过程,对于评价新政治文化的得失及其研究的价值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1. 在多重视野中勾勒新政治文化的图景:都市政治与城市治理的变迁是许多社会科学研究所关注的重要问题,新政治文化项目的研究人员来自全世界35个国家、多达550人,使得该项目成为全世界研究地方政治的最具广度的项目,如此庞大的研究团队,来自各个学科与知识文化背景中的研究人员,使得新政治文化的设计、调查、分析与研究最大限度地整合了关于政治文化研究的成果。我们可以看到,新政治文化的理论总结中有很多我们相当熟悉的痕迹,网络社会、后工业社会、沟通理性、知识社会、信息社会以及将社会视为一个由知识、权力、沟通的集合的网络的观点都在新政治文化的22个假设中得到了完整的体现。不同的是,当这些变化在新政治文化中再现的时候,已经超越了作为社会变迁的一种侧面的位置,而是在作为整体的新政治文化中恰当地找到了自己应有的位置,换言之,作者并不想为我们绘制一张平面化的政治文化地图,只是将一种或几种政治文化的变迁纳入其中,而且相当立体地将西方政治生活变迁的各个方面完整地勾勒出来,从而揭示出西方政治文化在长时段中所发生的实际变迁走向。

2. 全球视野与比较研究双重架构:考虑到“许多狭隘的理论只考虑一个课题或一个国家,它们做出的回答在一个环境里准确有效,在其他环境里却行不通⋯⋯新政治文化的命题总体上可以给重大的变革提供一个理论框架,与此同时,每一个命题又可以单独得到印证”[ 5 ]。新政治文化将立论的基础与研究的方法建立在跨国比较研究的方法论革新上,项目的资料来自世界各地的60 000位公民和7 000座城市,在研究中,不但追求构建具有普遍说服力的一般理论,从而将个案所具有的“噪声”给予压缩,同时,也对具有独特价值的研究个案做了恰当的关注,从而使理论的解释能力大大增强。卡斯特在其信息时代三部曲之认同的力量中提出了一个问题:欧洲政治正在“美国化”? 卡斯特的回答非常有趣:非也,是也[ 1 ]374。克拉克在论证美国政治是否有“欧洲化”的倾向时,也同样有趣地做出了类似的回答,但不同的是,通过全球范围的比较研究,新政治文化似乎已经找到了回答问题的初步答案。菲利普·瑟尔泽尼克( Philip Selznick)认为,“当理论研究被置于一个特定的历史结构或事件的中心时,理论研究就总是危险的。这是因为研究所关注的两个方面始终存在着紧张关系,一方面想抓住和阐释调查所得到的所有历史材料,另一方面又特别想导出抽象与一般的关系”[6]。新政治文化将其主要的注意力放置在对西方城市特别是城市领导人的研究,尽管数据的来源如此广泛且比较研究的思路贯彻始终,但是将这样一种新政治文化推广到更为广阔的实践中时,仍然有必要保持一定的警惕。

3. 定量分析与定性研究恰切结合:翻阅几乎新政治文化的每一章节,都会看到问卷调查、访谈记录、田野调查、文本阅读、内容分析、话语分析方法的有效运用,新政治文化的研究项目数据库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时,已经含有20多个国家7 000多座城市的资料,数据库的总量达到惊人的1 000兆比特。从研究的最终成果来看,研究既没有被海量数据所淹没又没有脱离数据凭空构建理论,而是在数据的收集、测量与分析上与理论的构想、假设与结论一一对应,有理有据地为我们糅合成一幅多彩的西方后工业社会政治文化地图。值得一提的是,新政治文化还通过网站将研究的数据与研究成果的绝大部分公布出来(参见“财政紧缩与都市革新项目”网站) ,为学术界创立了一个很好的开放式学术共享空间,促进了对于新政治文化的深度解读。

4. 案例研究与理论建构相得益彰:作为一项比较研究,在新政治文化中有大量生动的案例通过补白和附录的形式出现,理论不再显得枯燥而没有解释力,而案例也不再是孤立与互不相关的现实,相当具有说服力地证明了论者提出了各项假设与理论。的确,理论不是以抽象见长,比起很多纠缠于宏大叙事的传统理论与哗众取宠的种种后现代社会理论,对于社会现实的分析,该书既没有躲避社会现实发生的深刻变化,也没有笔走偏锋以解构的刀锋无情地割裂传统与新政治文化之间复杂的联系,而是力图在大量的数据和案例的比较中寻找对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的深入说明,以设问的方式为研究建立框架,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如本书第三章,将对东欧各国共产主义瓦解与意大利、日本、美国、法国等国家的政治事件结合在一起,通过众多案例之间的比较,说明了“世界范围内政治体制的变化包含了新政治文化的重要元素———对等级体制的反动、新政党和新问题的兴起、恩庇主义的削弱、脆弱的新领袖的出现”。

　　四、结语与讨论

正如西方谚语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