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是如何影响社会稳定的？[i]

胡联合 胡鞍钢 [ii]

载于《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2008年第1期。

提 要：1978年以来,我国贫富分化加速，贫富差距问题逐步突出。这对社会稳定构成复杂而深刻的多重威胁。主要包括贫富差距问题不但影响社会心理，诱发社会不满情绪，容易生成社会不稳定的心理温床；而且影响社会秩序，诱发犯罪活动，危害社会治安；不但影响社会结构，容易生成不均衡甚至畸形的社会结构；而且影响社会制度，有损社会公正和政治权威，严重时甚至会危及国家安全和统一。高度重视和妥善处理贫富差距问题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特别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而紧迫的理论和现实课题。

关键词：贫富差距  社会稳定  影响  机理

                        一、问题的提出   

贫富差距是一个热门而古老的话题。辩证地说，自从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来，贫富差距就一直客观存在，而且一定的合理的贫富差距对于社会的运行有着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不过，在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以前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一般认为，除很少存在的绝对平均主义问题外，只有当贫富差距过大时，贫富差距才会成为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摆在人们面前。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贫富差距问题”。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给经济发展注入了空前的活力，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但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收入分配的贫富差距总体上是呈扩大的态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等有关的保守统计数据，1978年至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由0.16扩大到0.34，意味着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扩大了112.5%；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由0.212扩大到0.369,意味着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扩大了73.6%；而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时不足0.3上升到2000年的0.417，首次突破0.4这一国际常用的警戒线，此后继续上升，2004年基尼系数达到0.462（参见图1）。近年来，贫富差距仍在扩大。[iii]

数据来源：主要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整理（但1978年的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缺乏,个别年度的数据作者根据向书坚《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的测算与回归分析》，《财经理论与实践》1998年1期）等报刊整理而来。

虽然一般认为官方公布或根据官方数据推算的基尼系数是比较保守的，但也可清楚地看出，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较大。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在131个有据可查的国家中，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情况（基尼系数）排在世界比较靠前的位置（第32位）。当前我国社会矛盾比较突出。[iv]这与贫富差距有密切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指出：“一切历史冲突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v]。这里所谓交往方式就是指生产关系或生产关系在法律用语上的“财产关系”。[vi]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精辟地指出：社会动乱“都常常以‘不平等’为发难的原因”，“内讧总是由要求‘平等’的愿望这一根苗生长起来的。”[vii]贫富差距问题既是一个基本的经济问题，又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对社会稳定有着复杂的多重影响。本文只讨论四个最主要的方面。相信透过这四个不同层面和角度的分析，会有助于人们深化对贫富差距问题消极影响的认识，从而增进调节贫富差距对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

二、理论与实证分析

（一）贫富差距问题影响社会心理，引发社会不满情绪的滋生蔓延，影响人心所向，容易生成社会不稳定的心理温床

社会心理稳定，通俗地讲就是人心稳定。社会心理稳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内涵。我国传统文化中经常所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实际就是指社会心理学上的“人心所向”对一个政权的极端重要性。而贫富差距问题是影响社会心理稳定的重要根源，是产生社会不满情绪的根源性问题。

我国贫富差距问题对社会心理的消极影响，因以下几个原因而变得严重和突出。

(1)人们普遍对贫富差距非常关注。据调查，2000年，认为收入差距是我国前四位严重的问题的领导干部占47.7％；到200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75.6％；与此同时，认为收入差距是我国第一位严重的问题的领导干部所占比例由2000年的15．6％上升到2005年的37．1％，并且比例位居所有问题之首（排第一位）。2000年，我国城市71.6％的人认为贫富悬殊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2005年，全国91％的人关注贫富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分配不公问题，比例居所有问题之首。[viii]

(2)多数人心理上认为和认同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过大。据调查，人们认为当前收入差距拉大“勉强可以接受”和“完全可以接受”的人只占19.7％，而其余80％的人则是“完全不能接受”和其他较消极或居中性的态度。[ix]据2004年的调查，北京市民把“贫富差距过大”列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首，而2000年“贫富差距过大”仅列在第5位，但从2001年跃升到第一位，从此以后一直保持这一位序；76%的人认为贫富差距问题还在继续恶化，收入差距比前几年更大了。[x]

（3）相当多的人认为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不合理、不公平。在我国，对贫富差距问题的不满，除了对贫富差距过大本身不满之外，更多地是源于相当多的人认为形成这种差距的原因不公平，认为很多不该富的人先富起来了，很多该富的没有富起来，并加剧人们对富人的不良印象。据调查，在回答“您认为在目前社会上的富人中，有多少是通过正当手段致富的？”这一问题时，回答“很多”的只有5.3％；回答“较多”的只有14.5％；而回答“几乎没有”、“不太多”、“不知道”的占80.2％。[xi]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显示，约70％的人认为权力腐败是导致当前社会不公的最主要因素。[xii]

（4）相当多的人对“富人”作用的看法比较消极或否定。据调查发现，只有24.6％的人认为富人的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而29.9％的人认为富人的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其余45.5％的人则持中间态度。这说明社会对富人的印象并不好，评价起负功能的比评价起正功能的要多，反映出社会对“富人”作用的评价是比较消极或否定的。[xiii]

（5）人们大多数认为政府有责任减少贫富差距。在不同的国家，人们对贫富差距的忍耐程度是不一样的。据调查，中国和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众对不平等的容忍度较低，在所有这类国家，都有九成或更多的民众认为本国收入差距过大，都有80%左右的民众认为政府有责任降低收入差距，两个比例都比欧美国家高。中国与美国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非常接近，但美国人只有65%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收入差距过大，而在中国，这个比例达95%之高。中国民众有约75%的民众希望政府采取行动来降低收入差距，明显高于一般欧美国家（美国的这个比例不到中国的一半）[xiv]。

这五个主观层面的因素都会损害人们的公平正义感，滋生社会的不满情绪，并使不满情绪相互得到强化和叠加，引发社会心理失衡和不稳定。据中国社科院2006年在全国28个省份的城乡抽样调查发现，认为我国财富和收入分配公平的只有40.2％，认为地区与行业间的待遇公平的只有33.6％，认为城乡之间的待遇公平的只有29.0％。[xv]这说明人们不但对贫富差距过大本身不满，而且认为这种差距也不公平，因而不满情绪更加突出。需强调的是，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期，由于社会财富的分配标准被打乱,但是另一方面新的标准又没有迅速建立，相当一部分人追求财富的欲望迅速膨胀，但在价值观念变动不居的社会环境中，他们“再也不知道什么是可能做到的，什么是不可能做到的”，“再也不知道哪里是应该停下来的界限”,导致很容易唤醒人们的不满情绪和 “造反精神”。[xvi]随着贫富差距的日趋拉大，富人财富的诱惑力往往更容易被放大，必然导致在参照对比中落后的人们滋生不满情绪，一些人甚至可能因此而走上侵犯财产的犯罪道路，而平时不满却“沉默的大多数”则很可能在一个很小的突发事件（如群体性事件）中成为“愤怒的大多数”，做出意想不到的破坏性行为，从而危及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还要看到，中国社会存在“为富不仁”的现象,影响很坏；同时中国文化中存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不少人对富人的看法并不好,仇富情绪在一些人心中滋长蔓延开来，加之一些地方官商勾结，人们往往将不满情绪又更多地指向政府，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消极影响。据零点调查公司对全国城乡居民的抽样调查，2003-2005年对生活状况不满意者保持在17.2％以上的比例,其中2003年最高达25.2％。[xvii]这说明不满情绪在社会上是比较突出的，有不满情绪的人口数量众多，极易对社会稳定造成消极影响。

（二）贫富差距问题影响社会秩序，特别是会诱发违法犯罪活动，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恶化社会治安形势

贫富差距问题是影响社会秩序稳定的经济根源。马克思主义认为: “蔑视社会秩序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xviii]，而犯罪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有其产生发展的各种复杂主客观原因, “一定的原因按照特殊的规律性在产生一定的犯罪行为”[xix]，犯罪的本质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是侵犯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社会秩序，其最终根源在于一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会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xx]在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从总体上消除了犯罪赖以产生的剥削阶级根源,但是由于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的影响,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还客观存在,生产力远未达到高度发达的程度，事实上的经济不平等还不同程度地广泛存在着,犯罪滋生的主客观原因还现实存在，犯罪现象还会长期存在。虽然导致犯罪的个体原因各不相同，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乃是产生犯罪的最终根源，当贫困者“穷到要饭和俄肚子的时候，蔑视一切社会秩序的倾向也就愈来愈增长了”，因而作为蔑视社会秩序最极端表现的“犯罪行为也随着赤贫现象的增长而增长” [xxi]；不但如此，“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去衡量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 [xxii]违法犯罪活动并不会简单地因为经济比以前发展而消失。

现代犯罪社会学理论一方面无不深刻地指出：“一个社会只是贫穷或者只是富裕均不产生犯罪，但一个社会贫富差别悬殊就会产生大量犯罪” [xxiii]，尤其财产犯罪乃是“贫富悬殊的自然结果” [xxiv]；另一方面，更强调犯罪（率）是反映社会变迁各种社会问题的“睛雨表”，“财产犯罪和暴力犯罪是衡量社会秩序和社会变化的重要尺度”。[xxv]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有着长期“不患寡而患不均”文化传统的国度，贫富差距更易引发违法犯罪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讲，侵财犯罪正是通过非法途径对抗和消减贫富差距的一种犯罪方式。

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的违法犯罪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据统计，1981—2004年，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0.278迅速上升到0.462,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扩大了66.2％。与此同时，以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犯罪案件为例，1981—2004年，全国犯罪率从89起/10万人上升到363起/10万人，增加了3倍，犯罪率以6.3%的年均增长速度在快速上升。而如果参照国外很多国家的做法把治安案件作为轻罪案件纳入犯罪统计中，那么我国的犯罪问题将更为严重。根据可以得到的统计数据，以公安机关受理的治安案件为例，1986-2004年，全国治安案件立案率从104起/10万人迅速上升到511起/10万人，年均增长速度高达9.2％；违法犯罪率（即犯罪案件与治安案件之和的立案率）从1986年的155起/10万人上升为2004年的874起/10万人，年均增长速度10.1％。我国刑事犯罪与贫富差距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突出的表现是侵财性犯罪特点最为普遍，1981-2004年侵财犯罪占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比例年均在80％以上，而盗窃是最主要的侵财犯罪类型(占侵财犯罪总数的87％),也是最主要的刑事犯罪类型(占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 [xxvi]。为进一步探索贫富差距对违法犯罪活动的影响程度，我们对全国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与犯罪活动的关系进行了统计分析，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与犯罪率的关系

从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出，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与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的相关系数都很高或较高。反映出全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对违法犯罪活动有着显著影响，收入差距越大，违法犯罪活动就越严重。现在我国每年的刑事案件徘徊在四百多万起的规模，治安案件高达六百多万起，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的现实威胁。

（三）贫富差距问题影响社会结构，容易导致社会结构失衡甚至畸形化发展，激化阶层矛盾，严重时甚至会造成社会对立与冲突动荡

社会结构是社会各组成部分及其组成力量之间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在社会学意义上，社会结构最常指的是社会阶层（阶级）结构，以致于很多时候人们甚至也将其几乎等同于社会阶层（阶级）结构。一个社会能否稳定，正如一栋房屋是否牢固一样，结构至关重要。从社会结构的类型来看，“橄榄型”社会结构是一种最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均衡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就是生活相对富裕的中间（中产）阶层比例大、极富上层阶层和贫困下层阶层比例都小的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结构，即以中间（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xxvii]这种社会结构在财富分配上即是表现为社会总财富的分配相对公平，大多数人过着殷实体面的中间阶层生活，极少数人过着超富裕的上层阶层生活，少数人过着相对差一些但却有保障的下层阶层生活，实质上是一种相对而言的共同比较富裕的社会阶层结构。一般而言，这种以制度化的中间（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对社会稳定具有内在的结构性支撑力量：其一，中间阶层群体是加强社会稳定的政治力量。中间阶层群体是介于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缓冲力量，当其成为社会主体力量时，不但社会的主体趋于维护现状的稳定，而且也使社会上层与下层的冲突变得数量较少、对抗程度弱化，并容易得到中间阶层的缓解。其二，中间阶层群体是加强社会稳定的思想力量。中间阶层是一种现行社会政治制度的受益阶层，在社会上代表相对温和的、更多地倾向于维持社会主流现状的意识形态，当其占据主体地位时，极端的和激进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就很难有大的市场。其三，中间阶层群体是加强社会稳定的经济力量。中间阶层群体是相对富裕的群体，是社会消费的主体力量，当中间阶层群体占社会的大多数时，中间阶层群体的生活方式就保障了社会庞大而稳定的消费市场，推动着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xxviii]

贫富差距过大的最严重隐性危害，就在于它必然生成一个失衡和不合理的社会结构——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在这种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中，极少数上层富人占据社会财富总量的份量（比例）过高，甚至形成极少数富人占有社会绝大多数财富的寡头化上层；生活比较富裕的中间（中产）阶层人数较少，占有社会财富总量的份量较低，而生活贫穷的下层阶层人数占社会总人口的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而其占有社会财富总量的份量很低甚至只占极少一部分。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总体上是一个失衡的社会结构，而如果向两极分化的方向进一步恶化，则更是会加剧这种不均衡状态，导致社会结构日趋畸形化。如果一个国家长期处于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之中，不但意味着该国不能实现现代化，而且也将使为数众多的下层阶层人们逐步产生对政府的离心力，并使为数极少的上层富人阶层与为数众多的下层贫穷阶层很容易形成对立，严重时甚至会引发社会乱与动荡。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隐藏在贫富差距过大的背后，往往是贫富差距过大形成的原因和机制不合理、不公平，这对社会稳定和社会结构的危害都更为突出。首先，不合理、不公平的贫富分化原因与机制，会直接增加人们的不满情绪，且人们的不满情绪往往会更多地指向他们认为应负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履行执政职能的党和政府一方，特别是对于非法致富、腐败致富，人们的不满情绪会更加突出。1978年以来，不容否认的是，一些人是利用非法甚至犯罪的手段致富的，这自然损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也侵犯了其他公民追求财富的合法的平等权利，侵犯了其他公民通过追求财富实现社会地位升迁的权利。一旦这种不合理、不公平的致富方式滋生蔓延甚至泛滥，必然会损害正常的社会流动机制的运作，妨碍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合法地致富，很多人甚至可能被排斥在合法的致富渠道之外，也会挫伤人们奋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影响社会的合法上升流动的机会和渠道的畅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致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定型化、凝固化，致使金字塔型的不均衡的社会结构定型化、凝固化。这种情况，实际上正是一些拉美国家形成贫富两极分化的写照。在拉美这个“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地区”，虽然经过从19世纪末以来经过100多年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经济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其被人讽刺为“发展是遇难者多于航行者的航行”，财富集中于极少数上层阶层手中(如大地产阶层),中小企业的发展受到多重限制、中产阶层难以发展，社会政策过于照顾“强势集团的利益”，[xxix]以致于1970年前后拉美国家的贫富分化已经非常严重（有的国家收入基尼系数甚至高达0.66），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40％，经过30多年的发展,到2003年拉美国家的人均GDP达到3800美元（大约是1970年代初期的4倍），但财富仍然高度集中在极少数富人手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更上升到44.4％,其中赤贫人口占总人口的20％。目前，拉美国家的凶杀案发案率高达每十万人25.1起，居世界之最；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进入了“一个社会冲突激化的时期”，仅1997—2005年，就有7位在任总统在群众抗议中被赶下台。[xxx]这就是所谓的“拉美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