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教育分层研究(1949-2003)

郝大海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改革以来，中国教育机会总量的增加，特别是高等教育机会的扩大，并未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明显地缩小教育分层。改革前，由于政策干预对较高社会阶层、特别是专业技术阶层教育需求的抑制，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教育分层；改革后，中国教育分层正显现出MMI 假设的诸项特征：较高阶层在高中入学阶段具有稳定的优势，同时，专业技术阶层在大学入学阶段也具有一定优势。这表明，当前通过抑制较高阶层的教育诉求来实现教育分层最小化的政策干预已经终结。但是，在教育领域内实行"补偿原则"向中下阶层倾斜教育资源的发展思路也未能如人所愿，它并未改变中下阶层在较高教育阶段的不利状况。缩小教育分层状况的另一种思路在于，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全面缩小各社会阶层间的生活差异。

　　关键词：教育分层；MMI 假设；政策干预；教育转换率

　　教育机会公平是当前中国社会争论的热点问题。近几年政府的教育政策的一个主要导向是扩大教育机会总量，改善每一个个体教育机会。但是，伴随着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机会的迅速增加，人们对于教育不公平现象的感受和批评却越来越强烈。教育机会总量的增加，特别是高等教育机会的扩大，并未如人们预期的那样明显地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

　　在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领域，有关教育扩张与教育不平等（或教育分层）的研究也是各国学者关注的重点。其中，雷夫特里（Raf tery）和霍特（Hout）提出的"最大限度地维持不平等"（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MMI ）假设，比较系统地阐释了爱尔兰在工业化进程中教育扩张与教育分层之间的关系，指出除非较高阶层的入学需求已经处于饱和状态，否则教育扩张并不会影响到教育分层模式。此后，许多学者在MMI 假设的理论框架下，通过分析本国的经验材料，不仅证实了MMI 假设对于工业化国家具有相当大的普适性，而且也发现了一些MMI 假设未能涵盖之处，从而大大拓展MMI 假设的适用性。对此研究取向，中国教育分层研究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在已有的探讨教育扩张与教育分层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全面对MMI 假设加以检验的研究尚属阙如。应该说，这对于全面审视中国教育分层的历时性变化、科学地解读教育公平这一当今社会的热点问题，以及进行教育分层研究的国际比较都是一种缺憾。本文利用2003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资料检验MMI 假设，试图全面分析1949-1999年期间中国教育分层的历时性变化，进而为客观审视教育公平提供一个新视角。

　　一、教育分层研究与MMI 假设

　　从社会分层视角看，教育分层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作为一项影响因素，教育会影响人们的社会分层（财富、声望、权力等）；另一方面，教育地位又是诸多社会因素作用的结果，被称为教育获得。教育获得研究的一项中心议题就是分析个人的家庭出身对教育获得的影响，这也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在教育机会均等的条件下，由于家庭出身不同，个人可能在教育获得上出现差异，进而形成教育分层。

　　20世纪，在大多数西方工业化国家开始实行强制性的初、中级义务教育，各教育阶段入学规模也均有所扩大。问题是随着社会发展，当教育系统扩张时，教育分层状况会发生何种变化？对此，教育分层研究中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对教育有一种功能化需求；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必然会导致教育系统的扩张，并使得教育选拔趋于精英化，于是在所有教育阶段上，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特征相关的教育分层将随着时间有所下降。与此不同，文化再生产理论认为，虽然教育扩张在低水平教育上实现了更大的平等，却无法降低高水平教育的不平等；学校教育除了促使被统治阶层子女完成主流价值观方面的社会化外，同时也通过较高水平教育文凭将被统治阶层子女从职业结构中的优势位置中排除出去，以维持统治阶层的地位与特权。

　　秉承文化再生产理论研究思路，雷夫特里和霍特研究了爱尔兰教育扩张与教育分层之间的关系，发现"除非入学规模扩大迫使转换率（transition rates ）和优比（odds ratio）发生变化，否则转换率以及社会出身与教育转换之间的优比对于所有同期群都是不变的。"这意味着，在现代社会中与一定社会阶层结构相联系的教育分层模式具有明显的稳定性，除非较高阶层的入学需求已经处于饱和状态，以至于进一步的教育扩张只能通过增加较低阶层的入学机会来实现，否则社会出身对教育转换的影响是不会发生变化的。这包含两层含义，首先，教育扩张主要是较高阶层进一步的教育需求引起的。为了能在职业结构的上升进程中处于更有利的位置，较高阶层需要在规模和质量上不断提升自身的教育水准。

　　只要这种需求没达到饱和状态，他们就会不断推动教育扩张。其次，在某一给定教育阶段上，凭借自身优势条件，较高阶层总是教育扩张的最先受益者，只有当他们的需求已达到完全满足，教育扩张的好处才会轮到较低阶层。由于较高水平教育的稀缺性，在这个阶段很难实现教育平等。上述观点得到了爱尔兰、英格兰及威尔士经验材料的支持，雷夫特里和霍特将其称之为"最大限度地维持不平等"假设。这一基本命题可以更具体地表述为以下四条假设：

　　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中、高等教育容量的增加，将反映出人口增长和随时间逐渐上升的社会阶层结构对教育需求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特定阶层的入学转换率随时间保持不变。

　　2.如果入学扩张比社会阶层结构重新分布产生的需求快，那么所有社会阶层的入学转换率都会增加，但在所有转换中各阶层间的优比保持不变。

　　3.如果较高阶层对某个给定教育层次的需求饱和了，即它的升学转换率接近或者达到了100%，那么该教育层次各阶层间的优比将下降。不过只有在入学扩张没有以任何其他方式出现时，这种情形才会降低机会不平等。

　　4.平等化也可能逆转。假使某个同期群中较低阶层的青年较多地申请了高等教育，会使得成功实现高等教育入学的条件概率下降，进而导致社会阶层对高等教育入学的影响增大。

　　六、结论

　　在中国教育分层的相关研究中，政策干预对教育转换的控制、"文革"的去分层化，使中国教育分层处于一种反常状态，于是在一些研究中，研究者并不严格沿用教育分层研究的一般模式。改革以来，中国的教育进程逐渐回复到常态，所以，有必要重新回到一般研究模式中来。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在研究中，采用了教育分层研究的MMI 视角。一是希望延续苏联和东欧学者针对社会主义国家MMI现象的研究脉络，利用中国资料来检验短缺经济状态下政策干预减缓MMI 状况的有关假设。其次是希望利用这一分析框架来审视改革以来中国教育分层的变化；以上两项研究目标，基本得到研究结果的支持。

　　首先，改革前中国政策干预对MMI 现象的阻隔要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更为极端，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具体说来，政策干预效应在高中入学阶段表现得比较典型，随着高中入学转换率的下降，该阶段的教育分层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而在大学入学阶段，政策干预效应则以一种逆向方式表现出来，即大学阶段的教育分层在受到政策干预的抑制下，原本也应该是下降的，但由于恢复高考事件的刺激，专业技术阶层的入学优势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大了。这一结果为有关专业技术阶层在政策干预下利益受损的假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同时也凸现出在分析恢复高考对教育分层的影响时，同期群方法的重要作用。

　　其次，改革以来中国教育分层正在显现出MMI 假设的诸项特征。研究发现，改革初期，随着初中入学的饱和，进一步的教育扩张使高中入学转换率不断上升，此时，由于高中入学需求尚未满足，管理和专业技术阶层的高中入学优比，在连续同期群中是保持稳定不变的。而在大学入学阶段，虽然管理阶层的入学优比没有表现出显著优势，但父亲为专业技术阶层者和父亲具备高中以上教育程度者在最近同期群中是具有显著优势的。这些证据表明至少在高中阶段，中国目前的教育分层已具有市场体制下社会教育分层的一些基本特征。而且改革以来，文化资本差异对加剧高等教育阶段教育分层有着十分显著的促进作用。

　　总之，建立在文化再生产理论基础上的MMI 概念，为剖析市场体制条件下教育分层的历时性变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分析视角。雷夫特里和霍特将MMI 现象解释为学生及其家庭在成本和收益估计基础上的一种理性选择结果。这一解释似乎提示说，在工业化进程中，MMI 现象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不会因国家政策的影响而改变。无疑这种观点是比较消极的，而且瑞典、荷兰、捷克斯洛伐克和中国的政策干预对MMI 的削弱，也表明政策干预一定程度上还是有成效的。问题是中国经验表明通过政策干预抑制较高阶层的教育诉求，以实现教育分层最小化，并不是一种最佳的政策选择；相反，西方发达经济社会长期福利政策对于降低教育分层的作用，却是具有一定社会成效的。当然，西方社会政策干预对教育分层的削弱首先是以较大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的；但更重要的是它们以比较健全的民主、法制监督机制为前提的，特别是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大大缩小了不同阶层之间生活条件和生活风格上的差异。

　　以上对中国当前教育发展的启示在于，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不断扩张教育资源的同时，民主、法制监督机制的建设刻不容缓。仅仅在教育领域通过实行"补偿原则"向中下阶层倾斜教育资源是远远不够的，也无法根本改变中下阶层在较高教育阶段的不利状况。教育平等化的根本出路在于，不断完善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全面缩小社会阶层的生活差异。真正使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脱离那种拒斥中下阶层的工具角色定位，成为一种提升国民创新素质的路径。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达社会各个阶层之间教育机会的平等化模式与经济发展或现代化之间并没有某种必然联系，不同阶层之间生活差异的减小也并不一定就是经济发展或现代化的必然结果。蛋糕即使做得再大，也需要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把蛋糕更公平、更合理地分配给社会各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