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主维权运动：产生原因及动员机制

——对北京市几个小区个案的考查

张磊

提要:本文采用社会运动理论中的资源动员、政治过程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研究中国城市的业主维权运动。笔者将宏观的利益集团社会政治视角与中、微观的维权运动动员机制结合起来,考察影响业主维权运动的主要因素。笔者在北京市小区维权案例中发现,在房地产开发和物业管理领域,以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为主体,包括房管局小区办、地方法院和街道办事处等相关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在内的、一个具有分利性质的房地产商利益集团已经形成。该集团的强势地位,使开发商和物业公司敢于普遍而广泛地侵害广大业主的合法权益,这正是业主维权运动兴起的深层原因。维权骨干和积极分子的领导、业委会的建立、业委会的有效动员、适当的策略、业主丰富的资源,是业主组织起来,击败房地产商利益集团,取得维权胜利的核心因素;这五个因素构成了业主成功维权的中、微观动员机制。

关键词:业主维权运动　房地产商利益集团　资源动员理论　正当权益 合法化　动员机制

一、导　言

        1978 年后,中国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各项社会和福利改革也相继展开,住房市场化就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体制改革。在不到20 年的时间里,我国的房地产业和住房建设、分配、管理制度迅速发展,新式商品房小区急剧增加,物业管理到90 年代中期后已经辐射至全国各大中城市。

        在新式小区和物业管理在城市中迅速扩展的同时,物业问题在各大城市中大量出现。在北京,物业纠纷不仅在数量上有上升趋势,而且矛盾冲突也有不断升级的迹象。从“中国第一商城”、“九龙花园”、“现代城”、“鹏润家园”到“天通苑”,一件件“业主被打事件”被制造出来。（注1）业主大规模的集体上访事件也开始出现。物业管理已经成为北京乃至中国城市中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它造成了社区秩序的混乱与不安定,严重地影响到业主及其家庭的正常生活,政府、开发商和物业公司的很多精力也被牵涉进来。根据中国社会调查所2002 年对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的一项专门调查,有近90 %的居民对物业管理不满意(李浩明,2002) 。该所2004 年在全国进行的“霸王现象”认知度调查结果显示,在公众心目中, “房地产和物业”居于“霸王现象”行业排序的第二位,仅次于“电信”(中国社会调查所,2004) 。

        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北京市的很多小区爆发了业主维权运动,但是维权活动十分艰难,成功维权的案例几乎是凤毛麟角。因此,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是:业主维权运动产生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哪些因素影响到业主维权运动的成功? 缘何取得成功的维权运动较少?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一) 既有研究

        随着业主委员会(简称业委会) （注2） 和物业管理的出现和发展,很多学者开始关注这类新事物。曹锦清、李宗克等在1999 年对上海市徐汇区康健街道物业管理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调查, 并撰写了研究报告(2000) 。张静(2001a) 分析了业委会这个自治组织的性质、业主和业委会的关系,以及业委会对今后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关系的影响,指出,业委会的出现可能意味着一种社会基础关系结构的根本转型和一个“新公共空间”的出现。笔者( 张磊、刘丽敏, 2001/2005) 和夏建中(2003a) 则从小区业委会运作的具体案例入手,考察了物业运作的市民社会性质。姜朋(2004) 从法学的视角审视业主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之间的关系,认为将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纳入居委会的名下很难从法理上说服人。毛寿龙(2003a 、2003b、2004) 从公共管理角度指出开发商和相关政府部门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分析了国务院新颁布的《物业管理条例》对业主维权的不利之处。

        以上学者已经就业委会和物业管理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但是对于业主维权运动产生的深层原因、业主维权运动的动员机制等重要问题,至今尚没有深入的研究。

        (二) 研究思路和研究意义

        业主维权运动是业委会或者维权小组（注3） 为了维护业主的合法权益,组织业主与开发商和物业公司进行的斗争。在业主维权活动中,业委会和维权小组对业主的组织和动员现象是非常突出的,业主维权运动带有鲜明的社会运动色彩。笔者尝试着使用社会运动理论中的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理论,并配以利益集团理论,来分析中国城市中的业主维权运动。

        利用已经得到充分发展的西方社会运动理论来研究中国当前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不仅有助于解决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而且可以此检验、丰富和发展社会运动理论。与下岗工人的集体行动和农民的集体上访不同——这两个群体都是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业主的维权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市民社会的中间阶层的社会运动,通过对业主维权运动的考察,不仅对中国城市物业管理的正常运作和新的社区秩序的建立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而且对于研究中国市民社会的社会运动特点,以及中国新的城市社区政治的特点也大有裨益。

        (三) 社会运动理论

        早期的社会运动研究比较注重探讨导致社会运动或革命发生、发展的宏观机制,赵鼎新(2005) 将其简要地概括为变迁、结构和话语三大视角。20 世纪60 年代以来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理论更关心社会运动动员的中观和微观机制,着重考察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动员过程和结果。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理论的新传统发轫于奥尔森(Olson ,1965 ;奥尔森,1995) 的名著《集体行动的逻辑》,该书将学者的目光引向集体行动的理性方面。在奥尔森的“搭便车”和“选择性激励”等观点的基础上,麦卡锡、扎尔德、亚当、梯利(C. Tilly) 等学者发展出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理论。例如,麦卡锡和扎尔德(McCarthy &Zald ,1973) 指出,美国20 世纪60 年代社会运动的增多,不是因为运动者的相对剥夺感变得强烈,而是由于社会运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可以利用的资源增多了。亚当(McAdam ,1982 :ch. 2 - 3) 用宏观的社会经济角度变迁、扩大的政治机会结构、内生的组织力量和认知解放四个主要因素解释美国黑人反叛运动的出现。

        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理论主要从政治机会结构、运动动员结构、运动文化和运动话语的形成,以及运动与新闻的关系四个大的研究方向,对社会运动的动员和组织过程展开讨论。例如,古德威和斯考克波尔(Goodwin &Skocpol ,1989) 用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力、国家对政治力量的宽容度和国家行政、军事力量的官僚化程度三个维度来解释当代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曼(Mann ,1993 :ch. :17 - 18) 通过国家的性质和国家对工人运动所采取的态度和手段的不同,来比较历史上英、法、德、美、俄工人斗争策略的不同。斯诺等(Snow et al . ,1980) 指出了社会运动组织的网络对于社会运动动员的重要性。古德(Gould ,1991)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区分了社会运动组织的正式网络和非正式网络,发现二者在社会运动动员过程中互相交织,共同发挥作用。斯诺等(Snow et al . ,1986) 提出框架联合(frame alignment) 概念,并将之分解为框架沟通(frame bridging) 、框架放大( frame amplification) 、框架扩展( frame extension) 和框架转型(frame transformation) 四种子策略,以说明文化和认同因素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作用。莫劳切(Molotch ,1980 :71 - 93) 概要地讨论了媒体与社会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甘姆森和莫狄葛兰尼(Gamson &Modigliani , 1989) 在研究战后美国民众的反核运动时,强调了新闻媒体的话语转变对于大众舆论变化的影响。

        在社会运动领域,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理论至今仍居统治地位,但受到了很多批评,因为它忽略了对社会运动发生、发展的宏观因素的考察。对此,包括梯利和扎尔德在内的一些美国社会运动理论界的学者,对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理论的研究范式进行了反思,尽管他们仍然坚持该范式,但已认识到了自身分析框架在宏观视角上的缺失(莫里斯、缪勒主编,2002) 。赵鼎新(2005) 特别指出,政治机会结构这个概念不能代替对社会运动宏观机制的考察。其实,已有学者在进行这种努力了,例如,克瑞尔思(Kriesi ,1996) 比较了不同国家的同一社会运动的组织结构和发展路线的不同。赵鼎新(Zhao ,1998、2000) 利用国家—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解释学生运动的话语和行动的传统主义特征,以及生态环境在动员中的核心地位。本文在分析业主维权运动时,也尝试着整合社会运动研究的宏观范式与中、微观范式。

        (四) 利益集团理论

        笔者发现,利益集团在中国城市政治中的作用日益突显,并对业主维权运动有重要影响。如果不考察利益集团的问题,就无法深入、准确地把握业主维权运动产生的深层原因,也无从理解业主维权机制。因此,除了使用社会运动理论外,本文还使用了利益集团的分析框架。这里先对利益集团（注4） 理论作一个简短的梳理。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是美国政治体制的产物,也是当今美国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而言,美国学者对利益集团的研究比较充分。（注5） 早在美国建国初期,麦迪逊(载汉密尔顿等,1980 :45) 就提出了集团政治理论。进入20 世纪,利益集团理论出现了繁荣。本特利(Arthur Bentley) 、杜鲁门(David Truman)等学者发展出多元主义利益集团政治理论。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给利益集团以积极的评价,认为利益集团是美国民主过程中基本的和积极的成分、是个人政治参与的工具、是个人和大范围的国家政体之间的中介、是领袖和公民之间的联系媒介。

        与多元主义相对立的是精英主义理论。精英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精英控制着美国的政治和重要决策;利益集团具有狭隘性,这种狭隘性导致了政治冲突和政治参与的狭隘性;利益集团的影响明显倾斜于上层阶级和企业利益,而忽视了穷人和社会地位低下者的利益(谭融,2002) 。在反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家中,奥尔森的“分利集团”理论特别值得关注。,奥尔森(2001) 把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因或根源聚焦到分利集团上,认为分利集团（注6） 阻碍了经济社会发展。

        多元主义与精英主义集团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争论是,利益集团的存在是促进了美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和民主,还是损害了美国的公共利益与民主。对于美国社会而言,利益集团政治的利弊都存在,只是在某一时段内,是利大还是弊大的问题。笔者在研究北京业主维权运动时发现,在中国目前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利益集团更多是以分利集团的形式存在的,其作用也更多是负面的。奥尔森有关分利集团的论述对分析中国的利益集团具有特别重要的借鉴意义。

        目前关于中国城市中的利益集团研究还很少,但是国内一些研究已经开始涉及利益集团的问题。孙立平等(1998) 提出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总体性垄断集团,认为这些垄断集团在短时间内迅速地聚敛巨额财富,把握经济生活的命脉,并且开始对政治生活形成重大影响。其实,总体性垄断集团的概念与孙立平关于中国的总体性精英和总体性资本等概念是一体的,都指称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中出现的“不落空”阶层(孙立平,2002a 、2003、2004a 、2004b) 。李强(2000) 将当今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区分为四个主要社会群体,即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这里的利益群体对应于社会阶层,并非指本文意义上的利益集团。邱泽奇(2004) 在分析市场经济改革造成了中国当前社会分层体系的变化时,也使用了“利益集团“一词,其含义也是指社会阶层。

        很多经济学者和社会舆论家都讨论过当前中国经济领域中存在的垄断现象,有些垄断集团和企业的性质确实属于利益集团,但很多垄断现象与利益集团政治也存在着很大的区别。罗金生(2003) 讨论过中小银行中的利益集团与制度变迁问题,但仅仅限于金融领域;而且,他主要分析中小银行制度如何变迁,对利益集团只是泛泛而谈,没有给出金融领域利益集团存在的证据和数据、利益集团的构成和性质,及其如何参与或影响了中小银行制度的变迁等。

        概言之,以上学者就中国的利益集团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但是这些讨论不够清晰和具体,有关利益集团的很多问题仍然需要澄清和深入研究。例如,中国社会中是否存在利益集团或者说分利集团? 利益集团是如何形成的? 这些利益集团具有什么样的性质与特征? 下文,笔者将具体探讨房地产和物业管理领域中的利益集团现象,深入分析房地产商利益集团的方方面面。

        (五) 本文的分析框架

        在中观与微观层次上,笔者使用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理论来分析业主维权运动,考察运动领袖、组织、动员、策略、运动参与者与支持者的资源以及媒体对社会运动所起到的作用,从而检验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理论是否可以用来分析中国城市市民社会的社会运动。

        前面已经阐述过,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理论忽视了宏观层次的社会政治现象,所以笔者在使用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理论的同时,将纳入利益集团的宏观社会政治视角——取代对政治机会结构的考察,把中、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结合起来,考察业主维权运动产生的深层原因和动员机制。

        (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