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新的公共性空间

今田高俊

作者为东京工业大学社会理工学研究所教授，朱伟珏译。
     原载：《社会科学》2007年第12期
    摘要：自1990年代以来，强调市场竞争机制与全球化主义的新自由主义风潮席卷了整个世界。新自由主义在为两极分化、扩大社会差距提供理论依据的同时，也成为“关闭公共性的动力”。近年来各种公共性理论的再度活跃，正是基于以上的危机意识。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传统的公共性理论框架——由国家主导的权威性公共行政性，和以与此相抗衡的形式出现的市民社会的公共性——已经过时。在个人主义业已普及的时代，如果我们无法提出一种能够兼顾“私利”的公共性理论，就无法实现公共性的再生。本文主张，可以通过同时满足“私利”的志愿性实践活动来开拓新的公共空间。今后，如何拓展能够使每一位公民都有机会直接参与的公共性空间，将成为一个紧迫的社会学课题。  
    关键词：公共性启蒙、自发支援型公共性、中间团体、志愿者活动、实践层面的公共空间
    
    1.公共空间的萎缩
    
    1960年代至70年代前期，日本社会曾出现过探讨市民社会与公众关系的热潮，各种有关公共性问题的研究层出不穷。当时，除了学界积极引进西方市民社会理论之外，借鉴欧美市民公共性构想的市民运动也十分高涨。这些运动与国家推行的行政管理型公共性截然不同，主要是以与之相抗衡的形式出现的。另一方面，尽管大众化社会致使匿名性和政治冷漠日益加剧，但当时有关社会改革的探讨依然十分活跃。  
    然而，自1970年代中期起，公共性问题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进入80年代后，“公共性”概念似乎已完全从日本人的意识中消失了。其最大理由，莫过于大众民主主义（mass democracy）的渗透、福利国家的形成和个人主义的显著影响。此外，在80年代泡沫经济时代，私生活主义开始蔓延，日本社会步入了讴歌“私事”——一种与“公”相分离的“私”——的时代。人们对个人生活主义的热衷，导致了社会运动不可避免地萎缩与变质。一方面，在个人主义彻底化的同时积极推进市场竞争原理，另一方面，则形成了将所有公共事务都无条件地委托给国家的机制。最终，导致了社区与地方自治协会等中间团体（intermediate group）——联结个人（私）与社会（公）之媒介——的衰退。  
    在这一背景下，自1990年代起，新自由主义打着彻底深化新保守主义曾竭力推行的市场主义的旗号粉墨登场了。新自由主义继承了新保守主义的社会哲学，主张按照市场竞争机制全面实施规制缓和与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但另一方面，它摆脱了新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倾向，即对重建社会规范，恢复传统家庭与共同体等旧秩序的怀旧情怀。新自由主义斩断了与此类怀旧感的纠缠，在自我决断与自我责任的旗号下，提出了全面推行市场主义与全球化主义的主张[1]。这一主张的彻底化程度可用“市场原教旨主义”来形容。这种对市场万能的竞争机制及其全球化主义的颂扬，完全是一种在世界范围内扩散风险的行为。在此类倡导自我决断与自我责任的草率主张的背后，隐含着一股“关闭公共性的力量”。  
    然而随着泡沫经济的破裂，以及在持续遭到标榜市场万能主义型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的危害之后，自1990年代中期起，“公共性复兴运动”的倾向开始在日本抬头[2]。与此同时，众多学者也纷纷提出了重建市民社会理论的主张。公共性讨论的再度活跃与市民社会理论的重新活跃，根植于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特有的、一种关闭公共性的内在动力的危机意识。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以往的公共性框架——国家主导的权威性公共行政性，和以与此相抗衡形式出现的市民社会的公共性的对立图式——缺乏可操作性。笔者将以往的公共性框架理解为“行政管理型公共性”对“市民运动型公共性”的对立图式，并且认为如何构建被这一框架所忽略的“空白的公共空间”将成为今后的重要课题。此外，传统的公共性理论习惯于从二元对立的角度来把握“公”与“私”的关系，倡导一种无法还原为“私利”的公共精神，但在个人主义业已渗透至大众层面的今天，如果我们无法开拓一种可以同时兼顾“私利”的“公共性”视点，那么是无法促使公共性获得再生的。  
    崭新的公共空间的拓展并非必须以牺牲“私利”为代价，而是可以通过能够同时兼顾“私利”的志愿性实践活动来实现。  
    
    2.兼顾“私利”的公共性
    
    通常情况下，公共性指“一种超越私念、有关民主性政治经济秩序的形成机制”。以往受到人们重视的公共性大致可划分为以下两大类：  
    一类是“行政管理型公共性”，常见于以公共福利为旨趣的公共事业，以及为维护社会资本而对私利所设置的限制中。这是迄今为止被人们称为“政府的工作”的、一种将公权力活动加以正当化的公共性。另一类是市民公共性或“市民运动型公共性”。这是市民们通过公开讨论和社会运动等方式形成政治舆论，以此作为一种将市民的要求传递给国家的媒介而存在的公共性。此类公共性以与公权力相对立的形式唤起公众舆论为特征。以报刊杂志和电视等大众媒介为舞台的各种公共舆论，环保运动、反核运动以及和平运动等市民运动都属于典型的市民运动型公共性。[3] 战后日本社会的公共性问题始终围绕着这两类公共性而展开。  
    正如本文开头部分所提及的那样，19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市民社会与公众关系的探讨引起了全日本社会对市民性问题的关注。但在经历了种种曲折、终于迎来丰裕社会的80年代以后，随着福利国家与大众民主主义的渗透，价值观的多样化和生活方式的个性化，人们对市民性的热情出现了明显消退。与此同时，公与私的分离则越发显著，在与“公”完全不同的层面上，逐步形成了颂扬“私”的私生活中心主义。  
    以往的公共性特征主要体现为对与“私”相对立形式出现的“公”的关注。它主张存在一种与私事（自己的事情）毫不相干的公（大家），关注这些超越私事的问题表明了对公共性的关心。但在个人主义业已普及的今天，人们很难接受以“公”与“私”的对立为前提的公共性。尤其是日本，最近十几年来，为了建立一个人人都能切实感受到的丰裕社会，主张必须使日本从企业和国家优先的社会，转型成为个人优先社会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加之日本并不具备以严肃的态度对公共性问题进行启蒙的社会环境。电视等公众舆论不仅对新的政治秩序的形成毫无裨益，反而经常将现实化约为一种展览品或“秀”进行展示。  
    因此，目前我们所期待的，是拓展一种能同时兼顾“私”的“公”，即公私兼顾的视角。与以“私”相对立形式出现的“公共性”不同，我们必须从私人行为中寻找到开拓公共性的契机。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一愿望呢？  
    当前，一种被称之为自发支援型的公共领域已逐步取代行政管理型公共性，并获得了广泛认同。此类公共领域包括志愿者团体、NPO（非营利组织）、NGO（非政府组织）活动等民间支援活动。尽管人们参与此类活动的初衷大多为了实现自我，但活动本身却是以援助他人的形式出现的，在为他人着想上构成了公共性基础。  
    志愿者活动旨在依靠自身力量，而非行政和市场的力量来提供公益性较高的服务。由于行政性服务经常需要排队等候和办理繁琐的手续，所以人们往往无法在急需的时候得到及时服务。此外，此类服务也因效益较低而很难市场化。因此，我们可以从每一位市民为克服行政管理及市场的局限性，而以支援活动这一方式出现的自发性实践行为中，去寻找崭新的市民性。  
    正如志愿者活动与NPO活动显示的那样，支援提供方并非纯粹以慈善行为和援助为目的，而是以生存的意义及实现自我为前提。从这一意义上讲，它带有明显的私人性。不过，由于此类私人性是以提高被援助方的行为质量及处理问题的能力为前提的，所以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利己行为。在此，个人的自我实现直接与对他者的关心和爱护联系在了一起。可见，支援活动属于一种既出于私利，又超越私利，并为与他者的联系提供了契机的行为。  
    在追求物质享受的年代，利己心占据着支配的地位。志愿性活动被视为利他性的典型，是一些业已在经济和政治上获得成功的人们对弱者的施舍行为。在此，利他性仍然属于利己的剩余范畴。然而，在具有丰富物质基础、人们生活的重心已经从追求物质财富转向关注自身存在价值及自我实现的今天，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此，志愿者活动出自于一种确认自我存在的冲动，而非财富、名誉和权力的获得；一种以通过援助他人最终实现自我的动机；一种获得自身快乐和生存之勇气的力量。显然，此类行为虽带有私人性，却并不属于利己行为范畴。相反，我们完全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利他行为。如今，此类“志愿的意志”正处于不断高涨的时期。尽管日本民众因泡沫经济的破裂而饱受不景气的困扰，但进入1990年代后，追求“灵魂充实”的人数与追求“物质享受”的人数之比，却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  
    志愿意志的高涨为曾经被传统的公共性二元论——国家主导的行政型公共性与市民运动型市民性——所忽略的、通过每一位公民的实践行为拓展市民性提供了契机。  
    
    3. 中间团体的再生
    
    我们在思考公共性问题时，经常将公与私之媒介的中间团体（intermediate group）作为重要的切入点。中间团体由于介于个人与社会之间，所以它既是两者的媒介又承担着联结公与私的责任。不过，那些过分压抑人性的中间团体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退。事实上，曾经对市民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社区与地方自治组织等区域性团体如今早已失去了作用。但另一方面，公共性不仅应具有关怀他人之心，而且还必须将这种关怀落实到实处。而能够担此重任的，则非中间团体莫属。  
    19世纪中叶，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Charles Alexis Henri Clerel de Tocqueville）访问美国时，对传统中间团体崩溃后，美国民众自发组织的各种结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从此类担负着联结个人与国家责任的团体身上看到了新民主主义的希望。然而，在此后一个半世纪里，国家职能的不断强化、个人主义的渗透以及以匿名性为特征的大众社会的来临，致使各发达国家的中间团体出现了明显的衰退。  
    笔者以为，此前提出的建设福利（乱花钱）国家的国策是造成日本中间团体萎靡的根本原因。这一政策不仅直接导致财政危机和官僚体制的僵化，而且还助长了国民对政府的依赖性。而这一切又为90年代提倡彻底市场竞争主义和自我责任的新倾向提供了口实。倡导弱肉强食型竞争机制的市场万能主义，由于无节制地扩大自我决断与自我责任的理念，使市民性与公共性遭到了严重破坏，并造成了中间团体功能的彻底丧失。  
    通常情况下，中间团体专指社区自治团体、各种自治会和地方共同体等团体，但近年来也经常被用来表示志愿者（volunteer）组织、NPO和NGO等新兴团体。在日本，还存在另一类影响巨大且十分活跃的中间团体——行业协会。行业协会承担着强化行政管理型公共性的责任，通过对个人与私营企业的利益引导，起到了与中央政府保持直接联系的作用。显然，行业团体是一种很容易为“公”所利用的中间团体，而且事实上，许多行业协会已然成为政府的代言机构。这样的团体根本无法承担民主政治的责任。  
    如果我们要在超越市场与政府的利益追求机制及其官僚制的反向功能的前提下，拓展新的公共空间，将不得不依靠中间团体。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既不依靠市场也不依赖于政府，自律的、由市民自身组成的人·物质·信息的支援组织。而且在电子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此类中间团体的活动开始带有全球化特征，这些都大大提高了公共性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推广的能力。显然，此类中间团体的建设对拓展新的公共空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外，我们还应该将家庭、社区自治团体和区域共同体等传统的中间团体建设成联结公与私的全新的媒介，并让其重新发挥应有的作用。此类中间团体的再生，对于将公共性视为切身利益，并以建设公共性为己任的人们而言至关重要。当前，家庭已陷入危机，而中间团体正处于崩溃的边缘。家庭和地方共同体都曾经是以“公共性”为主要特征的中间团体。它们以促进人际间亲密交往、体现人格和充实个体为己任。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日趋成熟，此类公共性也因私人性个人主义的侵蚀而衰退。但问题是，人类的生存离不开共同性，我们不能忽视与个人紧密相连的家庭及地方共同体的巨大作用。而要使这些团体重获新生，志愿者团体及NPO等中间团体就必须作为监护与管理者（care manger）去支援和援助它们，使其恢复活力。事实上，日常生活领域中以育子支援、地方学校及共同体的协作（empowerment）等全新方式出现的互助性机制，正是市民们依靠自身力量所开拓的，一种亲手制作的公共性。  
    在构建无法还原为市场及政府的公共性时，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的关键内容之一，就是作为公与私之媒介的共同性究竟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问题。尽管具有地方性特征的家庭及区域共同体和NPO与NGO等新兴团体不尽相同，但脚踏实地地建设与维护与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地方公共性，同样为开拓全球公共性提供了条件。总之，同时从新兴中间团体和传统中间团体两方面入手拓展崭新的公共性，并通过两者的结合构筑全球化公共性的桥头堡，已然成为我们构想21世纪社会时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  
    
    4.志愿型公共性
    
    1980年代以后，在一片“政府的失败”与“市场失败”的指责声中，市民自发组织的各种援助活动开始作为志愿者活动被认知。在不依赖行政与市场的前提下，提供公益性较高的服务，为市民们依靠自身力量解决问题提供了一个有效途径。  
    阪神大地震时期的志愿者活动被视为一个标志日本志愿者活动的正式诞生的象征性事件。以往，日本民众很难接受那种以“上帝使命”名义出现的欧美式志愿者活动，将其看成某些“奇特的人”所从事的事业。然而，以阪神大地震期间涌现出来的救援活动为转折，人们终于逐步接受并开始参加此类并非以“上帝使命”形式存在的志愿者活动。不过当时，由于希望加入志愿者行列的人们来自全国各地，反而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混乱，使救援任务的完成遇到了很多困难。因此，尽管以援助为目的的志愿者活动值得大力提倡，但如果没有完善的机制，人们的善意同样将无法得到充分体现。  
    显然，志愿者活动不是无懈可击的。正如萨拉莫尼（Salamon, Lester M.）所言，如同必须正视“市场的失败”与“政府的失败”一样，我们同样有必要直面“志愿者的失败”。志愿者活动由于并非以追求利益为主旨，所以存在着⑴.必备资源的不足，⑵.资源的供需矛盾，⑶.温情主义和⑷.缺乏专业性等问题。[4] 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应否认其存在的意义。事实上，尽管存在各种问题，但志愿者活动并没有因此而停顿，反而日益高涨。志愿者团体无论在数量还是规模上都取得了很大进展。在此背景下，1998年，日本国会通过了“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即NPO法。志愿者活动作为取代市场和政府的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对于我们探索公共性机制具有重要的作用。因为迄今为止，除了志愿者活动以外，我们还没有找到任何能够兼顾“私利”的，拓展“公”的有效途径。  
    志愿者活动由于是以援助他人为前提的行为，所以长期以来一直被列入利他行为的范畴。站在社会科学的立场上看，社会的形成与维系是无法建筑在利他行为这一前提之上的。所以如何调节由利己行为造成的分裂与矛盾，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但另一方面，志愿者活动却以惊人速度在增长。那么，为何此类看似利他的活动却能得到如此迅猛的发展呢？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不过，仅凭以往“利己”对“利他”式的二元论思考方法，是无法揭示志愿者活动所“反映”的人类的真实动机的。  
    在以追求物质生活为中心的年代，利己性动机曾经占据着支配性地位，志愿者活动被视为典型的利他行为，是富人对弱势群体实施的一种慈善行为。在此，利他性是利己性的一种延续。但在物质生活已经得到保障，人们生活的重心开始从财富转向寻求生存的意义及实现自我的今天，情况发生了变化。志愿者活动的背后，是人们试图证明自身存在的冲动，而非财富、名誉和地位。人们通过支援他人实现自我，从中获得快乐和勇气。从这一意义上讲，志愿者活动是一种虽具私人性却并非利己的利他行为。如今，“志愿的意志”已然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认同。尽管日本人民因泡沫经济的破裂饱受不景气的困扰，但自1990年起，选择“精神丰富”与“物质丰富”的人数之比，呈逐年递增的趋势。[5]  
    志愿的意志超越了传统 “公”与“私”的二元结构，蕴涵着开拓崭新公共空间的力量。在以往的公共性框架中，国家主导的行政管理型公共性和产生于市民呼声及市民运动的市民运动型公共性曾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由于两者都以与“私”相对立的“公”的存在为前提条件，所以迄今为止，参与公共性行为首先必须克服私心的主张始终占据着支配性地位。也就是说，我们是在提倡无私的“公共”行为的启蒙下成长起来的。但令人遗憾的是，从此类公共性中，我们很难拓展一条同时兼顾“私利”的“公”的道路。  
    志愿者活动完全是一种公共性行为。通过开拓兼顾“私利”的“公”的志愿型公共性这一途径，去拓展公私兼顾的空间，无论对于克服“政府的失败”还是“市场的失败”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此外，政府行政部门和市民运动也应该转变思路，将重心从管理转变到支援上来，并从个人的私人行为中去发现拓展公共性的可能性。  
    我们必须建立起一种既不委身于市场也不依赖政府的自律的、由市民组成的人力·物质·信息的支援团体。而且，随着电子媒介的不断发展，这类中间团体的活动也完全有可能走向全球化，我们热切期待着全球范围市民性的形成。  
    此外，重建包括家庭在内的社区自治团体、地方自治会等传统中间团体，对我们构建公民自身的市民性同样具有深远的意义。当前，家庭危机四伏，处于崩溃的边缘。家庭这一中间团体存在着多种多样的问题，处于超负荷状态。家庭和地方共同体曾经是一种以实现人际间亲密交往、体现人格和自我充实为目标、具备“共同性”特征的团体。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成熟，此类公共性因私人性个人主义的渗透而出现了衰退。  
    然而，人类的生存终究离不开共同性，家庭与地方共同体等日常生活领域的作用仍然十分重要。为了使此类中间团体重获新生，志愿者团体与NPO有必要以监护者与管理者的身份，构筑一个能够帮助其恢复活力的援助网络。事实上，近年来出现在日常生活领域里的各种新兴互助性团体，如育子支援、地方学校及共同体的协作（empowerment）等等，就是市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起来的一种亲手制作的公共性。尽管此类传统的中间团体与NPO及NGO等新兴中间团体不同，带有显著的区域性色彩，但要拓展全球化公共性，首先必须脚踏实地地开拓自身周围的公共性。  
    
    5.实践层面公共性的转向
    
    志愿者活动等支援行为所开拓的公共性，属于个体在实践中付诸实施的公共性。在此尤为重要的是，无论参与者本人是否意识到自身行为的公共性特征，此类行为均与公共性有关。从这一意义上讲，支援行为是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性公共性。以往的公共性主要集中在公共舆论及讨论等话语层面，而以支援为基础的公共性则被视为一种实践活动。  
    因此，我们可以将公共性划分成实践层面的公共性与理论层面的公共性两大类。实践领域内的公共性主要指以往的阶级运动、以及此后展开的各种市民运动。它是以与国家行政及资本主义体制相抗争的方式、或者提出异议的形式出现的实践，是一种曾经为物质社会水平所左右的公共性。然而现在，随着后物质社会的来临，人们的关心开始从收入转向了生存的意义。在先进的产业社会中，以支援行为为代表的社会参加活动目前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此类活动本身也正在不断开拓崭新的公共性空间。  
    不可否认的是，公众舆论与讨论等话语层面的公共空间同样十分重要。但最近经常出现在电视节目中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的讨论，却可能使此类公共性带上观赏的倾向。此外，公众舆论也无法承担起全部的公共性责任。因此，从每一位市民的行为中去发现公共性契机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我们必须同时注重实践与理论两个不同层面的公共性。尽管近年来涌现出许多喜欢玩弄文字游戏、流于口头形式的符号操纵者，却很少有学者自觉投身于实践活动。因此，有必要使实践层面与话语层面的公共性达到平衡。  
    在利用支援活动拓展公共性空间时，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是要弄清作为一种日常行为的支援活动的有效性问题。在货币与权力等控制媒介所流通的经济与政治空间内，出于管理的需要，支配者极有可能吞噬与限制支援活动。另一方面，支援本身也极有可能仅仅停留在公权力管理所无暇顾及的领域内，成为一个补助性概念。此外，建筑在迅猛发展的电子媒介之上的网络论坛和虚拟共同体的市民公共性（17世纪至18世纪出现于英国的咖啡屋、法国的沙龙、德国的读书会等公众舆论）的复活，也可能比由支援行为所构建的实践层面的公共空间，具有更广阔的前景。  
    但必须指出的是，我们在探讨此类问题的时候，应该将公共空间作为“小叙事”而非“宏大叙事”来叙述。以往，公共性被过分地作为宏大叙事渲染了。假如一提及公共性就立刻要求普通百姓必须“为了社会、为了人类”和“为了国家”作出牺牲，那么，许多人自然会选择躲避。因此，重视日常生活公共性除了要强调话语层面的公共性以外，还必须将公共性与人们的日常行为结合起来。因为在一个注重个人主义的社会里，如果不去开拓以个人实践为前提的公共空间，就无法确保绝多大数人的参与。总之，我们不仅要积极开拓公众舆论及讨论等话语层面的公共空间，而且还必须拓展志愿者活动及NPO等实践层面的公共空间，并以此为契机，促进行政管理型公共性的改革。  
    总之，惟有建立不以管理为前提的支援组织，才能够拓展出新的公共性。尽管阐明此类组织的结构将成为我们今后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但是当前，则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如何开展实践层面的支援活动上。首先，政府应该以支援者而非管理者的身份，设立相应的居民生活支援部门。目前的状况是，政府虽然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但还没有成立任何相关部门。如果市民们能够通过市区级政府机关的支援部门，掌握支援技巧和信息，那么他们必然会对政府产生信赖感。同样，学校教育也不应仅仅依靠偏差值[6]和校规进行管理，必须围绕着开发和培养学生的智力与能力展开各种支援活动。此外，企业也应该从只注重效率的管理性组织，转型成适合于创新和创造附加价值的支援型组织。尽管管理不可能从这个世界完全消失，但如果社会的重心无法从管理转向支援，那么我们就无法找到解决日本问题的方法。  
    
    作者简介：今田高俊：日本当代著名社会学家，现为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社会理工学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自己組織性, Self-Organity, 社会変化, Social Change, 文明学, Theory of Civilizati, 文明, Civilization, 社会階層, Social Stratificatio, 社会階級, Socil Class  
    代表作：《自我组织性——社会理论的复活》（1986，创文社出版）、《超越现代》（1987，中公新书出版社）、《社会阶层与政治》（1989，东京大学出版）、《混沌的力量》（1994年，讲坛社出版）、《意义的文明学序说》（2001年，东京大学出版社）、《自我组织性与社会》（2005，东京大学出版社）、《风险学入门》（2007年，岩波书店出版）等近三十部专著，其中《社会阶层与政治》一书1992年被翻译成中文，并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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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新自由主义的主要主张：①.通过废除规制实现彻底的市场化、②..削减社会福利服务开支、③.国有企业的民营化、④以自我决断、自我责任来取代公益和共同体。  
    [2] 这里所说的公共性启蒙，特指那些对1990年代后期泡沫经济崩溃后，标榜市场万能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的猖獗深感忧虑的研究者们，不约而同地将公共性问题重新作为考察对象的现象。进入2000年代后，公共性研究取得了很大成果。例如，《社会学评论》在2000年的最终期（第50期4号）上，刊登了以“21世纪的社会学想象力——崭新的共同性与公共性”为题的特集；2001-2002年，东京大学出版社发行了由佐佐木毅和金泰昌（2001-2）主编的《公共哲学》丛书10卷；2003年，山口定等人主编了探索公共性的前沿思想论集。此外，在此期间还先后出版发行了如佐藤庆幸等人主编（2003）、盐野谷佑一/铃村兴太郎/后藤玲子主编（2004）、曾良中清司等人主编（2004）、山脇直司著（2004）的为数众多的有关公共性问题的作品。这一动向形成了所谓的公共哲学运动。  
    [3] 今田高俊:『意味の文明学序説－その先の近代』，東京大学出版会，2001年,第265頁。
    [4]　Salamon, Lester M., Partner in Public Service: Government-Nonprofit Relation in the Modern Welfare Stat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pp.44-48.  
    [5] 自1958年起，日本总理府（现内阁府）每年都以1万人为对象开展“有关国民生活的舆论调查”。1972年开始，新增了今后生活的重心是以“物质丰富”为主还是以“精神丰富”为主的调查项目。从结果看，截止1975年，选择“物质丰富”的比选择“精神丰富”的人数要多。而在1975-1979年间，选择两者的人数趋于相同。从1980年开始连续两年，选择“精神丰富”的人数超过了“物质丰富”的人数。从此，选择“精神丰富”的人数之比始终处于逐年上升的态势（内閣府政府広報室：『国民生活に関する世論調査』，2003年を参照）。  
    [6] 偏差值（Standard score）：日本学校用来衡量学生学习能力的参照系数（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