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玩笑

——读《依然在路上：穿越历史大弯道的个人与社会》

王勇旗

这篇文章是杨敏和郑杭生先生共同发表在人大复印期刊社会学版2008年第三期上的一篇文章，可以说对于工业革命以来宏大历史变更的一个总结，在我们人类追求现代性的执著中，历史仿佛给我们开着一个又一个“玩笑”。

   一

   文章的开头已经为我们点明了这篇文章的主题：“回顾现代性的进程，可以看出19世纪和20世纪各自的独特个性：前者以建构‘大写时代为己任’，后者则以力促这类大写的终结为标志。”这个“大写”作者从四个方面来认识：“大写”的人，“大写”的理性、“大写”的历史和重大政治意识形态的登场。

   19世纪，对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追求作者称其为对“大写”的人的追求，“在更为现代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组织模式及社会秩序和制度体系之中，增进自己的自由度和解放度”，然而，实际上，“大写”的人只成为了一部分人的梦想，“大写”的人成为历史的主体、主角，掌握话语权；但更多的人没能够成为“大写”的人，成了非主体、配角，无话语权。

   “大写”的理性体现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飞速发展中，人类试图征服自然，以获取自己所需。然而，作者认为，这种理性有几个前提：1、客观化假定，即对于理性的客观效果的想象；2、主观化假定，即对于理性的主观能力的想象；3最大化假定，是对理性实践功能的想象；4、价值中立化假定，这涉及理性的道德优势的想象。这几个假定的恰当与否就决定着人类的理性道路。

   历史的“大写”体现在两个重大转变上：阶段转变，康德、黑格尔、孔多塞、孔德都对历史转变的阶段进行了自己的分析；方法论改造，由思维中的“应然”变成了外在过程的“实然”。

   政治意识形态恐怕是19世纪最伟大的“创造”，正是这一创造产生了国与国的对抗，区域与区域的对峙，主义与主义的对决，总体而言，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最重要的政治意识形态。

   在以上的系列“大写”中，“自由”的影子随处可见，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自由并没有脱离强弱之分、贫富之分、利益多少之分，正是这样的“自由”使得人类对于现代性的探索陷入困境。

   二

   二十世纪，在作者看来是“大写”时代终结的世纪。

   “人“的终结起始于福柯对于“自由”无疾而终的宣判，他认为，任何法律都是维护非法的特权，因而“法律本身就是非法的，是战争的替代物”；权力、秩序等是缺乏理由的；意识、精神、文化现象都不过是一些偏见。

   知识和真理的“终结”：利奥塔对于科学、技术、知识、真理展开了广泛的批判，指出了这些现代人类所迷信的这些东西的不合理性。

   “历史的终结”虽然使福山一举成名，但在作者看来，他只不过再度叙述了“历史是自由的故事”。全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贯穿着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世界普遍史”提出了挑战，改变书写西方的历史，改变书写精英的历史是这一思潮的主题。

   福山认为，“历史的终结”也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终结”，自由民主不再会有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强劲对手，然而，沃勒斯坦则认为“自由主义在终结”，当今时代已进入了“自由主义之后”。

   三

   在当今中国，社会利益的调整、社会秩序的建构等试图调整以上的种种“终结”。

   现代性的真正价值和目的在于人的自由和解放，然而中国现在的人依然分为主体的人与非主体的人，马克思对于人类解放的构想任重道远。

   “现代知识和理性培育了现代人的普遍精神要求，即努力超越自己的有限性，不断创新、寻求卓越”，要培育知识人和学术人的自我责任感，倡导社会学研究的现实感和深沉感。

   “现代性的转折”需要实现人与自然双盛、人与社会双赢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实践，中国的文化传统早已昭示了这一点。

   无论是中国传统，还是马克思对于人的自由的论述，都告诉我们了只有社会关系的和谐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在这条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想从历史的“弯道”走出来作者认为需要在实践中由“利益共同性”和“意义的共同性”共同组成的社会共同性，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和谐社会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