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去和现在——

舒尔茨理论的对错

（黄宗智讲稿，2007年11月）

作者题记：本文是作者2007年11月先后在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所做讲座的讲稿。讲稿大部分录自作者已经发表的论文，根据本文主题梳理连贯或重写，这里不再一一注明。感谢当时在座各位先生、同学的反馈。特别感谢人大农发院严瑞珍老师的详细评议。

摘要：本讲通过对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理论对错的系统梳理，说明中国农业过去的内卷以及今天的可能出路，提出从农业本身挖掘出路以及后工业化“小农经济”的设想。同时说明作者提倡的从经验实际出发来提炼理论概念——而不是从脱离实际的前提信念出发来推断理论——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新古典经济学、过密型农业、集体化时期、改革时期、食物消费转型、历史性变迁、后工业化小农经济、美国模式、国家体制、经验与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中的“农民”在市场经济的运作下会把生产要素的使用推向最高效率的（供需）均衡。他们绝对不愚蠢、懒惰。要改造传统农业，关键在教育农民使用新技术，借此发展“人力资本”。农民一旦认识到可以运用新技术得利，便会推进农业的发展和现代化。国家绝对不应干涉市场的运作，更不应该废除土地私有，替之以集体农业和计划经济。在舒尔茨的观点之中，中国革命以及其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全盘错误，导致了经济停滞。而改革时期的非集体化和市场化乃是其后发展的关键。剩下来的不足之处则在于未曾完全建立私有产权和全面市场化。今后中国农村的出路是他设想中的美国模式——以完全私有化、追求最高利润的企业化农业为主体的农业制度。这套认识今天已经成为国内经济学的“主流”，其赞同者认为其首要条件在土地产权的完全私有化。

        我今天的讨论想从舒尔茨的一个关键性的错误认识出发，逐步延伸到其他方面，把他的误识和他正确的认识区别开来，借此来讨论中国当前的农村经济问题以及可能出路.

（一）人口问题

首先，舒尔茨整套分析的出发点是他对市场机制的信念，认为它必定会“把生产要素的使用推向最高效率的均衡”。因此，他特别强调，在市场化的传统农业中，不可能存在劳动力的过剩——因为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乃是一个稀缺资源，在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下，不可能会出现低效率的过剩现象。

        作为经验证据，他引用了印度 1918-1919年发生的流行性感冒疫症，该流行病当时使印度农村劳动力减少约8%，农业生产水平因此显著下降。舒推论说，农业中若真有“零价值”的劳动力，生产应该不会因此受到影响。所以，他认为这个经验证实了他的理论——即传统农业中没有所谓劳动力过剩。（Schultz 1964:第4章；中文见舒尔茨1999）

        但是，这样的推理明显不符实际。首先，他假定所有农户受到同等比例的影响，而实际不会如此，有的农户会全家病倒，有的不受影响。如果有8%的农户因疫症而全家不能耕作，农业生产水平肯定会下降，哪怕其他农户的绝大部分都有剩余劳动力。此外，农业劳动高度季节化，要看疫病影响是否在农忙季节，而后者即使显示全就业，并不表示在农忙季节之外农村没有剩余劳动力（亦可称作就业不足或隐性失业）。舒没有考虑这些经验细节，因为他主要是个理论家，关心的是纯理论问题，而不看重理论与经验实际的紧密连接。

        对他本人来讲，真正关键的不是他的经验论证，因为他对印度所知十分有限，正如他对中国实际所知一样。他真正关心的是理论，而真正支撑他的观点的乃是他关于市场经济的一套理论。在他的论证中，一个关键概念是他所拟造的“零价值”劳动力稻草人，他争论说世界上不会有为零报酬而投入劳动的农民，因此，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劳动力过剩。但实际上劳动力的相对过剩并不等于零价值的劳动。如此来论证没有劳动力过剩，只是一种辩论游戏，对了解实际问题没有帮助。

    1．明清以来

历史事实是，中国明清以来因为各主要河流流域的核心地区人口已经基本饱和，人口的持续增加要么导致了向边缘地区的移民，要么是核心地区在按日报酬递减的情况下农业生产进一步劳动密集化。到19、20世纪，华北平原符合舒尔茨逻辑的只有该地使用雇佣劳动力的经营式农场，他们因为可以根据需要而适当调整劳动力，达到了劳动力和土地在现存技术条件下的最佳配置，平均是25亩地一个劳动力。但这样的高劳动效率农场只占该地总耕地面积的10%，其余的耕地是由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的家庭农场种植的，而他们的劳均耕地面积只达到10亩。他们一般比经营式农场每亩投入更多的劳动天数，得到的是不成比例的稍高的亩产。按照每劳动日报酬计算，要比经营式农场差得多。

在那样的情况下，家庭农场相当普遍地从粮食生产转向部分的棉花-纱-布生产。后者每亩地需要12到18倍于粮食种植的劳动投入，来换取远远不到那样倍数的收入（棉花需要约20天种植、161天纺纱织布，相对于粮食的约10天/亩。江南地区亩产30斤皮棉，可以织23匹布，每匹纺纱4天，织布一天，弹花及上浆等2天，共7天。）（黄宗智2000b：84）。在江南，也有不少农户从粮食生产转到蚕桑种植，以9倍的劳动力投入换取3、4倍的净收入。很明显，无论是花-纱-布还是蚕桑-缫丝生产的每劳动日所得，都和粮食种植相去甚远。这就是我之所谓 “内卷”或“过密”型生产。因为这样的生产也是两地（尤其是江南）农村商品化的主要动力，我也称之为 “内卷型商品化（或市场化）”。

这个现象背后的逻辑是家庭农场的特殊组织性，与舒尔茨心目中的资本主义企业组织不同。家庭成员的劳动力是给定的。同时，一个家庭农场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消费单位。这样，在人口压力下，也就是说在土地不足的情况下，一个家庭农场会为生存需要而在土地上继续投入劳力，逻辑上直到其边际报酬下降到近乎零，而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则只是一个生产单位，它会在边际报酬降到低于市场工资时，停止再雇用劳动力。这个道理是前苏联的恰亚诺夫在俄国农业经济的大量经验证据上提炼出来的（恰亚诺夫1996：第3章）。正是因为这样的组织性逻辑的不同，华北、江南的小家庭农场，所得到的单位面积产量是高于经营式农场的，但按照每工作日计算，其劳动生产率则要低于经营式农场。这就是我所谓“内卷”的基本含义。

这种内卷趋势在民国时期持续了下去，在中国农业经济“国际化”的趋势下，包括外来资本（尤其是日本在山东）所建立的纱、布工厂，棉花经济进一步扩充，而花-纱-布的分离（原来是由同一家庭农场种花、纺纱、织布，现在则由工厂产纱，再由农村手工织布），大规模提高了农村的商品率（可能达到40倍），但过密化逻辑基本一致，农村劳力普遍种植少于自己劳动力在理想条件下所能耕种的面积。“内卷化”仍旧。

        我为什么要强调“内卷”或“过密”？因为人口众多、就业不足的问题正是中国最最基本的“国情”之一，也是中国历史的基本动力之一。正因为劳动力相对过剩、土地资源相对劳动力的需求十分短缺，在历代王朝中造成了周期性的社会危机和农民起义。

       说到农民运动，分配不均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里应该进一步说明人口过剩与分配不均间的相互关系。很明显，在前现代欧洲的封建制度下，土地分配要比在中国长期的地主制度下更加不平均，封建领主和普通小农之间的身份和收入要比中国的地主和小农之间更加悬殊。因此，如果完全从分配不均程度来考虑，似乎欧洲更应该引起频繁的农民造反运动。但历史事实正好相反。其中的关键原因是人口压力迫使更多人生活于糊口边际，而一个在水深没颈的人，对分配不均感受会比一个处于小康状况的人更加迫切。这样，就更可能导致更强烈的造反动机。

       我们也可以就近从中国江南和华北的不同来说明这个问题。江南地主占地比例要比华北高得多，达到总面积的一半以上，相对于华北的15%。也就是所，江南的贫富不均状态要比华北严重。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共产党农村革命运动在江南应该比在华北更具号召力。但历史事实正好相反。共产党革命之所以成功，很大比例是出于其在华北平原获得的广泛的民众支持，而在江南则并没有获得这样的民众支持（Chang Liu 2007）。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江南土地肥沃、作物生长期较长，运输和商业比华北发达，也因此总的来讲要比华北更近乎小康生活水平。这是江南农村人民之所以更不容易接受共产党革命的基本原因。而华北则土地贫瘠、人口压力（相对播种面积和产出）严重，而且天灾频繁，因此更容易接受共产党的革命运动。说到底，其中道理是人口压力会扩大、加重贫穷问题。

       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明显是由大规模社会危机所推动的；它之要求均分土地正反映了人口过剩和分配不均的事实。其后的国民党时期，天灾人祸频繁，造成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死亡，乃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基本动因，而革命政权下推行的土地改革同样也绝对不是偶然的。其后，通过集体化为农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公共服务也绝对不是偶然的——它们反映了农村人民的基本要求。我们不能像舒尔茨那样一笔抹杀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背景和起源。我们更不能把国民党时期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实际想象为19、20世纪初的美国农村。

   2． 集体化时期

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集体化也并没有能够成功地改造中国农村经济。在人民共和国时期，中国农村实现了舒尔茨强调的现代工业科技因素的投入（主要是机械化、化肥与科学选育良种），但它在中国并没有像在许多其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那样，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农村生活水平仍然徘徊于糊口水平。

根据舒尔茨的观点，这主要是因为计划经济废除土地私有并过分控制生产和价格，因此没有允许市场机制发挥其应有作用。（Schultz  1964: 第8章）他这个观点有它一定的正确之处——这一点我们下面还要继续讨论。但是，我们也应该指出，他再次完全忽视了人口因素。

人口因素的重要性可以用日本和中国的农村发展历史的不同来说明。在日本，现代技术的投入是在农村人口基本没有增加的历史情况之下实现的。当时因为城市工业蓬勃发展，吸收了相当部分农村人口，因此，农村人口基本稳定，农村劳动力得以吸收现代投入所赋予的产出上的提高，也因此能够实现农村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显著提高，也就是我们意义中的现代型发展。

但是，在中国，在这些投入实现的同时，农业从业人员（“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增加了将近70%（从1952年的1.73亿到1980年的2.91亿，《中国统计年鉴》2004：120）。加上集体化下妇女劳动力的动员以及每年劳动日数的增加，大规模的劳动力增加决定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模式：依赖原来劳动量的约四倍的投入，伴随现代生产要素的投入，在已经是相当高的总产量的基础上进一步把产出提高了约三倍。这是可观的成绩，但是，每劳动日的报酬不仅没有提高，实际上是降低了（Perkins and Yusuf 1984；黄宗智2000b：441）。复种指数大规模上升，农业生产进一步劳动密集化，结果是内卷化的持续。

今天回顾，集体化时期的农村政策肯定有其失误之处。对农业经济控制过严，统死、卡死，没有能够充分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肯定是一个因素。相对后来联产承包制下的家庭化管理制度，集体生产显然在劳动力使用上是低效率的：上世纪80年代，从集体农业释放出1亿劳动力就业于乡村工业，而农业生产水平非但没有下降，而且持续上升，便是最清楚的例证。这是舒尔茨理论所看到的、突出的问题。但是，舒尔茨没有看到人口问题。当时农村政策的关键性失误是没有正视人口问题并采取适当措施，以致后来迫不得已地必须采取比较极端的生育控制。正因为如此，现代技术投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发展，绝大部分被人口压力所蚕食掉. 

    3． 改革时期

改革的最初几年之中，即1980年代上半期，中国农业出现了相当显著的发展，达到每年5-6%的幅度。舒尔茨等人把那个发展完全归功于去集体化。（黄宗智2000b：250-251）他们的“论证”其实再次主要是出于其基本信条的推理：中国脱离了他们极力反对的计划经济体系，采用了市场经济，解散了集体农业，采用了个别家庭自主的组织体制，当然只可能导致农业发展。（至于其发展不足，他们同样根据从市场经济理念出发的推理，认为只可能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完全采用美国模式。这一点下面还要讨论。）但事实是，把农业劳动力从集体组织中释放出来固然是个重要因素，但80年代初期国家对农产品价格的调整同样重要。此外，因为石油工业达到成熟发展而大规模提高的化肥供应，也是个重要的因素。按照一般化肥对粮食产量影响的比例计算，折吨量乘4.1得出化肥实物量，再乘3得出产量可预期提高量，可以解释很大部分的产量提高。（见Perkins 1969: 73；参见黄宗智2000b：252-253）[1]正因为如此，80年代上半期所出现的高速农业发展结果只是短暂和一次性的，到了80年代后期，便已再次趋向缓慢。

事实是，在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较高或者较低的劳动积极性只能影响单位面积的劳动投入时间，对其产量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过密的劳动投入会导致边际劳动生产率的递减，而反过密的劳动力释放，除非完全就业，只能导致休闲量的增加，不会显著影响亩产量。这个道理在上世纪30年代的华北农村以及80年代的松江县已经十分明显（黄宗智2000a：第9章；2000b：251-54）。无论是在解放前的市场经济下，还是毛泽东时代的集体生产下，或者后毛时代的承包制下，都是同一道理。

像舒尔茨那样把改革前的农业问题完全归罪于集体化，和其后的成绩完全归功于非集体化和市场化乃是意识形态的作用，不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分析。事实是，中国农业最最基本的“过密”问题仍然没有能够得到解决。        

        我们再看80年代蓬勃的乡村工业化。截至1989年乡镇企业吸收了将近一亿（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0.94亿，《中国统计统鉴》2004：123），再一次带来了可能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和报酬的机会。但是，农村的劳动力是如此的丰富，当时自然增长率又仍然是如此之高，“乡村农、林、牧、渔”从业人员在十年乡村工业化之后仍然从1980年的2.98亿增加到3.24亿。(乡村人口则从8.1亿增加到8.8亿，乡村总从业人员数从3.18亿增加到4.09亿。)劳均耕地因此非但没有增加，反而递减（同上：473-74）。农业仍然过密，农业劳动力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处于隐性失业状态中。

再其后，90年代至今，中国大规模参与国际市场，全球资本大规模进入，城市经济大幅度增长，又吸收了约1亿（离土离乡的）农民工，再次提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发展的机会和可能，但是乡村农业从业人员数只有少量的递减，从1989年的3.24亿到2003年的3.13亿（同上：474）。中国劳动力人数及其自然增长率是如此的庞大，以致改革以来将近30年之中发展起来的惊人的非农就业总的来说仍然少于农村自然增长的数量。这就是今日劳均仍然只有7个播种亩的基本原因。[2]总的结果是，时至今日，农村仍然人口过剩，农业仍然过密，大量务农劳动力仍然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农业收入也因此十分低下。这是今天的所谓“三农问题”的基本原因之一。

简言之，回顾中国农村经济历史，人口压力问题明显是中国最最基本的国情之一。正因为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中国不可能像舒尔茨他们提倡的那样突然采用农村土地私有制，完全依赖市场经济来做分配。按照舒尔茨的方案来做，只会再次导致民国时期国民党统治下的那种大规模社会危机。

（二）土地承包制度

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在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土地承包的均分制度乃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一个基本措施。入城打工的农民面对的是不公平待遇、不稳定的就业，但如果一旦失业，仍然可以回到家乡种口粮地、承包地糊口。在今天的制度下，口粮、承包土地制度所起的作用在没有社会保障的农村中等于是一种替代性的社会保障，保证两亿农民工有家可归。这个事实，正如中国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运动一样，是舒尔茨等人所不愿正视的事实。其中关键仍然是他们没有正视中国劳动力过剩的基本国情。

        但是，这并不是说承包土地乃是一个理想制度。应该指出，问题是这样的制度化了的口粮、承包生产方式极其容易僵化。对从事这样生产的农户来讲，他们觉得别无选择，大家紧紧抓住自己认为是应得的承包地（和自留地）使用权来补助非农业的收入。首先以为这个制度是公平的，因为全村其他人都处于同样的状况并且也都这么想。同时，上面已经指出，口粮地等于是一种经济保险，因为如果一旦在城市失业，起码还有家可归，有地可糊口。另外，哪怕有意在土地上做进一步的投入来种植价值较高的作物或进行多种经营，但是筹资无门，银行不贷款，而私家贷款的利息又普遍起码要求1%/月、12%/年，是农产品所不大可能达到的资本回报率。从政府的角度来考虑，用这样的劳动力来维持农产品生产是最最廉价、最最“经济”的办法。它也是目前容忍、掩盖农业从业人员中三分之一到一半劳动力的隐性失业的一个方法。城市的普通老百姓一般也认可这个制度，因为这样可以在各种消费需要的压力之下维持农产品的较低价格。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多种利益集团所愿意维持的制度，哪怕它是个低报酬的农业生产制度。

中国历史上的“男耕女织”是个非常牢固的经济体；今天已经形成了一个可能同样牢固的半工半耕的经济体。我们也许可以把这个状态称为僵化了的过密型农业经营。同时，因为它是个被国家政权制度化了的东西，也许更应该称作“制度化了的过密型农业”。

整个半工半耕制度的逻辑是：人多地少的过密型农业因收入不足而迫使人们外出打工，而外出打临时工的风险又反过来迫使人们依赖家里的小规模口粮地作为保险。这样，就使过密型小规模、低报酬的农业制度和恶性的临时工制度紧紧地卷在一起。正是这个制度替代了原来的集体生产。

上述是比较明显的制度性因素，但是此外还有一个组织性因素。今天的小农农户，仍然（正如恰亚诺夫多年前指出的那样）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消费单位。同时，它的劳动力是既定的。因此，它会做出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单位不会做出的抉择，会愿意为（低于市场工资报酬的）自家消费之用而种植口粮/承包地，会（像过去那样）为了增加家庭的收入而结合主业和副业，结合主要劳动力和辅助性劳动力的使用。过去种植业是主业，在农村打短工或在家纺纱织布（或缫丝）是副业。今天半工半耕的农户则以城市打工为主（主要收入来源），家庭种植为副。今天中国的半无产化了的农户之同时从事（半就业型）种植业和城市（镇）打工既是出于这种农户经济单位的组织性逻辑，也是出于国家政策性抉择的原因。

说到底，今天的这个制度的起源还是人口过剩问题。正因为人口过剩，才需要国家的干预来均分土地，避免社会动荡。在此，我们可以做以下的小结：舒尔茨等人认为计划经济会导致农业经济的僵化是正确的。他们认为减少政府控制会提高农民劳动的积极性和效率，也是正确的。但他们完全无视中国人多地少以及历史上的大规模社会危机的基本国情，意欲把他们设想中的美国农业模式照搬到中国使用，是错误的。问题是，我们该怎样从舒尔茨的观点抽出他的正确之处，作出符合中国实际的选择？ 

（三）当前的历史性契机

上面已经突出了当前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的众多问题。中国该怎样来走出这个困境？下面我试图从当前的实际出发，提出一个既包含舒尔茨的是处也照顾到中国国情的方案。

上面已经看到，由于在“全球化”资本投入的推动下，一亿多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打工，连同乡村工业化，形成了历史性的两亿多农民的非农就业大趋势。进入新世纪，这个趋势正好与其它两大趋势交汇。一是国家在80年代以来的生育政策所导致的生育率下降终于反映于新就业人数的下降。另外是伴随国民收入上升而来的食物消费转型，从以粮食为主的模式转向粮—肉、鱼—菜、果兼重模式，并因此形成了对农业生产的不同需求，推动更高劳动投入和成比例和超比例价值农产品的需求。这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正为中国提供一个历史性契机。如果能够建立适当的制度环境，借市场需求来推动农业生产，应该可以走出长时期以来的农业过密化困境，提高农村土地/劳力比例，提高务农人口收入，使大多数农民逐步达到小康生活水平。（见黄宗智2006a， 2006b; 黄宗智  彭玉生 2007）

上面已经提到，舒尔茨则坚持在市场机制运作下，不可能有劳动力过剩。事实是，中国农村长期以来都处于劳动力过剩的状态，而今日的历史性契机则完全来自舒尔茨视野之外的社会和经济因素。

        最近，我和彭玉生教授合作，试图对这三个趋势在今后10到25年中的可能走向作一个比较系统的估计。首先是根据近年的人口和就业趋势来看今后的去向。

        先要说明为什么许多学者会悲观地认为，中国农村人口将长期陷于人多地少的轮回，无以解脱。1990年代后期，国企改革，大量国企职工下岗，城乡整体非农就业增长速度锐减，从1980至1996年的平均每年1500万，下降到1997至2000年的平均每年650万，仅仅勉强消化了劳动力的自然增长，农业从业人员仍然徘徊于3亿线上。这是“三农问题”讨论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案的部分背景。

但是，出乎人们意料，经过几年的痛苦适应，城乡整体非农就业增长速度最近几年又回升到每年1000多万的数量。务农人数也在2000年以后以平均每年2％的速度递减，即每年约600万左右。同时，现今人口的自然增长趋势业已减缓，从1980到1995年的1.37％下降到今天的0.6％左右。劳动力的自然增长亦将随之减缓。今后即使非农就业人数增长减缓，务农人数应能仍然以每年五六百万的速度下降，并于25年后减半。[3]

总之，中国农村人口就业正处于两大趋势的交汇之中。两亿农民的非农就业和人口生育率的降低（及随后劳动力自然增长的减慢），导致长期以来务农人数的第一次持续下降。这是个划时代的变迁。

       在此同时，中国人的食品结构正在经历由植物纤维为主向兼重动物脂肪及高蛋白的转变。动物类副食品（鱼、肉、蛋、奶）的消费量逐年上升，特别是近年来，奶及奶制品的消费迅速攀升。与此相对，粮食消费显著下降，反映动物类副食品的替代作用。

毋庸赘言，中国城乡生活水平差距很大。但是从食物结构的转型上看，城乡却是同步的。先看肉类消费量，80年代初，城市人均约为21公斤（1981-1983年三年平均），农村人均10公斤，城乡之比为2.1；到近几年，城市人均肉类消费量是31-32公斤（2003-2005年三年平均），农村人均19公斤，城乡之比减缩到1.7。再看水产类消费量，80年代初，城市人均7.7公斤，农村人均1.4公斤，城乡之比为5.5；近3年，城市人均12.8公斤，农村人均4.6公斤，城乡之比减缩到2.8。

   食物结构的转型也是横跨不同收入群体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家计调查收入分组资料，鱼、肉、蛋、奶人均消费量随收入水平递增。纵向比较1995和2005年的收入分组资料说明，动物蛋白消费量的提高不仅体现在高收入人群，也体现在低收入人群。比如，1995年城镇收入最高和最低10%人口的肉类（猪、牛、羊、禽）消费量分别是人均30.2和17.5公斤（中国统计年鉴1996：表9-10）；到2005年，这两个极端收入组的肉类消费量分别增长为37.5和23.7公斤（中国统计年鉴2006：表10-13）。所以，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高能量的动物蛋白消费量将继续提高。中国人在食品结构上的要求，无论城镇还是乡村居民（排除体力和非体力劳动主要是量上的差别），应该是基本一致的。

彭玉生和我根据今天城镇平均和城镇中上层40%收入组的消费量，来估算全国食品消费量未来的需求和上升空间。城镇中上层40%的人均肉类、水产消费量分别为37公斤和15.6公斤，即每日约3两鱼、肉的水平。在我们看来，这已逼近鱼肉消费量的饱和水平。根据这个标准来估计，人均水产消费量还有较大上升空间，接近翻番（90%）。全国肉类人均消费量，还需要增长44％，就能达到目前城镇中上层的消费水平，其中猪肉上升余地较小，牛羊肉和禽肉的上升空间较大。鸡蛋还有55％的上升空间。而奶及奶制品的上升空间最大，为150％。

同时，人均粮食食用量有望减半。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对粮食的总需求会下降，相反，粮食消费的减少意味着肉食消费的增加，而畜牧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饲料。根据我们对未来畜牧业发展潜力的估计，饲料粮大概还有1亿吨的增长空间。

蔬菜消费，仅从斤量考虑，上升空间不大。[4]今后的发展方向不在于产量或播种面积的扩大，而主要在于改进品种、档次、加工和运销。比如，北方在过去的大、小白菜之外，加上茄子、西红柿、油麦菜、丝瓜、芦笋、韭菜、空心菜、木耳菜、鸡毛菜、苋菜、娃娃菜等等多样品种，甚或有机蔬菜。[5]

相对蔬菜消费量，水果消费量偏低，但有上升趋势。全国人均水果消费量为34公斤，城镇中、上层的人均消费量为70公斤。发达国家的水果消费水平是100-150公斤。水果消费水平偏低的一个因素可能是中国人还没有饮鲜果汁的习惯。随着电冰箱的普及，水果和果汁的消费有很大上升空间。

总之，食物消费转型是近年来在大规模非农就业和人口增长率下降之外的第三个历史性变迁。

       我们根据近年变化的趋势对未来的食品消费继续转型作了估计。从1995至2005的10年间，人均水产和肉类（猪、牛、羊、禽）消费以每年约5%的速度增长，人均蛋消费的增长速度为3.4%，奶及制品为18％。我们如果假定水产和肉类继续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蛋以3%的速度增长，奶类产品以10%的速度增长，那么， 10年以后，这些副食品的人均消费量将达到或接近增长的限值，即今天中上层的消费水平。

这样的变化将会需要更多的劳动投入，因为粮-肉-菜兼重的农业多种经营模式需要更多的劳动投入。2005年每个务农农民平均169天务农，其中136天种田，33天渔牧。若按一年250个工作日来算，约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失业的，即一亿左右剩余劳动力，这与学术界的共识基本一致。但根据我们的预测，10年以后，局面就可能会大为改观：每个务农农民要用176天种田，另外64天从事渔牧业，这就接近比较充分的就业。[6]

从农场规模来看，也能说明问题。根据我们的估计，10年以后劳均播种面积将从今天的7个播种亩[7]