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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敏 “活着的过去”和“未来的过去”——民俗制度变迁与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学视野  
  作者: 杨敏    发布时间:2007-12-28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活着的过去”和“未来的过去”*

——民俗制度变迁与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学视野

 

本文原载于《学习与实践》2007年第6期

内容摘要  民俗制度与中国农村有着天然的一体性,其中深藏着理解农民社会、农村社会甚至中国社会的独特底蕴。以濡化、教化对生活世界形成深层浸润,民俗一向发挥出无语而无涯的制度功效。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时势引发了中国本土社会的多种症状,导致了农村社会问题的重要成因,民俗制度也愈益生境艰难、日渐式微。从实质上看,三农问题、民俗困境都与农村社会特别是农村成人社会的深刻危机联系在一起。通过新农村建设促成农村现代职业体系、农民家园的转变、农村公共空间的再造、自发民俗制度与现代理性制度的交融互构,形成新型的农村社会空间,是农村成人社会复兴的重要契机。这也将使民俗作为“活着的过去”和“未来的过去”面对一个新的进程。

关 键 词  民俗制度  农村民俗特质  农村社会重建  新农村建设

 

随着近年来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中国农村社会进入了剧烈的变迁时期,传统的生活方式、组织模式、交往机制及文化样式又一次面对着空前的改造。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农村社会和农民不同的指称或刻画,如“社会农学”(A. V. Chayanov),“乡土社会”(费孝通),“农民社会”(庄孔韶)或“乡民社会”[1]等等。如庄氏所言,这一社会既不同于马林诺斯基时代看到的所谓部落社会,也不同于工业革命后的工业社会和城市社会,而是它们之外的广大农业耕作地区的农民社会[2]。这些探索启示了我们对中国农村社会独有品质的一种理解:这是跨越了过去和现在,沟连起传统与现代的一片巨大的时空流域。这使我们能够深切地体察社会学和人类学对这片区域的关怀。

上述对称谓中包含着对农村社会的一种共同设想或前提,即农村社会的独特性。恰亚诺夫以“社会农学”来阐释农民经济有自己独特的体系,遵循自身的逻辑和原则[3];格尔兹以“内卷化”(involution)理论,指出传统农业的密集化阻碍了现代经济的成长[4];黄宗智进一步引伸为过密化,认为劳动的超密度投入,农户的“低边际报酬”耐受力,形成了传统农业在过量劳动力的情况下运作[5];庄孔韶则指出传统农业“以不变应万变”的韧性状态,并称之为“不死的小农经济”[6]。所有这些分析都揭示了一种独特的景观:在经济市场化的推涌下,在现代工业化城市社会的围堰中,农村社会仍以其自有的逻辑和机制顽强地存在着、运行着。事实上,除了经济形态和运行机制,面对摧毁性冲击,农村社会的文化、符号、象征、制度系统等,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韧性。

本文所关注的是,在目前这场剧烈空前的社会变迁中,农村民俗作为一种悠久的社会制度,其所处的实际境况,以及对现实的和未来的社会生活可能形成的影响。

一、作为制度的农村民俗

19世纪中期,英国考古学家汤姆斯构造了“Folklore”一词,“民众”与“知识”的学术探索逐渐具有了关联性,成为一个新生学科的滥觞,到19世纪下半期形成了民俗学。一个社会的文化涉及到知识、信仰、核心价值、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而民俗现象是其中的重要组成,是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甚至法学共同关注的内容。也因如此,民俗研究成为了一个具有跨学科性的研究领域。

(一)民俗的社会学理解

民俗或民间风俗,本是源于普通民众生活的一种文化现象,在社会的文化组成中有着独特的质性。譬如,民俗的日常性,民俗总是与普通常人的平日生活融为一体的,其中许多是人们自己广为熟识、习以为常的“惯例”,具有日常生活世界的当然性和常态性特质。民俗的自然性,它融会了人们对自然过程和生命现象的理解或解释,以自发的行动方式,来体现人类秩序的自在、质朴的根源。民俗的功用性,这些民间的习俗直接发源于生活和劳动,反映并满足人们的生计、交换、沟通、娱乐等各种实际需要,以简易便捷的方式服务于平日生活的实践。民俗的象征性,几乎每一社会的习俗都有自己的符码、节日、庆典、仪式、禁忌、戒律,正是运用这种特殊的象征系统,民俗绘制出一套符号与意义反复转换的网格,强化人类共同生活应有的规则和程式,社会的秩序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得到表达和持续。民俗的价值性,作为一种社会性的行动体系,民俗总是以集体过程来表达价值追求,并使之体现为人格陶冶、诚信养育、善恶评判、理想憧憬等多种诉求。民俗的大众性和普济性,民俗具有典型的“草根性”,是民众的、人民的文化,它因大众行动而得到创造、保留和改造,它也是濡化、陶冶和娱乐大众的方式。人们在民俗的展示中自我认同和相互认同,这一过程将民俗的生活的、实践的、体验的、应用的各种特性融为一体,于生活中无所不在。这类生动的民间场景有如布迪厄所说的“自己的游戏”、“自己的社会游戏实践”[7]

民俗以丰富而复杂的品性,展现了人类生活中蕴涵着的时空多重性与一致性的重叠。民俗是过去的,它竭力恪守着先民对生存环境的体验、对自然世界中万千气象的追索,守护着对原创者的记忆、对本土原型的忠诚。民俗也是现实的,它记述了族群的迁徙跋涉,与异域他乡的遭遇,对严酷生活环境的接纳和融入,以乡土社会的多样性使自己得到改造、获得重生。民俗也是未来的,在时光遗留的粗糙刻板的网格下,是欢腾不息的生活之流、无休无止的行动之流。所以,民俗有丰厚的学理意涵,蕴含着一与多、同与异、复制与创造、格式与样态、自然与人文、应然的与实然的、集体与个体、社会与民族的道理,是“活着的过去”和“未来的过去”。它的流光溢彩的形态和具象,以及深藏不露的逻辑格式,往往能牵动日常生活的狭小场景之外、有限体验的经验性描述之后的深厚思考。

(二)农村性、农民性:中国民俗的重要特质

与其他社会的民俗相比,中国民俗有着自身独特的质性。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民俗拥有的最宽阔、最丰富的农村社会场景,及其展现自身过程中富含的顽强的制度性生命力,是极为引人注目的一些质素。譬如,有学者在研究中对我国民间信仰的漫长的农业社会历史进程,情感寄托、精神崇拜的“农村性”、“农民性”予以了特别的关注,认为“中国民间信仰从诞生的一开始就植根于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中,在后来的发展中其主要阵地亦在农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民间信仰几乎等同于‘农民’信仰”[8]。著名人类学家庄孔韶亦指出,占世界人口多数的农民社会主要是处于所谓不发达国家(地区)和发展中的国家(地区),这些农业地区的社会文化变迁成了现代社会学、人类学,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重心之一。庄氏以对中国农村的家庭、宗族等组织样式,社会生产、保障、继承方式、社区结构,及经济、政治、心态、信仰、农民运动和社会变迁等的深入观察,深切感悟农村民俗的制度性意义,使用了“农人的民俗制度”这一术语[9],显示出对中国民俗独特的社会逻辑、深厚的制度土壤,及其生生不已、涅

 
  责任编辑:h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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