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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杭生 杨 敏 关于社会建设的内涵和外延——兼论当前中国社会建设的时代内容  
  作者:郑杭生,杨敏    发布时间:2008-09-19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关于社会建设的内涵和外延

——兼论当前中国社会建设的时代内容

郑杭生* 杨 敏*

原载于《学海》2008年第4期。

[   ]  在转变社会与自然、社会与个人付出双重代价的旧式现代性的发展方式,推进以人为本,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新型现代性实践的过程中,社会建设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建设的基本内涵可以理解为,在社会领域建立和完善对各种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进行合理配置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以及处理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创新机制。社会建设的外延从广义上说,是指包括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各子系统在内的整个社会大系统的建设;从狭义上说,着重是指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子系统并列的社会子系统的发展、建设和管理。社会建设对于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增进社会公平正义、奠定社会和谐的坚实基础,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  ]  社会建设;社会公平正义;社会和谐

社会建设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可以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去定义,但也不能否认,社会学的视角是其主要的视角之一,因为社会学是一门不同于单科性学科的综合性具体科学。

当前,对什么是社会建设的回答中,也即是在给社会建设下定义中,一些文章往往用它的外延来代替它的内涵,从而往往不能揭示社会建设的本质内容。因此,揭示社会建设深刻内涵,明确这一概念的所指范围,分析两者的联系和区别,并在这基础上,确定我们党提出这一概念的时代内容,对正确理解和推进社会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一)社会建设的内涵

社会建设的内涵,或者说,社会建设的定义,可以从正向和逆向两个方面来加以把握。从正向说,所谓社会建设,就是要在社会领域或社会发展领域不断建立和完善各种能够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并相应地形成各种能够良性调节社会关系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从逆向说,就是根据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新表现、新特点和新趋势,创造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新机制、新实体和新主体,通过这样的新机制、新实体和新主体,更好地弥合分歧,化解矛盾,控制冲突,降低风险,增加安全,增进团结,改善民生。[i]

上述社会建设的内涵,也即社会建设的定义,有三个特点,第一,它指出了社会建设的实质是与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这个根本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而为了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就要建立相应的社会结构、社会机制、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给社会建设下定义,如果不抓住这一点,应该说没有抓住社会建设的实质和根本。第二,它也指出,社会建设,特别是和谐社会的建设,并不是在无矛盾或忽视矛盾的情况下进行的,恰恰相反,是在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过程中达到的,而要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也要建立相应的新的社会机制、社会实体和社会主体。第三,由于社会建设是与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这个根本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社会建设不能不和促进社会公正、社会和谐为自己的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实际的切入点就是改善民生。所以,社会建设与促进公正、构建和谐关注民生密不可分。

从上述正向、逆向两方面的内容来看,社会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包含多方面内容的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因为,无论是要在社会领域或社会发展领域建立起各种能够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形成各种能够良性调节社会关系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还是创造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新机制、新实体和新主体,都不能不涉及到包括改善民生在内的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培育社会组织等等方面的任务。完成这些任务,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着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不能不是一个十分艰巨的过程。

社会建设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在于:

第一,就社会三大部门(政府组织、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关系来看。社会建设既能弥补政府失灵,又能弥补市场失灵。相对于政府行政运行,它的运行方式能够降低社会管理的成本;相对于市场调节,它的调节方式更能够保证社会公益的目标。这是从正向说的。从逆向说,社会建设既能减少政府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的概率,又能较好处理市场不能或无力处理的问题和矛盾,特别是与民生问题有关的问题和矛盾,就更是如此。

第二,就与民生问题的关系来看。作为能够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以及相应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它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与民生问题,联系最密切、最直接。例如,作为社会建设重要内容的公共服务,随着现代化的进展,越来越成为老百姓生活不可离开、不可或缺的东西。这是从正向说的。从逆向说,作为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新机制、新实体和新主体,能够更好、更有效地处理民生问题,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以及与其相关的种种问题。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

第三,就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关系来看。社会建设既是推进社会公平正义落实的有效途径和重要力量,反过来说,社会公平正义落实不落实又是社会建设成效如何、成功不成功的衡量器和试金石。这是因为社会建设的过程,就是制度创新的过程,既包括宏观的社会制度的创新,也包括微观的社区制度的创新。而制度创新的实质归根到底就是把社会公平正义的概念落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型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的方方面面,让全体人民,特别是让社会弱势群体也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同样,所谓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归根到底也是按照公平正义的概念和原则来处理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特别是民生问题上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总之,通过制度创新推进和落实公平正义, 这是社会建设的应有之义和重要性所在,而落实的程度和效果,反过来成为对社会建设成效的实际检验。

第四,就与党的执政能力的关系来说。能否有效地推进社会建设,在新阶段也成为对共产党政能力的考验,对它合法性基础的培育。只有能够使群众能够安居乐业的党,才能得民心,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十七大报告,把“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放在这样重要的地位,表明了它作为一个与时俱进的政党,主动接受考验的决心,以及克服社会建设征途上必将出现的一个个困难的信心和力量。

(二)社会建设的外延

社会建设的外延,涉及到对“社会”所指范围的理解。而要理解社会所指的范围,至少涉及到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理解社会的所指,首先离不开对它的对应面的理解。主要有:

——相对于自然界而言的社会,因而有社会和自然的关系问题,天人关系和谐与否的问题;

——相对于经济而言的社会,因而有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协调和失调的问题;

——相对于国家而言的社会,因而有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国家强社会弱的问题等等;

——相对于个人而言的社会,因而有个人和社会的关系这个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和元问题。

第二,社会的范围,还涉及整个社会与它的各个部分、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广义社会与狭义社会的关系。与此类似,社会的范围,还涉及社会大小、宏观微观的关系,统称大社会与小社会关系,或宏观社会和微观社会的关系。例如,我们现在要在市场经济的陌生人的世界里建立人间关系和谐的社会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在宏观上说就是和谐社会,在微观上说,就是和谐社区。

自改革开放以来,用的最多的是第一类中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和第二类中的广义社会与狭义社会的关系。

经济与社会的关系用的最多,是因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最先碰到、又是最为迫切、最为重要的问题,一般地说,发展中国家在开始时都容易重视经济和经济因素,而忽视非经济的社会因素。其他关系,如自然和社会、国家与社会等的关系,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是随着问题暴露出来才逐步得到重视的。

广义社会与狭义社会的关系用得最多,是因为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常识上,它们都有简明的优点,是最为容易被理解和把握的,因此它们常常把被用来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应用于分析广泛的问题。在分析社会建设外延的问题上也不例外:正如“社会”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一样,社会建设也有这样两种含义。[ii]

广义的社会建设,指整个社会的建设,即指包括政治子系统、经济子系统、思想文化子系统和社会生活子系统在内的整个社会大系统的建设。当胡锦涛总书记说“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时,这里的社会就是与自然相对,与民族国家范围一致,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各子系统在内的广义的社会。因而,这样的社会建设,无疑是广义的社会建设。简言之,广义的社会建设,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的社会建设,也就是整个和谐社会的建设。事实上,《六中全会决定》通篇都没有离开这种四位一体的总体的社会建设,例如,决定第二部分提出的九大任务[iii]、六个必须坚持[iv],就是着重在四位一体的总体的社会建设意义上说的。同样,十七大报告第四章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为标题,集中论述了在新形势下,如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的问题。这实际上说的也是广义的社会建设和发展。

狭义的社会发展建设和管理,则着重指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子系统并列的社会子系统的发展、建设和管理。当胡锦涛总书记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时,当他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v]时,这里的社会着重指的是作为整个社会这个大系统中一个子系统的狭义的社会。因而这样的社会建设,无疑是狭义的。狭义的社会,社会学常常用“社会生活”或“社会生活子系统”或“社会发展领域”来表示。这种社会建设的内容,大体由社会政策法规、社会事业、社会组织机制、社会管理体制等构成,本身也是一个完整体系。十七大报告第八章着重论述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问题,则是集中讨论狭义的社会建设所面临的新问题。

广义的社会建设和狭义的社会建设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广义的社会建设,当然要靠各个子系统的建设与和谐运行来支撑,其中已经包括狭义的社会建设的内容;反之,狭义的社会建设,没有整个社会建设作为自己建设的社会大环境,没有其他各子系统的配合,也很难孤军建设成为和谐子系统。所以,我们既可以广义地使用社会建设,也可以狭义地加以使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社会建设主要是指狭义的社会建设,这一点在学术界已经达到共识。当然,当我们着重从狭义的意义上来加以分析时,也丝毫也不能离开广义的社会建设。这种相互联系,也就是胡锦涛同志讲的,要从小社会入手、大社会着眼,这也许就是一些学者所说的“中义的社会建设”吧。

六中全会决定、十七大报告的一个特点就是,一方面,非常集中地、突出地和具体地论述、分析了狭义的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又通篇贯穿了四位一体的总体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可以说,六中全会决定、十七大报告正是通过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向我们展示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蓝图,以及如何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途径。《决定》第二部分第一段最后一句话“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十分典型地表明了这种结合。

因此,不能把这两种含义人为地割裂开来,片面地把社会建设仅仅理解为狭义的而与广义的无关,或者相反,把它理解为广义的,而与狭义的无关。否则,就会妨碍我们全面正确理解和把握六中全会决定和十七大报告的精神。

(三)要注意把握社会建设的时代内容

社会建设这个概念,从字面上看,并不是新的概念。但是它具有不同于历史上同样概念的新的时代内容。明确了社会建设的内涵和外延,我们就能更好地把握这一点。

关于社会建设不是新概念这一点,胡锦涛同志2005 2 21 日,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20 次集中学习时,事实上已经指出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因而尤其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并用来指导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要加强对我国历史上关于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按照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要求,努力做到古为今用。要注意研究国外社会建设理论,借鉴其积极成果。”[vi]

关于社会建设不是新概念,在社会学领域来说,是很明显的。例如,孙本文在1933年曾创办过名为《社会建设》的杂志, 并在1935年出版的《社会学原理》第28章第3节“社会建设与社会指导”中对这一概念做了这样的规定:“依社会环境的需要与人民的愿望而从事的各种社会事业,谓之社会建设。[vii]

那么,我们党提出的“社会建设”,具有是么样的新的时代内容呢?

总的说来,社会建设的提出,和整个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一样,是我们党积极应对我国进入社会矛盾、不协调因素多发期的客观形势,直接面对传统风险和新型风险等不安全因素活跃期的社会现实,自觉适应世界从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转变的国际潮流,深刻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用破坏旧世界的思路和方法来建设新世界的经验教训,深入参考我国优秀文化中人伦和谐、天人协调的精华思想,认真汲取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关于社会协调发展的积极成果,而做出的意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它是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最高层治理国家治理社会的根本战略观念的转变,是社会发展和建设理论的新的探索。

具体说来,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2003年应对非典的重要启示。在2003年应对非典这样的新型风险和不安全因素中,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社会管理等被着重提出来了,同样,从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的问题也被着重提出来了。20031121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我们新一届领导通过抗击非典型肺炎这场疾病,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要注意协调发展。城乡发展不平衡,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就如同一个人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样,一定会跌跤的。他说的“长腿”指的是“经济增长”,“短腿”指的是“社会建设”。温家宝总理所说的非典的“一个重要的启示”,从理论上说,就是要“从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从实践上说,就是必须加快社会建设步伐,尽快弥补社会建设这条“短腿”的不足。

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社会与个人不和谐,社会和自然付出双重代价的现代性。上世纪与本世纪的转折期间,由于人类对自然的倒行逆施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绿色惩罚”,全球社会生活景观呈现出重大转折的种种迹象。因而在世界,在中国,探索新型现代性便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潮流和趋向。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赢、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从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取得的巨大社会进步和付出的种种社会代价中,我们都能从正反两方面,亲身体会到新型现代性的深刻意涵[viii]

第二,科学发展与社会建设的良性互动。2003年从年初到年末,不断讲要更好地坚持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200310月中旬,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系统地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要统筹推进各项改革,努力实现宏观经济改革和微观经济改革相协调,经济领域改革和社会领域改革相协调,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相协调,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相协调。从这些讲话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社会建设必须在以人为本、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统领下进行。社会建设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又是实现以人为本、协调、全面、可持续科学发展的重要手段。

20071015日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用第三章专门论述科学发展观、第四章专门论述广义的社会建设,第八章专门论述狭义的社会建设。这表明,社会建设和科学发展,是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这是我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的新发展、新探索。

第三,社会建设与发展战略的转变。社会建设的提出,与我们党的发展战略从以发展经济为主,到更加重视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转变,紧密联系。十三大提出的“三步走”战略,重点是国民生产总值,党的十五大提出新的“三步走”战略,重点仍然在经济方面。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出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表明在重视经济发展指标的同时,把社会发展指标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对“三步走”战略的提升和细化,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中除了经济指标之外,还有政治、科教、文化、社会等指标,特别是“社会更加和谐”的提出,使得我们党的奋斗目标更加全面。它意味着我们党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开始更加重视社会建设。

第四,社会建设与30年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都是通过改革开放来推进的。根据实践中的问题来不断调整思路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从开始重视经济发展,到同时重视社会发展,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也都是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断总结历史经验的结果。党的十七大还进一步告诉我们,需要着重从社会建设和发展的角度总结来历史经验。胡锦涛同志立足十六大以来5年改革开放的亲身实践来查摆问题、汲取教训,指出了8个方面的问题,他说:“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我们的工作与人民的期待还有不小差距,前进中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突出的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思想道德建设有待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同新形势新任务不完全适应,对改革发展稳定一些重大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不够深入;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些问题,继续认真加以解决。”这八个方面的问题,着重是从社会建设和发展方面去总结的,而不仅仅限于经济建设方面。正是在总结经验的过程中我们党更加重视社会建设问题。

当今中国社会建设这些崭新的时代内容,是过去所没有的,它作为我国社会的发展战略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力,更是过去所不可比拟的。因为过去的社会建设,大多还限于一种设想,就是实施,范围也很小,数目也很少。但是,对历史上的社会建设,必须“按照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要求,努力做到古为今用”。例如,孙本文指出的,“不努力于社会建设者,必趋于衰败,努力于社会建设者,必趋于进步”[ix],这个思想就很可贵。



*作者: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华中师范大学兼职教授,100872

*作者:杨  敏,社会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100081

[i]关于社会建设的这一内涵或定义,在《中国社会学的重大历史责任》(中国社会学会2007年长沙年会的开幕辞)中第一次正式发表,后来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以及《广东社会科学》。——参见郑杭生:《中国社会学的重大历史责任》(中国社会学会2007年长沙年会的开幕辞)2007717http://www.sociology.cass.cn/zgshxs/nh2007/zxxx/t20070720_12825.htm;郑杭生:《社会建设:改善民生与公平正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1115);郑杭生:《抓住改善民生不放,推进和谐社会构建》,《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ii] 郑杭生:《关于建设和谐社会的几个问题》,载《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5

[iii]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创造活力显著增强,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秩序良好;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iv]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

[v] 胡锦涛,2005,《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vi] 《人民日报》,2005-02-23。

[vii]  孙本文:《社会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第244.

[viii] 郑杭生:《新型现代性与中国社会学》,载《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五期21-24页。该文第一次被收在《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拓展——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前沿问题》《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ix]孙本文:《社会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第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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