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性，或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构建，必然是一个文化转型的大工程，在今天全球化的历史境遇中，特别是在中国国力国势上升时，费孝通先生讲的文化自觉，正是加强这个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和建构中国现代文明的选择的自主地位。百年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知识精英有过不同层次的文化自觉。而今天在新世纪的开端，我们的文化自觉应该有一个全球的视野，有一个更长的历史眼光，不仅要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反思，也要对西方现代性反思。中国现代的新文明不是在文化真空中构建的，它必然是以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优秀元素作为构建的资源。21世纪构建的中国的现代性将必然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新文明。    

      我被邀作2007年费孝通先生讲座的主讲人，感到无比荣幸。费孝通先生是20世纪伟大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他一生的学术工作，不止为中国人类学/社会学的奠基与开拓，作出了卓越贡献，而且也丰富、扩大了世界社会学/人类学的遗产。    

      费先生学术生命最后的十年中，他关怀最切、所思最多的是全球化问题。全球化是人文世界进入一个史无前例的大接触、大交融的时代，这就带出民族文化如何自主存在，以及不同文化的人，如何在这个经济文化上越来越相关的世界里和平相处的问题。他提出了“文化自觉”的重要观念。他说这是“表达当前思想界对全球化的一种反应”，这也是“当前时代的要求”。    

      费先生的文化自觉，不止是对中国社会文化未来的发展说，也是对建立未来世界的和平秩序说的。他说：“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建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连手发展的共处原则。”费先生还以他在八十岁生日所说的一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作为“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    

一、文化自觉与中国百年现代化历程    

      中国跨越三世纪的百年的社会变迁，最适当的描述应是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的知识精英都曾对中国文化有过重要反思，也可说是“文化自觉”。    

      19世纪末，西方帝国主义以炮舰叩关，不止轰碎了中华帝国的天朝之梦，也使中国传统的文明秩序遭到根本性的颠覆。这样的巨变，当然不能不使朝野有所反思与自觉，当时一切反思与自觉的焦点，则在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甲午一战，天朝再败于东邻维新之岛国日本，举国深感耻痛，中国知识精英于痛定思痛之余，在文化自觉上又进一层，因此康梁维新的着力点是把同光的洋务运动之“器物层次的现代化”转进到“制度层次的现代化”。康梁之维新虽失败，但1905年清政府“废科举，设学校”之举，则是中国文化与教育上“现代转向”的标志，而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则是中国政治发展上“现代转向”的里程碑。毫无疑问，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新文化运动激起的是一次影响极为深远的文化反思与文化自觉。    

      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叶，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向”是中国主流的知识精英在不同程度上的文化自觉中展开的，可以说，自此中国走上现代化的不归路，无疑地，中国的现代化对传统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它颠覆了中国二千年来构成的一个自成体系的文明秩序。这个中国传统的文明体系，就文化规范的角度言，诚如陈寅恪所说，是建基于儒家的三纲六纪的。名教纲常是儒家文化价值的制度化的呈现，我称之为“制度化的儒学”。但必须指出，从洋务到维新到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它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虽是愈来愈烈的批判，实际上中国文化并没有消亡，儒学也只是被“去中心化”了，但“制度化的儒学”却是寿终正寝了。而整个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工作，基本上是各个领域寻求新制度的建立，也即从事于“制度的现代化”。很显然，中国的现代化，上世纪中叶之前，在不同的制度领域只有不同程度的建树；日本侵华战争，则使中国现代化工程受到极大阻滞与扭曲。 

      中国大陆在1949年之后，企图发展经济，快速地超英赶美，同时，从土改、大炼钢到成立生产合作社，到实现公社制，则政治运动不断，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反传统、反西方、革命的浪漫狂情淹没了理性与常识，是中国“现代转向”以来最反现代化的一场历史性的浩劫。1978年，“四人帮”垮台，邓小平倡导开放、改革，把经济建设定为国家发展的中心，走上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之路。三十年来，中国的变化之大，发展之快，举世瞩目，中国国力国势急剧上升，不止翻转了百年来中国衰败下沉的局面，更改变了自16世纪以来西方日益居于支配性地位的世界格局。应指出的是，中国三十年的现代化几乎是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新一波的全球化同步的。中国进入世界，世界也进入中国。中国大陆的现代化使中国百年的“现代转向”展现了强大的发展生机，同时也因现代化（特别是它基本组成之工业化）而产生种种新问题。因而在中国崛起的强声中，不能不冷静地自问，中国现代化的最后目标是什么？也即中国现代化所构建的“现代性”是怎样的？是否有“中国的现代性”之可能？这些问题在今日面对全球化的浪潮时变得更为迫切了，因为全球化有趋同趋平的力量，民族文化都会受到冲击，都会出现适应与文化转型的压力，说到底，这也是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现代性的构建能否在全球化中保有“中国性”、“民族性”的问题。费孝通先生倡导的“文化自觉”的观念，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情景中提出来的。    

      应该理解，费先生的“文化自觉”固然是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提出的，但它所针对的问题却是世界性的。20世纪，特别是二次大战后，现代化几乎是非西方社会所共有的历史行程。在这个历史行程中许多非西方的社会都出现过西化与现代化的争议，事实上，现代化与西化是不可避免地有重迭性的。上世纪80年代，当非西方社会特别是东亚正在构建其现代性时，西方学术界发生了一场由后现代主义者引发的“现代性论辩”，涉及到缘自西方18世纪启蒙运动“理性观”建构的“现代性方案”的内在问题与正当性，特别是对“西方现代性”的普世性宣称的质疑。几乎同时，全球化引起的“全球化论辩”，也触及到民族文化的自主性，“现代性问题”已发展为或被包涵于“全球性问题”中。    

      “全球性问题”，从文化角度看，涉及到全球文化的一体性、同构型，抑或多元性与异质性之争论。我想指出，不论是“现代性论辩”或“全球化论辩”都直接间接地关系到中国的现代化或中国现代性的文化构建。

二、全球文化之多元性与多元现代性    

      从世界的视野来看，西欧18世纪的启蒙运动，使欧洲社会决定性地进入了现代，启蒙的中心思想是理性，理性用以正当化人们的信仰，并以之规范社会的公(甚或私)领域，亦即以理性作为构建“好”社会的基础。有趣的是，正是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热情地拥抱象征启蒙的“科学”、“民主”的一年，德国的韦伯(Max Weber)发表了著名的《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与《科学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二者有异地同调之感，但五四所关怀的是在思想上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展开中国文化的启蒙运动，而韦伯所关怀的是欧洲启蒙运动的后果。韦伯指出，启蒙在现代社会中，不是理性的胜利，而是一种他称为“工具理性”的胜利。工具理性之特性，不是导向普遍自由的实现，而是他所谓的“铁笼”的出现。韦伯对启蒙的理性的反思，导引了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与后现代主义对启蒙、对现代性的全面批判。    

      回复到启蒙思想家对理性的乐观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创建现代化理论的美国社会科学者，哈佛的柏森斯(T.Parsons)是这个理论的代表人物。二次大战后，美国崛起，俨然为西方世界之领袖，有强大自信的政治意志去重建战后的世界秩序，美国社会科学对于世界秩序之建构，所提出的就是现代化理论。柏森斯的现代化理论，基本上是演化论的观点，他认为现代社会只有一个源头，即是西欧的理性化，而在20世纪则美国已是现代性的典范。美国的现代化理论60年代风行一时，在亚洲并得到重要的经验支持，但南美洲非洲等地区则受到其他理论(倚赖理论)的挑战，而就在60年代以后，越南战争、民权运动、美元危机、石油冲击，一连串的问题，暴露了美国社会的病态，更使美国作为现代性典范的宣称打了一个大问号。现代化理论的缺失，除了它的西方中心主义(特别是美国中心主义)外，便是它没有给予文化一个应有或充足的位置。    

      8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根本上是从文化的角度切入的。后现代主义反对启蒙的理性观，否定理性的普世性格，他们认为理性是受文化所影响与制约的，没有一个超越一切文化脉络的理性。后现代主义的论述与哈贝马斯(J.Habermas)为现代性方案辩护的立场是有针对性的。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方案的缺陷是可以解救的，但他仍然坚守启蒙立场，认为可以用“沟通理性”来救治现代性方案，他对现代性的论述，如韦伯与柏森斯一样，都对文化没有给予理论上的重视。查尔斯·泰勒(Charl es Tayl or)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有关现代性的理论，都是“现代性的非文化论”。持这种理论者，把现代化看作是社会的“转化”，而这个转化是“文化中立”的运作。“现代化非文化论”，不止相信“西方的现代性”是现代性的“第一个个案”，而且也是现代性普世化的“典范”了。泰勒指出，这种现代化理论的错误是把一切现代的事物都归属于必须来自西方启蒙整套的东西，他称之为“启蒙整套观的错误”。    

      泰勒对“现代性的非文化论”的剖析与批判是很有识见的。事实上，中国百年的现代化，乃至20世纪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所碰到的最根本问题就是文化问题。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或转化过程，从来就不是“文化中立”的。这是民族文化与西方启蒙价值的碰撞，民族文化自愿或不自愿地、自主或不自主地都会作出响应与适应。只有在极端的例子中，民族文化会自觉地完全拒绝或全盘接受西方的启蒙价值，当然，这在经验上也是不可能的，而在多数的情况中，民族文化，特别是有深厚底蕴的民族文化，总是作选择性地接受，且必然会加以改造，也因此出现了多元性的“文化转型”也即“多元的现代性”。总之，在现代性构建过程中，文化是无法缺位的，问题只在于本土文化在文化转型中的自主性的高低与多少。

三、全球化、文化自主性与中国现代文明秩序之构建    

      中国现代性，应理解为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中国现代化的目的决不止于富国强兵，最终的愿景应该是一个现代的文明秩序。由于西欧是现代性第一个“个案”，因此向西欧学习、借镜毋宁是很自然的。日本比中国早走了一步。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向欧美学习、借镜，逐步地输入西方“现代的”技术、制度与价值观念。但到了上世纪后半叶，中国与亚洲其他社会，都普遍出现了向民族文化认同的声音，奈斯比特（J.Nai sbi tt）在《亚洲大趋势》中指出，亚洲在现代化中的成功，增强了亚洲人对亚洲的自信。值得注意的是亚洲在现代化上普遍取得成功之际，恰也是新一波全球化成为大趋势之时，显然，全球化与“全球的现代化”是有一定的关连的，更有意思的是，当全球的经济一元化成为世界趋同的大力量时，却出现全球的“文化多元性”的发展态势。在这里，我特别想说一句，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就是在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发展时刻提出来的。    

      经济全球化引发了文化全球化的激烈讨论，文化全球化的核心问题就是前面所说“全球性问题”。基本上，原来一个以“时间”为度向的“现代性问题”，在全球化脉络里，已转为一个以“空间”为度向的“全球性问题”。现代性问题涉及传统与现代二者之关系，全球性问题涉及的则是全球与地方（本地）二者的关系。简单化的文化全球化理论以为全球化是全球淹没了地方（Local，可译为本地，此亦指民族文化），正如简单化的现代化理论以为现代化是现代取代了传统。事实上，现代必然由传统转化而来，现代中不可能没有传统，我曾说“没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而全球化则不是全球淹没了地方，反是激发了地方（民族)文化。全球中不可能没有地方，我要说，“没有‘没有地方’的全球化”。“全球的”与“地方的”是一辩证关系。    

      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理曼（T.Friedmen）写了一本书《世界是平的》。他说，互联网等新的信息科技，产生全球化的新的趋平化时代。在这趋平的世界平台上，虽然有将世界的多元文化同质化的潜能，但他相信，它有更大的潜能促发文化的“差异性”与多元性，故他用“地方的全球化” （Globalization of the local）一词来说明此一现象。他说，今日全球化的新的趋平化的阶段，并不意味会有更多的美国化，而是多元的地方（民族）文化会越来越全球化。在“全球化”的论辩中，学者几乎有一共识，即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在文化上，出现的却是全球的多元性，并且认为文化的多元主义应为“全球性”的构成原则。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文化全球化却走上多元性的论述，在一个世界范围的经验研究中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英格莱哈特(R.Inglehart)和贝克 (W.E.Baker)于2000年发表了他们的世界价值观的调查(包括65个社会和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报告中发现大规模文化变迁和继续保持独特文化传统的证据，他们说：“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我们所看到的不是以西方文化普遍化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与日俱增的一致性，而是文明多样性的延续。这种延续是通过积极地重新创造和重新吸纳非西方文明模式而得以实现的……。经济发展倾向于将不同的社会推到一个共同的方向上去，但是，这些社会并没有互相靠拢，而是行进在各自传统形成的平行轨道上”。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见到，全球的多元现代性，不止是一种理论思维，并且正成为一个经验现象。无疑，这对中国现代性的构建来说，不是一个可能性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实践的问题。    

      中国百年的现代化历程，不能说不是曲折重重，并且常是自疑而缺少自信的。但到了上世纪最后的20年，费孝通先生指出：“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从中华文化焕发出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未曾有过的强大生机。这种生机的生成时间恰逢新旧二个世纪的交换，为中华民族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在世界新文化的生成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了物质条件和精神自信。”    

      费先生认为今日是中华文化焕发自鸦片战争以来未曾有过的强大生机。如果从16世纪以来的全球格局看，“今日是五百年来未有的变局”，正因如此，才有中国崛起之说，而国人对民族文化之认同与自信也达到百年来的新高度。在这里，我要指出，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生产力获得空前解放，出现了一个“生产革命”，而影响社会文化最直接有力的则是近十几年产生的“消费革命”，目前大约有三亿人已成为消费革命的主角。他们当中可能有些人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自主的选择的自由，他们对市场上的文化产品有机会通过选择性的消费来表达自我的文化身份。一般而言，充斥在文化市场上的产品，从电影、音乐、书籍，到衣、食、住、行相关的大量产品多数是来自欧、美、日本等现代化先进国家，舶来品是最受到消费者欢迎的。但是，近年来，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市场上大为消费者接受的是有中国味、有中国情趣、有中国意念的文化产品，不论是衣、食、住、行哪个领域都有这种倾向。不仅在日常生活的物质上，即使在艺术、文学、思想、价值等精神领域，消费者的爱好也有倾向“民族的”和“地方的”趋势，最近文化市场上的“于丹热”“国学热”正是亮点而已。这个现象，可以是“全球与地方共生化”或 “地方的全球化”的例子，也可以说这是民间社会的一种“文化自觉”。    

      中国现代性，或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构建，必然是一个文化转型的大工程，在今天全球化的历史境遇中，特别是在中国国力国势上升时，费孝通先生讲的文化自觉，正是加强这个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和建构中国现代文明的选择的自主地位。我上面讲到，百年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知识精英有过不同层次的文化自觉。而今天在新世纪的开端，我们的文化自觉应该有一个全球的视野，有一个更长的历史眼光，不仅要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反思，也要对西方现代性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民主以及树立个体主体性的功业，应该批判地承继，但其中“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的偏激观点必须扬弃，更当对中华文化中人文主义的精神价值作新的 “重新估值”。另一方面，西方现代性的“工具理性”思维以及其黑暗面必须批判，但启蒙方案中有普世性的价值应该接受。中国现代的新文明不是在文化真空中构建的，它必然是以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优秀元素作为构建的资源。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现代的新文明将必然是中西文化的创造性的转化（由“传统的”转化到 “现代的”，由“西方的”转化到“中国的”）与二者之交融。无疑地，21世纪构建的中国的现代性将必然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新文明。国人中近年因国势强盛而有大唐盛世重来的憧憬。实则，盛唐正是一个中西（胡）文化大交融的时期，它是文化包容性、文化创造性最强的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内涵扩大化的时期。费孝通先生晚年眼看他热爱的祖国国力日盛，而恰又遇到全球化的大浪潮，他对国人作出“文化自觉”的呼喊。费先生对中华文化的未来，有远虑，但却乐观而充满信心。我今天作《文化自觉、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性之构建》的演讲，正是对他“文化自觉”呼声的一点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