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国家战略能力塑造

——兼论“科索沃独立事件”对美国全球霸权的终结意义

（本文发表于《领导者》（双月刊）2008/4月号，总第21期）

文/ 张文木

在一切实际事务中——而战争是极其实际的——中国人远胜过一切东方人，因此毫无疑问，英国人定会发现中国人在军事上是自己的高才生。

——  恩格斯

战略文化属于软实力范畴。在这方面，东西方各有各的特点，不同的特点使东西方大国产生不同特色的国家战略能力，并引导这些国家出现不同的国运变迁。笔者可从三个方面展开讨论这个主题。

一、东西方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国家战略能力

软实力的说法可以追述到孟子说的“以仁假力者霸，，霸必有大国”[1]。仁，就是软实力；力，就是硬实力。仁须假于力，这才叫大国。光仁没有力，这不行；光力没有仁，也不行。大宋时，很仁义，也民主，知识分子地位高，就是这时军人地位不行。辛弃疾是一个很能打仗的人，最后弄成词人。明时编《永乐大典》、清时编《四库全书》，工程都浩大无比，但都没有由此赢得国家尊严。

那文化是不是不起作用呢？并不是。中华文化在中国战略运用中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我们中国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曾是世界上历史最长的，对世界影响最深远的帝国。中世纪的中国可以说相当于今天的美国。当年马可波罗到中国来，感觉遍地都是黄金，就跟今天我们一些人到美国感觉一样。清朝的时候，西方人还在学我们中华文化呢。大家读一下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他对中国很敬仰，他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看作哲学的故乡；认为中国是有国运的，印度不行；认为中国将来是必然要起来的。[2]

其实，真正把黑格尔思想保持和运用好的并不是西方人而是东方人。黑格尔是个大思想家。但是，他的思想对西方的影响并不象我们理解得那样大，在西方更多的只是摆设品，没有坐上哲学头把交椅。西方用得多的还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较机械，其思维呈“微积”式变化，其认识方式将一切无限变化的事物先固化为不变，将一个整体的事物越分越细，通过无限分割出来的不变片断微积达到对事物变化的认识。形而上学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巨大的，它将事物变化固化并形成规则，并将其转化为机械性运动和可控的程序化管理，电脑的出现就是形而上学在这方面对人类文明作出的极品贡献。但是，对于事物的非程序和非机械性运动，形而上学则一筹莫展。电脑只能被用来制作“命令”程序，离开人的思维，尤其辩证思维，它就不能用来制作“命令”本身，其版本也不能自觉升级。电脑不管它如何先进，离开了人的“命令”即思维和人为升级，那也是死物一件。制作“命令”则需要辩证法。东方是辩证法的故乡，这活只有交与东方人完成，这也可能是印度软件业发达的原因之一。

西方是形而上学的故乡，西方人更是天生的形而上学大师，他们用“微积分”式的思维将形而上学发挥到极致。但在东方人擅长的辩证法上，西方人往往显得笨拙。形而上学解决问题，更多是依靠增量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大家看，小布什的战略重视形式，轻变化，形而上学，一根筋打到底。为什么，他思维没有辩证法，不能自觉升级。他打伊拉克，用成吨黄金去砸那些数不清的目标。除了食洋不化者，东方人是不会这样的。东方人知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以我为主，用孟子的话说就是：“万物皆备于我”[3]。

老子说：“少则得，多则惑。”[4]比较而言，东方尚简，西方尚繁，简单需用智慧，繁琐则要要力气。东方的菜肴很丰富，而用餐工具主要就一双筷子。西方的菜肴简单，吃饭时要用一堆刀叉。东方的乐器多数构造简单，西方的乐器多复杂得象台机器。东方的绘画多是讲究“轻描淡写”，西方的绘画则多是“锦上添花”。论改革，东方邓小平的改革“摸着石头过河”，重变化，极富弹性；西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从大手术入手，直切苏联政治“心脏”，将本来只是一个“病人”的苏联，硬放在“手术台”上被肢解成了“死人”。论军事，西方的克劳塞维茨的“主力决战”的军事理论，是通过大面积毁灭和杀戳实现战争目标，这与见癌细胞要“化疗”的西医式思维一样。东方兵法则讲究正奇相兼、虚实转换，讲究釜底抽薪和活血化淤。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活农村之“血”化了城市之“淤”；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从平津和淮海下“药”，和平地解决了北平问题。同样的道理，当今世界表现在北方的“炎症”，也要从南方下药。一句话，今后治疗西方全球化之病要用东方药方。

美国人现在医疗成本也非常高，而我们还在步其后尘，这一定不是正确的方向。无疑，西医在许多病理上，尤其是在器质性病理上有其特殊的积极作用。但在综合复杂的模糊领域，它就显得笨拙和不着要义，这使其治疗成本高居不下。我曾到医院去看病，一个感冒花了700多块钱；而中医给我看，只花了5块钱，号脉不用钱。西医的费用多用在判断即检查上，要用一堆机器，中医只号号脉就解决问题。俾斯麦曾回忆说，1859年7月，他在彼得堡时腿部有一根静脉受伤，剧烈的疼痛使他求助外科医生，这医生建议将俾斯麦从膝以下的腿锯掉。俾斯麦拒绝了这位医生的建议，后来洗了洗温泉澡，活活血，病就“恢复到可以走路和骑马”的程度，10月俾斯麦还陪同摄政王前往华沙去会见俄国沙皇。[5]前一种方法是西医的方法，大事小事就下刀子，后一种则是中医的方法，讲究辩证治疗，其结果往往以不牺牲或少牺牲来解决问题。东西方文化的这种差异，使东方人的思维极富弹性和可持续性，其学习和批判能力都很强。“9·11”事件表明，目前西方的形而上学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今后的世界发展模式将向东方回归。

毛泽东同志说过：“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长的时间内保存下来，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及特点。”[6]五千多年能存在下来的并一直保持大国版图的资源丰富的国家，世界上没有几个。因此，我们不要忽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更不必妄自菲薄。大家看，中国近世发展起点低，但崛起速度在世界各国中是罕见的。这与我们五千年历史形成的积淀深厚的文化优势有很大的关系。且不说从1901年《辛丑和约》时的中国到北伐胜利这25年中国的快速变化，大家只要看看太平洋战争前后的历史就足以说明问题。1940年中国已分成若干个政治实体，那时中国在同盟国中起点最低，可1945年中国就并合为两个政治实体并一跃成为四大战胜国之一；到1949年中国除台湾外基本实现国家统一；1953年中国在朝鲜战场上打败曾打败日本人的美国人；1964年中国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有核国家，而中国完成这奇迹般的转变只用了24年的时间。

同样的情形也曾出现在欧洲，但结果则正好相反。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将欧洲统为一体，其意义相当于秦始皇统一中国。中国秦之后的西汉更为集中和统一，国力日益强大。可在公元843年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签订一纸《凡尔登条约》将欧洲一分为三，此后欧洲地理版块象“微积分”一样越分越碎。这为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深埋了一个迄今仍极难修复和英、俄、美等可以操纵的破碎根基。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思维差异。西方人重分析，并且是形而上学式的“微积分”；东方人重综合，而且是大一统式的综合。这反映在中国“仁”学观念之中。仁，是一个“人”与“二”的组合。“二”，就是对立关系：天与地对立、人与人对立、人与自然对立等。“二”，即反，俗语说这个人特“二”，意思就是这人脑子经常矛盾。仁，讲得就是对立统一，就是要将特“二”的事物统一起来。这是东方哲学的要义，也是东方精神的要义。正是有了这种精神，在1945年，在中国南方，马歇尔叫蒋介石不要过江北时，蒋宁可下野也要北上统一中国；在北方，斯大林不让毛泽东过江，毛泽东更是不听，他拿下东北后，“不可沽名学霸王”，一气打过江南统一了中国。这就是中国人的大哲学：自家再打也不分家。如果当时形成划江而治的局面，那中国就要分裂；如果分裂，那我们今天来北京的同志就备不住要“签证”，这还了得。正是有这种统一文化，近世中国才有上述马克思说的“一天等于20年”的发展。靠什么？靠的主要不是物质力量——那时物质力量最弱，而是东方人特有的基于大历史和大哲学底蕴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使中国在太平洋战争中成了最大的赢家。当时中国起点最低，崛起速度最快。对此，斯大林就看得明白，1945年他告诉蒋经国：“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7]可见，东方的文化中的辩证思维应当是我们战略研究中最深刻基础。

二、国家战略最终是要刺刀见红的学问

西方的战略要学好。与西方人是在受到东方匈奴人和蒙古人征服后开始学习东方的道理一样，[8]凡是能打败我们的对手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但这种学习得来的知识一定要经过中国经验的内化。比较而言，我们东方人学习能力强，吸收快。过去搞军事不行，但很快就在实践中成长起一大批中西战法结合的中国将军。在这一点上，恩格斯对中国人很有信心。1857年，他在《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一文中说：“在一切实际事务中——而战争是极其实际的——中国人远胜过一切东方人，因此毫无疑问，英国人定会发现中国人在军事上是自己的高才生。”[9]

西方军事思想在中国扎根，它也曾经过了一个内化的过程。上世纪初，日本人学习德国军事并迅速崛起，德国的军事思想后又被引进中国并渐成风尚。一些中国人到日本去学那些思想，蒋介石也去了。另一个是苏联的军事思想。苏联军事顾问及中国留日回国的学生使这些思想在黄埔军校扎下了根。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中都有黄埔学来的那些军事思想。但是，在打硬仗的30年代，处于弱势的共产党人用黄埔学堂里学到的那些以量决胜的洋思想，对付不了拥有大量物质力量的蒋介石军队，部队从30万拼到3万，最后是在生死线上大家认识到并推出本土生长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不是黄埔毕业的，也没有现代人常说的“大专以上”的文凭；在三十年代他也没有读过什么克劳塞维茨。但是，他基于本土实践的认识，讲求“万物皆备于我”，以少胜多，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种思想到最后成了打败蒋介石的法宝：遵义会议之后，同样的黄埔学生，在毛泽东统帅下就打胜仗，而在蒋介石领导下就打败仗。正是30年代军事的胜利才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政治指导地位。所以说，中国人学来的西方的东西，再好也要经过中国内化。只有中国化的东西，才能在中国土地上扎根并赢得胜利，而且是全局性的快速胜利。1940年中国已被肢解为若干块，1949年中国实现了统一，到1964年中国竟成了核大国。这正应验了孟子说的“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当时，原子弹试爆的时候，正如尼克松转述周总理的话说，意思是：抗议的声音，如果太远是听不见的。[10]西方人听见中国原子弹爆炸声后，就知道什么叫新中国了。国家威信，威而信。外交上“遗憾”表示得太多就没有威信了。

世界曾是西方的，也是东方的，但是我想归根结底还得是东方的。因为我们东方文化，按黑格尔说法，那是太阳升起的地方。[11]风水轮流转，世界文明还得转回来。西方这种不可持续的、高成本的和依靠掠夺外部资源来支撑自己本国发展的模式已走到尽头。如按西式发展道路走下去，北方世界尽是“朱门酒肉臭”，南方世界则尽是“路有冻死骨”，世界这么两极对立和分化下去，何时是了？世界还得和平、和谐地发展。和谐才是世界本质。和谐思想的故乡恰恰是在东方。

战略，那是刀尖上的哲学。国家战略，不能只是请客吃饭和绘画绣花。它后边是要带刀子的。战略不是玄学，它是通过战斗赢得和平的学问。战略文化要有基于和平信念的战斗性，要弄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另一方面，哲学是讲边界的。尼克松到中国来，在飞机上说，我要去跟毛泽东谈哲学。他说的“哲学”就是两个国家的国力边界及其合作的边界。毛泽东与尼克松这两个有哲学的政治家一见面，这个世界就变了。

运用国家战略是一种能力，这就是国家战略能力。国家战略能力，我认为是基于包括地缘政治在内的所有物质条件的国家战略的运用能力。其中运用是根本。我认为它可以分三个层次：第一，战略文化。就是民众对战略的认识和关心；换言之，人民支持和关心是国家战略能力的最基础的东西。第二，战略文化之上形成战略思维。战略思维多是知识分子的事，他们为中国的战略高层设计提供思想养料。第三，就是政治领袖集团的基于前二者的国家战略管理能力。这三者共同形成国家战略能力。

发达的战略文化是发达的战略思维的前提。而战略文化的人民性是其强大与否的关键。如清朝时各方的文化积淀都很好，但是，百姓到处都是“莫谈国事”，这表明当时中国战略文化处于衰落阶段。我们知道，就在美国和日本崛起的同时，中国清末的国家战略能力严重下降，其特点是对战略人才从上往下的逆向淘汰。那时也出现海权理论，其先驱人物就是严复。他跑到英国去学海军。因为那时候中国不认洋文凭，他回来以后没话语权，得考状元。他几次乡试都没过关。就在美国的海权论鼻祖马汉在太平洋东岸指点江山的时候，而西岸的同行严复还在准备参加一次次的乡试。以致严复病卧榻上，最终弄成个翻译家，给后人留了个“信、达、雅”。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悲哀。与此相反，同时期的日本却人人关心国家大事，最终于1895年打败了中国。但日本的战略文化及建立其上的战略思维毕竟没有大历史和大哲学的底蕴，结果就出了东条英机那种有战无略即没有哲学的人，以至最终又输掉了太平洋战争。严复死的那一年是“飞雪迎春到”的1921年，这一年共产党诞生了。共产党是中国知识阶层中具有强烈的战略文化和超凡的战略思维的人组成的救亡组织。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更使共产党人认识到，战略并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战略最终是要刺刀见红的。

三、美国国家战略能力迅速衰落，其角色日益从世界的操纵者向他国的“战略搬运工”转变

苏联解体之初，美国在中亚的布局是有利于美国的。当时塔利班在北面制衡苏联五个加盟共和国，在西面制衡伊朗；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和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都是逊尼派，伊朗是什叶派，塔利班和萨达姆分别从东面和西面牵制着美国人的重要对手伊朗。美国在海湾战争中打败又保留了萨达姆，用它制约伊朗；又用解放了的科威特从南部制约着萨达姆。美国从中用最小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己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可小布什上台后，美国打败了塔利班，俄国的力量反而南下进入阿富汗；打倒了萨达姆，伊拉克什叶派获胜，伊朗的地盘反而扩大。可以预计，美国撤军后，伊拉克与科威特及伊朗的关系会大大好转。为了这种“战绩”，小布什还赔了3000多士兵的生命。现在美国已失去了从尼克松到老布什为美国留下的在中东的主导地位，被小布什“解放”了的中东人民正在拿起枪来反对留在中东的美国大兵。

更有甚者，在即将御任的前夕，小布什在为俄国和伊朗南下搬掉了塔利班和萨达姆后，又从中亚来到欧洲，积极支持科索沃独立，这又进一步为欧洲的崛起清除战略障碍。这将更深刻地动摇二战后已在雅尔塔体系中确立的有利于美国世界霸权的基础。

美藉外交史学者孔华润等学者正确地指出：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世界是由欧洲主宰的。在我们追溯1913年至1945年间的美国对外关系史时，重要的一点是应当认识到美国是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得以建立并从事其对外事务的。[12]

这就是说，二战中美国人不仅要击败德日法西斯，还要利用这场战争摧毁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霸权。为此，罗斯福支持马歇尔通过在大西洋东岸的诺曼底而不是地中海北岸的意大利开辟第二战场，这样便自然而然地将东欧放给苏联。诺曼底登陆造成的后果，是苏联势力上升和苏联对欧洲强国的战略空间的大幅挤压，历史上的大欧洲，现在变成夹在苏联和美国之间的“西欧”。从此，西欧就成了美国的附庸，其手法与老布什保留萨达姆而迫使科威特成为美国的政治附庸一样。

美国是远交近攻，把苏联放大，欧洲压缩，亚洲这边尚未崛起，美国就这样布置了一个两翼弱势并由此对美国形成双向绝对依赖的“雅尔塔”布局。

1946年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称：

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斯特，一个铁幕已经在欧洲大陆之间降落了。在那条线后面的是中欧和东欧国家的首都，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等，所有这些著名的城市和周边的人口都已纳入苏联版图之内，都以某种方式受制于苏联的影响，或来自莫斯科的高压和不断加强控制。惟有希腊除外。[13]

现在看来，这条铁幕并不是苏联人单方面拉起的，而是罗斯福和斯大林暗中合伙拉起并迫使丘吉尔于1944年10月在莫斯科以划勾的方式强吞下的苦果。[14]美国放出苏联直逼“铁幕”线的目的就是要压垮战前仍处世界霸权地位的欧洲，使欧洲屈从于美国。姜还是老的辣。罗斯福逝世后，丘吉尔开始忽悠美国帮着欧洲将“铁幕”向东推移，但在杜鲁门之后，并没有几个总统真将丘吉尔的话当真。更有甚者，1956年就在波匈反苏事件发生之际，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不仅没有帮助这两个国家的反苏运动，反而还与赫鲁晓夫携手支持埃及反抗英法的战争，逼迫英法退出苏伊士运河。这就是说，丘吉尔“铁幕”演说后，美国政治家不仅没有缩短反而还在拉长这道“铁幕”：将它再从雅得里亚海拉到苏伊士运河。现在回头看来，正是这条美国人形式上反对，实质上默认的“铁幕”存在，才保证了美国自二战结束迄今的世界霸权。[15]

富不过三代，国家同理。美国在罗斯福时期的假“反共”，经天天重复后在后来的美国政治家那里真将假话当成真理。就在英国支持印度迅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久，美国发动了朝鲜战争；就在法国退出越南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久、美国又发动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欧洲则以其人道还治其人之身，坐视美国与苏联的假戏真作，结果导致美国在尼克松之前国力大幅衰落，战略边界大幅收缩。尼克松上任后，迅速将以前的真“反共”调整为假“反共”，立即与中国结盟，中美联手后，美国在里根时期恢复了其强势地位，这种强势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后，美国人并不知欧洲与俄罗斯的力量失衡对美国将意味着什么，又像小孩一样得意忘形，不自觉地再次为欧洲干起“战略清道夫”的活儿。这时，美国人对其霸权形成的历史及其地缘政治基础已是完全无知，进一步将本来马歇尔时期的美苏之间“周瑜打黄盖”式的相对对立关系转变为“汉贼不两立”[16]的绝对对立关系。1991、1992年，美国促成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大幅收缩。1999年，美国在推动波兰、匈牙利、捷克加入北约的同年，又领导北约发动科索沃战争，将科索沃从塞尔维亚剥离开来。2002年11月，北约布拉格首脑会议决定接纳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７个国家加入北约。这是北约自1949年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大。2004年３月，上述７国正式递交各自国家加入北约的法律文本，从而成为北约的新成员，使北约成员国从目前的19个扩大到26个。2004年5月１日，马耳他、塞浦路斯、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10个国家正式成为欧洲联盟（简称欧盟）成员国。这是欧盟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东扩。扩大后的欧盟成员国从15个增加到25个。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议会通过独立宣言，此后欧盟成员国法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四国外长先后宣布承认科索沃独立。美国18日也发表书面声明，宣布正式承认科索沃独立。

如果我们看一眼地图，就会惊讶地发现，如果科索沃最终获得了“独立”或事实独立，那么，丘吉尔1946年所描述的“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斯特”的“铁幕”，在欧洲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与1946年比正好翻了过来：从东欧的西界实实在在地推至俄罗斯家门口。欧洲力量及其依托的地理基础又接近恢复到二战前的状态，罗斯福、马歇尔为挤压欧洲而设计出的“小欧洲”地缘政治布局已近丧失。

对美国更具灾难性的是伴随这一变化还有欧元的崛起。欧元的出现打破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垄断地位，短短几年之间，欧元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份额已占到四分之一。欧元区扩大后，60%的欧佩克石油出口到欧盟国家，因此一些欧佩克成员不断呼吁使用欧元为石油交易定价。2000年11月伊拉克就曾提出这样的要求，伊朗、委内瑞拉等国家也有这样的愿望，2000年11月，伊拉克萨达姆政府决定将石油交易从美元转换成欧元，后来又将100亿美元储备改为欧元。2006年，伊朗启用了以欧元为结算货币的国际石油交易所。这使美国利用“石油美元”获取利益和控制国际重要能源的能力受到重创。如果再考虑到人民币连同中国国力在亚洲的崛起，我们就可以说，美国目前正在经历着比尼克松之前的更大灾难，而制造这种灾难的就是美国人自己，而终结美国二战后由罗斯福、马歇尔尔奠定的美国霸权布局的事件，自北而南看，就是1990年底北从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独立、1999年波、捷、匈加入北约和2008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的这一系列事件。在美国人的帮助下欧洲人用了近20年的时间将俄罗斯逼出波罗的海、逐出东欧。就在俄国人倒下去的同时，美国也为自己掘好了必将由欧洲人来填土的墓坑。其间为美国送终的人，很可能就是美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布什总统：前者在20世纪末从地缘政治上摧毁了苏联，后者则在21世纪初为欧洲崛起搬掉地缘政治障碍。与美国历史上的两个罗斯福相比，罗斯福奏响的是美国步入世界霸权的晨钟，而布什父子俩则敲响的是美国——随着美国在北约中的作用逐渐下降——退出世界霸坛的暮鼓。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看得非常明白，2008年2月22日，他警告美国说：“科索沃独立是一个可怕的先例，打破了数世纪以来的整个国际关系体系，必将带来一系列无法预料的后果，那些承认科索沃独立的国家终有一天将自食其果，遭到报应。”[17]

现在相当一部分中国学者将科索沃问题与中国台海形势联系起来，这是很表面的思考。其实，如果将科索沃问题纳入战后雅尔塔大格局中研究，就会发现科索沃事件为欧洲恢复二战之前的北大西洋政治版图划上了完美的句号，欧洲的新崛起将反转对美国再次形成二战前那种战略压力。这种压力迫使美国从北太平洋西岸进一步实行尼克松式的战略收缩——如果再考虑到美国在中东的惨败，那么就有理由认为这种收缩的幅度还会相当大。北大西洋两岸发生的这些变化必然又为中国——当然还有目前地缘政治形势异常脆弱的日本——在西太平洋海区留下更大的伸展空间。这同样也为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留下更为主动、从容和宽松的地缘政治环境。如果我们对二战前的北大西两岸的政治关系有所了解的话，我们对科索沃事件对即将出现的北太平洋两岸的上述新形势的牵动意义就不会产生怀疑；如果我们再回忆一下欧洲破碎的地缘政治格局曾对欧洲的负面影响，我们就对具有洲际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中国在未的必然崛起的伟大前景不会产生怀疑。

四、目前的世界比较偏爱东方，人民支持是中国国家战略能力成长的根本

国家战略能力不是书本上学来的，而是从困难，甚至血泪中体会出来的。所谓“穷人孩子早当家”就是这个道理。在20世纪30年代遵义会议前后，共产党什么条件都没有变，就是因为有了毛泽东同志掌舵，由此一切就变了。共产党20年代的大失败让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枪杆子里边出政权”道理；30年代的大失败，又让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原来犹太人一个比一个聪明，但没有国家也无战略，希特勒一开杀戒，犹太人的小聪明就不行了，就要建国，这才有了后来的国家战略。2003年，萨达姆为了取信于美国放下了武器，结果得到的却是美国对伊拉克的全面入侵。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今天对国家战略及其能力的研究不能过于书生气。

目前的世界比较偏爱东方。今天的俄罗斯人从苏联解体的灾难中走了出来，他们最懂得什么叫“刺刀见红”。普京到中国来，直奔少林寺，扳手腕。他在告诉人们，在这个世界上，胜负要靠扳手腕，不能靠超女唱歌。我们新一届国家领导人上台先到西柏坡，到英雄纪念碑，这意在告诉全党全国人民，我们目前取得的成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经历过前些年困惑和困难的中国和俄国，其国家战略能力正在上升。相反，现在美国的国家战略能力却在下降。他上台之初，咄咄逼人，我们避开其锋锐。萨达姆那边不让，本·拉登也不让，布什就直奔中东。现在美国陷在伊拉克，却还要打伊朗，如果打不下伊朗，按他的逻辑还得打俄国。他要打俄国，那就等于与上帝作战，有多少原子弹也没用。

形而上学害得美国人不浅。上世纪有两个美国人曾把美国忽悠到阴沟里去了。一个是麦卡锡，一个是凯南。麦卡锡当时在美国搞“极右”，谁不“反共”就抓谁，不“反共”就没工作，逼得当时的美国“宁右勿左”，只有一种声音。与此相配合，凯南又给美国设计了一个天大的战车和目标，说要和共产主义作战。这样就把美国忽悠上一个“遏制共产主义”的战车并奔向一个力所不及的目标，后来就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失败。尼克松之前，美国的国家战略能力已严重衰落。今天又有两个人即小布什和赖斯在美国以“反恐”划线，忽悠着美国发动了一场没有结果的战争。这场战争过去叫“反共”，现在叫“反恐”，都是一回事。小布什似不读书，也不懂历史，他比麦卡锡还邪乎，弄出了七个“邪恶轴心”，这真是“老虎吃天”。小布什上台后靠拳头说话，结果反打得自己遍体鳞伤。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美国领导集团已失去了哲学，没有战略文化，没有战略思维，这最终导致其战略管理能力严重衰落。现在美国像鲍威尔那些有战略哲学的人都走了，留下小布什和赖斯。赖斯和布什英文译过来，一个叫“大米”（Rice），另一个叫“丛林”（Bush）。这两个加在一起，很没文化。  碰到这些人，上帝也没办法。

国家战略能力的要义是战略力量和战略目标匹配。拿破仑到最后失去了这能力，搞大陆封锁，与全欧洲作对，结果失败了。俾斯麦有这种能力，所以德国统一了。威廉二世及其后继者失去了这种能力，导致德国一分为二。毛泽东将目标与国力平衡把握得较好，不称霸，也不透支国力，为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厚实的国力基础。这些经验对于今天中国人来说，十分重要，一定不能忘记。

中国的崛起再次惹起西方人妒忌狭隘的复杂心理，他们这种老城住户特有的小家子心态在这次奥运火炬传递途中终于按耐不住并转成“豆腐西施”式的市井漫骂。通观历史，我们发现，骂街，着急了还要打人，这对欧洲人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当年欧洲人就以这种市井态度来对待美国的，结果硬是逼着美国成为世界强国。有意思的是，今天美国人也有了欧洲人的同种心态，他们借奥之机竟与欧洲市井们不顾“大国”身份拉了几个上不了台面的“藏独”分子，一起拼凑起反华“大合唱”。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与奥运作对，几乎就是与人类文明作对。西方这种不合时宜且非常失态的作法，说明西方人真的是没了以往的自信，以至连奥运会这种机会也舍不得放过。有效的外交，是罗斯福或俾斯麦式的嘴上说得好听，而手里攥着致敌死地的武器。目前西方对华外交是在漫天骂街的同时手中又既无致中国以绝地的武器又还离不开与中国的战略合作。这说明：目前西方外交，如果不是弱智的话，那它唱的就是“空城计”。

1897年7月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对来访的德皇威廉二世谈到美国时说：“要不了多久，欧洲就会变成一个被文人雅士仰慕过的曾经美似天仙而现在已经老态龙钟、步履艰难的妇人了。” 老妇人总是要对“灰姑娘”说三道四的，这是因为她已失去了少妇时的自信。现在看来，今天的美国也离这一天不远了。

今天的形势真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我们正处上升阶段。即使如此，我们自己也有必须正视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不能失去人民。人民支持是胜利之本。解放战争时期，人民为支持共产党过长江，儿子死了，老公上，老公死后老大娘划船送解放军过江。为什么？共产党给我家土地，共产党给了我了作人的尊严，我老百姓当然支持共产党。有了人民支持，共产党就得了天下。反之，如果失去人民支持，也会失去天下。大宋时即使富得流油，也挽救不了它的灭亡；清朝不仅是落后才挨打，更是没有人民支持才挨了打。苏联失去人民，苏联也就解体了；普京赢得了俄罗斯人民，于是他正在还给人民一个强大的俄罗斯。所以，只要我们有了人民支持，中国国家战略能力的塑造就有了强大的根基。

（相关简介：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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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孟子"公孙丑上》。

[2] 详见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世纪出版社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104、106、114、117页。

[3] 《孟子·尽心上》

[4] 《老子·二十二》

[5] [德]奥托·冯·俾斯麦著，杨德友同鸿印等译：《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第1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15页。

[6] 《毛泽东西藏工作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113页。

[7] 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8] 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中认为西方人应当“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作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因为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成果”。参见[英] 哈·麦金德著：《历史的地理枢纽》（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2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2007年版，第107页。

[10] “但是如果美国退出亚洲，撤出日本，届时无论美国的抗议声有多大，套用总理的说法，我们都是在放空炮。那么，我们抗议的效果将微不足道，因为相隔一万五千英里的距离比竟无法让别人听到你的声音。”张曙光、周建明编译：《中美解冻与台湾问题——尼克松外交文献选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14页。

[11] “太阳——光明——从东方升起。”“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 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世纪出版社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

[12]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13] 丘吉尔：“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斯特”（1946），J"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学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Words That Make America Great），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635页。

[14] 1944年10月9日丘吉尔来到莫斯科，开门见山划出百分比，在数分钟内就解决关于东欧巴尔干势力范围的谈判。关于这次谈判，丘吉尔在回忆录中有如下披露：

当时的时机适于商谈问题，所以我便说：“我们来解决巴尔干地区的事情吧。你们的军队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我们在这些地方也有我们的利益，有各种派遣团体和代理机构。

　　不要为了枝节问题致使我们意见相左。就英国和俄国而论，怎样做才能使你们在罗马尼亚占百分之九十的优势，我们在希腊也有百分之九十的发言权，而在南斯拉夫方面则平分秋色呢？”我乘着正在翻译这段话的时间，在半张纸上写出：　　

罗马尼亚

　　俄国……………………………………………90％

　　其他国家………………………………………10％

　　希腊

　　英国……………………………………………90％

　　（与美国一致）

　　俄国……………………………………………10％

　　南斯拉夫…………………………………50：50％

　　匈牙利……………………………………50：50％

　　保加利亚

　　俄国……………………………………………75％

　　其他国家………………………………………25％

　　我把字条递过去给斯大林，此时他正在听翻译。稍停片刻，他拿起蓝铅笔在纸上勾一勾表示同意，然后把字条递回我们。一切就这样解决了，比把它写下来还要快。

　　当然，我们对我们的主张已经长期操心考虑过了，这时只不过是处理一下眼前的战时安排而已。一切较大的问题双方都打算留待以后再说，当时我们所希望的是战争胜利之后能有一个和平会谈。

这之后沉默了一阵。铅笔划过的纸条放在桌子中央。最后我说：“似乎我们在处理这些与千百万人生死攸关的问题上，用这种草率态度，这不至于被人说是玩世不恭吗？让咱们把字条烧掉算了。”“不，你保存着。”斯大林说。 

引自〔英〕温斯顿·丘吉尔著，魏群、高虹译：《二战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8-1059页。

[15] 关于此，详见张文木著：《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第二章：“大西洋两岸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2月版，第35-54页。

[16] 诸葛亮：《后出师表》。

[17] “普京：西方承认科索沃独立必将自食其果”，http://news.sina.com.cn/w/2008-02-23/230013462834s.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