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路路：社会变迁：风险与社会控制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由于现代化和体制转型的双重过程，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风险是叠加的。
　　
　　社会变迁带来的风险来自各方面，“社会控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方面，对于变迁中的中国社会来说更是如此。从社会学的视角看，社会控制意味着社会通过各种机制或手段对个人和集团的行为进行约束，从而达到维持社会秩序、保持社会和谐稳定、避免社会解体危险的目的。最初美国社会学家罗斯(Edward A.Ross)提出社会控制的概念，就是面对美国社会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和移民浪潮所引发的社会解体和社会混乱的危险。
　　
　　社会控制的实质是维持社会秩序。社会控制的主要工具和手段是共享的价值观、有效的制度和组织、统一的行为规范（包括法律、规则、习惯、传统等），通过外在的强制和内在的认同两个主要机制，达到约束行为、维持相互依赖、保持沟通、推进不同社会群体和社会成员相互合作的目的，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维持和有序的变迁。
　　
　　变迁与风险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可以归结为两个基本过程，即现代化过程和体制改革过程，或现代化的变迁与体制的转型。
　　
　　现代化：基于现代化进程产生的社会风险是摆在当代中国面前的一个新问题。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利希·贝克和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最早系统地讨论了现代性或现代化社会所面临的风险。
　　
　　例如SARS带来的混乱和恐慌，除了向医疗卫生体系或医学技术提出严峻挑战外，更是直接向社会控制提出了挑战，促使我们从社会控制角度进行多方面的反思。SARS表现为一个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但我们在考虑它的“卫生事件”特征时，不应该忽视其更重要的特征———“突发公共事件”。我们应该将反思置于一个更为广泛和深层的基础之上，其中之一就是基于现代化的发展所带来的控制风险之上。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中，常态性的事件需要整个社会层面上的控制，突发性的事件更需要国家在整个社会层面上的控制。
　　
　　体制转型：当代中国社会除了正在经历一个现代化的变迁外，还在经历一个巨大的体制转型变迁。相对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工具性、物质性的变迁来说，体制、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革是更为根本的变革。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基本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共享价值观的变化也是同等重要的原因）。面对发生在变革了的社会结构基础上的突发性公共事件，传统的认识、机制和手段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能适应新的风险事件的挑战。二十多年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已经形成了不同于原有社会结构的状况，这对于社会控制来说是更为根本的风险性挑战。
　　
　　在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社会中，最具有特色且发挥巨大作用的社会控制体系，就是为人们所熟悉的 “单位体制”，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统治的形式和工具，即一种组织化的国家统治体制，是一种向上依赖、向下控制的体制，是一种资源分配、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的体制。
　　
　　体制变革和社会结构变革 
　　
　　多元化：中国体制转型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整个社会在众多方面的多元化。
　　
　　体制和制度的多元化，主要是单位制的弱化，甚至是解体所显现出来的特征。中国的体制转型首先是从原有体制之外开始的，大量的社会资源和行动空间在单位体制之外被创造出来，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利益多元化或利益分化。体制的转型，特别是体制、制度、资源的多样化趋势，加剧了利益的多元化和分化，不同层次、不同部门、不同单位乃至不同的人群，其利益目标越来越独立，利益边界越来越明晰。
　　
　　市场化：市场化向社会控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市场化的发展意味着国家直接控制的资源相比过去大为减少，大量的资源为各种各样的市场主体所控制。市场关系的性质是交易性而不是命令式或强制性的，交易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在市场化的环境中，规范各种行为主体的手段将主要是法律手段而非行政命令手段，或者是依据法律的行政命令手段。
　　
　　非集中化：“非集中化”主要是指相对于传统体制中中央政府高度集权的体制来说，体制转型中国家或政府的权力，特别是动员和调动资源的权力，由中央政府向下分散和转移。非集中化向风险控制提出的挑战是，当需要整个社会协调、控制以应对风险事件时，当需要高度统一的来自于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的命令权力时，如何协调已经在非集中化的基础上运行的行政权力？
　　
　　流动性：在常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如何控制人口流动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当这一人口流动的过程发生在一个急剧变迁的时期时，就更成为一个新的问题。从更广泛的范围看，“流动性”不仅仅是人员的流动，而且是资本、技术、观念的全范围的流动；不仅是在一国内的流动问题，而且是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过程。社会资源的大规模流动已经蕴涵了巨大的风险，而且会强化由其他原因产生的各种社会风险。
　　
　　重建社会控制体系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社会控制所面临的上述风险都存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特别是当代中国的体制转型，使得社会控制所面临的风险更高，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我们必须调整乃至重建新的社会控制体系。
　　
　　共享价值观体系：有效的社会控制体系最重要的控制手段之一，是社会中存在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共享的价值观，最重要的机制之一是这一价值观内化于大多数社会成员之中，构成了社会成员行动的基本目标、规范和选择标准，具有行为定向的作用。在一个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存在这种占主导地位的、共享的价值观对于社会控制来说尤为重要。
　　
　　弹性社会结构：体制转型造成了一个与改革前相比更大程度分化的社会，现代化使得这种社会分化的趋势更加不可避免。对于一个社会的社会控制体系来说，这种分化潜在的风险在于：分化出去的社会结构成分没有能够被纳入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的核心结构之中，结果是或者造成不同社会结构部分之间的分裂（断裂），或者造成不同社会结构部分之间的冲突。
　　
　　组织化体系：中国社会的体制转型造成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脱离了国家行政体系的直接控制，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脱离了“单位”的直接控制，由“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重建一个社会控制的组织化体系，就成为回应变迁中社会风险最重要的制度建构之一。
　　
　　法治：在上述社会结构变迁趋势的背景下，依靠法治协调利益关系、控制人们的行为是实现社会控制的基本手段和机制之一。实现这一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仅取决于法治的建设，而且取决于对社会风险的认识，取决于对社会变迁本质的认识。
　　
　　沟通：信息沟通有两个基本方面，公共性和畅通性。中国社会单位体制的弱化及社会结构的日益分化和多元化，使得传统的依赖于单位体制和国家行政体制的信息与共同目标的沟通机制面临巨大挑战，当社会遭遇突发性公共事件时更是如此。
　　
　　中国高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和体制转型过程，使得当代中国的社会控制面临着更高程度的风险。归根结底，当代中国的社会控制体系只有适应了多元化、市场化、非集中化和流动性的发展趋势，不断变革和重建，才能实现社会控制的功能与目标。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傅萱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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